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在1500年后的世界历史中，是欧美国家而非其它国家，对全世界取得了军事优势？为什么是欧美殖民者用炮火轰开别国的国门，而非反之？全球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的《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一书，即以军事史为主线，解释了西方兴起的缘由。本书认为，欧洲的长期分裂导致激烈的军事竞争，迫使各国不断推进军事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军事技术相互促进，战争支持市场的扩张，而市场为战争提供财富，“竞逐”链接并造就了西方的“富”与“强”，并将西方霸权推向世界。 本文仅转述该书关于“西方何以用枪炮征服全球”的历史观，军事组织与技术发展的细节部分不做赘述。正文共3119字，约需阅读17分钟。 在第二个千年之初，欧洲的武装力量并不以常备军的形式出现。在绝大多数欧洲人居住的农村中，行使着起源于莱茵河和塞纳河之间的骑士制度，迎战和击退劫掠者的主要责任落在了一小部分人的肩上。骑士骑着费用昂贵的战马，并且自幼学习使用兵器的技艺，普通村民则通过捐献实物来支持这些专职军人。 而在农村中谋生的少数商人，则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商人作为农村外来的陌生人，行走在各个村落之间，不得不设法自卫，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第二种装备较好的武装力量。野蛮时代为欧洲商人赋予了尚武精神和商业精神。北欧海盗是11世纪北海商人的嫡系祖先，劫掠得手的海盗总是要借由商业活动买卖战利品。而在地中海，从迈锡尼时代开始，贸易和袭击之间就没有明确的界线。罗马帝国曾短暂的垄断了暴力行动，以合法的贸易取代了非法的袭击。但在帝国崩溃后，南欧内海上的袭击、劫掠活动再无止息。 在混乱分裂的意大利地区，从11世纪起，皇帝和教皇竞逐着地方霸权。双方都想全面控制地方上的各色城市与统治者，但是由于地方的混乱局势与外国的干涉，战事变得越来越长，而且几乎终年不断、永无止息。各方不同的买主进入市场，寻求着更好的武器以战胜敌手。许多不同的工场为各方制造武器和盔甲，因此任何能够降低产品价格或者提高产品性能的设计出现，都会立即引起注意并迅速打开销路。作为结果，14世纪时在意大利就爆发了后来在欧洲各国之间一直屡见不鲜的军备竞赛。 在这场军备竞赛中，火药革命成为了时代的主角。枪炮粉碎了传统的骑士制度，1494年侵入意大利的法国军队依靠新式的大炮技术，使国王查理八世登上了那不勒斯的王位。新式大炮的威力使意大利人慑服，佛罗伦萨和教皇仅仅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就先后屈服了。只有那不勒斯王国边境上的一个要塞试图抵抗入侵者，但是法国炮兵仅仅用了八个小时就将城墙夷为一片废墟。就在前不久，那个要塞还因为被围七年未被攻破而闻名遐迩。新式大炮在哪里出现，防御工事就变得毫无用处。因此，付得起高价购置新式武器的统治者权势大增，不能利用新的战争技术的邻国及其国民则遭殃。  移动攻城炮。引自（美）麦尼尔：《竞逐富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如何使旧的防御工事更有效地经受炮火轰击，成了所有意大利政府的紧迫问题。意大利最杰出的天才，包括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在内，都潜心探索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推进了防御工事的进步。能够长期抵挡优势炮火的防御工事，对制止帝国扩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防御改良，起初主要发生在意大利，后来也蔓延到欧洲边缘地区。作为结果，到1525年以后，大规模的战役停止了，围城时代开始了。 然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却不像意大利人那样对大炮作出迅速的反应。相反地，由于活动攻城炮使拥有者大占优势，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欧地区出现了一批地域较大的火药帝国。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帝国就属于这一类，它们由舰载大炮保护其帝国。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范围也取决于它们各自炮群的流动性。在俄罗斯，一切有河流可以通航、可以运送大炮去轰击防御工事的地方，莫斯科人就稳操胜券。在没有水运之利的印度内陆地区，帝国基础就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但是，在所有这些非西欧国家，一旦中央政府通过使用和垄断重炮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就不再进一步改进火药武器。统治者自认为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武器，就失去了试验新武器的动力；相反，一切可能使已有的大炮过时的技术改良行动，被当权者视为浪费，而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另外，在近代前夕的亚洲大部分地区，军权为一小撮外族人占有，他们借由控制战争兵器来统治民众，只有日本仍然保持着同族统治。