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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奢谈“人文性”主要是一种体制内的跟风，那么把大学语文等同于“大学文学”则往往是教师们的一种自觉行为。我们仍然从大学语文的反面境遇说起。  在经历了“大学人文”的冲击后，不久，大学语文又遭遇了另一波冲击，这次冲击来自“大学文学”。2005年1月，钱理群等人编撰的《大学文学》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序言直接就叫“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序言说： 我们这套《大学文学》，也是作为《大学语文》的一种改良方案提出来的。 “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意义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解答，因为“大学语文”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楚的理念。因为有“中学语文”，就想当然地开设一门“大学语文”，或许就是希望在大学阶段继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弥补“中学语文”的不足。但“语文能力”是什么？并不清楚；“大学语文”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吗？谁也不敢肯定。 至于“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区别，就更加费解。在“中学语文”之后再来一个“大学语文”，一定是“大学语文”比“中学语文”更高级了，但凭什么？这里所说的“语文”并非一门外语，可以规定出不同的等级；同样的“语文”难道存在着中学一等和大学一等的分别吗？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因此就唯有依靠具体的选文来显出区别了——“大学语文”比“中学语文”在选文上更加高深。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大学语文”在何种意义上比“中学语文”更高深？是在“语文”的意义上吗？难道“大学语文”那些选文之中包含着比“中学语文”更高深的别样的“语文”要素，比如词汇、语法、谋篇布局、修辞手段之类，就像“大学英语”之与“中学英语”那样吗？这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集中暴露了一些专家学者对大学语文的误解，不仅是误解，还有歧视，譬如“英语”，他们就认为在“中学英语”之后还有“大学英语”是很正常的，很合乎逻辑的，绝不会想出用“英国文学”来取代“大学英语”。当然还有我们自身的问题，“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意义究竟为何？”这确实是我们缺乏研究的，很多大学语文教材实际上被编成文学教材，很多大学语文教师实际上把大学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而这进一步说，又和大学语文的师资培养机制有关，绝大多数大学语文教师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更进一步说是文学专业的），他们天然倾向于把大学语文讲成文学课，所以“大学文学”冲击“大学语文”，根本上还是季孙之忧在于萧墙之内。 这个问题还具有普遍性，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也是中小学语文一直存在的问题。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语文与文学的区别，只要愿意研究，材料是很多的，很多学者都明确指出过，语文和文学不能混为一谈。笔者也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定义：“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文学），语文教育就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这个定义说明：第一，语文不光是学习文学，还要学习实用文，所以绝不像《大学文学》编者说的“文学高于语文，文学大于语文，文学包含语文”，而是应该反过来。第二，语文是语言文字学习，语文课之所以多选文学类课文，就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所以不能把重点放在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主题思想、人物情节等等的分析上，而应该引导学生学习文学语言，用文学语言提升自己的母语水平。这就要大量阅读、朗读、背诵、运用（作文），提升学生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有了语文能力，就能为阅读文学作品提供工具，作者生平时代背景这些内容自然就容易解决。至于《大学文学》编者说的，中学学过这些了，难道大学语文比中学语文更高？当然是更高，至于如何更高，这要研究，《大学语文课程论》做的就正是这样的研究工作。  最后我们再学习语文前辈的一段话。朱光潜说： 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力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境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很注意到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可不用管了。近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确妥帖，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语文做到这个地步，我对作者便有绝对的信心。 最后再交代一下“大学文学冲击大学语文”事件的结局：上篇说过，我们目前仍是以人废言的，《大学文学》便又是一例，其主要编者因其各方面的言论，不被教育领导看好，曾说：这种人怎么还能让他在北大讲坛上？幸好北大是有“兼容并蓄”的传统的，但是“大学文学取代大学语文”的事情便也终于没能发生，只能说，大学语文的运气太好了，但是躲过了初一，躲过了初二，能不能一直这样好下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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