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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桑德 (August Sander，1876—1964) 奥古斯特·桑德，摄影师，他黑布蒙头，透过笨重的木制大相机的镜头，从毛玻璃上观察自己的同胞。他比别人看得更远，为别人留下影子，也为自己的同胞做最客观的见证，并拍下一个时代的脸孔，让后人看看那时的日耳曼民族的心灵。这些照片使桑德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像摄影家、时代脸孔的留影者，并被誉为“德国人性的见证者”。科隆的布尔乔亚年轻母亲 ，Young Bourgeois Mo 在照相馆林立的都市里，已经很难令人在橱窗前驻足，留意一下照片。因为大半都是结婚新郎新娘照，或者是用来号召的明星大头照。这些尽量表现幸福、得意、重要时刻的浮面纪录，很难引起别人的关注，也很少人会重视照相馆师傅的影像表现工作了。其实早期的摄影家们几乎都以此行业营生，人像摄影的经典作品，不是出自照相馆师傅的手中，就是用同一种方式拍摄下来的。奥古斯特·桑德，正是这一行最卓越的一位大师。桑德拍摄的每一张照片的人物，都是摆好看姿势，刻意打扮过的。人物的举止透着自认为最适当的仪态。表情显示着：我希望别人知道我的这一面。有的人很努力的在维持自己精神最饱满的状况；有的人已经坚持不下而显得松弛，反倒露出自在的神色。然而这些人都有着严肃的性格，和或浓或淡的忧愁与伤痛。他们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子民。由于战胜的协约国要求德国重新建立户籍档案以便管理，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张新的身份证照片，桑德正是当时应接不暇的按快门的照相师。大臣和家人，Minister and Family 奥古斯特·桑德1876年11月17日出生于德国科隆西部河道村的一个采矿木匠的家庭。由于生活的压力他小学毕业后进入当地的矿井工作。幸运的是他被工头选中成为一名风景摄影师的助手。1892年，一位富有的叔叔资助桑德购买了人生的第一台相机，父亲也在家里的谷仓边为他搭了一间暗房。而桑德也开始了他在摄影领域的探索。不久之后他被应召入伍，在军队里他一有空就给士兵拍照，好让他们寄回去给家人看。退伍之后，奥古斯特·桑德开始在国内旅行做商业摄影师，为了学习建筑及工业摄影，他在德累斯顿的艺术学院选修了一年的绘画。20世纪初他在奥地利林茨城的一个摄影棚当助手。二十六岁时桑德决定回到故乡创业，但老家的暗房早已被弟弟们改成了洗衣间，底片也尽然销毁，于是他不得不回到林茨赚钱糊口。桑德异乡发迹却因投资背负一身债务回到德国，时年三十四岁的他重起炉灶在科隆开设了一家照相馆除了平时为顾客拍照之外，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开始从事决定自己一生功业的重要工作。年轻的农民 ，Young Farmers 奥古斯特·桑德选了威斯特沃这个乡村作为研究对象。他曾回忆;这些人们，从小我就熟悉他们的生活，……因此一开始时，我就从个别类型的村民当中，看到一种相同的典型。那是人类品质的记号。这种以一个特定的地方，来做为自己记录一个时代的特质的方式，很是有效。他们同在一块土地上，说同一种方言，有着同样的习俗、信仰。自然就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原型。桑德尽量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当中，抓住同一血源的内涵。他在不同的脸孔、异样的眼神、差别的姿势和互异的裁切构图当中，都表现了日耳曼民族的骄傲、倔强、严肃、不轻易放松自己的同一品性。他们都背负着同样的传统包袱、在压力下有着同样深沉的忧郁。他的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被召回军队的桑德也尝到了战败的苦果。战后，他的摄影棚被急需身份证的人们所挤满，最后他干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块，拍成团体照，再一个人头一个人头剪下来成为个人照。这种方式养成他日后很喜欢表现群体人物的习惯。众所周知，两个人以上的照片最难拍了。因为很难从不同个性的对象中，组合出新的意义来。然而桑德的多人照片里，却传达出“族群”的新涵意。桑德所拍的个人照片几乎都有一种“我是民族的一份子，不只是个人而已”的意味，而他多人的照片更是加强这种“人类族谱”的特质，明确表白着“我们是这时代的一份子，而非只是哥儿俩”的境界。
建筑学教授，柏林 
钢琴家 
拳击手
