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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文化论坛”连续多年在邹城举行，”邹鲁文化”越来越引起海内外的关注。  所谓“邹鲁文化”，是指始于战国时期，由邹国孟子掀起并得到历代推崇的，以维护和弘扬传统礼法、传承孔子儒家文化为目的的文化教化活动及其文化遗产。因为这类文化现象起源于邹地，并肩负了复兴鲁国孔子儒学的义务，故这类历史文化被后世以“邹鲁”代之，现在又被称为“邹鲁文化”。文人墨客常以“邹鲁”代指文化兴盛或引领时尚之地。邹鲁文化与孟子弘扬孔子儒学有不解之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孟子文化，也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  孟子 邹鲁文化，因最早起源于邹鲁两国而得名。邹国比鲁国小得多，论爵位，鲁是侯爵，邹是子爵，鲁远高于邹，那么这“邹鲁文化”为什么邹在前鲁在后呢？ 邹(邾)鲁两国，活跃于春秋战国，战国时同时向齐国称臣，后又同时被楚国所灭，一南一北，相互比邻，“击拆之声相闻”。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齐)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诚如周公所预言，鲁国贵族虽贵为周公之后，却乏见周公之贤，大多胸无大志，上淫下蒸，生活糜烂，令后世不敢恭维。鲁惠公见自己的长子媳容貌出色直接夺而妻之，生桓公。他死时桓公年幼，由长子摄政称隐公，后桓公弑隐公继位。桓公娶文姜，省亲齐国时，居然发现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齐君怕出丑就派公子姜彭生将桓公弄死。鲁庄公时，君夫人与小叔子庆父私通，庄公死后，庆父连弑两个幼君，搅得鲁无宁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即源于此。季氏和郈氏两家斗鸡，产生矛盾，时值三桓专权，昭公想利用他们的矛盾干掉季平子，结果事与愿违，昭公被迫流亡国外。鲁僖公鲁哀公都因内乱曾去邾国避难。圣人孔子贵为儒学大师，但在鲁国硬是遭遇排挤混不下去，于幽谷弹唱《鼓兰操》，感慨君子不得出世。虽然名义上邹鲁都恪守周礼，但作为东方诸侯国班长的鲁国，内斗不休，国力不张。  孔子 鲁国与齐国同时分封到东方，却被齐国整天追着打，“去门十里以为界”，被齐国逼到家门口。它打不过齐国，就欺负比自己弱小的邾国，以弥补国土损失。欺软怕硬那是鲁国看家本领。 史载春秋时“周礼尽在鲁”，但实际上鲁国贵族仅将周礼装点门面，当作迎客牌坊。  相比之下，邾国虽小，却是诚心诚意落实礼法，且颇有成效。邾国贤君辈出，邾安公、邾文公、邹穆公为史家乐道，叔术让国，贤足称纪。战国时邹穆公接受孟子建议，励精图治，“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借着齐国侵鲁，鲁国无暇顾及邾国，夺回了被鲁国侵吞的陬邑，邾国从此称邹(陬)，加上春秋孔子生于陬(邹)邑，尤其是孔子殁后，儒学渐趋衰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下学士不归杨则归墨。在儒学濒于灭绝之际，孟子诞生于邹，并成长为儒学大师，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孔子儒家学说，在邹、鲁、滕、薛、宋等国间率徒游说，传经讲学，将邹鲁之风传播各地。值得关注的是，孟子劝邹穆公，说梁惠王，三次赴齐，游说齐威王齐宣王，在稷下学宫长驻达十数年。孔子尚仁，孟子重义，在孔子学说基础上，对儒学有重大开拓和创新。正是孟子对儒学的开拓和弘扬，为后世儒学主导中国两千年奠定了基础，使战国至秦汉的邹地超越鲁地成为文化学术中心，秦始皇曾专程来邹与诸儒生议封禅之礼，为邹(邾)成为儒学地望增色不少。初为角落（陬）方国的古邹(邾)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活跃于春秋，闪烁于战国，硬是坚持到与鲁国同时被楚国所灭，前后持续近八百年，堪称列国奇观。古邹(邾)虽小，其对华夏文化的贡献却丝毫不逊色于列国。  孟子及其弟子的出现和儒学的复兴，使邹地成为“继往开来”的华夏文化圣地。孟庙有联云“继往世，开来学”，生动概括了孟子学说的精髓，阐明了儒家学说是，继承前人文化成果，不断开拓创新的学问。可见孔孟儒学是不断发展的，是不会落后于时代的。有人将国家的衰落归罪于儒学，那只能说你继承和发展的不够，或者是跑偏了。孟子不仅是思想家，外交家，还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劝说邹穆公实行仁政，从而使邹国勃然而兴，“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从此史书列邹于鲁前。