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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结论部分“对策建议”的四种写法

 caimin133 2025-04-13 发布于福建
 这是 科研写作研究所的第 3692 篇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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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论文尤其是定量论文来说,结论交代完主要观点,紧跟着还得给出政策建议。一般来说,政策建议要源于结论又高于结论。但是,不少作者在实际写作时,很容易出现论文“结论”与“政策建议”相脱节的情况。那么,“政策建议”如何与论文“结论”相对应?这里结合《中国工业经济》已发表的几篇论文,为大家提供4种写法。

一、差异化:依据结论里的“地位”信息呈现政策建议

现实世界中,不同对象的“能量”是有差异的,各自所起的作用也是分主次轻重的。作为对特定问题、特定现象的回答,论文结论本身同样包含着“地位”各异的对象信息。也就是,以“地位”为标准识别出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对象对应着不同的主体,主体一旦确定,便可以围绕这些主体给出对应的政策建议。当然,“地位有差异”不等于“价值有优劣”。“地位低”的主体及其信息,同样可以引申出一定的政策建议。因为“地位低”意味着不对等,不对等便是“失衡”,更可能存在矛盾和问题,有矛盾和问题就需要提政策建议。这方面的论文实例,有《城市房价泡沫及其传染的“波纹”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2期)。

这篇论文提出4条政策建议,我们着重分析第1条。这条政策建议,先说“中央政府出台调控政策,注重政策针对性,避免'一刀切’”,之后分别针对充当“领导者”“跟随者”“经纪人”“桥梁作用”等不同角色的不同城市,各自应对其实施怎样的调控政策。那么,这里的主体“中央政府”,以及“领导者”当“跟随者”“经纪人”“桥梁作用”等不同城市的角色等信息,是怎么来的?

其中,政策建议里的“中央政府”,是从结论的第1条引申出来的。这条结论说“房价泡沫水平上升速度较快,房价泡沫度从样本期初的……上升到当前的……。不同区域泡沫水平差异较大,东部泡沫水平在……左右,……,而中西部泡沫……”。这是对全国房价泡沫整体情况的总结。既然是全国层面,那么,从“地位”匹配的角度考虑,其政策的对应主体自然是中央政府。“领导者”“跟随者”“经纪人”“桥梁作用”等不同城市的角色,是从结论的第3条引申出来的,那条结论说,房价泡沫传染存在复杂的路径,不同城市在泡沫传染中扮演不同“角色”,并针对每一类角色分别列举了具体的城市。不同城市充当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定位,这同样是对“地位差异”的表达。围绕这些城市的不同定位分别提不同的调控措施,其实就是依据结论里的“地位”信息呈现政策建议。

二、二分法:依据结论里的“辩证”信息呈现政策建议

“二分法”就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比如正面和反面、肯定和否定、积极和消极、长期和短期。论文结论如果使用了二分法,出现了一些充满辩证思维的相关信息,那么,政策建议就可以围绕这些辩证信息分别展开。只要信息是“辩证”的,那么,信息本身就可分为两个方面。“两个方面”源于论文结论,围绕它们去写政策建议,自然能实现论文“结论”与”政策建议”相对应。比如,《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结论部分,作者先说“在土地非公有制下,高企的土地要素价格将增大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这连同基础设施的匮乏会使得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都受到较大程度的抑制,进而使得总产出和居民福利都大幅下降”。言外之意就是,土地非公有制不好。之后又说“土地公有制比非公有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核心机理在于两条。一是……。二是。”这是在说土地公有制好。但归根结底,“土地非公有制不好”和“土地公有制好”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是反面说了正面说。这就是辩证信息。

再往后,作者又说“进一步的数值模拟分析显示,现行土地供给模式并不是最优的,'土地财政’也并非必需”。这是在肯定“土地公有制好”的基础上,又对这一制度下具体模式的适用性进行否定。这仍然体现着结论的“辩证”信息。所以,到了“政策建议”环节,作者按照上述结论的辨证信息,对应着说“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明确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土地非公有制并不可取;另一方面,当前土地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并没有发挥好,以扩大商业及住宅用地供给为核心的土地供给模式调整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把上述政策建议定位为“基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并通过“长期-短期”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提出另一层面的政策建议,即“短期内通过一些政策性手段来保障经济的平稳过渡很有必要”,并以“土地财政”为例,给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政策手段。

