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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桥 | 大道河边的那些日子(七)——衣食住行:缝缝补补的时光(1下)

 聚力阅读 2025-04-14 发布于河南

总第2807期





六七十年代农村的集体记忆,这些老照片你不一定见过|记忆|农村|农民_新浪新闻

图|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

1978年7月,在经历了数年的推荐上高中后,已经恢复中考,我得以参加,并考上公社的高中。9月开学,我每天需沿着大道河,向南,左拐向东,再右拐向南左拐向东,单程差不多步行十里路,才能到学校。阳光温暖的秋天过得很快,转眼就是冬天。

那时的冬天很冷,各家茅檐下挂着三两尺长的冰凌,常有的现象;门前小河、池塘,通长江的大道河(冬季差不多干涸见底了),每年都会结上一层薄冰。遇到奇冷的冬天,冰层厚到十多岁的小孩能够在上面溜冰。

初冬的一天,母亲对我说,每天要在教室里坐五六个小时听课,没有棉袄不行。家里没有新棉花,更没有布,她已经把自己的棉袄改一下,给我穿,御寒。

我没有拒绝,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母亲的旧棉袄,面子是蓝底素花布。我一个高中生,穿着一件花棉袄,如果让同学知道了,一定会被笑话。

年少无知的我,没有考虑母亲没有棉袄怎么过冬,只想着自己那实质微不足道的面子。读高中的三年,冬天只要穿上这件花棉袄,我总是提心吊胆,把外面罩衣每一粒纽扣都扣得好好的,生怕在不经意间漏了馅。

1978年,神州大地的大气候已经如春风扑面了,但数十年的物质贫困,不可能立即消除。像我这样做不起一件棉衣的,不是个例。一些住校生,冬天两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并非是学校床位不够,而是多数住校生只能勉强带一床被子。高三,我也住校,就是和一位叶姓的同学挤在一张床上。

1978年再向前推七八年,我有记忆起,大道河一带的多数人家,“衣食”两方面的情况大致相当,即能够勉强温和饱。高中语文老师曾给我们说过旧时的一副对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是“缺一(衣)少十(食)”。那时,短缺经济,“缺少”是正常的,但还不至于没有衣服穿。成人不说,逐渐长大、有了羞耻感的男孩子,起码也有一套足以遮羞的衣服。有一年春天,我们生产队五六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大道河的河滩上,和对岸的几个发生口角,互相用土块做投掷“武器”,攻击对方。对方的阵营里,有一个“鹤立鸡群”的“武士”,不只是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出好几岁,应该有十五六岁了,关键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只披了一块白色透明的塑料布(当时还比较稀罕),系在脖子上,长度超过膝盖,形同披风,成了他的“铠甲”。这小孩间的打闹原本很平常,隔着一道河,就是被冻酥的泥块砸中,也可以说是毫发无损,大人见了没时间干预。但这次对方阵营里出现这么一位特立独行的“武士”,被我们生产队一位刚好来河边挑水的大人看见,不禁勃然大怒,将这位正在兴头上的“武士”痛骂了一通,大意是这么大的人了,不知羞耻,连衣服也不穿。

那时候,除了冬天御寒,穿衣服的实用功能,遮羞差不多是第一位的。

从当时条件看,也只能勉强满足于遮羞和御寒这两个基本功能。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大道河附近的几个小集镇,都没有售卖成品服装的商店,各家如果需要做衣服,要有三个同时满足的基本要件:有钱;有布票;有裁缝。前两个又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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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必说。布票,和粮票、油票等各类票证一样,按人口定量供应。去商店、饭店,需要钱、票同时具备才行。有钱而缺少布票(包括其他各类票证),可以用钱买,但只能私下交易或黑市购买,一旦被告发、抓到,可能就戴上一顶名曰“投机倒把”的帽子,轻则批斗,重则判刑。

大道河一带人家,基本只在腊月里做衣服,原因不言自明。平时做衣服的,多是有女儿要出嫁。开春后天气一转暖,直到深秋伊始,天气由冷转寒,这段长达三季的时间里,大人小孩能单衣就单衣,可赤脚则赤脚,尽量避免消费衣服鞋子。

腊月里做衣服,和做鞋子差不多同时。大人们很少为自己做,各家往往都有三四个甚至七八个孩子,有限的钱、票,只能买来有限的布,有限的的东西要用在“刀刃上”。这时,孩子们都成了父母心目中的“刀刃”。

公社百货商店里供应布料,花色和颜色都单一,几乎没有选择余地。适宜男孩子做外套的无非两种:草绿色和深蓝色卡其布。这是自1949年后,在神州大地流行了三十余年的服装主色调。近来看到柯灵先生一篇文章里写道,“那时大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那时我们不知道有这样的“徽号”;知道了,也只会是无限的开心——快过年了,我们希望有一套新衣服,愿意做一只快乐的“蓝蚂蚁”。

我家兄弟姐妹共四个,姐姐妹妹的新衣是素花的,我和弟弟都是蓝色中山装,都是上衣裤子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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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衣服需要请裁缝。过年前的个把月,是裁缝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彼时,农村除了“赤脚医生”外,专职的手艺人寥寥无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集体年代,以务农为要,杜绝种田之外“吃闲饭的人”。但周边几个生产队,我们生产队竟有一位裁缝,而且是手艺精湛的裁缝,就在我家南面的隔壁,关系也特别好,我们姐弟至今都称她为“从兰小姥”——大道河一带的许多称呼也比较独特,如喊“姑妈”为“姥姥”,“小姥”,自然就是“小姑妈”的意思,“从兰”是她的名字。