他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见《战国策·燕一》)。 由于孟子的杰出贡献，加之孔子孟子里籍都在邹地，孔子自称“鄹(邹)人之子”，所以邹县被古人誉为“孔孟之乡”、“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在文人墨客心目中，“邹”似乎不仅是出圣人的地方，也是孟子建议邹穆公实行仁政，展现浩然正气的地方，“鲁”反而是令圣人憋屈无奈的地方。故鲁与邹的地位逐步换位，从而使邹取代鲁，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地望。故战国之后，世人渐将邹列于鲁前，称邹鲁，而不称“鲁邹”，称“某某邹鲁”，而不称“某某鲁邹”，称邹鲁文化，而不称“鲁邹文化”。《庄子·天下篇》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战国策·齐策》有“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战国策·赵策》“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司马迁已经将邹国排在鲁国前面。《史记·楚世家》则有“驺鲁有礼义之国，今楚欲结怨两周而夺九鼎，是塞邹鲁之心”。可见当时“邹鲁”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和文化正统的代名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东汉班固《汉书·韦贤传》则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可见在汉代，邹鲁地区依然礼仪盛行，引领社会时尚。 鉴于邹鲁地区对古代华夏文化的传承和开拓，后世历代文人，进一步将“邹鲁”引申为文明时尚的代名词。 南北朝时期，《梁书·羊侃传》:“高祖览曰:'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可谓邹鲁遗风,英贤不绝。’”北周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有“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华盖，门成邹鲁”之名言。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大手笔”张说，在其《奉和唐玄宗<经鲁祭孔而叹之>》一诗中，有“孔圣家邹鲁，儒风蔼典坟”之佳句。唐代另一大诗人孟浩然，在其《书怀贻京同好》中有“维先至邹鲁，家世重儒风”。  不仅文人墨客，历代官方也对邹县作为孔孟之乡情有独钟。纵观邹城辖域的历史变迁，秦汉初设，邹县辖域在峄山周围，仅是方圆二十里的弹丸小县。南北朝时期与北面的南平阳合并，使史载“孟子邹国人”与后世区划对应。隋唐以后，邹县先后向东北和西南增扩，将春秋邹国故土昌平乡和西南人祖圣地凫山附邹，从而使孔子“邹人之子”的身份与区划对应，也使邹县成为华夏人祖圣地。加之邹东的唐代赐建开元寺，和绎山的道教赐建万寿宫，使邹县成为古代中国“三教一祖”人文教化高地。邹县辖域多次增扩，实际是以孔孟里籍、人祖圣地和邹国故土历史文化为导向的，最终邹城辖域基本涵盖邹国古疆域，可以说古邹文化就是邹城古文化。反观邻县，是没有这种现象的，今日曲阜辖域不及鲁国一隅，古鲁国很大，包括今天众多县市，今日曲阜很小，鲁文化不等于曲阜文化。有人说尼山划归曲阜后，孔子故里已属曲阜。其实，《史记》载，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陬邑。出土文物证明，陬邑故址在邹城辖域，今日邹城仍然是孔子诞生地，名副其实的孔孟之乡。这或许也是世人乐意称“邹鲁”而不称“鲁邹”的一个原因。  随着邹鲁文化的不断传播和发扬，“邹鲁”逐步成为思想文化和道德的标杆，古代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竞相自称“邹鲁”，意思是达到了邹鲁孔孟之乡那样的文明程度。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冠名“邹鲁”二字的县市区有上百个，另有大量地级以上城市和海外城市及社区自称或被誉为“某某邹鲁”或“邹鲁之乡”。 综上所述，古人之所以常说“邹鲁之士”或“某某邹鲁”，从来没有说“鲁邹”的。主要因为，鲁在文人心目中实在乏善可陈，最早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静帝宇文衍追封孔子为“邹国公”，后来，孟子也被封“邹国公”，却都没封“鲁国公”。当然，考虑孔子著书立说于鲁，又不得不提到鲁，故鲁从邹而并，称“邹鲁”而不称“鲁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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