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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语文的起点，争议颇多，有人不赞成笔者提出的1904年说，认为应该是1922年，甚至1929年，主要是对大学预科国文有不同看法，认为大学预科国文不能算大学语文。 大学预科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特殊产物。1898年戊戌变法，作为新政之一，创办了京师大学堂，后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一度停办。1902年，清政府拟重建京师大学堂，复校之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应入肄业之学生”，考虑到开办中小学堂再培养出合格生源尚需多年，而京师大学堂又复校在即，管学大臣张百熙遂提出一条权宜之计：“惟有暂且不设专门，先立一高等学校，功课略仿日本之意，以此项学校造就学生，为大学之预备科。”这就是大学预科的早期背景。其后1902的“壬寅学制”，1904年的“癸卯学制”，所有大学都沿用了这一制度。所以大学预科国文并非是一科的问题，中国现代学制初期，所有学科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否认大学预科国文为大学语文，就等于把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起点都否定了。 事实上初期的大学国文课并没有因预科性质而降低其高等教育的标准，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魏建功后来在回忆中说：“我记得民国九年（1920）以后的北京大学预科的国文分为四部分——（1）模范文；（2）作文；（3）文法；（4）学术文。讲授时间合起来一星期有八小时以上。”当时任教北大预科国文课的教师有林传甲、刘半农、沈尹默等。 直到1922年11月1日，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壬戌学制），才宣布废除大学预科，制度化的大学预科就此废止，然而事实上的大学预科依然存在，仅一年后，1923年12月，教育部又令各大学：学校系统改革案内规定大学本科由高中毕业生升入，目前无高中毕业生，仍暂依旧制设置预科。所以，1922年以后，各高校仍有大学预科国文课，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大师教大学国文课”，自然也包括这一历史时段，譬如： 朱自清，1925年，清华大学普通部（相当于大学预科）国文； 朱瑶圃，1925-1926年，南开大学预科国文； 钟敬文，1927年，中山大学预科国文； 容肇祖，1927年，中山大学预科国文； 夏定域，1927年，中山大学预科国文； 陆宗达，1928年，北京大学预科国文； 沙孟海，1928年，中山大学预科国文； 梁鹤铨，1929年，河北大学预科国文； 储皖峰，1929年，上海中国公学预科国文； 陈柱，1929年，上海交大预科国文…… 直至1929年8 月14 日，民国教育部重新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一年级基本课目，这才由“大学国文”（“大一国文”）正式取代了大学预科国文课——这也是一些学者主张1929年为大学语文起点的理由。但是笔者并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前面说过，假如否定大学预科的高等教育性质，那么所有现代学科的历史都会丢失一大截。所以笔者在《大学语文课程论》中坚持认为，大学预科国文是大学语文的初始形式，是百年大学语文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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