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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1夜 02
黑格尔的《小逻辑》与那一记耳光 文 / 左珊丹 多年以来，在我回顾我的青春期时，我都会下意识地回避我17岁的那个严冬，以及，那一记将母女关系凝固到冰点的耳光…… 那是我迈入高二后的1983年的元旦前后。事情还是与我的高中文科班同窗、后来的吉林省文科状元张晓辉有关。 张晓辉青少年时就显露出非同凡响的才华，比如他初中即通读《资治通鉴》，可以全文背诵《史记》，这不仅由于他天资聪颖与勤奋刻苦，更是由于他从进入东北师大附中，就受教于一位堪称“伟大”的语文教师、后来的吉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全国语文协会理事张翼健老师。他很幸运，他所在的四班是日语实验班，而张老师从初一就一直教他们班语文课。 我也很幸运，因为在写作文方面成绩比较突出，我在二班一直担任语文课代表。1982年秋季文理分科之后，我跟张晓辉同时进入只有26个同学的高二·五班，张老师开始教我们五班语文课（后来我才知道，他执教五班更是为了继续教张晓辉），并继续“留用”我做语文课代表。因为张老师，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我跟晓辉有了“交集”。 作为语文课代表，我有许多与张老师单独交流的机会，比如去他的办公室送作文本、取作文本，后来又增加了“周记本”——他让我们写“周记”，记录自己一周的学习、心境与感悟。后来，为了提高大家的古文能力，他又每周给我六篇课本以外的古文小段（半张32开纸大小，钢板刻印），让我每天早自习带同学们学一篇——是的，每天早上七点半，只有我站在讲台前带大家学习（朗读，然后讲解），老师并不出现，我想这为我后来将教师做为一辈子的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为了能够带大家学好那段完全陌生的古文（既没有作者，也没有上下文），需要提前准备，遇到不懂的字、词、句子，或者某句的引申含义不甚明了，我都会统一勾画出来，在下午课后，到张老师的办公室去咨询。 某个午后，在张老师的办公室，说完语文课相关的事情，张老师突然说：你要是有时间，多关心关心张晓辉，看看他又在看什么书呢，想什么呢，你们是同龄人，朝夕相处，比我们老师啊、长辈啊，说话他更能听进去。你们多帮帮他吧，总得让他先考上大学啊！——那个时代，高考是有“政审”一关的。 张老师说了那个话以后，我开始关注起张晓辉的大书包来，那个草绿色的鼓鼓囊囊的挎包，里面究竟装着些什么“大部头”？这一看不要紧，着实吓了一跳，那里面竟然一本课本都没有，全是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之类的大部头哲学书——到北大之后我才知道，他读那些书是为了找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来源与缺陷。 也是那时，我才理解张老师为什么单单找我去“关心帮助”张晓辉了。要说哲学书，全班26个同学家里的哲学书加起来，恐怕也没有我家的多，因为我父母当时都在吉林省的一所重点大学“吉林省财贸学院”（现在的吉林财经大学）教书，他们同在“马列部”，教的都是“哲学课”。 我在家找了几本哲学书，棕红色带硬壳的那种，读了几页就去找张晓辉讨论——后来发展为，每天下午课后，我们一边听着古典音乐，一边围着南湖跑步，一边讨论哲学（而不是人生或爱情之流）。 张晓辉音乐修养极高，音乐能力也超凡脱俗。他不仅能担纲男高音领唱贝多芬的《欢乐颂》，还会吹口哨！——这打破了我对口哨“都是小痞子二流子才吹”的低级认知。他能用口哨吹“全本”的贝多芬交响曲。某个周日的午后，他会在通化路我家的“财贸大院红二楼”楼下吹起口哨，“召唤”我下楼继续上周未完的讨论。为了避嫌，他通常会带上四班的刘建伟同学，我们每次“约会”都是“三人行”——以致多年以后，晓辉入狱出狱，建伟出国回国，每年暑假寒假我回长春，我们还是三个人聚齐了才一起去看望张老师。 