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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教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思想史研究资料的全面思考。本文将从常规资料、考古资料和不常见资料三个维度，系统梳理资料的来源，展现思想史研究的多元路径与可能性。 一、常规资料：思想史研究的传统基石 思想研究领域的常规资料，主要包括正史、官方史料、精英文献等。这些资料因其权威性和系统性，长期以来被视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依据。 （一）正史 中国历来比较重视正史，即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此外，中国历史学家还比较认可和重视的就是编年史，如《左传》《资治通鉴》《续通鉴》。 这些传统史书所记述的都是宏大的政治事件和显要的政治人物，同时也论证着王朝更替的合法性。 （二）官方史料 官方史料则包括以下三类： 1，典章制度文献汇编，如十通，即《通志》《通典》《文献通考》等； 2，官修历代皇帝大事的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等； 3，记录皇帝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起居注》《奏折》和《上谕》等等。 （三）精英文献 精英文献主要是各个重要人物的文集，如王充的《论衡》、范缜的《神灭论》，以及四书五经等典籍。 葛兆光认为，在处理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应当不满足于官方和精英所提供的资料，否则将忽略掉很多反映普通民众思想的资料。 二、考古资料：重新书写思想史的新证据 自20世纪以来，有四种广义的考古发现，对学术史影响最大，即甲骨文，敦煌文书，简帛文献和大内档案。 （一）考古资料的分类 1，甲骨文与古史重建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之一。 随着现代的科学主义和中国传统公羊学的结合，产生了以顾颉刚与胡适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更相信“科学“的内容，秉持着“有罪推定”的思考模式，把没有得到证明的古史都预设是假的。这种疑古的风气，对传统古代史造成了冲击和破坏。 与古史辨派遥相呼应的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此君认为尧舜禹都是神话，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上古史。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白鸟库吉的目的，是瓦解中国古史在亚洲的地位，进而解除古代中国历史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在这种“疑古”思维之下，西周的历史自然是没法写了。而甲骨文的发现，为重建古史提供了基础。特别是，王国维在《先公先王考》中，用甲骨文证明《史记》中殷商早期先公先王系统的正确性。这对于恢复古史，可谓居功至伟。 2，敦煌文书与多元文化交融 敦煌文书的发现打开了研究中古时期思想文化交融的新局面。 敦煌、吐鲁番位于中外交通的要道上，所保存下来的文书，不仅仅有汉语，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语言，如梵文、吐火罗文、突厥文等。敦煌文书中的佛教文献、道教文献、景教文献以及各种民间文书，展现了中古中国思想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此外，敦煌发现的变文、俗讲等民间文学作品，也为我们理解普通民众的思想世界提供了宝贵资料。 3，简帛文献的颠覆性发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施工建设的热潮中，中国各地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比较著名的有：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睡虎地秦简等。 这些简帛文献对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们证实了许多曾被视作伪书的先秦古籍是真实存在的，如《孙膑兵法》《文子》《归藏》等。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疑古思潮的某些结论。 其次，它们填补了思想史链条中的许多空白环节。 葛兆光特别强调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重要性。这批竹简包含87种"书"，其中80多种是前所未见的，如《孔子诗论》《恒先》等，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全新材料。 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竹简提供了许多七十子的资料，可以大致补齐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的很多思想环节。 再次，它们展现了思想流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比如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揭示了早期道家思想的丰富面貌，远非老子、庄子两条线索所能涵盖。 4，大内档案 大内档案，即明清的宫廷档案，其中包括宫廷的一般档案和清入关以前的满文档案，共有八千麻袋。 1929年，曾经有人准备将大内档案卖给收破烂的，美国人也有意收购这批档案。如果它们流到外国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好在陈寅恪意识到这些资料的重要性，立刻写信给傅斯年，要他尽全力把这些资料买回来。最终，由当时刚刚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把这八千麻袋档案买回，从中整理出不少明清史料，开创了重要的学术史研究方向。 （二）考古资料带来的方法论革新 考古资料的涌现不仅丰富了思想史研究的材料，更促使研究方法发生深刻变革。葛兆光总结了考古发现带来的五种学术变化，其中与思想史研究密切相关的主要有： 第一，"考古与文献"的二重证据法成为研究早期思想史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是由王国维所提倡，强调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 第二，跨学科研究成为必然。考古资料的解释需要语言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支持。 葛兆光指出："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当时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把历史与语言放在一起。因为很多新的有别于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常常是与语言学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研究视野从中心扩展到边缘。