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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的所有皇帝中，若以政绩评判，仁宗是没有争议的第一名； 若以武功评判，（这里指的是军事功绩而非武术战力值）太祖当仁不让； 若以文采评判，徽宗则毫无悬念；
太祖立国，太宗固兵，真宗守业，仁宗养民，英宗寿短，到了神宗即位，长期的太平天下带来的冗员弊端也已经逐渐显现，同时，在帝国西北部的西夏政权和帝国南方的交趾蛮族对于边境的频繁袭扰，也有出兵的客观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实国库、鼎故革新都是神宗必须要想办法推进的，一力变法的王安石也就自然成为皇帝眼中的贵人。 关于这场轰轰烈烈却以失败告终的熙宁变法，以及其对帝国及后世的影响，不在本文所论，只说宋神宗其人，他心中理想的帝国，是强汉盛唐那样的天下，而汉唐鼎盛时期的天下，最大的特点就是军功彪炳。 宋神宗一直渴望在自己治下的朝廷，内有贤臣，如魏徵之于唐太宗，外有猛将，如卫霍之于汉武帝，但在他在位的一十九年里，他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贤臣猛将，反而，一场变法彻底唤醒了深藏于中国文人士大夫灵魂中的党争癖好，连续几场对外战争的溃败，又让心气极高的他陷入了巨大的空虚与沮丧。 在焦虑、挫败、恐慌、抑郁之中，三十七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主少国疑的未治之局。 在宋神宗与王安石这对君臣主导推动的变法中，受到伤害最大的人，无疑就是苏轼。公号：无犀之谈 宋神宗驾崩之时，苏轼正在南都（今河南商丘）陪伴老师张方平整理文献。 苏轼对于宋神宗的感情极为复杂。 身为人臣，神宗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苏轼都处在外放与贬谪之中，缺乏足够的政治表现机会，更没有办法展示他的才华。 不过，即便心有积怨，君臣一体，在表达上至少要有起码的敬畏输出。 苏轼在写给友人王巩的信中也正是这样表达的： 对于先帝的哀悼，是应该通过一篇挽词来表达的，但我这么一个遭到贬谪的罪臣，实在是不敢写。先帝对我有恩。乌台诗案，有人想将我置于死地，先帝开恩，放我生路。如今，先帝一去，还有谁能像他一样再来拯救我呢？好吧，我也只能选择归隐了。 “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与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词，少陈万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无状罪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答王定国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所遭受的冤屈，宋神宗当然不需要直接负责，甚至还多亏了这位圣主，才让苏轼结束冤狱，避免了惨死狱中的悲剧。但在事实层面，苏轼遭遇的根源，还是对于变法的争议。 在苏轼的认知中，神宗皇帝有着“英伟绝人之资”，理想中的帝王模板是汉宣帝和唐太宗。神宗最终的成就没有达到，但那也不是皇帝自己不行，而是遇到了奸佞，先是“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后有“小人得乘间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于是乎，“争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司马温公行状》） 说起来，神宗与苏轼在最初相遇之时，是充满无限可能的。 当年，苏轼结束丁忧返归汴京后，立即受到神宗的召见。年轻的天子甚至当面激励他，允许他发表一些不属于自己本职工作的政见。（及服阕入觐，便蒙神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  那一刻，苏轼只要稍微有些政治智慧，就能洞察到，皇帝的赏识与鼓励之下，是对于变法人才的渴求。而他苏轼这种不世出的人才，正可为君所用。 但也就是在那次觐见之后，苏轼的仕途转折点出现了。 谢谢观赏，再见 无犀 原创 《重新认识苏东坡》至今数载，以地点或事件为章节，讲述苏轼人生片段。 不求全，但求心与坡公片刻共鸣。 苏学已是显学，本作不乞更多新颖之贡献，但求世人了解、理解这具历千年而不朽之伟大灵魂，不枉余生“苏写”。 是为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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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以野心或雄心来评判，神宗很可能是北宋九帝中的头名，甚至可以说，是与第二名之下的其他帝王断档的野心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