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上

卷一

　　论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干、叶仪。既至，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太祖命祖干剖析其义，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咨议。仪以疾辞，祖干亦以亲老辞，太祖皆许之。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曰：“天下兵争，民物创残，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对曰：“战守有备，治道必当有所更革也。”太祖曰：“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祎对曰：“昔汤正桀之乱而修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彝伦，王上之言，诚吻合于前古也。”

　　吴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邓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览之，谓愈等曰：“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矣。今卿辈所言，皆国家之不可阙者，但非所急。卿等国之大臣，于经国之道，庇民之术，尚当为予尽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罢，因召君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征伐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且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道，或生疢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成周之时，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变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从，故乱。卿等任居宰辅，当振举大纲，以率百寮，赞朕为治。”

　　四月丙辰，太祖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及创业之难，太祖曰：“朕赖将帅之力，扫除祸乱，以成大业。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养以自娱？然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恶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臣、刑部勘问，皆不实。台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编戍远方。”刑部言：“当抵罪。”太祖以问秦裕伯，对曰：“元时凡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有司著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元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御奉天门，谓吏部尚书詹同曰：“论行事于目前，不若鉴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为治之道，试为朕言之。”同对曰：“古先帝王之治，无过于唐虞、三代可以为法也。”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权谋术数，其用盖有时而穷。然为治者，违乎道德仁义，必入乎权谋术数。甚矣，择术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太祖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监。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监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太祖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氵㸒邪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从者矣。若惑于憸壬，荒于酒色，必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梦炎对曰：“陛下所谕甚切，实帝王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太祖御奉天门视朝毕，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甚切要事也。”沉对曰：“诚如圣谕。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鲜。是以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患己，何有不纳？唯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必来。”沉对曰：“陛下此言，诚国家兴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济众之意，庶几民被其泽。”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无欲，故能明断万事。万事理，则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断者，诚以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苏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览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爱国之心，但于理道未明耳。盖人主之心，当以爱物为主；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务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太祖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庸主，治不师古，君臣之间动相猜疑，以致上下相隔，情意不孚。君有所为，而臣违之，臣有所论，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怀。”群臣皆顿首谢。

　　七月戊戌，太祖御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侍。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智识为智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善等顿首称善。

　　八月丙寅朔，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东阁，从容谓侍臣曰：“责难之辞，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劝，如陈后主、江总辈污濊简策，贻讥千古，此诚可为戒。”右春坊右赞善董伦对曰：“诚如陛下所谕，惟明主则能慎择。”太祖曰：“责难不入于昏君，而谄谀难动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则无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太祖御华盖殿，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至《家人》，太祖曰：“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无闺门之失。”善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太祖与侍臣论治道。太祖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太祖御谨身殿，观《大学》之书，谓侍臣曰：“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陵俗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太祖御右顺门，与侍臣论治道，因及理乱。太祖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治。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侍臣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太祖退朝，顾谓翰林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

　　三月辛丑，太祖谓侍臣曰：“人主之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翰林学士刘三否对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所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饬百官执事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学士朱升等奉敕撰斋戒文，上曰：“凡祭祀必先斋戒，而后可以感动神明。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斋也。大祀斋戒七日，前四日为戒，后三日为斋。中祀斋戒五日，前三日为戒，后二日为斋。”既进览，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是为天下生灵祈福，宜下令百官一体斋戒。若自有所祷于天地百神，不关于民者，恐百官斋戒不致专精，则不下令。”又谓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祷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尝敢自徼惠也。且斋戒所以致诚，诚之至与不至，神之格与不格，皆系于此。故朕每致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无太久。大抵人心久则易怠，怠心一萌，反为不敬。可止于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庶几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着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祗于方丘。礼成，太祖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氵㸒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尝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仁祖淳皇帝配位。礼成，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庆成礼。既毕，出御奉天门，谓群臣曰：“祭祖在乎诚敬，不在乎物之丰薄。物丰矣而诚有未至，神不享焉；物虽薄而诚至，神则享之。所谓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尝闻以德受福，未闻以物徼福者也。昔陈友谅服衮冕，乘玉辂，丰牲帛，而行郊祀之礼。彼恣行不道，毒虐生灵，积恶于己，而欲徼福于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实为国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诚意未至，徒尚礼文，而欲徼福于己，岂不获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成，太祖谓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临兆民，当尽事天之道。前代或三岁一祀，或历年不举。今朕岁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礼，将以报覆载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阴阳和，风雨时，以福斯民。”群臣咸顿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观心亭成，太祖亲幸焉。召致仕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日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庙社，尤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圣情悦豫。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太祖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也，实为天下苍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书省臣进宗庙祭享及月朔荐新礼仪，太祖御白虎殿，览毕退，自殿西步自戟门东，忽悲怆流涕。谓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艰苦，饥馑相仍。当时二亲俱在，吾欲养而力不给。今赖祖宗之佑，化家为国，而二亲不及养，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录皇考妣忌日，岁时享祀，以为常。

　　吴元年四月辛亥，仁祖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侧，再三慰之。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间，三丧相继，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终天之痛，念之罔极。”愈呜咽不胜，左右皆不能仰视。

　　丁卯，仁祖后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谓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终时，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昼夜不离侧。吾次兄经营家事，母遣呼与偕来，嘱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言讫而终。今大业垂成，母不及见，语犹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里莫不感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四代考妣。祭讫，太祖顾谓李善长曰：“朕荷先世积累之勤，庆及于躬，抚临忆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斋肃一心，对越神灵，所谓焄蒿凄怆，若或见之。”善长对曰：“陛下诚孝感通，达于幽显。”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庙时享之礼。既而太常又进宗庙月朔荐新礼。太祖览毕，谓群臣曰：“宗庙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后，不若养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尝闻为人子者，愿为人兄，其意谓为兄待膝下之日，早于养之日也。朕于子为人弟，亲存而幼，不能以养。及长而富有天下，则亲殁矣，虽欲以天下养，其可得乎？”因悲叹久之，命以月朔荐新仪物著之常典，俾子孙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太祖因侍臣言及医者吮痈事，曰：“朕尝思人子于其亲，一体而分者也。思念之笃，精诚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乱，母后之坟为兵所发，朕收遗骸，失一指骨于坟近地，遍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闻世有以指血验之者，遂啮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验之，则血不入。乃知亲之气血相感如是，与他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母搤臂噬指，而子即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顾者，独何心哉？”

　　九月己酉，太祖圣诞日。朝罢，退御便殿，谓侍臣曰：“朕昔丧亲，适值艰难之际，今富有天下，不能为一朝之养，此终身之痛也。朕昨梦见客亲聚处之欢，一如平生．益父母子孙，本同一气，精神所格，有感必应，孰谓的明异达耶？”侍臣曰：“此陛下孝诚感通，形诸梦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太祖谓礼部尚书陶凯曰：'朕闻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诚，然于追养之道，岂敢怠忽？”复感叹曰：“养生之乐，不足于生前，思亲之苦，徒切于身后．今岁时祭享，则于太庙。至于晨昏谒见、节序告奠，古必有其所。尔其考论以闻。”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诸王往凤阳祭皇陵。太祖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远，吾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念劬劳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尽孝，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极。今凤阳陵寝所在，特命尔等躬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尔等敬之。”因悲叹不自胜，太子诸王皆感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太庙毕，太祖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临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扫，奉神主。恐有不虔，当以时省视，务宜斋洁，以安神灵。”

　　谨好尚

　　洪武元年闰七月丁卯，太祖谓侍臣宋濂等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材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如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名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业，图天下之安，其敢游心于此！”濂对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太祖谓儒臣詹同曰：“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败亡者不少。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人乘间纳其氵㸒邪，不为靡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同对曰：“不迩声色，昔成汤所以垂裕后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万世子孙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太祖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议则巧佞者进。夫偏于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君一心，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以鉴照万物。一为物诱，则如镜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汩浊，岂能照物？”侍臣对曰：“陛下谨嗜好，正心之道，莫过于此。”太祖曰：“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位之士。如此，国无不治。苟好所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古人于声色之好，亦不能无，如公刘之于货，太王之于色，好之不过其度也。若太康之盘游，桀纣之内嬖，秦汉以下，耽于宫室苑囿及畋猎祷祠、奇伎氵㸒巧之类，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败亡。要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惟成汤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太祖御武英殿。谓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无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实，斯不陷于一偏。至于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则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于好憎喜怒，则此心廓然大公，不为物累，是以耳目聪明犹如神矣。”

　　谦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群臣以上功业日隆，展表劝进。太祖曰：“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遽称尊号，诚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橐弓矢，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后与民更始，曷尝遽自称尊？今日之议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君臣固请不已，乃即吴王位。

