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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领导魅力的政治品味：祛魅与回归 【摘 要】传统领导魅力模式依托于单一领导者的神秘主义，而单一领导者的政治品味具有绝对性的特征，带有不稳定的脆弱性，可能对集体的政治品味产生危害，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祛魅，即去除领导者身上的神化标签。在这一基础上要回归到新型领导魅力模式，但这种回归是一种重构。新型领导魅力模式以集体交互主义为特征，通过领导者、集体其他成员、组织整体政治品味三位一体式的展开，维系集体的稳定性，也有利于领导者与其他成员的发展。要建立新型领导魅力，提高政治品味，应从领导者和其他成员的思想认识入手，建立集体内部的对话机制和对领导者政治品味的倒逼机制。但需注意，这一过程中领导者的身份特殊性应当被保留。 【关 键 词】领导者；领导魅力；政治品味；集体交互主义；对话机制 【作者简介】严浚秋（1980— ），女，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商管理、行政管理、管理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2）12-0055-04 一、导论 一个组织是由大量个体构成的，个体的性质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组织呈现出的样貌。但是，这些个体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同的，对于组织中的普通成员而言，其个体特性仅能够对组织产生间接的塑造作用，这些作用有时甚至可以直接被忽视，只有当大量个体凝结为一个整体时，作为整体的特性才有被详细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与之相对，对于组织的领导者而言，其个体特质对组织有显著的作用，有时甚至可以决定组织的行为。领导者对组织的影响突出表现在领导者本人的政治品味上。所谓政治品味，是指领导者在政治结构和政治机理上对组织展现出的品质和修养，如对于民主决策的态度等。这是因为，领导者在组织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其特性与偏好经由领导者自身的影响力而得到无限的扩张与延伸，最终形成与普通个体凝结而成的整体特性类似的效果。在这个发展的动态过程中，领导者的政治品味得到展现和扩张，最终深刻影响了集体的政治特性与发展面向。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动力因子的领导魅力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某方面来看，领导魅力是领导者政治品味发展的动因，同时也是领导者个人意志被组织承认的原因。 如何理解领导魅力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机制呢？首先必须明确，这里的领导魅力并非单纯的褒义词，而是具有中性意味的描述。换言之，领导魅力对于领导品味的提升兼具积极与消极作用，具体要依据领导魅力的类型而划分。但可能基于中文语境下“魅力”这一词语一贯的正面形象，学界通常简单地对领导魅力进行正面理解，并倾向于研究领导魅力对提升组织工作效率与组织成员忠诚性的积极作用。但本文认为，这一理解过于片面，对领导魅力要做进一步详细的划分，同时要将领导者的政治品味作为领导魅力的前进进路，对两者的概念及相关关系做更精细化的区分。传统意义上的领导魅力基于个人主义与神秘主义，对于领导者政治品味的提升既可能发挥正面作用，也可能发挥负面作用；而新的领导魅力基于集体交互主义，它对于领导政治品味的提升发挥的主要是积极作用。由此，对领导魅力的政治品味就有了一个祛魅与回归的过程。 二、祛魅：传统领导魅力对政治品味之介入 正如前文所述，领导魅力政治品味的祛魅，是指祛除附着在领导者身上的个人主义与神秘主义，使得领导者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组织中特殊但并没有被神化的功能角色。换言之，传统的领导魅力将领导者塑造为一种超越普遍个体而存在的异化体。正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的那样，传统的魅力型领导者“被视为天分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或者特别非凡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1］。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以其自身的一种超直观的特质维系整个组织的存在与运行。这种维系的外在表现就是，领导者自身带上某种滤镜，成为集体的“神话”，领导者不需要听从任何建议，也不需要与其他组织成员对话，仅仅依靠自身神化的魅力就能够对其他组织成员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这一语境下，领导者的政治品味与其神化特性息息相关。换言之，这一政治品味是绝对的、超脱的、基于想象而存在的，其对于政治结构和政治机理的观点与态度被认为是天然形成与不可挑战的。