我母亲少小离家，十几岁一个人从苏州到长春来读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留校，并与同时留校、坐对面桌的“大左”（因为父亲一米八四的个子，学校老师都称他为“大左”）相爱并成家。文革时期大学解散，母亲被“借调”到中学去教政治课，带着学生们挖地道，累得吐了血，患上肝昏迷、肝硬化，九死一生，不得不在家休养七年。那几年，她的任务就是盯着女儿的学习，而我，也以全省第八的成绩，从普通的电业子弟学校，考上了东北师大附中这所全国重点中学，成为“财贸大院”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而现在，即将面临高考，女儿却放学迟迟不回家，楼下还时不时有“口哨”声响起，如同“勾魂儿”一般将女儿勾出去半天不回，我估计当时我妈跑去学校了解情况，打探出我的“早恋”迹象，这让生性要强、肝火旺盛的她绷紧了神经。 而那时，单纯到“傻乎乎”的我，对这一切却浑然不知。我当然知道母亲不会允许我看与高考无关的“课外书”，于是，在她下班回来之前，我把与晓辉的“讨论提纲”分散夹在历史地理的复习材料里，一页复习资料一页讨论提纲，简直“天衣无缝”。可惜，当时我们正在研读的黑格尔的《小逻辑》是大部头，又是硬壳，没法往复习资料里藏，我便把它藏进了书桌旁边大衣柜里的一摞厚衣服里。 那天天气十分寒冷，天空阴沉，好像还飘着小雪。母亲怒气冲冲地打开大衣柜门，随着那一层衣服被噼里啪啦地拽出，《小逻辑》带着一股风声“轰然倒地”，四仰八叉地趴在冰冷的深灰色水泥地面上。我伸手要去捡拾，母亲抢在我之前把书拎起来，直接从中间一把撕开，本来粘在硬书壳里的书页四散飘零，有一页就落在我脚边，几行醒目的黑体字下面还有我用红笔画的线，如同小偷裤兜里滑出来的“赃物”，让我的解释变成了顶撞与狡辩。面红耳赤的我还想“据理力争”，母亲用“一记耳光”为那场辩论画上了句号。 那记耳光大概用了母亲平生最大的力气，我却没有马上感觉到疼痛，只感觉到晕眩与模糊，因为，我当时戴的那副米黄色的四百多度的眼镜已经碎了一地，体无完肤。 我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只记得我就穿着毛衣，骑着我的大二八凤凰自行车，飞驰在白雪飘飘的“斯大林大街”上，大下坡，大上坡，我骑得满头大汗，热气腾腾的。 后来我骑到了东北师大附中，最终在“教师活动室”找到了正在打乒乓球的张老师。后来，张老师领着我去他的办公室，漫长的楼梯，漫长的走廊，他一路走，一路安慰我，我一路走，一路噼里啪啦地掉眼泪。张老师说了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提起小毛笔，给我父母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的小毛笔字堪称书法，后来他第三次手抄的《论语》点评本由吉林省出版社付印。可惜，那封信现在已不知所踪。 我捧着那封热乎乎的信，泪眼朦胧地读了又读。那封信的最后一句是：“左老师，王老师，咱们都是老共产党员了，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左珊丹同学的纯洁。” …… 高考前夕，张晓辉“炮制”出一份“《共青团团章》批判”——你不入团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批判”！学校如临大敌，“政审”即将把他考入北大的路堵死。有一天，父亲突然让我放学后叫张晓辉到家里去一趟，我没想到晓辉竟然答应去了。父母跟他在客厅里谈了很久，临走，我发现晓辉的眼神里带了一缕温暖的光。 后来，张晓辉给学校写了一份“检查”，那份检查被放入了他的档案，但也给他争取到了高考的权利。 那本想起来就令我晕眩的硬壳《小逻辑》，至今还摆在我家长春老房子的书架里。紫红色的壳依然坚挺，但只要打开，那些泛黄的书页就如秋叶，从记忆深处，愤然飘落…… 左珊丹 2025年清明时节写于北京立水桥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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