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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玉难寻 渚畔遗珍 弗利尔美术馆中的良渚玉器瑰宝 文 / 王棣 邢咚琳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5年02月刊 在1936年良渚遗址正式被发现之前，良渚玉器早已闻名于世，只是时人不知其确切来源与年代，一些良渚玉器曾被误认为是东周玉器，有的则被西方商人、传教士等群体购得，流散至海外。海外收藏良渚玉器最丰富者当数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弗利尔美术馆建成于1923年，其主要藏品乃至建筑物本身，都是由东亚艺术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了约4.6万件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艺术品，主要来自古代近东、南亚、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伊斯兰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位声名显赫的收藏家先后4次前往亚洲旅行、考察和购买古董。因时局动荡、监管缺乏，像弗利尔这样的收藏家以低廉的价格在中国收购了大批珍贵的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等，许多文物珍宝就此流散到世界各地。在弗利尔的收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布的168件精美的良渚玉器，大多数是从上海法租界古董商那里购得。其中，上海博远斋的老板游筱溪是交易的主要中介之一。  兽面纹半圆形玉饰 兽面纹半圆形玉饰为软玉质，玉泽黄褐色泛白色杂斑。整体呈半圆形片状，正面弧凸，上有减地浅浮雕及阴线刻神人兽面纹，兽的眼、鼻、嘴、肢、爪俱全，眼梁上方有“介”字形尖突。据传于浙江下溪出土，1916年弗利尔从游筱溪手中购得。  兽面纹半圆形玉饰，高6.9厘米，宽8厘米，厚1厘米 考古出土半圆形玉饰仅见于良渚遗址群中的瑶山和反山大墓，往往成组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墓主头骨附近，其上配有隧孔或对钻孔，被认为是墓主头部佩戴的额带或冠帽的主要饰件。也有半圆形玉饰被发现放置在墓主身侧，有的表面无穿孔。弗利尔美术馆藏半圆形玉饰背后有三对隧孔，与瑶山、反山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相似，器表雕刻良渚文化特有的兽面纹。尽管对这一图像的组成有不同解释，但将其看作是良渚文化地位最高且最具代表性的“神徽”已成为共识。关于神徽的兽面原型有虎、龙、鸟、龟、鳄鱼等多种识读方式。就弗利尔美术馆藏半圆形玉饰上的兽面纹来看，造型可能融合了鸟类与猛兽的特征。一对炯炯有神的兽眼可巧妙转化为神鸟舒展的双翼，仿佛随时准备振翅高飞。玉饰的下部则刻画了一只屈蹲的兽身，仿佛正被神鸟驮负着，腾空而起，整体造型生动而富有层次。 神人兽面纹玉琮 神人兽面纹玉琮制作精致，外方内圆，上端有取料时形成的凹缺。受沁严重，呈黄白色，四琮角以浅浮雕和细线雕琢神人兽面纹图案，四角相同，左右对称。相邻两神人兽面纹间隔竖槽，兽面纹以上有两条横向的分节凸棱，上刻两组阴刻弦纹表示额头。神人重圈眼，重圈眼内外斜对角线各有一“人”字形表示眼角，阔嘴厚唇，神情庄重威严。此器为弗利尔1916年从李文卿手中购得。  神人兽面纹玉琮，高4.5厘米，宽7.2厘米，厚7.2厘米，孔径5.9厘米 琮是良渚文化最典型的玉器，出土数量很多，加工也最为精细。纵观良渚玉琮，除少数镯式圆琮外，多制成规整的内圆外方形，琮身有矮体和高体之别。不论尺寸大小，琮身皆饰有或繁或简的神人或神人兽面复合图像。因其纹饰的神秘和形制的特殊，引发了诸多玉琮功用和内涵的讨论，目前至少有“通天地的法器”“宗函”“图腾柱”“敛尸工具”“束发工具”“祭祀工具”等十余种说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统计了玉琮的出土情景，判断玉琮可能有臂穿、额饰、头饰、豪华权杖器座、枕玉等多种功能。结合此类玉琮的考古发现，弗利尔美术馆藏神人兽面纹玉琮可能出土于高等级墓葬。 龙首纹玉镯 龙首纹玉镯为青绿色玉，半透明，质较坚，器表磨制光滑，明清时期可能经过染色故呈现红褐色。玉镯外缘以浮雕加线刻工艺等距离装饰6组龙首纹，龙首扁鼻阔嘴，重圈眼，额顶有一对凸起的犄角，两侧面以扇贝形凸面表现脸颊细部特征，组成颇具立体效果的龙首形象。此器弗利尔1917年购自通运公司（Tonying and Company）。  龙首纹玉镯，高1.3厘米，直径9.9厘米，孔径6.1 厘米 这件玉镯曾被清末金石学家端方所收藏，也即《陶斋古玉图》中称为“珑”的器物。关于此类玉器的著录最早见于元代朱德润《古玉图》，被命名为“琱玉蚩尤环”，有“色如赤璊，而内质莹白，循环作五蚩尤形，首尾衔带，琱缕古朴，真三代前物也”的描述。虽然朱德润称其为“舆服所用之物”，与我们今日所识有所出入，不过他对于器物年代的判断却颇有见地。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中也有类似风格的兽首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龙首纹玉镯数量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瑶山1号墓出土的龙首纹玉镯，其镯面较宽，外壁琢刻有4个浅浮雕龙，龙两眼上方不仅有用阴线雕刻的短角，面部中央还有夸张的菱形鼻。