考古发现中大量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资料，促使思想史研究者关注过去被忽视的领域。 所考古发现的文书，属于精英和经典的部分并不多。以马王堆为例，其中除了《黄帝书》《老子》《周易》这三种外，其他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书。 （三）考古资料的局限与解读挑战 尽管考古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其使用也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考古资料的出土背景信息往往不完整。从内陆走私到香港的文物很多，这就很难确定这些文物的出土所在地，其真伪更是一个大问题。 其次，考古资料的解读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非专业人士难以充分利用。以甲骨文为例，出土的甲片约15万片，包含了4500单字，但其中仅有1000字可识别。 再次，考古资料往往是零散和不系统的，需要研究者谨慎地进行整合与解释。葛兆光提醒我们："历史本真的存在，可能是散漫的、漫无秩序的、庞杂的、丰富的"，不能简单地用现代范畴对古代资料进行切割。 三、不常见的资料：拓展思想史研究的边界 思想史研究若要突破传统框架，必须将目光投向那些被常规研究所忽视的边缘性资料，通过这些多元资料来反映复杂的思想状况。 （一）多元的资料 1，日常生活 历书、医书、日用类书等日常生活资料是研究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重要窗口。 葛兆光特别强调历书的价值。历书就是过去说的皇历，有的地方也叫通胜、通书、时宪书等等。像《日书》这样的历书广泛存在于古代，遍布各地，并在睡虎地，放马滩，张家山，九店等地被发掘出。 历书中关于时间安排、宜忌规定的背后，既反映了一整套宇宙观和价值观，也关乎着王朝的合法性。 “时间”，包括历法、年号、正朔，对于中国政治和思想的影响很大。像秦汉之间的历史线索，从张楚，到楚义帝，到空缺，就是一种很微妙的思想变化。宋代的邵雍费尽心力编了一本《皇极经世》，南宋的大学者张栻又续写了《经世纪年》，这都是对时间线索和历史正统的再确定。 《营造法式》《匠作则例》等技术类文献同样蕴含丰富的思想史材料。葛兆光指出，这些关于建筑、器具的制造方法的文献，并不只是科技史的专门领地，也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思想史内容。建筑的空间布局、器具的形制规定，无不体现着特定时代的观念结构和权力关系。 2，各类档案 明清以来的法律档案为研究思想观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这些档案特别有助于研究正统思想与实际社会生活的差距。通过分析诉讼档案中的具体案例，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实践中对三纲五常这样正统思想的变通、规避甚至抵抗。 明清档案极为丰富，远不止从大内发现的八千麻袋。除了中央的档案，各地都有很多没有充分使用的地方档案，甚至各个地方的家族、私人那里，还有很多。 3，图像资料 图像资料是思想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重要资源。葛兆光指出，图像可表现出文字文献所没有的东西，特别是在以下的四个方面上：色彩、构图、布局和位置、变形。 地图作为一种特殊图像，尤其值得思想史研究者去关注。葛兆光分析了不同地图中蕴含的世界观："古代中国有一种'天圆地方'的特殊空间感觉...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 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总是把中国这个“天下”画得很大，而把很大的世界万国画得很小。在古代《职贡图》上，总是把中国人的皇帝画得特别大，而外族人的使节就很矮小。 随着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中国人看世界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葛兆光以利玛窦世界地图为例说明这种变化："利玛窦来华以后，他画的世界地图，就给中国人造成了极大的震撼...第一，人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瓦解了天圆地方的古老观念...第二，世界非常大，而中国只居亚细亚十分之一...第三，古代中国的'天下''中国''四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空间观念的革命性变化，正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如地图的颜色，也颇有深意。英国人在1898年画的《中国东部地图》，就把蛇口的颜色标记同香港一样；而稍早一些，1890年德国人画的《中国东部及韩、日地图》，则把新界画成黄色，与中国一致。在1942年日本军方绘制的《大东亚战争世界要图》上，朝鲜、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已经是同一色彩，象征着当时日本的扩张。显然，对空间的色彩安排，背后是对政治领土的承认。 4，边缘文献与民间文本 类书、蒙书、通俗读物等边缘文献，虽然思想价值不高，但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普遍观念和常识。 小说话本、戏曲唱词等民间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民众的价值观念，也参与了思想观念的传播和塑造过程。葛兆光特别分析了三国故事在宋代的流行所反映的思想变化：大学者朱熹在著名的《通鉴纲目》中郑重写下了“汉中王即皇帝位”，肯定蜀汉的历史正统位置，确立了刘备、诸葛亮、关羽的正面形象，强调了一个小邦七出祁山进攻中原的合法性。结合当时异族占据中原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洞察民族意识和政治观念的历史演变。 （二）不常见资料的意义 不常见资料的使用不仅丰富了思想史研究的材料来源，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经典与世俗的二元对立，使思想史成为真正全面的历史。 其次，这些资料促使思想史研究关注实践而不仅是理论，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而不仅是书本上的思想。 再次，不常见资料的使用有助于解构传统思想史的宏大叙事，展现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不常见资料为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使我们能够突破传统框架的限制，发现更为丰富多元的思想图景。正如葛兆光所言："如果要描述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心情的话，与其用大报的社论、政府的文件、精英的著作、学者的论文，还不如用现代流行的电视剧、所谓美女小说、广告、流行歌曲排行榜、政治笑话、俗谣谚、街头报摊、网络帖子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重建社会的场景，更接近生活的实际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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