　　吴元年七月甲申，相国李善长劝太祖即帝位，太祖未之许。善长等力请曰：“殿下起濠梁，不阶尺土，遂成大业。四方群雄刬削殆尽，远近之人莫不归心，诚见天命所在。愿早正位号，以慰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统之势未成，四万之涂尚梗。若称大号，未惬舆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归，察人心之无外，犹且谦让未遑，以俟有德。常叹陈友谅初得一隅，妄自称尊，志骄气傲，卒致亡灭，贻讥于后，吾岂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时，无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国公李善长预进仪卫，太祖见仗内旗有“天下太平，皇帝万岁”字，顾谓善长曰：“此夸大词也。古者大旗之制，各有其属，若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之类，所以昭仪物，辨等威。若'太平’、'万岁’之名，此直夸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宁’易之，庶几顺理。”既而复谕之曰：“此亦近夸，宜并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宁国、扬州、台州府并泽州各献瑞麦共二十本，群臣皆贺。太祖曰：“朕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时，五谷熟，人民育，为国家之瑞。盖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昔尧舜之世，不见祥瑞，曾何损于圣德？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当时皆以为瑞，乃不能谦抑自损，抚辑民庶，以安区宇，好功生事，卒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其后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汉德于是乎衰。由是观之，嘉祥无征而灾异有验，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钟山，群臣称贺。太祖曰；“休咎之征，虽各以类应，朕德凉薄，乌足以致斯。”翰林应奉睢稼对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膏露降。陛下恭敬天地，辑和人民，故嘉祥显着。”起居注魏观曰：“帝王恩及于物，顺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宽租赋，减徭役，而百姓欢豫，神应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读学士危素曰：“王者敬养耆老，则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柏，乃陛下尊贤养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庙，颁示史馆，以永万亿年无疆之休。”太祖曰：“卿等援引载籍，言非无征。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乌敢当此？一或忘鉴戒而生骄逸，安知嘉祥不为灾之兆乎！告诸宗庙，颁之史馆，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后世也。”群臣皆顿首谢。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凤翔府宝鸡县进瑞麦一茎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余本。太祖谓廷臣曰：“向者凤翔饥馑，朕闵其民，故特遣人赈恤。曾未数月，遽以瑞麦来献。借使凤翔民未粒食，虽有瑞麦何益？苟其民皆得所养，虽无瑞麦何伤？朕尝观自古以来，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时和岁丰，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爱弟敬，风俗淳美，此足为瑞。若此麦之异，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礼部尚书陶凯等言进膳举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业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熙然太和，虽日举乐，未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也哉？俟大兵凯还，士卒无战伐之劳，人民罢转输之苦，然后以乐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壬午，太祖阅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语，即改作“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因诏词臣谕之曰：“卿此言太过。尧舜犹病博施，大禹不自满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县民献嘉瓜二，同蒂而生。太祖御武楼，中书省臣率百官以进，礼部尚书陶凯奏曰：“陛下临御，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也，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瓜联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之。纵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祯祥示之。苟有过，必垂象以谴告，使我克谨其身，以保其民，不至于祸殃。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遂为赞，并赐其民钱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称贺，献歌诗以颂德。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可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生，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云再见，礼部请率百官表贺。太祖谕之曰：“天下康宁，人无灾害，祥瑞之应，固和气所召。昔舜有《卿云》之歌，在当时，有元恺岳牧之贤相与共治，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岂可遽以是受贺？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从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至灾异之来，不复能弭。盖夸侈之心生，则戒惧之志怠，故鲜克终，可以为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云见，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云物之祥，征乎治世。舜之时形于诗歌，宋之时以为贤人之符。此实圣德所致，国家之美庆也。”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灾祥在德。诚使吾德靡悔，灾亦可弭。苟爽其德，虽祥无福。要之国家之庆，不专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宁府确山县野蚕成茧，群臣贺表。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为家，使野蚕成茧，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当受贺。一邑之内偶然有之，何用贺为？”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太祖罢朝，从容问左右民间事。礼部尚书阎克新对曰：“圣泽深广，天下之民各安生业，幸蒙圣治。”太祖曰：“虽尧舜在上，不能保天下无穷民。若谓民皆安业，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对曰：“圣德谦虚，不自满假，则天下之民受福无穷矣。”

　　经国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前来致书，太祖谓左右曰：“予观察罕书，词婉而媚，是欲馅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还我使者，其情伪可见。吾观天下事势，若天未厌元，而彼之所为有以厌服人心，则事未可知。今其所为违天悖理，岂能有成？且人谋不如天从。天与人，人不得违。人贪天，天必不与。我之所行，一听于天耳。夫天下犹器也。众人争之必裂，一人持之则完。今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梗于东南，天下纷纷，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与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太祖还朝，谓左相国徐达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巳。”又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吾，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乙巳四月庚子，太祖谓孔克仁曰：“汉高祖起自徒步，终为万乘，何也？”克仁对曰：“由其知人，善任使。”太祖曰：“卿言汉高止此乎？”克仁对曰：“然。”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诈，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代。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张罟而坐获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杰非一，皆为勍敌。我守江左，任贤抚民，伺时而动。若徒与之角力，则猝然难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陆，克之。先是，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陆及襄阳，谕之曰：“安陆、襄阳横据上流，跨连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争之地。今置不取，将贻后忧，汝往取之。夫坚城之下，难以猝攻，缓之则顿三军之锐气，急之恐驱人以冒矢石。宜相机招徕，以辑宁其民。”复调江西行省右丞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领兵继其后。使人谓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陆、襄阳，汝当以兵继之。凡得州郡，汝宜驻兵以抚降附。近闻王保保集兵汝宁，彼之所为，如筑堤壅水，惟恐渗漏。汝之往也，能爱军恤民，则仁声义闻被于远近。人心之归，犹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泄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阳未下，则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阳，半集景陵。汝居湖广，使声援相应，以遏寇之奔轶。”愈奉命遂行。至是，遇在攻安陆，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太祖谓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乱，生民涂炭，中原诸将若孛罗帖木儿，拥重兵犯城阙，乱伦干纪，行已夷灭。扩廓帖木儿挟太子以动兵，是以子抗父。且急于私雠，无敌忾之志，糜烂其民，终无成就。李思齐、张思道辈固碌碌不足数，然窃据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张士诚，外假元名，内实寇心，反复两端，情状可见。明王珍父子据有巴蜀，僭称大号，喜于自用而无远谋，观其所为，皆不能有成。中原扰扰，孰为拯之？予揆天时，审人事，有可定之机，令师西出襄樊，东逾淮泗，首尾相应，击之必胜，而凡事可定。伐敌制胜，贵先有谋，谋定事举，敌无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难定，但民物雕丧，千里丘墟，既定之后，生息犹难，方劳思虑耳。”

　　庚午，太祖谒陵还邸舍，谓博士许存仁等曰：“吾昔微时，自谓缘身田野间农民耳。及遭兵乱，措身行伍，亦不过为保身之计。不意今日成此大业。自吾去乡里，十有余年。今始得扫省陵墓，复与诸父老子弟相见。追思曩时，诚可感也。然吾向在军中，见当时群雄皆纵令其下夺人妻女，掠人财物，心常非其所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诸郡，禁戢士卒，不许剽掠，务以安辑为心。上天鉴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王上一念之仁，故天人为之属心。今归故乡，顾念桑梓，抚谕亲故，眷眷不舍。虽汉高之待沛中父老，恩义不是过也。”

　　吴元年四月丁未，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苏息，顾侍臣叹曰：“军旅未息，供馈不休，生民之劳甚矣。”起居注王祎对曰：“主上威德昭著，远近之人延颈徯苏，民虽劳而无怨，正当乘势长驱，廓清中原，乃得休息。”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河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当急遽？予用兵征讨，十有余年，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今虽西平陈友谅，而扩廓帖木儿驻兵河南，王信父子窃据沂州，谭右丞貊高辈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长驱，顾张士诚未下，东吴未平。静观元臣，依违者十八九。假恢复为名，惟扩廓帖木儿耳。又为诸将所沮，势不能展，久不进兵，必生疑间。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师老于外，人心离合之间，稍有不利，众必瓦解，将不过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挠我边境，岂识时务者哉？中原数子吾未暇与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诸将言：“陈友定窃据闽中，擅作威福，宜乘势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则难为力矣。”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苏，而张氏降卒新附，未可轻举。且陈友定据闽已久，积粮负险，以逸待劳。若我师深入，主客势殊，万一不利，进退两难。兵法贵知彼知己，用力不此，万全之策，吾前已计之审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太祖谓太史令刘基、学士陶安曰：“张氏既灭，南方已平，宜致中原，平一天下。”基对曰：“土宇日广，人民日众，天下可以席卷矣。”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吾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逐，每临小敌，亦若大敌，故能致胜。今王业垂就，中原虽板荡，岂可易视之？苟或不戒，成败系焉。”基曰：“近灭张氏，彼闻而落胆。乘势长驱中原，孰吾御者？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变。彼方犄角，相为声援，岂得遽云长驱？必凭一战之功，乃乘破竹之势。若谓天下可以径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当观之，彼有可亡之机，而吾执可胜之道，必加持重，为万全之举，岂可骄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己，太祖御戟门，与给事中吴去疾等论政务，因谓之曰：“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扫除群雄，拥有江南，人免离乱之苦。每终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难安而易动，事机难成而易坏。苟抚之失宜，施之不当，乱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劳之日，岂能坐守一方而忘远虑乎？正当练兵选将，平定中原。诸将小心忠谨者，惟徐达听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为，可以佐之。其余或有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辅吾，请将足以了之。”去疾对曰：“知臣莫如君。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难矣。”