出土时高于墓底20厘米，推测原本可能放置在葬具上。2021年，杭州余杭北村遗址出土了一件形制相似的龙首镯。龙首纹在良渚文化早期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以浅浮雕手法重点表现龙首、以环形器体为龙体的做法主要见于良渚文化早期，到良渚文化中期几乎消失不见。 刻纹玉璧 刻纹玉璧为大圆璧，肉厚而中孔小。玉质不纯，玉色较杂，器表有多条裂纹。一面近玉璧边缘处以细线刻一鸟立高台形象。鸟侧立，鸟喙、眼、尾、足一应俱全，足下似踏一立柱，间饰小圆圈与三层高台相连，高台内还刻有椭圆形纹样。据称发现于浙江安溪，1917年弗利尔从游筱溪手中购得。  玉璧上的“鸟立高台”纹饰为良渚文化特有的刻符图像，多见以细线刻于玉璧或玉琮上，流行于良渚文化晚期。这些纹饰虽然大多包含“立鸟”、“高柱”或“高台”元素，但细节上各有千秋。例如，中国台湾蓝田山房所藏玉璧和首都博物馆藏玉璧，纹饰中高台内部图案都描绘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鸟，高台之上则站立着一只昂首挺胸、双翅微张、引颈高歌的立鸟，仿佛随时准备振翅高飞。相比之下，弗利尔美术馆藏玉璧上的高台内部图案更为简约，呈椭圆形。顶部的立鸟则显得更为悠然自得，其勾喙向内，羽翅紧贴身体，展现出一种宁静而满足的神态。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研究员结合文献中“阳鸟负日”的说法，将这类刻符释读为“阳鸟祭坛图”。朱乃诚研究员进一步提出，立鸟可能是当时竖置在祭坛上的神物。李学勤先生则认为三层高台为“山”，“鸟”与“山”之间以串饰形的“钰”相连。李新伟研究员认为，鸟立高台图像与玉璧的结合“是璧表示天的佐证”。良渚祭坛墓地中曾发现过形似刻符中形象的玉雕小鸟，结合桐乡新地里遗址出土玉鸟底部穿孔，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带榫头的鸟立高柱玉器，不排除此类刻符表达的是将玉鸟与杆（柱）状物组合起来，并在祭祀时插于祭坛之上的使用场景。目前刻有“鸟立高台”图案的大多是良渚文化晚期玉器，结合此玉璧的形制，其年代也应划归至良渚文化晚期。 玉梳背饰 玉梳背饰整器略作倒梯形，冠部内凹、中部有低平弧凸，顶部两侧尖突，边角内凹，底部榫头上有两个圆形穿孔。玉质光滑半透明，浅绿色，有云白色絮状物。据称发现于陕西，1917年弗利尔从游筱溪手中购得。  玉梳背饰，高 3.4 厘米，宽 7.9 厘米，厚 0.5 厘米 这类玉饰一般多见于良渚文化大墓，偶见中型墓，通常每墓随葬一件，无墓主性别之分。因出土位置多在墓主头部附近，又形似良渚神人像头顶所戴的冠饰，故被称为“冠状器”。后因周家浜遗址30号墓出土的象牙梳背，有学者认为此类玉器可能为镶嵌在木、骨或象牙梳子顶端上的部件，继而命名为“玉梳背饰”。玉梳背饰往往与成片的朱砂和小玉粒共出，涂朱嵌玉的梳子与造型考究的玉梳背相组合，反映良渚贵族插梳以饰的风尚。 玉梳背饰最早出现于良渚文化第二期，演变趋势是上下两端的宽度差距越来越明显，两条侧边由斜直发展到弧曲，两下角内收部分不断增大，整个器身逐渐由长方形向方形过渡。从器形上判断这件玉器在年代上接近良渚文化第二、三期。  十一节玉琮 十一节玉琮为复节式高琮，整器为方柱体，两端有宽而突出的方形射口，内有上下贯通的圆孔。玉质不纯，呈红棕、青褐和暗黄多色，并夹有白、褐色绺斑。外壁雕刻十一节简化神人兽面纹，未表现出神人兽面纹的双眼。此器是弗利尔1916年从王建堂手中购得。 十一节玉琮，高 28.5 厘米，宽 7.5 厘米，孔径 4.9 厘米 复节式高琮目前仅见于良渚晚期墓葬，主要表现为体形瘦高、上大下小、中央直孔的方柱体，节面上有简化的兽面纹，有的琮体上还见有轻浅刻符。较早期的良渚墓葬尚未发现10节以上的多节玉琮，这件玉琮应是典型的良渚文化晚期玉器。良渚文化的方柱体玉琮大致遵循着琮体逐渐增高、节数与兽面纹不断累加的趋势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兽面纹的数量随节数增加，纹饰却趋于简化。比如弗利尔美术馆这件高节琮，神人兽面纹表示双眼的圆圈已被省去，仅以玉琮转角处的横长棱表示羽冠，细部不加勒刻。玉琮直槽较浅，射口四边为弧边，用料也逐渐粗糙。根据寺墩、草鞋山等遗址的发现，这类复节式高琮原先极有可能是竖状放置在墓葬中，作“敛尸”之用。 良渚玉器以其数量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和雕琢之精巧，创造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巅峰。玉器生产的复杂性、纹饰的统一性和组合配伍的礼制化特征，折射出良渚古国的精神信仰和复杂的文明形态。在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国古代玉器展厅中，这些来自良渚的瑰宝，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工艺的最高成就。 （作者王棣为陕西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邢咚琳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工程师） 图片来源：本文玉器图片均采自弗利尔美术馆官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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