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丫 “李司空”随手赏美人 大唐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刚卸任和州刺史的刘禹锡受到一位李姓司空(古官名)邀请,到他府上宴饮,遂欣然赴约。李司空也为之厚设琼浆,雅奉美人。觥筹交错之间,刘禹锡望着李司空的宴上鬟髻如云、酒冽泉香的气派万分慨叹,李司空却是波澜不惊,视之如常。刘禹锡便趁美人劝酒之时,借题即兴作了一首诗,这正是流传至今的《赠李司空妓》,而今日形容人看惯某事、泰然处之的著名成语“司空见惯”也正是典出此诗: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李司空阅后,爱其风雅,大方地将这位美人送给了刘禹锡。 可以想见,这位见惯了莺歌艳舞、金瓯玉磬,更是能随手赏出美人的“李司空”必是位奢侈无度的贪墨之官。那么,这位司空姓甚名谁?《太平广记》中将此人定为李绅: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曰: 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李绅正是大名鼎鼎的《悯农》诗的作者,写下了许多人在童蒙之际便能吟诵的名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太平广记》这样一写,众人纷纷震惊叹惋,谁能想见一位笔下尽是悲悯之心,如此倡导节俭的人竟有如此奢靡的私生活,哪里有他诗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悯农之心?可谓道貌岸然。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此李非彼李 纵观刘禹锡、李绅的宦途沉浮,其实可以轻易证伪《太平广记》的说法。李绅终生未曾担任过“司空”一职,而刘禹锡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出任和州刺史,这一年,李绅因被朝臣李逢吉及其党羽暗害,被放逐至端州,即今广东肇庆。和州自古属安徽,刘禹锡纵要以刺史之名自称,也应是“和州刺史”绝非“苏州刺史”。 刘禹锡卸任和州刺史,回到洛阳的时间是宝历二年(公元826年),那时的李绅正就任江州长史,江州即今江西九江,正是白居易曾经泪湿青衫的伤心之地。江州李绅便也无法在洛阳为刘禹锡设宴了。 李司空既然不是李绅,那到底是哪位高官显贵?此事并无定论,但宝历二年,确实有一位李姓司空,他恰好具备宴请刘禹锡的地理条件。讽刺的是,这位李司空竟正是陷害李绅并致其被放逐的李逢吉。 由此可知,这位奢靡的李司空并不是李绅,李绅也从未在史书中留下任何贪墨、生活奢侈的明文记载。他一如《红楼梦》中的晴雯,替他人“枉担了虚名”。至于那位堂皇气派的李司空究竟是谁,恐怕只有刘禹锡与时人才能知晓了。 身处民心与党争之间 那么,洗脱了污名的李绅本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在中唐上有“牛李党争”,下有民生苦难的大环境中,他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新唐书·李绅传》中,有几条记载或可一窥李绅的为人。 李绅客居金陵时,面对叛臣李锜的拉拢屡次劝谏,甚至面对架在脖颈上的刀刃也毫不退缩。这样的宁死不屈,颇有当年“强项令”董宣之风。 《新唐书·李绅传》:“元和初,擢进士第,补国子助教,不乐,辄去。客金陵,李锜爱其才,辟掌书记。锜浸不法,宾客莫敢言,绅数谏,不入；欲去,不许。会使者召锜,称疾,留后王澹为具行,锜怒,阴教士脔食之,即胁使者为众奏天子,幸得留。锜召绅作疏,坐锜前,绅阳怖栗,至不能为字,下笔辄涂去,尽数纸。锜怒骂曰:'何敢尔,不惮死邪?’对曰:'生未尝见金革,今得死为幸。’即注以刃,令易纸,复然。或言许纵能军中书,绅不足用。召纵至,操书如所欲,即囚绅狱中,锜诛,乃免。或欲以闻,谢曰:'本激于义,非市名也。’乃止。” 李绅也并非徒有诗文之才,他在任时颇有政声,甚得民心,在不少就任之处都留下了明文载传的政绩。如治理老虎之患、恶人之劫、蝗灾等。 “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稿袭至,尽去之,虎不为暴。” “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尸官道,车马不敢前。绅治刚严,皆望风遁去。迁宣武节度使。大旱,蝗不入境。” 白居易也曾为李绅写过碑铭序文,并在其中盛赞李绅广受治下百姓爱戴,称其离任场面有如婴孩送别慈母。 《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诏下之日,出次於外,军门不击柝,里巷无犬吠,从容五日,按节而东。百姓三军,挈壶浆,捧箪醪,遮道攀饯者,动以万辈,皆呜咽流涕,如婴儿之别慈母焉。” 即便是与自己同族的亲近之人,若有不当之举,李绅也会厉声责备。然而,过刚易折,正是因为李绅的刚正,激化了他与李逢吉的矛盾。此后李逢吉便与同党伺机策谋,陷害了李绅。 李绅流传颇广且颇有争议的举措,是其就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所判的“吴湘案”。吴湘被指控贪污,并违背唐时律例与治下百姓之女结亲。李绅委派判官核实后,数罪并罚,处决了吴湘。 然而,这桩案子的背后却牵扯了极度复杂、追溯甚远的朝堂争斗。吴家早年曾因罪长期被放逐,因此对当时手握重权的宰相李吉甫心怀怨恨,转而投靠其政敌李宗闵。时人便纷纷怀疑,李绅如此惩处吴湘,是否有讨好宰相之嫌? 经查,吴湘确有贪污情状,不算枉杀。但是,他所娶的妻子也曾是官员之女,这一条罪证应为错判。 最终,此事被李绅、李吉甫的政敌死死咬住,即便是在李绅身死之后,也并没有放过他。彼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离位失势,而李宗闵的党羽风头正盛,于是李绅等一派朝臣生者被虐杀,死者被削官,还遗祸子孙。 诚然,李绅卷入过充满铜臭与权势的党争。但他身处中唐这样纷繁复杂、矛盾尖锐的社会与官场环境中,如果一味消极避世、独善其身,也许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才能。相比之下,积极入世、妥善处世才是行之有效的经世致用法则。古往今来,做出如此选择的士大夫并不少,有在汉魏更迭之际和光同尘的荀彧,也有在明代内阁权力斗争中左右逢源的张居正。而李、荀、张这样有济世之心的入世能臣,最终却都未能得到一个好结局,亦良足可叹。 好在皇帝偶然发现李绅屡屡支持自己的文字,消除了对李绅的误解,烧毁了李逢吉对李绅的诽谤之语。李绅死后谥号文肃,经天纬地曰文,慈惠爱民曰文；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这样的谥号,也是对李绅为人的旁证。 悲悯之心一以贯之 李绅的悲悯之心,早在入仕前便早早显露,更不同于诸多显贵之后就忘记初心的同僚,李绅对中下层百姓的体恤之心可谓“吾道一以贯之”,是一位真正践行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官员。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尚未入仕的李绅曾效法中晚唐时盛行的“行卷”,即士子应试前毛遂自荐的举措,找到当时的政治家吕温赴荐。吕温读到李绅的《悯农》后大为快慰,直言能写出这样悲悯诗歌的李绅,日后必能贵为公卿宰相。 从文学成就方面来看,李绅推动了“新乐府运动”,他将古风、汉乐府、诗经文体与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对当时的大家元稹和白居易都起到了范例先驱的榜样作用。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和《乐府古题》都是效法李绅已经失传的《新题乐府二十首》而创作的。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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