　　庚申，太祖将命请将北伐，谓信国公徐达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兴，民坠涂灰。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初为保身之谋，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乃率众渡江，与群雄相角逐，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念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窃，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名虽尊元，实则扈跋，擅爵专赋，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今欲诸公北伐，计将如何？”鄂国公常遇春对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胜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驱，余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县师深人，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诸将皆曰：“善。”太祖顾谓信国公徐达曰：“兵法以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卿其识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将军徐达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劳之曰：“将军率师征讨，勤劳于外，古人所谓忠尔志身，国尔忘家，诚将军之谓也。朕闻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师至，将军宜与诸将乘时进取而安辑之。朕观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战而克，大丈夫建功立业，各有其时。揆时之会，不失事机，在将军等勉之。”达顿首谢。既退，太祖复召问达：“今取元都，计将安出？”

　　达对曰：“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为观望。今潼关又为我有，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臣等乘势捣其孤城，必然克之。”太祖据图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偏裨，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达又曰：“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灭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达乃受命而还。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太祖大宴请功臣，宴罢，因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巳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一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然不知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着。事未形。犹可图，患已着，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氵㸒。奢氵㸒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国公徐达率诸将诣阙谢。太祖退御华盖段，赐达等侍坐，从容宴语。太祖曰：“今成一统之业，皆尔诸将功劳。”达等顿首曰：“臣等起自畎亩，际风云之会，每奉承算，出师征代，用兵次第，如指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发。此天赐陛下圣智，非臣等所能与也。”太祖曰：“曩者四方纷乱，群雄竞起，朕与卿等初起乡土，本图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强者纵于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氵㸒者迷于子女，贪残者耽于货宝，奢侈者溺于富贵，剽贼者喜于战斗。兹数者无救患之心，徒为生民之患。若张士诚，尤为巨蠹。士诚恃其财富，侈而无节。友谅恃其兵强，暴而无恩。朕无所恃，惟不嗜杀，布信义，守勤俭，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济艰危，故来者如归。尝与二寇相恃，人有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若先击友谅，则士诚先乘我后。此亦一计，然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者，先声既震，幽蓟自倾。且朕亲驻大梁，止潼关之兵者，知张思道、李思齐、王保保皆百战之余，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则西走陇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众胆落，不战而奔。然后西征，李、张二人，望绝势穷，故不劳而克。惟王保保犹力战以拒朕师。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彼人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胜负未可知也。事势与友友谅、士诚又正相反。至于闽广，传檄而定，区区巴蜀，恃其险远，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劳矣。”于是达等皆顿首谢。

　　洪武四年闰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内官监等官品秩。太祖谓侍臣曰：“古之宦竖在宫禁，不过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及其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谓此辈但当服事宫禁，岂可假以权势，纵其狂乱。吾所以防之极严，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慎履霜坚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太祖因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战野，捐躯殉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大祖谓群臣曰：“智力虽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忆斯言，竟夕不寐，静观往事，无不皆然。朕当取天下之初，论智不如张士诚之狡，论力不如陈友谅之众。而朕一以诚心待之，未尝以诈力加人，然二人卒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穷，惟至诚人自不能违耳。”群臣顿首称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敕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书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陈言。太祖谓群臣曰：“谋国之道，习于旧闻者当适时宜，狃于近俗者当计远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于远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设施，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贻于后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盖国家之事，所系非小。一令之善，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无穷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诸王告太庙。礼成，宴群臣于奉天门及文华殿。太祖谕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久长治之计。”群臣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兴学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诏增筑国子学舍。初，即应天府学为国子学。至是，太祖以规制未广，谕中书省臣曰：“太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朕承困弊之余，首建太学，招徕师儒，以教育生徒。今学者日众，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学会，必高明轩敞，俾讲习有所，游息有地，庶达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主灰冠礼乐之教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联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礼部奏增广国子生。太祖曰：“须先择国子学官。师得其人，则教养有效，非其人，增广徒多何益？盖瞽者不能辨色，聋者不能辨声，学者而无师授，亦如聋瞽之于声色。朕观前代学者出为世用，虽由其质美，是亦得师以造就之。后来师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学，一以记诵为能，故卒无实。今民间俊秀子弟，可以充选者虽众，苟无端人正士为之模范，求其成材，难矣。故曰：'务学不如务求师。’今祭酒乏人，卿等宜为朕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备、宜为人师者，以名闻。”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国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太祖谕之曰：“致治在贤，风俗本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务学，人材可兴。”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道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太祖谕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叙，其功忝于天地。今天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岂非阙典？卿与儒臣其定释奠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礼都给赐国子生钞。北平、陕西、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监三年以上者，人五锭；二年，人二锭。俾制冬衣。复命工部于国子监前造别室一区，凡百余间，具灶釜、床榻以处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给役。侍臣进曰：“陛下作兴学校，推心悯下，无所不至，从古未有。”太祖曰：“诸生去乡土，离亲戚，远来务学，日久衣必敝。或有疾，无人具汤药。朝廷作养之，必使之得所，然后可必其成材。盖天生人材，皆为世用，人君育材，当有其实。惟能有以作养之，则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太祖谕之曰：“农夫舍耒耜，则无以为耕；匠氏舍斤斧，则无以为业；士子舍经籍，则无以为学。朕尝念北方学校缺少书籍，士子有志于学者，往往病无书读，向尝颁与《四书》《五经》，其它子史诸书未赐予，宜于国子监印颁。有未备者，遣人往福建购与之。”

卷二

　　尊儒术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使行，太祖谓之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来朝。先是，大将军徐达至济宁，克坚称疾，遣其子希学见达于军门。达送希学赴京，希学奏言：“臣父久病不能，令臣先入见。”太祖乃以敕往谕之曰：“朕闻尔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纲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历数十代，往往作宾王家，岂独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闻尔抱风疾，果然否？若无疾而称疾，则不可。谕至思之。”会克坚亦自来朝，行至淮安，遇敕使，拜命惶恐，兼程而进。既至，召对谨身殿。太祖从容慰问：“尔年几何？”克坚对曰：“臣年五十有三。”太祖曰：“尔年虽未耄，而疾婴之，今不烦尔官。但尔家先圣之后，为子孙者不可以不务学。朕观尔子资质温厚，必能承家，尔更加诲谕，俾知进学，以振扬尔祖之道，则有光于儒教。”克坚顿首谢。即日赐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又明日，复召至谕之曰：“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故尔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圣贤之学，况孔氏子孙乎？尔宜勉尔族人，各务进学。”因顾谓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坚以官者，以其先圣之后，特优礼之，故养之以禄而不从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太祖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耶？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诏禁四六文词。先是，太祖命翰林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翰林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太祖命中书省臣录二表，颁为天下式。因谕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太祖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丧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有美质，无所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太祖诣国子监谒先孔子，释菜礼成，谕学官曰：“中正之道，无逾于儒。上古圣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实儒。后世儒之名立，虽有儒名，或无其实。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立德，教率天下后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鲁国君臣无能用之者。当时独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贤，责其子之不能从，则一国之君臣可愧矣。卿等为师表，正当以孔子之道为教，使诸生咸趋于正，则朝廷得人矣。”复命取《尚书.大禹》《皋陶谟》《洪范》亲御讲说，反复开谕，群臣闻者莫不悚悦。

　　十一月壬戌，太祖命礼部臣修治国子监旧藏书板，谕之曰：“古先圣贤，立言以教后世，所存者书而已。朕每观书，自觉有益。尝以谕徐达，达亦好学，亲儒生，囊书自随。盖读书穷理于日用事物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国子监旧藏书板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资于学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太祖谓工部臣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朕闻即命释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则贤者之后寝以微灭，是岂礼先贤之意哉？尔等宜加询问，凡有圣贤之后在输作者，依例释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诏修阙里孔子庙宇。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纪废坏。孔子以至圣之资删述六经，使先王之道晦而复明，万世永赖，功莫大焉。夫食粟则思树艺之先，衣帛则思蚕缫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之功，与天地并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报之意，而阙里又启圣降神之地，庙宇废而不修，将何以妥神灵，诏来世？尔工部其即为修理，以副朕怀。”

　　圣学

　　丙申五月庚寅，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闸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吴元年四月庚戌，太祖至白虎殿，见诸子有读《孟子》书者，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太祖曰：“孟氏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太祖与儒臣论《易》，至“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太祖曰：“人主职在养民，但能养贤，与之共治，则民皆得所养。然知人最难。若所养果贤，而使之治民，则国无虚禄，民获实惠。苟所养非贤，反厉其民，何辅于国哉？故人主养贤非难，知贤为难。”

