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大学语文起点的不能确定，除了有学制的原因（亦即先有大学预科国文），还有学科命名的原因。任何学科创建之初都有一个选择学科命名的过程，大学语文的命名大致经历了“词章（文章）——中国文学——大学国文——大学语文”这样四个阶段。 中国现代学制始于“癸卯学制”（1904），在此之前，有一个酝酿期的“壬寅学制”（1902），相当于大学语文的那门课叫“词章”。“词章”这个词，显然是从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词章”来的。相对于现代学制，“义理”是哲学，考据是史学，词章不是文学，而是文章之学——姚鼐的“三端说”本来就是“义理、考据、文章”。1902新学制拟定者之一张之洞致电张百熙也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可知“词章（文章）”是当时大中小学语文课的共名。 到了1904年的“癸卯学制”，大学与中小学“词章”一科均已改称“中国文学”（只有初等小学称“中国文字”），此“文学”者，即“壬寅学制”之“文章”和“词章”，亦即“文章之学”。称“文章”为“文学”，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昔仲尼述弟子四科，首标“文学”之名，此“文学”即“文章博学”。（张岂之审定十三经注疏整理本《论语注疏》第160页注：文学，“博学古文”。）不过“癸卯学制”《高等学堂章程》对“中国文学”的描述还很简单，只有“练习各体文字”和“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寥寥数字，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可以参看《中学堂章程》，其说较详： 中国文学 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凡学为文之次第：一曰文义。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今。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至名家皆为要事。二曰文法。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御选古文渊鉴》最为善本，可量学生之日力择读之（如乡曲无此书，可择较为大雅之本读之），并为讲解其义法；次则近代有关系之文亦可流览，不必熟读。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发狂妄议论，四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次讲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其作文之题目，当就各学科所授各项事理及日用必需各项事理出题，务取与各科学贯通发明，既可易于成篇，且能适于实用。 由此可知，此“中国文学”与今日语文一科大体相同。还可参“癸卯学制”重要文件《学务纲要》，其“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一条： 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词达而止，以能多引经史为贵，不以雕琢藻丽为工，篇幅亦不取繁冗。教法宜由浅入深，由短而长，勿令学生苦其艰难。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 这里“中国文学”与“中国文辞”并用，可见此“中国文学”实乃“中国文章之学”的意思，日后再简称“国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癸卯学制”的文科大学中也有“中国文学”一科，这才是和今天的文学科大致相当的，当时很多研究者显然也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尝试采用“国文”一词来概括“中国文章之学”的意思，以避免和“文学”发生混淆。如蔡元培1902年创办爱国学社，梁启超1906年前后创办长沙女子学堂，就都将这一学科称为“国文”，显然比“中国文学”更简略，也更不容易引起误解。公文措辞也发生变化，1909年5月15日，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折》中，对同一门课，称“中国文学”4次，称“国文”3次。1912年至191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大学规程》，则都将这门课称为“国文”。自此，各阶段的语文课便可统称小学国文、中学国文、大学国文。最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高校重开这门课，改称“大学语文”，也就不觉得那么突兀了。 “大学语文”最初叫“中国文学”，这只是一个学科命名的问题，很容易就纠正过来了。比较难的是课程性质的定位，也受了这“文学”的误导，当年京师大学堂国文教授林传甲编写教材，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不但书名用了“中国文学史”，而且内容也照抄了文学专业的“中国文学”，致使后人对该教材的性质发生误解，说这不是一种大学国文教材，而是一种中国文学史教材。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仍然存在这种情况，许多教材都采用了文学史体例，或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体体例，我们虽然不好意思批评说这不是大学语文教材，但终究觉得学科定位是有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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