三、组合式:依据结论里的“层级”信息呈现政策建议

前面的第一种写法里面提到,不同的对象的地位是有差异的。对象地位有差异,反映到论文结论写作上就是,结论所呈现的主要观点哪一条在前、哪一条在后,都是有说法和具体考量的。其中一个考量因素就是层级关系,比如地位高的信息在前,地位低的在后。顺着结论写作的这一特点,便可以围绕“层级”信息呈现对策建议,以此跟结论对应起来。当然这里的“对应”,有时是一种组合式的对应。即结论中的某几个信息,因层级关系更加密切,而把它们放在一起、同时指向一个政策建议。

以《中国省级经济周期的一致波动、区域协同与异质分化》(《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0期)为例。这篇论文的结论有3点,它们分别体现的是全国共性变化的角度、区域协同的角度、中国省级经济周期的个体异化特征。这里的“全国”“区域”“省级个体”,既是结论观点的提出角度,同时又组成了“全国-区域-省份”这样的层级结构。相应的,政策建议便可围绕上述层级结构分别展开。

作者实际给出的第1条政策建议是,“在经济发展理念上,有关部门应当密切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苗头……”。第1条政策建议为什么先针对结论中的“区域角度”去提,而不直接围绕结论中首先出现的“全国角度”去提?这是因为,结论第1条所说的“全国角度”,实际是说“全国经济总体发展向好的态势”,里面并没有提什么现实问题。从政策建议的紧迫性角度考虑,没必要针对“好的态势”提对策建议。而结论中的第2条和3条,分别提到“从区域协同的角度看,现阶段中国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发展出现了东部先行,中西部跟随和东北部相对独立的三元结构”,以及“从中国省级经济周期的个体异化特征看,多数省份个体因子与异质性成分的联合占比都显著高于全国因子和区域因子”。这些观点,分别在说区域发展存在局部失衡、省份发展存在增长桎梏,它们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都比“全国经济总体发展向好”更具紧迫性。

所以到了政策建议环节,第1条首先围绕区域发展提政策建议,第2条把“区域”与“省级”组合起来放在一起提政策建议,因为这两个层面都跟“全国”层面相对,联系更紧密。第3条则从“全国因子和经济增速的分化”出发,提出“必须将二者进行区分对待,……积极完善省级和地方数据统计”。这仍然是从跟“全国相对”的地方层面出发,提政策建议。

四、有取舍:依据结论里的“痛点”信息呈现政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之所以提政策建议,是因为当下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或问题虽然尚未成型,但其潜在影响不容忽视,需要及时关注。不管是已经出现的具体问题,还是潜在的萌芽问题,都属于特定领域的“痛点”。找出论文结论中的这些“痛点”信息,便可以对应着引申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结论中的所有信息都是“痛点”。依据“痛点”去呈现政策建议,需要事先对结论本身的信息作出取舍和筛选。

比如,《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兼对“结构红利假说”再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2期)。这篇论文的结论写了4条。其中,第1条说的是高技术产业TFP增长中的技术效应和要素配置结构效应的变化,里面的重点信息是“结构红利消失而呈结构负利”。第2条从要素角度,交代产业整体要素配置效率的变化情况,里面的重点信息是“劳动配置结构负利”;第3条从行业角度,交代不同行业要素配置效率对产业 TFP增长所起的不同影响,里面的重点信息是“产业要素配置结构红利”。第4条虽然提到传统索洛余值法的方法缺陷,但其核心要义是说R&D资本是TFP增长的主要源泉。

从上述结论看,“结构负利”和“结构红利”的影响因素就是这篇论文的“痛点”信息。从作者实际写的3条政策建议看,都已经对应着结论的“痛点”信息。其中,政策建议第1条,对应结论第2条的“要素配置结构”、第4条的“R&D 资本”;政策建议第2条,对应结论第1条里的“技术效应”、第3条里的“行业差异”;政策建议第3条,同时对应结论第1条里的“技术效应”、第2条里的“要素配置结构”、第3条里的“行业差异”。结论第4条虽然首先提到“传统索洛余值法”等方法,但因它们不属于“痛点”,所以政策建议对其不作体现。这就是“有取舍”。

五、小结

以上就是论文“结论”与“政策建议”相对应的4种写法。这里的“政策建议”换成“启示”,上述写法同样适用。关于“政策建议”或“启示”的写法,公司课程里曾提到“四个什么”,比如“国外对中国的启示”,可以按“国外的什么,对中国的什么,有什么用,为什么有用”去写。很多作者虽然知道“四个什么”这一写作逻辑,但具体到自己的论文写作,里面的“什么”到底是指什么、这些“什么”从何而来,则并不清楚。本文提供的这4种写法,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什么”到底是指什么、“什么”从何而来等前提性问题所作的思考。

作者:刘小华(科研写作研究所编教研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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