例如，在一个奉行柏拉图“哲学王”政治品味的领导者那里，“贤人之治”将会是集体理所当然追求的政治品味。然而，这种结构是脆弱的。当领导者自身的神性特质幻灭，基于魅力进行的领导活动随之宣告崩塌，依靠领导魅力建立的领导者政治品味的正确性将会被摒弃。一旦领导者所代表的“贤人”被确认为是庸俗、残忍、暴力的，这种政治品味乃至整个集体的政治结构将遭到巨大的打击。这一过程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领导者跌下神坛，泯然于众人，其对于整个集体的权力观（政治品味）从被彻底肯定转变为被彻底否定，而整个组织要么寻找其他的领导纽带，要么也跟着崩溃。这整个过程构成了领导魅力政治品味祛魅的逻辑进路。下文将对领导魅力政治品味的祛魅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领导魅力与政治品味之辩证 传统的领导魅力往往是基于领导者的个人主义，因而具有极强的人身性，与领导者的个人气质紧密相关。学界通常将典型的中西方领导模式分为家长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顾名思义，家长型领导往往指领导者基于领导地位而享有威权，就像家长一样高高在上，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发布命令，而普通员工不能质疑、不能反对，只能遵从与执行。这种模式显然不符合现今的社会发展趋势，因而基本上已被摒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事实上东方传统的家长型领导已经随时代发展而转化为兄长型领导。［2］而变革型领导主要依靠的是领导魅力而非职位所赋予的威权带领整个团队，在这一领导模式下，领导者虽然也有可能依赖威权，但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特性进行领导行为。 不管是家长型领导还是变革型领导，在传统模式下，其都代表着不可怀疑、不可侵犯的形象。他们的政治品味在质上具有正面的绝对性，在量上是向着正极方向不断发展和累积的。从逻辑上看，传统领导魅力模式下的领导者政治品味是神化形象下的附属品，代表着整个集体的政治判断与政治选择。因此，除非集体受到外部刺激导致其稳定性受到伤害，否则，这一政治品味具有绝对超然性。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领导者政治品味的地位来源于其形象魅力；另一方面，前者的地位反过来又加深了后者的影响——这种相互依托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集体化的进路。 （二）政治品味介入传统领导魅力之补正 讨论传统魅力型领导祛魅的作用，首先要讨论传统领导魅力对政治品味的危害。前文已经说明，学界倾向于从正面积极的角度评价领导魅力，而这仅是看到了领导魅力的一个维度。事实上，领导魅力本身只是一个加强组织内部共识与凝聚力的工具，而这种共识与凝聚力建立在共同信念的基础之上。领导魅力使用不当，可能会伤害甚至摧毁组织内部的共同信念。例如，作为集体的一分子，当领导者存有自私心理时，其个人魅力的发挥不仅对集体没有任何益处，甚至可能导致集体崩塌。此外，在当今社会中，个体皆是自由的，领导者可以依据其心意自由地选择离开集体。若领导者基于自由意志选择离开集体，对于集体也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因此，在“领导魅力—领导政治品味—集体模式”这一进路上可以发现，传统模式下的领导魅力作为一个逻辑链上的前提条件，其正当性是存在问题的，并可能导致集体对领导者的政治品味存在盲从的现象，即集体不能客观看待领导者的政治品味，无法认识到领导者作为集体的一分子也有可能在主观上产生错误认知。一旦领导者的个人特质产生问题，其政治品味就存在异化、腐化的危险，而领导者的政治品味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集体政治模式的认知与选择。在这一点上，传统领导魅力给政治品味带来的危害是一种类似于“薛定谔的猫”式的不确定性。 （三）政治品味化：领导魅力的位移与扩散 传统领导魅力之所以会对领导者的政治品味产生危害，根本原因是并未将领导者与组织其他成员放在一个平等的位阶上对待，而是将领导者单独抽象成了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符号，过度夸大了领导者个人的作用与能力；与之相对应，组织其他成员则被抽象化成了一种附庸，而这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个体自由主义存在着极大的张力。因此，为保证领导者与组织的政治品味保持正确性，传统领导魅力必须被去除。同时，现代组织区别于传统组织的形式，传统组织多是身份、观念、利益等多种元素的伦理综合体，其特征是联结紧密、难以撼动，而现代组织具有碎片化、松散化倾向，传统领导魅力带来的单一绝对政治品味事实上已经受到挑战。因此，对其去除也具有了可能性。 那么，如何去除组织中的传统领导魅力呢？首先，要承认领导者与组织其他成员一样，仅具有身份意义上的区别，但在其他方面是平等的。领导者也会犯错，其政治品味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换言之，要将领导者拉下“魅力的神坛”。