　　辛丑，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太祖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裕伯对曰：“诚如圣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太祖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复言之。太祖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太祖谓礼部侍郎曾鲁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其要在于允执厥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鲁曰：“尧舜以此道宰制万事，如执权衡，物之轻重长短，自不能违，而皆得其当，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后世鲜能此道，于处事之际，欲求其—一至当，难矣。”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而欲施之于政者有尧舜之治，决不可得也。”鲁又曰：“尧舜之道，载之典谟者，无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学》一书。”太祖曰：“《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注道德经》成，太祖对儒臣举《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此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为注，以发其义。”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容易而悟，真有国之龟鉴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太祖御华盖殿，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读《心箴》毕，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几。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已丑，太祖坐东阁，因与侍臣论仁智。太祖曰：“圣人笃于仁，贤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为爱物，奸欺之有足以祸身。”又论天人相与之际，太祖曰：“天人之理无二，人当以心为天。”论俭，太祖曰：“不可俭者祭祀，然祭不可渎。不可俭者赏赍，然赏不可滥。”

　　洪武二年五月丁卯，太祖御华盖殿，侍臣进讲，因论人之善恶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太祖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违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祸福之来，则听于天。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者，特时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太祖与侍臣观史，因论田子方贫贱骄人之说。太祖曰：“富贵者固不可骄人，贫贱者又岂可骄人？夫骄，凶德也，富贵而骄人，则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贫贱而骄人，适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当以恭敬为本。子方之言，抑扬太过，盖有所激而言。”侍臣对曰：“诚如圣谕。”

　　辛巳，太祖召考试官陈宗顺等坐武英门赐食，谕之曰：“今日观《列子》邻人窃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于心，信心必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恶，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恶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当好，恶其所当恶，信其所当信而疑其所可疑，则人无浸润之谗、形似之责矣。”又论五性之德，太祖曰：“小忠非仁，小节非义，足恭非礼，苛察非智，谅而不贞，不可谓之信。”遂给纸笔，令诸儒撰疑信论。

　　褒功臣

　　吴元年二月甲戌，大将军徐达遣人自军中来请事，太祖敕劳之曰：“古者帝王之兴，必有命世之士以为辅佐。成周伐罪，鹰扬奋兴。炎汉伏义，群策毕举，所以克集大功，启基隆祚者也。将军自昔相从，忠义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谋，端重有武，故能遏绝乱略，消弭群慝，建无前之功，虽古豪杰之士，不能过也。今克期来，所请事悉欲禀命而行，此贤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请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识虑周详，不肯造次有违，诚社稷之庆，邦家之福。然将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从宜行之。”

　　十月丁巳，太祖宴功臣于西楼，既罢，谕诸将曰：“自古豪杰开基创业，非用贤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赖诸将相，化家为国。但累岁征伐，跋涉戎马间，其劳甚矣。近讨张氏，始不复亲行阵。大将军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缚将，以成厥功，为一代元勋，光着史册，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陈友谅既灭，惟诛其首恶，余有才者悉用之，岂但待以不死，虽剖心与语，而终自怀疑。间有英雄，一见与语，即复输心，出人左右，待之如一，无间新旧，使反侧自安。又若张氏之臣，不思为国尽力，惟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败，万事瓦解，此近事明鉴也。及张氏既灭，惟大将军于货宝无所取，妇女无所近，其深谋远略，盖谓中原未平，民未苏息，岂可遽恃为安乎？尔等当如大将军所存，共图大勋，康济宇内。”于是诸将皆顿首谢。

　　教太子诸王

　　吴元年八月丙寅，太祖祀山川华，出斋次，颁胙于群臣。将还宫，顾谓诸子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盛。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至骄惰。”诸子趋至，卫士闻之，莫不感悦。

　　十月乙丑，太祖遣世子标、次子樉往临濠谒陵墓，因谕之曰：“世称商高宗、周成王为贤君者，汝知之乎？高宗旧劳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知稼稿之艰难。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俭之政，为商周令主。汝诸子生于富贵，未涉艰难，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况汝他日皆有国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涂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命中书择官辅导以行。

　　十一月甲午，太祖沐浴出观圜丘，顾谓起居注熊鼎等曰：“此与古制合否？”对曰：“小异也。”太祖曰：古人于郊，扫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俭朴，周有明堂，其礼始备。今予创立斯坛，虽不必尽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诚，不敢顷刻怠矣。”鼎对曰：“主上创业之初，首严郊丘之祀，既斟酌时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终尽诚敬，此诚前代之所未及。”太祖曰：“郊祀之礼，非尚虚文，正为天下生灵祈福，予安敢不尽其诚。”时世子从行。太祖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家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綀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食，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复指道旁荆楚谓之曰：“古者用此为扑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殒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刘基、陶安言于太祖曰：“适闻中书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从，将欲望治，譬犹登高冈而却步，渡长江而回楫，岂能达哉？元氏胡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仿彼作中书令乎？”乃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取廷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其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夫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崇德尚齿，尊贤之道。辅导得人，人各尽职。故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对曰：“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远矣。”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乃谕善长等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议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寮，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同，卿等必谓府寮导之，嫌隙将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以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宾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泥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太祖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事。”遂问此曲直孰在？对曰：“曲在七国。”太祖曰：“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尝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怒。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十月己未，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镛、卢德明、张易为太子谕德。太祖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义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太祖召孔克仁等赐坐。因曰：“昨到钟山，令侍御仆从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趋，记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诸子曰：此小憧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当朝夕勤励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贵、耽逸乐耳。”克仁对曰：“陛下此言，即无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太祖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崛起帝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优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败亡必至，可不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太祖召东宫官属及王府官属，谕之曰：“辅导之臣，犹法度之器，先必正己而后正人。盖德义者，正人之法度，善恶者，修身之衡鉴。汝等辅导诸子，必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则能尽辅导之职。观之梓匠，虽有材木，必加绳削，乃能成器。太子诸王，必得贤辅开导赞助，乃能成德。朕择尔等为宫僚，各宜尽心。又加经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为鉴戒者，采摭其事，编次成集，朝夕观览，以广智识，亦有助于辅导。”群臣顿首受命而退。又谕秦王右相郑九成等曰：“朕封建诸子，选用傅相，委托匪轻，凡与王言，当广学问以充其行义，陈忠孝以启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聪明无蔽，上下相亲，庶几道德有成，以弘长世之业，而辅相者亦克尽其职矣。”复顾刘基等曰：“朕观古圣贤之君，虽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诚以富贵易至于骄奢，必至于荒纵，未有荒纵而无颠覆者。故尝戒太子、诸王，以为士不能正身修德，则殃及身家。为士且然，况于为君为王者乎？”基顿首对曰：“陛下此言，万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太祖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庶于辅导有所责成。太祖曰：“古者不备其官，惟贤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己未，太祖谕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僚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歧所惑。若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省臣对曰：“知人最难，邪正未易辨。”太祖曰：“尊德乐义，斯为正也；便佞亵慢，斯为邪也。故骄奢氵㸒佚，鲜不由于亵慢，而端庄中正，必皆本于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训录》成，太祖因谓侍臣曰：“朕着《祖训录》，盖所以垂示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着是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绸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侍臣对曰：“自古创业之主，其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荒坠厥绪，几于亡夏，颠覆典刑，几于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为秦府右相，国子助教朱复为燕府参军。谕曰：“王今长，宜朝夕左右辅养其德，二三年后，遣王之国。汝等宜尽心所事，取鉴于古，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采摭古人仕为王巨，孰能以正辅导，孰为不能，编次成集，朝夕览观。遇有所行，则择其善而去其不善，务引王于当道。尔等与天言，待臣下则以谦和，抚民人则以仁恕，劝耕耨以省馈饷，御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则能尽其职矣。”又曰：“汝尔职事清简，非朝廷剧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习武事，发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谨守礼法，陈善闭邪而已。苟巧诈无实，欺蔽谄谀，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太祖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一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尝思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思绎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尔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且目虽能视，所见不逾于阈，耳虽能听，所闻不越于庭。而欲区区智识决天下之务，能—一当理，难矣。汝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言，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训。”

　　壬戌，太祖谓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懂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于其源，源塞而绝；伐木者，必于其根，根断而木拔矣。设王有所违失，尔若日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则是大失将至。俟其大失将至，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奥。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凡历代贤王著名方册，其巨亦皆贤者，故能同济其美．尔等职任辅导，宜尽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太祖召太子宫臣谕之日：“汝知所谓重器乎？”对曰：“岂非商彝周鼎乎？”太祖曰：“汝所谓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宝爱，太子承主器之重，岂得不宝爱之乎？宝爱之者，必择端人正士以为辅翼，朝夕与居，使其熟闻善言，不迩詖行，自然渐渍，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近习，是委重器于涂，而不可宝爱之矣。汝等日辅太子，讲论诵说之时，必导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广，庶几他日克胜重任，则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诸王侍，太祖顾谓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太子对曰：“每闻儒臣讲说，知其略矣，未领其要。”太祖曰：“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以知其内也。古之君子，趋跄有节，升降有数，周旋跬步而不违于矩矱者，由其德充于内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则必为其陷矣。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太祖语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万几，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事，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日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奸邪，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则未有不失其当。今有人指石以为玉，当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为非玉，乃石也。如此，则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为玉，则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权度矣。况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也。亦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是月，太祖训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孙，废弃厥德，色荒于内，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礼乐崩弛，则天弃于上，民离于下，遂失其天下国家。为吾子孙者，当取法于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鉴彼荒氵㸒，勿蹈其辙，可以长享富贵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太祖问曰：“比日讲习何书？”对曰：“昨看书至商周之际。”太祖曰：“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因谕之曰：“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天亦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识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凡听讼贵明，不明则刑罚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伤天和。或有大狱，必当详审，庶免构陷之非，锻练之弊。”又曰：“凡功赏要当，则人心常服。盖赏与罚二事，治天下之大权也。”