从兰小姥师范毕业,原在县城幼儿园工作,大批人员下放的时候回来了,不谙农事,又不能无所事事,就学了裁缝,成了方圆数十里乃至大道河对面江宁都有一定名气的手艺人。这些,让她不愁生计外,辛苦、忙碌的程度不亚于在生产队劳动。我姐姐初中毕业后,曾拜她为师学手艺。“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从兰小姥又回到县城从事幼教工作。我工作后参加本科自考,那几年凡是去县城考试,吃住都在从兰小姥家。

回到正题。因是不一般关系的邻居,商定日气比较方便,多是过年前一周左右,见缝插针。那一两天,小孩都特别听话。大道河一带有个风俗,年底,难得清闲的大人们,在家准备着过年事宜,看到子女皮得不顺眼了,责骂几句还不见效,就会把最顽皮的的那个拉到茅房里狠揍一顿,美其名曰“打一顿过年”。我们谁也不希望屁股上挨了棍棒后,还要站在茅房里闻着恶臭。况且,从兰小姥来帮我们缝纫新衣服的时候,还有美味佳肴。别的人家请她,如何招待,我不知道,我家几乎每年都差不多:家里杀了猪,自然少不了肉;母亲还会提前到渔业大队预定一条七八斤的大鱼,一般是江鲶,长了两根长胡须的那种鱼,我们俗称“鲶胡子”,一种很肥美的江鲜。还有其他菜。从兰小姥一直也视我们为亲侄,面对奶奶和母亲忙碌的一桌菜,她频频动筷子,夹了鱼肉给我们四个,她自己却很少吃。做新衣服的那一两天,我们就有了过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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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做衣服都要请裁缝。棉袄、棉裤,无论是新制,还是改制(即使吃不饱吃不好,孩子的个头“蹿”起来还是很快),往往都是奶奶、母亲手工完成。改制更简单,接上一截就行了,新旧甚至布的底色都区别明显。我奶奶自己的衣服,也从不麻烦从兰小姥,她喜欢穿中式斜襟蓝布衫,都是自己裁剪,手工缝制,连盘扣都是自己做——从兰小姥遇到有人家做中式服装,裁剪和盘扣都要请到我奶奶。奶奶过世时,从兰小姥来吊唁,说到这件事还唏嘘不已。

年初一一大早,生产队各家人家的孩子早早起来,挨家挨户拜年。新年新衣,自然喜上眉梢。个把没能做得上新衣服的小伙伴,新年里仿佛矮人三分。

生产队有一户人家,老二和我一样大,小学初中都是同学。他兄妹几个的新衣服别出心裁,不分男女,都是那年头常见的大红大绿的被面制成,像这几年颇为流行的东北“大花袄”。这在大道河是独一家。

平时,各家各户对衣着的要求都是尽量降到最低点,遇到有女儿谈对象了,情况不同。不管是“狮子大开口”,还是合乎情理的要求,都会通过媒人提出彩礼的项目和数量。有一项,就是做衣服若干套,还要指定具体布料,如直贡呢、哔叽,等等。男女双方情投意合,最终因彩礼数量上没能达成一致而分道扬镳的,屡见不鲜(今天仍有这种现象,只是彩礼的名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记得是1980年夏天的一天,隔壁生产队的一个人,与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也就隔着六七户人家距离,到我家串门,穿了一件大道河一带还基本没看到的白色衬衫。他告诉我们,这是“的确良”布料,“穿着的确凉” 。那时,布票还没取消,但显然比前几年好多了。这位亲戚同时还讲了一个真假难辨、神乎其神的故事,说中国和日本做生意,准备用若干吨的花生换若干米的布匹。小日本开来一艘船到了中国的港口,却是空船。中国人纳闷的时候,不料这花生通过输送带装进船舱,马上脱去了花生壳,花生壳进了一台机器,又织成了我们要的布。

这个故事后来在大道河流传甚广,让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乡下人很震惊。

再补充两件真实的和“穿”有关的故事:

1981年9月,我考上了镇江师专。就在这一年秋冬,我第一次穿上了毛线衣,也是家里第一个穿毛线衣的。我家门前屋后有三棵柿子树,每年能收获很多果实,但大道河一带,很少会有人买柿子。母亲和姐姐一有空,买菜的同时,带一些柿子去卖。好不容易攒了点钱,买了两斤毛线,姐姐给我织了这件毛线衣。

1982年4月2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在镇江附近拍摄电影《风雨下钟山》,需要镇江高校出不少男生当群众演员,扮演支前民工,其中一个要求是必须穿带补丁的破旧衣服。我和同宿舍的几位大费周折,才勉强找到了合乎要求的外套。那时,别说我们穷学生,多数人家的衣服也是“旧而不破”,走在大街上,基本看不到补丁了。

现在,买衣、穿衣,是实用第一,还是审美为先,真很难说了。有时候,打开衣柜,为穿哪一件衣服而犯愁,一如当年为没有衣服穿而犯愁一样。

2025年4月1日于润州

作者简介


赵桥,江苏句容监狱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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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风雨薇、绿柳
julichuanmei@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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