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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前115），西汉京兆杜陵县（今西安市东南）人士。自幼展现出非凡的吏才，精通刑律。年幼时，其父担任长安县丞，因公务外出，命张汤留守家中。归家后，发现肉被老鼠盗食，怒不可遏，责打张汤。张汤遂挖掘鼠洞，捕获盗肉之鼠及残余之肉。他将鼠置于堂下，仿若审讯囚犯般进行详细审问。审讯过程从传讯到定案，程序完备，最终以鼠与肉为证结案定罪，依照刑律对鼠施以磔刑。其父见判决文书，文辞周密严谨，如同老练狱吏所为，深感惊异，认定其具备狱吏之才，遂命其专攻刑律。其父去世后，张汤任长安县吏，长期任职。 田胜（武帝母王太后的弟弟）在担任九卿期间，因罪被关押于长安狱中，张汤对其“倾身事之”，关怀无微不至。田胜获释后，被新即位的武帝封为周阴侯，并与张汤结为至交，引荐他拜见当时的权贵人士。宁成担任内史时，启用张汤为内史掾，因其才干出众，向丞相府推荐，张汤得以调任茂陵尉，负责管理为武帝预建的陵墓事务。 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期间，征召张汤担任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之后，田蚡又向皇帝举荐张汤，使其被任命为侍御史，负责审理案件。在处理陈皇后巫蛊案时，张汤深入追查党羽，导致三百余人受株连而丧命。汉武帝因其才干出众，擢升他为太中大夫。张汤与赵禹共同制定律令，条文严峻苛刻，尤其对在职官员的约束更为严格。 不久之后，武帝鉴于张汤精通法令，擢升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同时将赵禹迁任为掌管山海池泽税的少府，二人皆位居九卿之列。尽管两人交情深厚，但志趣各异。赵禹为人廉洁奉公，性情孤傲，坚持“务在绝知交宾客之请”，独来独往。而张汤则擅长权谋，“舞智以御人”，初为小吏时，随波逐流，以势利结交，与长安富商田甲、鱼翁叔等人私交甚密；待升至九卿，广纳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当时，武帝正推崇儒术，重用文学之士。张汤在审理重大案件时，“欲傅（附会）古义”，便从博士弟子中选拔熟读《尚书》、《春秋》者担任廷尉史（廷尉属官），令其依据古义解决疑难案件。在上奏前，他先向皇帝阐明缘由。若皇帝认可，便以板书记录，制定为律令，作为断狱的依据，以彰显皇上的英明决断。若所奏不符皇上旨意，张汤则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谢罪，而不将过错推诿于贤能属吏。如此一来，即便所议有误，甚至有罪，亦能获皇上宽宥而免遭惩处。若所奏之事得到皇上嘉许，他便奏禀皇上：所奏非我所能，实为属官某人之见。“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竟至于此。” 在审理刑事案件时，若涉案人员为皇上意欲严惩者，便将案件交由执法严苛的官员处理；相反，若涉案人员是皇上希望宽恕或从轻处罚者，则将案件交由执法宽缓的官员办理。对于那些皇上欲加罪者，即便是权势显赫的豪强，也会“舞文弄法”，援引严苛的法条，多方罗织罪名；而对于皇上欲赦免者，即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尽管案卷上明确记载其罪行，依法应予惩处，官员却常在皇上面前为其辩解，使其往往获得从轻发落或无罪释放。 张汤官居高位后，注重修身养性；广结宾客，慷慨供应饮食；对故交子弟及贫寒亲族均悉心关照，厚加礼遇。他拜访公卿大臣，不畏寒暑，极为勤勉。因此，尽管张汤“文深意忌，不专平”，却赢得了良好声誉。众多执法严苛的官吏皆愿为其所用，多成为其得力助手，“依附于文学之士”。丞相公孙弘亦“屡赞其贤”。在处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时，张汤严究党羽，株连甚广。涉及淮南王案的严助、伍被，武帝因严助为亲信臣僚，伍被曾劝淮南王尊重朝廷，“欲赦免之”。张汤力辩道，伍被实为谋反出谋划策，严助身为亲信却私交诸侯，“若不严惩，后患无穷”。武帝采纳其议。“其治狱时巧排大臣，自居其功，此类事例颇多。”由于武帝推行外儒内法的治国策略，需借重张汤等人推波助澜；张汤亦能迎合武帝心意，虽执法严苛，却兼附儒术，礼遇文学之士，“由此更受重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擢升张汤为御史大夫。十余年间，张汤从小吏一路升迁至三公之位。 张汤担任御史大夫期间，正值匈奴浑邪王归降汉朝，朝廷赏赐丰厚；同时，大规模征伐匈奴导致军费开支庞大；加之关东地区连年遭受水旱灾害，流民亟待安置与供给，国库因此空虚，财政陷入困境。张汤遵循武帝的旨意，提出了一套财政改革方案：统一币制，推行白金及五铢钱；垄断天下盐铁；打击富商大贾，颁布告缗令；铲除豪强兼并之家，运用法律手段加以整治。针对当时财政拮据的状况，他每逢上朝奏事，总是探讨解决财政难题的对策，常常议至傍晚，皇帝因兴趣盎然而忘却用餐。