十一月甲午，太祖谓皇太子请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君造福，而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恺悌，虽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击搏，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太祖谓皇太子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当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刚健中正，故运行不息。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亏损天德，而欲长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东征酉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至顺帝，偷情荒氵㸒，天厌人离，遂至丧灭。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尔等当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业。”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册皇后马氏。太祖谓侍臣曰：“昔汉光武劳冯异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君臣之间，始终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尝从朕在军仓卒，自忍饥饿，怀糗饵食，朕比之豆粥麦饭，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长孙皇后当隐太子构隙之际，内能尽孝勤，承诸妃消释嫌猜。朕数为郭氏所疑，朕径情不恤，将士咸以服用为献，后先献郭氏，慰悦其意。及欲危朕，后辄为弥缝，卒免于患，殆又难于长孙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诘怒小过，辄为朕曰：'主忘昔日之贫贱耶？’朕复为之惕然。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岂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太祖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故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近之押，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或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风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太祖退朝御东阁，从容与群臣论及礼乐之事。谓廷臣曰：“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佻巧作则习尚诈伪。京师天下之统会，万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则者也。而积习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诱，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礼部尚书陶凯对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今欲整齐风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后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诸礼义，政刑岂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严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凯顿首称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阳县民有父得罪当杖，请以身代，太祖谓刑部臣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洪武二十年闰六月甲寅，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尚齿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诏天下行养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者加帛一匹，绵一斤。若有田产能自瞻者，止给酒肉絮帛。其应天、凤阳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八十以上赐爵里士，咸许冠带，复其家。尚虑有司奉行不至，尔礼部以朕命谕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讦告者。刑部奏请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一时愚昧，或因货利，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尝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过。太祖曰：“此彼之真情发见也，俱释之。”兄弟和好如初。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己巳，龙江卫吏以过罚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徽不听，吏击登闻鼓诉之。太祖召徽切责之曰：“吏虽罚役，天伦不可废，使其母死不居丧，人子之心终身有慊。夫与人为善，犹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为劝？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乃独不然耶？”徽大惭，吏遂得终丧。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卫卒吴英父得罪系狱，英诣阙陈情，愿没入为官奴，以赎父罪。太祖谕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时何不劝谏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贷，然念汝爱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当即谏止。若不听，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义，斯为孝也。”又顾谓侍臣曰：“此卒非知书者，能如此，亦可谓难矣。故特曲法以宥其父，将以励天下之为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太祖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能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来，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岂习俗之固未易变耶？朕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宁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其谕以此意，使民知之。”

　　议礼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书及礼部定奏：天子亲祀圜丘、方丘、宗庙、社稷，若京师三皇孔子、风云雷雨、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贤等祀，则遣官致祭。郡县宜立社稷，有司祭里社土谷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载诸祀典。余不当祀者，并禁之。太祖因谕群臣曰：“凡祭享之礼，载牲致帛，交于神明，费出己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钱办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国家仓廪府库所积，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俎馔，充实神庭，徼求福禄，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为国为良祷析，如水旱、疾疫、师旅之类是也。”

　　癸亥，太祖欲举行耕籍田礼，谕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亩，所以供粢盛备饙饎。自经丧乱，其礼已废，上无以教，下无以劝。朕莅祚以来，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为先，故首欲举而行之，以为天下劝。”时监察御史有历班而言曰：“耕籍田则力本者知所重矣。”太祖曰：“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务农乎！故后稷树艺稼穑，而《生民》之诗作。成王播厥百谷，而《噫嘻》之颂兴，有国家者，其可弃是而不讲乎？”遂命以来春举籍田礼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太祖读《叔孙通传》，至鲁两生不肯行，因谓侍臣曰：“叔孙通虽云窃礼之糠粃，然创制礼仪于煨烬之余，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谓难矣。如两生之言，不无迂耶？若礼乐必待百年而后可兴，当时朝廷之礼废矣。朕闻先王之礼，因时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必世。’盖亦因时制宜之谓。必待百年，则迂矣。”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诏百官，悉侍左右，询问民情，咨访得失，或考论古今典礼制度，故虽小官，亦得上殿，至有逾越班次者。太祖乃谓宰臣曰：“朝廷之上，礼法为先，殿陛之间，严肃为贵。朕始欲咨访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肃朝仪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指挥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许上殿，其余文武官五品以下，并列班于丹陛，违者纠仪官举正之。”

　　八月庚申，大祖谕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侈肆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太祖谓礼部巨曰：“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设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礼，修政莫如礼，齐家莫如礼。故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元兴，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狃于浅近，未能猝变。今命尔稽考典礼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颁布天下，俾习以成化，庶几复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礼官上所定礼仪，太祖谓尚书牛谅曰：“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交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

　　九月丙午，礼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礼仪。太祖谓中书省臣曰：“朝廷之礼，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贱加贵，不以卑逾尊。百官在列，班序有伦，奏对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参奏事，有未闲礼仪者，是礼法不严于殿陛，何以肃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诸武臣于礼仪有不闲习者，合侍仪司官，日于午门外演习之。且命御史二人监视，有不如仪者，纠举之。百官入朝失仪者，亦纠举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录》成。先是，贵妃薨，敕礼官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礼》、《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眠。”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丧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敕翰林学士宋濂曰：“养生送死，圣王之大政，讳忘忌疾，衰世之陋习。三代丧礼节文尤详，而散失于衰周，厄于暴泰。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为适变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太祖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今观愿服三年丧，比服期年者加倍，则三年之丧，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礼成，敕中书省臣曰：“立纲陈纪，治世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则焉。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以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故孔子曰：'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欢。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悦，若有肸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令儒臣纪其祀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而锡黔黎之福，朕与卿等尚夙夜无怠，以答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鹰扬而授丹书，仲山甫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今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帝王庙。先是，礼官奏以风后、力牧、皋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张良、萧何、曹参、周勃、邓禹、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赵普、曹彬、韩世忠、岳飞、张浚、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从祀于帝王庙。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终始一心，载在史传，万世不灭。国家祀典，必合公论，不可徒观其迹而不究其实也。若宋赵普，负太祖，为不忠，不可从祀。元巨四杰，木华黎为首，不可以其孙从祀，而去其祖，可祀木华黎，而罢安童。既祀伯颜，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汉陈平、冯异、宋潘美皆节义，兼善始终，可以庙祀。”于是定以风后、力牧、夔龙、伯益、伯夷、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凡三十有七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礼部右侍郎张智申肃朝仪，太祖谓之曰：“礼仪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时，群后德让，百僚师师。卿其申谕百官，景行古人，无败礼失度，以取咎责。”

　　兴礼乐

　　吴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领乐舞生入见，设雅乐阅试之。太祖亲击石磐，命升辨识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徵音。太祖曰：“升每言能审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宫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对曰：“八音之中，石声最难和，惟后夔能和磐声，故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太祖曰：“石声固难和，然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即八音谐和矣。”因命乐生登歌一曲。太祖复叹曰：“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神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欲乐和，顾不难耶？”鼎复对曰：“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制宴享九奏乐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日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成，九日乐清宁。先是，太祖厌前代乐章率用腴词，以为容悦，甚者鄙陋不称，乃命凯等更制其词。既成，太祖命协音律者歌之。谓侍臣曰：“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氵㸒词艳曲更唱送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氵㸒亵之乐，悉屏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礼部申明乡饮酒礼。太祖谓礼官曰：“乡饮之礼，所以序尊卑、别贵贱。先王举以教民，使之隆爱敬，识廉耻，知礼让也。朕即位以来，虽以举行，而乡闾里社之间恐未遍习。今时和年丰，民间无事，宜申举旧章。其府、州、县则令长官主之，乡闾里社则贤而长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齿为序。其有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如此则家识廉耻，人知礼让，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之道，不待教而兴。所谓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谓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太祖御奉天门，谕群臣曰：“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若通于礼而不通于乐，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达于乐而不达于礼，非所以振纪纲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然后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礼乐，不可无刑政。朕观刑政二者，不过辅礼乐为治耳。苟为治徒务刑政而遗礼乐，在上者虽有威严之政，必无和平之风；在下者虽存苟免之心，终无格非之诚。大抵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卿等于政事之间，宜知此意，毋徒以礼乐为虚文也。”