其次，要更新观念，摒除神秘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同时也不能陷入传统集体主义的泥沼，而应当采取辩证主义的集体观念，既在集体中看到个体的独立存在，又从个体视角看到集体的外在限制。再次，要从具体的集体运作程序上切实实现领导魅力的去除。例如，建立组织决策机制，避免领导者的“一言堂”；对于领导者的决策要建立相应的论证与追责制度，使得领导者实事求是，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总之，要加强领导者与组织其他成员的沟通，从而淡化领导者政治品味的决定性作用。 三、回归：新型领导魅力对政治品味的重构 必须明确，这里指称的领导魅力政治品味的回归，是在对传统领导魅力进行解构、去除后，在新的环境背景下，依照新的组织特征，为保障组织的利益、实现组织的目标、明确领导政治品味的价值与局限性而对领导魅力进行的重构。这种重构表面上看起来是领导魅力的重新拾起，实际上却蕴含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安排与逻辑路径。为了与传统领导魅力进行区分，本文将使用新型领导魅力来指称重构后的领导魅力政治品味。这种新型领导魅力并不是建立在将领导者神化的基础之上，相反，它将领导者视为集体中的一分子，这样基于领导魅力而产生的政治品味的不稳定性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的限制。当然，由于身份的不同，领导者的地位与组织中其他成员必定存在区别，完全忽视这些区别是掩耳盗铃。但是，这种区别并非“神化符号”与“人化符号”的区别，而仅仅是角色功能上的区别。在前述角色功能区别的基础上，领导魅力产生的政治品味不再是完全基于领导者的个人气质与主观偏好，其行使方式也不是领导者单向传递给其他组织成员，相反，这种政治品味更多的是依托组织成员的相互交往而在集体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换言之，它具有很强的集体交互性。在这一政治品味建立的过程中，组织成员积极参与进去，并经历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复杂利益博弈。因此，新型领导魅力下的领导政治品味就成为一种可被探讨、可被批驳的价值倾向。这不是一个绝对的对错问题，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使用和变更的问题。 （一）核心旨趣：新型领导魅力政治品味再定位 如前文所述，新型领导魅力建立的基础不再是对领导者个人形象的神圣化与抽象化，而是建立在领导者是一个普通个体的基础上。因此，新型领导魅力首先就具有了较为具体的特征。在新型领导魅力下，领导者与组织其他成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此外，新型领导魅力也不再是领导者单方面传达命令给其他组织成员，而是领导者与其他组织成员双向交流的结果，具有较强的集体交互性。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通过自己在对话交流中展现出的性格特征等优势建立起领导魅力。如果领导者出现了思想偏差或者存有错误心思，其他组织成员可以迅速指出其失误，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对领导者施加一定的压力，通过合理的方式更换领导者。 那么，如何理解新型领导魅力与政治品味关系的重构？这种重构主要体现在领导者个人魅力对集体政治品味塑造的作用上。与传统魅力模式中领导者以个人的政治品味决定集体政治品味不同，在新型领导魅力模式下，领导者更像是集体的调节枢纽，在组织成员经过公共协商和理性选择表达了自身的政治品味时，领导者需要对这一政治品味进行阐释和确定，而其个人魅力是在阐释和确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这种意义上的领导魅力是在领导者与其他组织成员的协商、互动中产生的，其表现形式体现在组织成员对政治品味的理解与赞同，而不仅仅是传统领导者魅力模式中的盲从态度。 （二）新型领导魅力政治品味的功能价值 新型领导魅力是领导者在与其他组织成员协商、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其作用正是为了保证组织的政治品味能够得到所有组织成员的理解与认同，最终维系组织的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在传统领导魅力模式下，组织通过“造神”建立包括政治品味在内的价值观上的共识，却面临着稳定性极为脆弱的风险。这种稳定性的脆弱是指组织整体价值共识的脆弱，其中自然包括了政治品味。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型领导魅力模式对组织政治品味最大的作用就是维系了其价值共识。在外在表现上，新型领导魅力模式既能使领导者通过展现自身的优势性格特征而对组织其他成员产生说服力和信任感，巩固自身的核心地位，又能保持充分开放和平等的关系，确保自身和组织都能够享有良性的发展环境。［3］ 除了保证组织政治品味及其价值共识稳定发展，新型领导魅力对于组织内部其他成员政治品味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从组织内部氛围来看，新型领导魅力所倡导的平等环境下理性交流的过程使得其他组织成员更易于表达自身意见，而在意见的传达与交换过程中，组织成员自身的政治品味也不断得到提升。