因而，在19世纪，日本人可以求助于全民族的紧迫感来推行极端的政治、技术和社会改革，而其他亚洲国家试图应对欧洲列强的威胁时，则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受阻。 在西欧，情况正相反，由于欧洲激烈的军事竞争，各国仍然急切地寻求改进武器设计的途径。一旦新的发明确有实效，就会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宫廷、工场和营地之间传播。因此，欧洲武装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很快就开始超过世界的其他地区。 而为了获取支持欧洲之内战争的资源，欧洲也期望着从欧洲之外摄取财富，欧洲海军的商业性质同样促进了对外殖民的进程。16世纪欧洲海上强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半私有的性质。在西班牙无敌舰队中，武装商船达40艘之多；正式的战舰只有28艘。在船长和船主们看来什么最有利可图就做什么。年复一年，武装船只带着战利品和贸易货物回到本国港口，以此维持经营活动。四散飞驰的武装商船犹如不孔不入的膨胀气体，载着船长与水手们到处谋求有利可图的交易。每当有船长带着巨额利润归来时，其他船只就迅速效法。  因此，1497年葡萄牙人闯入印度洋，就不像同一世纪规模大得多的郑和下西洋那样，成为世界历史上一次短暂的偶发现象。紧随葡萄牙人之后，欧洲船只接连不断地驶抵亚洲海岸，攫取一切能到手的贸易和抢掠的机会。到了17世纪正规海军发展后，俘获敌人舰船所得的赏金，仍然是海军军官和水手期望收入的重要部分。甚至直到19世纪，海上贸易和私掠巡航仍然紧密相连。 除欧洲以外，没有一个地方的武装部队掌握在同情或关心商人盈利的人手中。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市场行为起了组织作用。贸易所得的利润支持了欧洲的海外活动，使其规模年复一年不断扩大。同时，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也使利润确有保证。以君主及其官僚为一方，资本主义企业家为另一方，双方有意识的合作成为西欧的普遍现象。 在战事迭起的西欧，经过改良的现代军队与对手间的抗衡十分激烈，每次改良只不过在权力平衡中造成了局部的、暂时性的动乱。然而在欧洲之外，军事进步就意味着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无论在印度、西伯利亚或美洲都是如此。殖民扩张反过来又支持了贸易网的扩大，使欧洲可征税的财富得以增加。欧洲开始进行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在这枪炮与财富的循环中，军事组织支持了经济和政治的扩张，经济与政治扩张又反过来支持军事组织的进步，而这一切都是靠掠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得来的。 赞曰： 作者威廉·麦克尼尔于1983年初版该书，其时冷战的阴影仍笼罩于全世界，作者常将国家的经济行为划分为指令与市场两种，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高效地调动国际与国内资源用于战争，这显然是对冷战中两大经济模式的摹写。 尽管作者将战争视为西方世界兴起的重要动力，但对战争这一集体行动抱有明显的厌恶感。在作者看来，军备竞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内矛盾的激化总会强化军队的重要性。一方面，军队以武器对国内政治行使着最后的否决权；另一方面，为了团结社会，强调国门外的敌人往往是最强有力的方法。“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只要人类之间彼此憎恨、相爱和惧怕，而且组成通过相互竞争以保持内聚力的集团，那么武装冲突就不会结束。” 而现代的战争又是如此荒诞，正如作者所言，传统想象中英雄主义式的战争早已结束，如今的战争是操控机械、按下按钮能远程完成杀戮的现代化战争，而保证西方士兵奔赴冷战战场的，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信仰，而是信仰沦为政治口号后的例行公事与军事操练。作者希望未来出现一个垄断所有核武器的世界性主权，将国家间有组织的战争终结。但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这一设想实现的可能性似乎更加渺茫了。 一个古代国家或许能取得区域内的统一，并且在交通条件允许接触的世界中，它可能发现眼前没有一个明确威胁自己统治的敌人，于是可以收拾武备，专心内政。但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各国大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可能存在的军事威胁，而又无法将所有潜在敌人一同消灭。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国有着正当理由保持军事力量与军事技术的发展，并准备以战争作为政治、经济矛盾无法缓解时的最后手段。当代世界如同一个以全球为空间范围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今日究竟是仍在春秋、还是已入战国？ 叙史书目：（美）麦尼尔：《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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