　　甲午，太祖谕礼部臣曰：“近命制大成乐器，将以颁天下学校，俾诸生习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其故何也？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氵㸒以夸；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之气，后世之律吕出人为智巧之私。天时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声不比，故虽以古之诗章，用古之器数，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然为二，而欲以动天地鬼神，岂不难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难。卿等宜究心于此，俾乐成而颁之，诸生得以肄习，庶几可以复古人之意。”

　　崇教化

　　六月辛巳，令民间立义冢，太祖谕礼部臣曰：“古者圣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葬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太祖谓礼部臣曰：“近命辽东立学校，或言边境不必建学。夫圣人之教，犹天也。天有风雨、霜露，无所不施，圣人之教，亦无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鲜，施八条之约，故男遵礼义，女尚贞信。管宁居辽东，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而民化其德。曾谓边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边境，鲜闻礼教，亦恐渐移其性。今使之诵诗书，习礼让，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资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贵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太祖敕国子监官曰：“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遗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义，特允其请耳。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县，陛辞，太祖问之曰：“试官莅民之道，何先？”对曰：“教化为先。”曰：“教化何施？”对曰：“奖劝之。”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为本，而身又为教化之本。长一邑则系一邑之望，民率己以为则，己身不正，民将何法？虽多为奖劝，彼不见信，故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尔其试之。”

卷三

　　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太祖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轻重，各适其直。若委重于轻，是以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庾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断石，则必缺。麒麟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书省臣录用诸司劾退官员。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辈皆以迂缓不称职为法司劾退，岂宜复用？”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治效亦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而于民则无所损也。”

　　吴元年十二月，是月，太祖以山东郡县既下，命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者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妞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敝，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于暴横。又皆以胡人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反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今山东郡县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为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休养生息耳。休养生息，即扶元气之谓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来朝府州县官陛辞。太祖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浚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泥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害之也。尔等当深戒之。”

　　四月癸亥，置山东行中书省，调江西参政汪广洋为山东参政。以翰林学士陶安为江西参政。太祖因谓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见于军门，为朕敷陈王业，论当世之务，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军旅之事裨益良多。继入翰林，益闻谠论。今调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而江西乃上游都会，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为我抚治之。”安对曰：“臣以微陋，叨蒙甄录，俾居左右，幸望过矣。今复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负上恩。”太祖曰：“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岂私卿一人而不爱一方乎？”安乃顿首受命。

　　闰七月辛酉，广东何真率其官属入朝，诏授真江西行省参政。太祖谕之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有二：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越，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谓识时达交者矣。”真叩头谢曰：“昔者武王代暴救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今主上除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是从。臣本蛮邦之人，始者逢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贾祸于生灵者，必世享其泽。朕嘉以忠诚，念江西地近广东，是用特授尔江西行省参政，以表来归之诚。古云：'令名，德之舆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辅我国家。”

　　八月丙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故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则人材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乂，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蒙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宁、邵武、兴化、延平八府隶之。命中书省参政蔡哲为参政。太祖谕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名之源。常人则惟利是趋，而不知有义。君子则惟义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异于常人者也。福建地微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来，私交者众。往时官吏多为利訹，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坚所守，毋蹈其罪。”哲对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尽公以报。”太祖曰；“公，即无私义之谓也。私，即亡公利之谓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镜，无分毫私意累之，然后揆事度物，廓然无滞。若位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为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太祖令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当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为非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太祖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因谓台臣曰：“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间南北。风宪乃朕耳目，任得其人，则自无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铎对曰：“臣闻元时遣使宣抚百姓，初出之日，四方惊动。及至，略无所为而出。百姓为之语曰：'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雷霆，去若败鼓。’至今传以为笑。今陛下一视同仁，任官惟贤，尤重风宪，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兴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钦承圣意。”

　　四月辛卯，大祖谓中书省臣曰：“或言刑名、钱谷之任，宜得长于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狯，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儒者知古今，识道理，非区区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岂选任之际不得实材钦？朕每遇事，无不究心。近调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门，连夜不寝。身虽不往，而心则往矣。惟恐委任非当，或规画未善，不能了事。卿等为朕股肱，于铨材授任，亦当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轻选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衡鉴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度午，吏部奏主事员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户部。太祖不许，曰：“自古设官分职，以理庶务，政有烦简，故官有多寡，当因时制宜，岂得尽拘一律乎？况初入仕者，政非素习，事何由治，职何由称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轻调，如有年老者，就本部升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县官。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称任官惟贤材，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足以致治。如颖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今北方郡县有民稀事简者，而设官与烦剧同，禄入供给未免疲民，可量减之。”于是吏部议减北方府州县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县知县马亮考满入觐。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吏部以闻。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皆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苟任督责以为能，非恺悌之政也。为令而无恺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惩。”

　　庚戌，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成乐官满来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吏部以闻。太祖曰：“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俟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削于民？主薄之职，本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若止以办课为能，其他不见可称，则失职矣。州之考非是。尔吏部其移文讯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时官制初立，太祖重其任，颇难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陕西参政，未行，太祖遂命秉正为通政使。以应天府尹刘仁为左通政。谕之曰：“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达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纳言，唐之问下者，皆其职也。今以是职命卿等，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适，无壅遏之患。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无隐蔽。当引见者，无留难。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谗间以欺罔。公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委任之意。”秉正等顿首谢曰：“臣等驽钝，幸蒙圣眷，膺兹重任，敢不尽心，图报万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来朝。太祖谓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广聪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职。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职。所似承流宣化，抚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则治，否则瘝官旷职，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来朝，使识朝廷治体，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询察言行，考其治绩，以观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为贤材。天下何忧不治。”廷臣对曰：“皇上忧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尧舜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间府知府杨冀安等考绩来朝。太祖命吏部曰：“考绩之法，所以旌别贤否，以示劝惩。今官员来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课其殿最，第为三等。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劝。”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太祖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之见以为明。夫爝火之光，岂胜于烈炬？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材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敕曰：“昔之耕莘者为政，社稷永安。筑岩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继出于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业。是贤者虽处同出异，其忠君济民之道则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访近臣而求士，故召尔等来朝，命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调四时，以臻至治，其敬慎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县所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余人。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谕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备。如宽厚慈祥者，使之长民。勤敏通达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绩。若使才不称职，位不达才，国家虽有褒德录贤之名，而无代天理物之实，非所以图治也。尔其审之。”于是授职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谕之曰：“三代学者无所不集习，故其成材，文武兼备。后世九流判立，士习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闲于武略，被介胄者或不通于经术。兼之者，其惟达材乎！三代而下，若诸葛孔明、羊祜、杜预、李靖辈，文武兼资，难概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绳，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学问，则亦何事不可为也。今武臣子弟，朕尝命之讲学，其间岂无聪明贤智有志于学者，若概视为武人不用，则失之矣。卿等其审择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太祖谕之曰：“国学者，天下贤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则？卿宜崇重道义，正身率下，俾诸生有所模范。若徒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则非所以教矣。为夫钟鼓扬则闻于远，德义著则人乐从。尔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满官二员绩最当迁。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课为重。唐虞、成周之时，所以野无遗贤，庶绩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职，贤否混淆，无所惩劝，则何以为政？故鉴物必资于明镜，考人当定以铨衡。尔等考覆，务存至公，分别臧否，必循名责实。其政绩有异者，即超擢之，庶几贤者在位，而人有所劝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太祖御华盖殿，与群臣论及治天下之道。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盖择众贤为耳目，则听视周乎四海。任众智为计虑，则利泽施于万民。今天下太平，惟选任贤材，宜留圣虑。”太祖曰：“然。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改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始终。惟终始如一者，其怀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于云南。太祖谕吏部臣曰：“为国以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陈允恭前任诸城，以薄书之过谪戍云南，比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于是召允恭还复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太祖御奉天门。廷臣有言，比来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骤峻，非朝廷爱重名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名爵非所怀。若曰起自田里，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陇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于官职？朕所患不得贤耳，诚得贤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给事中有荐士者。太祖问宜何官，对曰：“宜牧民。”又问其所长，对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欲使入政，可乎？后生年少，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太祖与群臣论治道，谕之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断斲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

　　太祖谕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于随材任使，则天下无弃人矣。”又曰：“观人之法有数等：材德俱优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无，此不足论也矣。若逐势变移，好作成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太祖谓廷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跂之马，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故必当以此洗涤渐染之习。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人知遵礼，自无暴悍。能守法，则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强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礼法故耳。方今所当急者，此为先务，不可后也。”

　　吴元年十一月壬寅，太祖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十二月甲辰，太祖谕群臣曰：“读书所以穷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称循良者不在于威严，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违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轻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遵。”