对于领导者而言，其政治品味也在这一交互过程中得到检验与修正。如果领导者的政治品味与组织的政治品味保持一致，那么前者反过来又会促进领导魅力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组织其他成员、组织整体的政治品味形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结构，并与新型领导魅力模式产生了非常好的相互促进作用。 （三）新型领导魅力政治品味的演进趋向 既然新型领导魅力区别于传统领导魅力而有诸多优势，那么应当如何在一个集体中组织新型领导魅力呢？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分为两个层次：其一，领导者的层次。领导者不能将自身视为组织神圣化的权威，不能将自己的政治品味强加于组织，而要主动放下身段，走下神坛，积极主动与其他组织交流，及时检验并修正自身的政治品味。其二，集体其他成员的层次。组织其他成员要认识到自身的能动性，积极主动地表达、交换自己的政治品味，以一种更加开放、更加活跃的心态处理组织事务，尤其要保有自己独立的认识、思考和判断。其次，要在组织中建立对话交流的机制，保证所有组织成员能够有效参与，成员的意见能够被认真考虑，而不仅仅只是走过场。这是因为，从功能上看，这一机制是构成新型领导魅力模式建立的前提，同时也是组织政治品味最终形成必然的进路。再次，既然新型领导魅力要求不断对领导者个人的政治品味进行检验、修正和在必要时候的问责，那么领导者就必须不断充实、提升自己，开拓自己的眼界，增长自己的专业知识，从而建立能够为组织所接受的政治品味。这一点是新型领导魅力模式对领导者政治品味的倒逼机制。 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如果组织无法建立集体共识，各个成员各执一词，相互之间无法说服，是否领导者就无能为力？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本文所理解的新型领导魅力依然建立在领导者与其他成员存在身份差别的基础之上。因此，如果组织在理性交流的基础上确实无法达成统一的政治品味，领导者可以基于自己的身份促成一致意见的达成。但需注意，这仅仅是解决组织事务的兜底性方式。如果可以通过平等交流、提升领导魅力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就不应该适用这一方式。同时，在这里，领导者所起的作用仅仅是推动作用，而非决定作用，这就与传统的领导魅力模式形成差异。 四、结语 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科学理性不断提升，自我意识也不断觉醒，组织越来越呈现出分裂化、破碎化趋势，组织的政治品味也很难以传统的简单方式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单一中心化的威权已经无法再建立，传统领导魅力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调和现有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在政治品味上的张力，以更柔性化、更现实化的方式建立领导魅力，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重构领导者与组织、领导者与组织其他成员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政治品味上的，也是价值取向上的。在这一点上，大多数学者直接建构了现有的魅力型领导并展开论述，却忽视了领导魅力自身也存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过程，进而忽视了两种领导者魅力模式与领导者、组织其他成员、组织整体政治品味之间存在的复杂结构。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厘清领导魅力机制对集体政治品味的作用，既有助于领导者自身更好的发展，也有助于建立更好的集体关系。因此，学界需要重新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并研究，而本文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做出的些许尝试。 参考文献： ［1］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69. ［2］杨斌，丁大巍.“兄长式”而非“家长制”：基于文化视角的当代中国企业领导模式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7（2）：151-157，160. ［3］吴琛.企业家人格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J］.经济资料译丛，2018（1）：14-24. （选自《领导科学》2022年第12期） 责编：姜佩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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