播种的农夫 等为身份证而来的人潮消退之后，桑德的照相馆生意才回复到正常的节拍，他开始感受到德国战后新兴艺术潮流的冲击，也结识了同年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成为现代艺术萌芽期的热情支持者，并和画家斯威特成为终身好友。斯威特努力地劝服桑德放弃有油画味道的凹凸布纹放大纸和放大之后的上脂处理，以摆脱模仿绘画的趣味。桑德接受好友的建议，开始试验新的放大方法，用最简单的平光相纸，把底片原有的细节一一再现，没有原先模糊化的浪漫效果。这样一来，他的作品中的脸孔更贴切的反映出人物的真实性格。从此桑德的信心大增，着手另一项更庞大的计划，以“二十世纪的人”为主题，进行系列性的摄影工作。不幸的是，三十年代，桑德的儿子艾力克，因为活跃于社会主义及反纳粹政府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并于一九四四年死于集中营；纳粹党人也开始搜索市面上的《时代的脸孔》一书及家中的底片，将之烧毁。这场风暴逼使桑德躲在威斯特伍德，他的一些底片也因存放在乡下而得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试着将底片理出脉络来，然而大半不是损坏就是毁掉了。因此《二十世纪的人》这本巨著始终不能出版。只有在他的专集中以小单元的形式出现。尽管这样，桑德依旧是二十世纪的见证者，评论家赫兹这么写到：“桑德成为威玛共和国的编年史，横夸威廉大帝的没落和希特勒的升起。那段日子的德国在矛盾的激情中沸腾，是一块梦想和梦愿，希望和堕落交替出现的土地。令人兴奋的早期政治自由气氛，慢慢地转变成极权带来的厄运。桑德平静地观看，他的相机不带热情地追寻德国人的心路历程……当我们在那失去的岁月搜寻那些脸孔时，我们惊恽地看到自己的反射。”冷静和诚实正是桑德洞察力的主要因素，他从不去捏造对象，他所努力的就是：要使自己的同胞，能在脸孔上焕发出民族的血源，而不去故意使别人看起来有特别的意识形态。他曾对孙子吉尔德——一个摄影家及艺术馆长这么表示：“我从不让一个人看起来不好，他们自己表现自己。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面点师，Pastrycook
无业游民，Unemployed 民工，Odd-job Man 我们可以说，桑德把对别人的尊敬，视为自己的重要原则—诚实。唯有如此，这些人物才会呈现出人类相同的的品质。 在《20世纪世界大事》一书中，“1929年至1939年：艺术与文学”一章中这样提到桑德： 奥古斯特·桑德在大部分艺术家争着发表他们的政治信念的那十年间，宁愿描绘自己看到的非政治的世界。他是个摄影家，决定以既不嘲笑又不过分推崇的客观态度，拍摄整个日耳曼民族的众生相，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开始时，他拍的是故乡威斯特沃的农民，最后他拍摄的对象涉及农村和城市的各个阶层人物，同时也是德国典型人物剪影。 由于他卓有成就，纳粹党人大感不满。他们梦想雅利安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桑德清澄雪亮的观点，和这个梦想格格不入。1943年，他们把桑德的《时代的脸孔》一书销毁。好在有许多底片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当时那一段历史记录，否则这段历史就要永远消失了。 桑德是唯一被视为改变我们生活大师的摄影家，他在历史经纬中占了那么重要的位置，这和他完全客观的态度有关。他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一种原型—德国人的真正性格。任何人看到他的照片都会感受到：这就是日尔曼民族。 这位照相师傅不只是拍一张张人像，而是拍了整个时代，为时代留下了面孔。 奥古斯特·桑德集结了一系列的面容，绝不亚于爱森斯坦或普多夫金聚集在电影中气势雄伟的容颜特写。桑德采取的科学观点：他将整部作品分成七组，对应特定的社会阶层，打算分成约四十五集出版，每集包括十二张相片的选集，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材料以供审视观察。“桑德从农民，即根生土地者开始，引导观察者通览各阶层，各职业，上自文明的最高表率，下至智障者。”桑德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并非以学者身份自居，也并未受到种族或社会理论的启示，而是如他的出版人所言，出自“直接的观察”。他的观点自然没有歧见，倒是具有胆识以及歌德所谓的温柔体贴：“有一种温柔体贴的经验，以内在的精神来认同客体，进而成为真正的理论”也难怪因此有位观察家德布林指出这部作品的科学面向并予以评论道：“有一种比较解剖学，可帮助我们认识自然，了解器官组织的历史，同样，桑德也提出了一种比较摄影：超乎细节而取科学观点。”这部非凡的作品如果因经济因素而无法顺利出版，那实在很可悲！我们对出版者除了给予衷心的鼓励之外，也有更明确的期许。像桑德这样的作品可以在一夜之间出其不意地成为时事新闻。我们所面临的到政权转移，使得增进与强化面向学观念已成为当务之急。一个人不管出身右派或左派，都必须习惯别人根据他的出身来检视他——而他自己也同样要如此看待别人。就此意义来看，桑德的作品不只是一本图像集，也是一册练习簿。奥古斯特·桑德部分作品 ↓↓↓ 
波希米亚人， Bohemian
警官， Police Sergeant
科隆的清洁女工 ，Cleaning Woman, Cologn
科隆的中产阶级夫妇， Middle-Class Couple
威斯特伍德的农妇，Peasant Woman of the Westerwald
威斯特伍德乡下的孩子， Child Westerwald
威斯特伍德乡下的一群孩子， Group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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