　　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有偷士唐仲实、姚琏者来见。太祖问之曰：“丧乱以来，民多失业，其心望治，甚于饥渴，吾深知之。”仲实对曰：“自大军克复，民获所归矣．”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否？”仲实对曰：“颇怨。”太祖曰：“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必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罢之。又问：“尔能博通今古，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资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巳。然曾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仲实对曰：“诚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太祖曰：“有不便者，盍尽言之。”仲实等皆拜谢，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太祖谓徐达等曰：“人之行事，固欲尽善。然一时智虑未周，及既行之后，思之有未尽善，亟欲更之，已无及矣。与其追悔于既往，曷若致谨于初。大抵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近日纪纲法度粗若有绪，其间有未尽善者，诸公宜执正论，亟为更张。庶几上下之间，各得其便。苟有不善，岂徒予之过，亦汝等之责也。”

　　六月戊戌，太祖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应上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

　　戊午，太祖谓谕朝臣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不言，相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毋隐。”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太祖谕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巳。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

　　二月己未，太祖谕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来台臣又无谏诤，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奏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词，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尝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有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之不究，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谬。”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刘松言，宛平驿当要道，而驿马之数与非要道之驿同，宜减他驿马，以增宛平驿。太祖可其奏。顾谓侍臣曰：“驿传劳逸不均，甚为民弊。松以为言，民获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闻见计虑，岂能周遍？尔等宜体此，竭心为朕访察民间利病，何事当兴，何事当革，具为朕言。朕当行之，毋为容默，但保禄而已。”侍臣对曰：“陛下乐从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太祖谕侍臣曰：“舍己从人，改过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声听治，为铭于《笋簴》曰：教我以道者，击鼓。教我以义者，击钟。以事者，振择。以忧者，击磬。以狱者，挥鞀。禹，圣人也，虚己求言，如此之切，故闻善言则拜。朕乐闻嘉谟，屡敕廷臣直言无讳，至今少有以启沃朕心者。”侍臣对曰：“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治，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太祖曰：“朕日总万几，安能事事尽善？所望者，左右之臣尽忠补过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顿首谢。

　　十二月丙辰，太祖谕群臣曰：“朕每事必详审而后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虑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难当。事机丛脞，左右之人能竭尽诚意相与可否，岂不事皆尽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谓得计，殊不知百世之下，难逃清议，如张禹、孔光之徒，岂不惜哉？”群臣皆顿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虑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太祖谕兵部试尚书茹玮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当思尽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玮等皆顿首谢。

　　纳谏

　　辛丑七月甲子，太祖视事东阁。时天热坐久，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臣见主公躬行节俭，旧衣皆浣濯更进，禹之恶衣服，诚无以加矣，真可以示法于子孙也。臣思主公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思颜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以彰其直。复谓思颜曰：“汝在前朝颇有善誉，为主者不能知汝。及归于我，数进谠言，斯固可嘉。”思颜又曰：“近句容有虎为害，公既遣人捕获之，今豢养民间，饲之以犬，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甲辰三月戊辰，太祖御戟门，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图进。太祖览毕，因论及选谏议之官，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忠尔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饬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益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太祖谓群臣曰：“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饰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大抵自贤者必自用，自用，则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放僻邪侈，不亡何待？从谏者则乐善，乐善，则正人日亲，憸人日远，号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兴者。太宗英杰之主，有见乎此，纳言如流，小大必采，故能致贞观之治。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怀顾忌而忘尽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或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太祖谕侍臣曰：“朕观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饰非拒谏，多取灭亡。成汤改过不吝，故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从谏，亦能致贞观之治。此皆后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虚己以受言，人臣能尽忠以进谏，则何事业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东肥城县知县许好问言：“报国莫知如荐贤，献忠莫如进谏。臣既不能荐贤以报国，敢不进言以献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并周为正统，合四十余年而汉兴。汉有天下四百余年。隋平陈，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兴。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国，混一天下，八十余年，而圣朝隆兴。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为迭兴之闰位，乃知秦为汉闰，隋为唐闰，元为国朝之闰，亦已明矣。伏愿陛下慎刑罚，昭劝惩，缓差徭，容直谏，致中和，以丕显文明之治，则皇祚传之万世，圣子神孙承继于无穷矣，岂特八百年而已哉！”太祖曰：“治乱相因，盛衰有时，虽出于气运一定之数，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间保民致治，国祚灵长，未有不由创业垂统，为子孙继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乱亡者，必反是。鉴之往古，事有可征。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罚，亦一端耳。好问所言，颇合朕意。”

　　去谗佞

　　吴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太祖曰：“此诞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邪？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

　　九月乙未，太祖谕群臣：“大丈夫有志于功业者，必亲贤以广德。盖正直相亲，则善日闻。谗邪相近，则恶日染。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傅颖阳者，专为苛察细事，甚张威福，一增僧略不相礼，阴谮杀之。信谗如此，岂持久之道乎？为人上者最忌偏听。所谓偏听生奸，诚有是也。信任奸邪，假声势以济其爱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离心离德，功业岂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其有益，如药石之能济病。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彼谗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道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隐微之过。太祖曰：“朕素知安，安岂有此？且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以此为尽职乎？”命中书省臣黜之。省臣进曰：“御史当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螓蠹，长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绝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听之，故今日乃为此妄言。夫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严礼等上书。太祖退朝，御西阁，因览礼所上书，谓侍臣曰：“汝等知古今，达事变。且言元氏之得天下与所以失之故。”或言世祖君贤臣忠以得之，后世君暗臣谀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资而得之，后世不能用贤而失之。或言世祖好节俭而得之，后世尚奢侈而失之。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时佞臣所作，以馅媚朝廷，今礼欲修之。伯颜之有祠堂，因其初入临安，市不易肆，有德于民，故庙食焉。今礼欲毁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抚定四方，经营方始，今礼又欲朕建都于杭，失居重驭轻之宜，皆妄言耳。朕访求人才，欲得识时务俊杰而用之，今观礼所奏，诚未达时务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内侍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日斥遣还乡里，命终身不齿。遂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僻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群臣顿首称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兴利之事，此人心术不正，宜明正其罪。”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当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夫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故听纳之际，不可不审。”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谗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戊戌，太祖御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进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太祖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进口：“书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太祖曰：“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沉曰：“小人中怀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太祖曰：“然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知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牵合傅会曰是不必为。此诚国之贼也。自古以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听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铎对曰：“听言之难，从古为善皆然。惟不为所眩感，则谗佞自远。陛下圣谕，深得其情。”太祖曰：“朕日总万机，所行有得失，非资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谄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太祖谕待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睥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致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却贡献

　　辛丑三月戊寅，方国珍遣检校燕敬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蕲州进竹簟。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今蕲州所进竹簟，固为用物，且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贾回回以番香阿剌吉为献。阿剌吉者，华言蔷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疗人心疾，及调粉为妇人容饰。太祖曰：“中国药物可疗疾者甚多，此特为容饰之资，徒启奢靡耳。”却其献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岁本处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种足收，民有愿入赋者，请征之。”太祖谓侍臣曰：“此人盖欲剥下益上，以觊恩宠。所谓聚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后虽有收，仅足给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岂可复征之？昔孔子论治国，宁去食，不可无信。若复征之，岂不失信乎？夫违理而得财，义者所耻。厉民以从欲，仁者不为。”遂不听。

　　己未，潞州遣官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难，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田数十亩。每耕耔、刈获之际，亲往观之，足以自适。及计所入，亦足供用。朕饮酒不多，太原岁进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远方取珍味，甚得于诒谋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旧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长勘卜监藏、罗古罗思、哺哥监藏等以所造酒来献。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饮食、衣服，贵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则必有无穷之害。昔元时造葡萄酒，使者相继于途，劳民甚矣，岂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饮，况中国自有秫米供酿，何用以此劳民？”遂却之，使无复进。赐酋长文绮袭衣，遣还。

　　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乙丑，广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国遣使入贡。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向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故尝以海外诸国岁一贡献，转运之烦，实劳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从所谕，又复入贡，尔礼部其速令广西遣还，必三年乃来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迁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兼帐前总制亲军左副都指挥。太祖谕茂才曰：“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夫。故命尔此职，方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送迎奔走，所至纷忧，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张闾等上疏劝太祖渊默，以怡养神气。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达变。天下无事，端拱玄默，守道无为，此固可以保养神气。顾今丧乱未定，军旅方殷，日给不暇，此岂渊默怡养之日耶？诸公之言固爱我，但未达时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今春时和，宜令有司劝民农事，勿夺其时。一岁之中，观其收获多寡，立为劝惩。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吴元年四月，是月，应天府句容县耆民施仁等献瑞麦。太祖下令谕民曰：“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

　　丙申岁，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两岐。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人民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

　　起居注詹同进曰：“昔在成周，嘉禾同颖。汉张堪守渔阳，麦秀两岐。今主上拨乱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虽戎马之际，亦修农务，故斯民得脱丧乱，尽力田亩，天降瑞麦，非偶然也。”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则当尽。为国家者，岂可待此而自怠乎？”