当时的丞相庸碌无为，无所建树，仅是虚位而已，“天下事皆决于汤”，导致百姓动荡不安。尽管在财政经济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国家收益有限。由于“奸吏并侵渔”，贪赃枉法，张汤遂“痛绝以罪”。因此，他备受众人怨恨，“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于汤”。然而，武帝对他依旧言听计从，视如左右手。张汤曾患病，武帝亲自前往其家中探望，“其隆贵如此”。 当时，汉武帝对匈奴大举征伐，匈奴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商议此事是否可行。博士狄山认为“和亲为宜”。武帝追问其理由。狄山列举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时期采取和亲政策的成效，指出“天下富实”，而“如今陛下兴兵讨伐匈奴，中原空虚，边民生活困苦。由此看来，不如和亲”。武帝转而询问张汤，张汤斥责道：“此乃愚儒之见。”显然支持武帝的军事行动。狄山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指责张汤“伪忠”。武帝怒容满面，质问：“若派你镇守一郡，能否阻止匈奴入侵？”狄山答：“不能。”又问：“镇守一县如何？”狄山仍答：“不能。”再问：“镇守一障如何？”狄山自知辩无可辩，恐遭惩处，只得答：“能。”于是，武帝遣狄山前往障地，仅一个多月，匈奴便斩杀狄山而去。自此，群臣皆感震恐。 田甲，原为张汤担任小吏时的旧友。他目睹张汤权势日益膨胀，遂直言指责其过失，并予以告诫。张汤在担任御史大夫七年后，果然不幸遭遇杀身之祸。 御史中丞李文与张汤素有嫌隙，李文在张汤麾下任职时，企图从文书中搜寻张汤的过失以构陷之。张汤的心腹廷尉史鲁谒居洞悉张汤的怨恨，便指使人上书揭发李文的奸情。武帝遂命张汤审理此案，张汤借机公报私仇，判处李文死罪。他心知此事乃鲁谒居幕后操纵。当武帝询问告发缘由时，张汤佯装惊讶，答道：“这恐怕是李文的旧友怀恨在心。”鲁谒居因病卧床，张汤前往探视，并为其按摩足部。赵王因曾被张汤和鲁谒居排挤，心怀怨恨，得知张汤为鲁谒居摩足，便上书告发张汤，称其“疑似共谋大奸”。武帝下令廷尉调查此事，鲁谒居病逝，案件牵连其弟，其弟被囚禁于官狱。张汤曾探访该狱，见鲁谒居之弟被囚，欲暗中施救，却表面装作漠不关心。鲁谒居之弟不解张汤用意，心生怨恨，遂揭发张汤与鲁谒居合谋陷害李文。武帝命御史中丞减宣审理此案。减宣与张汤不睦，严加追查，尚未奏报，恰逢盗贼掘取文帝陵园内的瘗钱。丞相青翟与张汤商定，在朝见天子时一同谢罪。然而，面对天子，张汤认为巡查陵园乃丞相职责，与他无关，故拒绝谢罪。丞相谢罪后，武帝命御史追查此事，张汤欲指控丞相知情不报，纵容盗贼，丞相闻讯，惊恐万分。 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和边通，昔日皆担任过二千石的高官，后因事被贬为丞相府长史。在他们担任二千石官职时，张汤还仅是一名小吏。张汤曾多次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代行丞相职务，深知这三位长史曾经的显赫地位，却故意凌辱他们，以对待下属的礼节相待，因此三长史对他怀恨在心。他们对丞相进言：“起初张汤与您相约谢罪，随后却背叛您，如今欲以宗庙之事弹劾您，实为取代您之位。我们知晓张汤的阴谋。”于是，他们派遣狱吏捕捉并审讯与张汤有关的田信等人，令其供认与张汤勾结，提前得知消息，通过囤积居奇致富，并与张汤分赃。武帝闻听此事，质问张汤：“我所为之事，商贾总能先知，趁机囤积货物，显然有人泄露我的谋划。”张汤既未申辩，也未谢罪。减宣又上奏张汤与谒居合谋之事。武帝认为张汤心怀奸诈，欺瞒君上，遂派遣使臣责问张汤，张汤自辩无罪，拒不认罪。武帝于是命赵禹问责张汤。赵禹对他说：“您为何不知进退？您所治罪夷灭之人不计其数，如今众人指证您皆有实证，天子重视此案，欲让您自谋出路，何必多费口舌对簿公堂？”言下之意，您杀人众多，如今应自行了断。张汤遂上书皇帝，指出：“陷害我者，乃三长史也。”随后自尽。 汤居官清廉，死后家产总值不过五百金，皆源自赏赐，并无其他产业。其子弟欲行厚葬，然其母言：“汤身为天子重臣，却背负恶名而终，何需厚葬！”遂以牛车简葬，仅备棺木而无椁。后武帝尽诛三长史，丞相青翟亦自尽。武帝对张汤之死深感痛惜，对其子张安世格外关照，屡次擢升其官职；至昭宣年间，张安世竟官至丞相，封侯拜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张汤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权谋手段，在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他最终遭遇了悲剧性的结局，但他的政治遗产和家族的后续发展，仍然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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