　　七月，是月，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而古之贤臣，亦忧治君。然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何也？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徒窃位苟禄，于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太祖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乃命中书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获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农之所望在岁。今仲夏不雨，实为农忧，祷祠之事，礼所不废。朕已择明日诣山川坛，躬为祷之。尔中书各官其代告诸祠，且命皇后与诸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令太子诸王供馈于斋所。”至是日四鼓，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皇太子捧榼进蔬食，唯麻麦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沾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祗于方丘。礼毕，驾还乾清官。皇后妃嫔见。太祖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于是宫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卫奏充拓新城，请令民筑之。太祖谕工部臣曰：“凡兴作不违农时，则民得尽力于田亩。今耕种甫毕，正当耘耔，遽令操版筑之役，得无妨农乎？且筑城本以卫民，若反以病民，非为政之道也。其令俟农隙为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赍敕谕宋国公冯胜。时胜督工建周王宫殿于开封府，将以九月兴役。太祖以其时民当种麦，敕谕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麦耳。近闻尔今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当播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则天寒地冻，种不得入土，来年何以续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农时。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农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一月乙亥，太祖谕群臣曰：“朕统一天下，于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宁，诚以天下之大，生齿之众，庶事之繁，日决万几。苟有怠忽，或一言不当，贻四海之忧；或一事有失，为天下之患，岂可不尽心乎？朕与卿等共理，当各勤乃事，体朕至怀。”

　　七月庚戌，太祖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思礼浸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畔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慢视之弊。故曰：'可忧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阳诸县尝被水，三皇庙、分司廨宇圮坏，请修治。太祖曰：“灾害之余，居官者当恤民，不可劳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宁居，风纪之司正当问民疾苦以抚恤之，若有修造，俟岁丰足然后为之，庶得先后缓急之宜。今不恤民而以廨舍祠庙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太祖谕佥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系于牧民者之贤否。而咨询得失，激浊扬清，则系乎风纪之职。近来人情习于故常，政事安于苟且，上下相蒙，彼此无惮。乃至诸郡连岁不闻有所激劝，或者乃云吏称民安，岂知善恶贵于旌别，举措在于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岂皆举职，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历郡县，凡官吏之贤否，政事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军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矫直沽名，妄兴大狱，苛察琐细，遗奸不擒，见善不举，皆为失职。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陕西秦州卫奏修理城隍，请兼军民为之。太祖谕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盖权时宜，役之于旷闲之月耳。今民将治田之时，而欲兼用民力，失权宜之道。止用军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己未，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太祖谕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安敢惮劳？但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优，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勤厥职，则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太祖谕兵部尚书温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利便，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近闻北方递运车，每辆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难，一牛有损，一车遂废，有司责民偿牛，倍增其价，民受其害。宜令每车加给一牛，以备倒死，毋重伤吾民也。”

　　五月戊寅，太祖谓诗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罢。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得当，然后就寝。”侍臣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向者天下未宁，吾饥不暇食，倦不暇寝，奖励将帅，平定祸乱。今天下已安，四方无事，高居宴乐，亦岂不可？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七月戊寅，太祖问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德，四方无虞，盗贼屏息，岁比丰登，民皆安乐。”太祖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皆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医如臾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九月，是月，太祖谕户部臣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诏遣御史蔡新、给事中宫俊往河南检覆被水人民，有赈济不及者补给之。太祖谕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赈济。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赈济不及者不得粒食，濒于死亡，深用闵念。特命尔往彼覆实，有未赈济者，即补给之。”又曰：“君之养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饥寒，为之农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尔等其体朕至怀。”

　　洪武二十年二月己未，躬耕藉田，遣官享先农。礼成，宴群臣于坛所。太祖曰：“耕藉田，古礼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劝农务本也。朕即位以来恒举行之，惟欲使民知劝，尽力于田亩，以遂其生养，非事虚文也。今礼成，与尔群臣享胙于此，岂徒为宴饮之乐，正欲群臣知重农之意。”群臣皆顿首谢。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三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太祖谕户部尚书杨靖曰：“朕思两浙民众地狭，故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岁歉，即不给。其移无田者于有四处就耕，庶田不荒芜，民无游食。”靖对曰：“去年陛下念泽、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岁丰足，民受其利。”太祖曰：“国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给，不过因其利而利之。然在处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扰之。”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鲁王坟茔成，惟享堂周垣未备，请筑之。太祖谓工部尚书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劳民也。方当耕种之时，而英请筑堂垣，此岂使民以时之道？英武人不学，惟知筑垣为急，而不知夺农时为重也。”遂止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太祖谓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太祖罢朝，因与群臣论民间事。太祖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粱，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

　　理财

　　丙午四月己未，太祖谓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军旅之需一出于民。吾欲纾其力，奈何？”基对曰：“今用师之日，必资财用，出民所供，未可纾也。”太祖曰：“我谓纾民之力，在均节财用，必也制其常赋。今国家爱养生民，正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惟掊敛以朘其膏脂，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则国计可以恒舒。”基对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书省奏：“国初改铸洪武通宝小钱，皆用废钱及旧铜器铸之。然废钱铜一斤，较旧多铸钱十五文，旧器铜一斤，较旧多铸钱十三文。有令宝源局及各行省仿此为例。”太祖曰：“铸钱当以轻重为准，岂得以多寡为则？盖钱轻则多，钱重则少，理势必然。若违轻重而较其多寡，则工匠不堪，难为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阳、仪真、香泉、六合、天长五牧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当者，必数马以对。《周礼》六卿，夏官以司马为职，特重其事也。后世掌以太仆，今仍其旧，又设群监以分其责任，庶名实相副，民不劳而孳息蕃。但恐所司不为究心，民又怠惰，马政不修，则督责之令行，岂不因马而疲民？国以民为本，若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仆及诸牧监，各令修职，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太祖观《汉武帝纪》，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国家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夫节浮费，薄税敛，犹恐损人，沉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待而能为国家者。”太祖曰：“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竟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太祖命户部以山东之盐召商中卖，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青、莱等府局盐，岁收课钞，动以万计。今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太祖谕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饵，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樽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不此句话疑有误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政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

　　节俭

　　丙午四月乙卯，太祖阅古车制，至《周礼》五辂曰：“玉辂太侈，何若止用木辂？”詹同对曰：“昔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辂，即木辂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浑坚、质得中，故取焉。”太祖曰：“以玉饰车，考之古礼，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车，只宜用孔子所谓殷辂。然祀天之际，玉辂或未备，木辂亦未为不可。”参政张昶对曰：“木辂，戎辂也，不可以祀天。”

　　太祖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斟酌四代礼乐，为万世之法，乘木辂何损于祭祀？况祀事在诚敬，不在仪文也。”昶顿首谢。十二月己巳，典营缮者以宫室图来进。太祖见其雕琢奇丽者，即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昔尧之时，茅茨土阶，采椽不斫，可为极陋矣。然千古之上称盛德者，必以尧为首。后世竟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矣。夫上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何必极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命皆以铜代之，有司言费小不足靳。太祖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节，大费必至。开奢泰之原，启华靡之渐，未必不由于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太祖朝罢，召宿卫武臣，谕之曰：“朕与尔等起布衣，历战阵，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为天子，卿等亦任显荣，居富贵，非偶然也。当四方豪杰并起，互相攻夺，朕提孤军应敌，危亦甚矣。然每出师，必戒将士毋妄杀，毋焚民居。此心简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时在民间，视元之将帅轻裘肥马，气焰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创业之难，骄氵㸒奢侈，但顾一身逸乐，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运，非特不能保其富贵，遂致丧身灭名。今历数在朕，朕何敢骄怠？常恐政事废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赏将士，宴百官，享劳外使，未尝设宴为乐。尔等亦须勤身守法，勿忘贫贱之时，勿为骄奢氵㸒快之事，则身常荣而家常裕矣．卿等勉之，毋忘朕言。”

　　十二月己巳，太祖退朝还宫，皇太子、诸王侍。太祖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国灭。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敬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太祖持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镕得之。”又出杂紵丝小片缝成如毯者，曰：“此制衣裳所遗，用缉为被，犹胜弃遗也。”

　　七月丙辰，太祖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内使着干靴行雨中。太祖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内使奏增饲虎肉。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以饲之？”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悉纵之。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礼部尚书牛谅上所考定进膳礼，奏言：“古礼凡大祀斋之日，宰犊牛以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顾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是古人所定，非过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书省臣：“作亲王宫得饰朱红、大青绿，余居室止饰丹碧。”中书省臣言：“亲王居室，饰大青绿，亦无过度者。”太祖曰：“惟俭养性，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岂可使靡丽荡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太祖谓侍臣曰：“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为明鉴。后世昏庸之主，纵欲败度，不知警戒，卒濒于危亡。此深可慨叹。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纵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氵㸒佚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尝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节俭，以训于下。”侍臣顿首曰：“陛下戒慎如此，使后世守而不替，长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礼部臣奏，令天下诸司致祭。太祖曰：“此固礼也，但仪物百费皆出于民，道里往来，亦甚劳烦。且皇后在时，尝问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尔问甚善，然事不在尔。’后曰：'陛下为天下父，妾忝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与否，岂可不知？’今言犹在耳，而欲以小祥费天下民财，甚非后心。其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