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说："治理得最好的时候，邻国之间能互相看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也能相互听见，但老百姓各自觉得自家饭香，衣服漂亮，风俗安稳，工作开心，一辈子都不互相往来。"要是非得用这个标准来遮蔽现代人的视听，那基本就行不通了。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但从《诗经》《尚书》里写的虞舜夏禹那时候起，人们耳朵就想听最好的音乐，眼睛就想看最美的颜色，嘴巴就想吃牛羊猪这些好肉，身子就想图安逸享乐，心里还惦记着显摆自己的本事和地位。这种风气影响老百姓已经很久了，哪怕挨家挨户去讲那些高深的道理，也根本改变不了。所以啊，高明的治理是顺应人性，次一等的是用利益引导，再差一点的是教育劝诫，更次的是用规矩约束，最笨的办法就是跟老百姓对着干。 山西那地方盛产木材、竹子、谷子、麻布、牦牛尾巴和玉石；山东那边鱼多、盐多，还有漆器、丝绸，乐器和美女也不少；江南出香木、梓木、生姜、肉桂，金矿、锡矿、朱砂到处都是，犀牛角、玳瑁壳、珍珠、象牙和兽皮也多得很；龙门山和碣石山北边呢，马、牛、羊成群，毛毡、皮衣到处有，兽筋兽角也多得是；至于铜矿和铁矿，那方圆千里的山上到处都是，就跟点灯用的油灯一样常见：这些就是大概的情况。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喜欢的，从穿衣吃饭、日常用度到红白喜事都离不开。所以嘛，农民种粮食给大家吃，林业工人砍树把资源运出来，工匠把原材料加工成器物，商人再把这些东西流通到各地。这难道是靠什么政府政策、法令、征税或者开会号召搞起来的吗？根本不是！大家各凭本事，各出力气，想尽办法搞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啊，东西便宜了就预示着会变贵，贵了又会往便宜了走。人们都一门心思干自己的行当，乐此不疲，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白天黑夜都不停。不用招呼就自己来了，不用求人就有人送上门。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自然而然的事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种地，粮食就会不够吃；工匠不做工，生活用的东西就会短缺；商人不做买卖，粮食、器物、钱财这三样宝贝就会断绝流通；负责开发山林湖海的人不干活，财货资源就会匮乏。”资源不足，山林水泽就得不到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件事，是百姓穿衣吃饭的根本。根本壮大了，生活就富足；根本薄弱了，日子就紧巴。对上能让国家富强，对下能让家庭富裕。穷富的规律没人能强行改变，聪明人总能挣得有余，笨拙的人却总是不够用。 当年姜太公被封到营丘，那地方盐碱地多，人口少。太公鼓励妇女纺织，发展精巧手艺，疏通鱼盐贸易，于是人才和物资都涌向齐国，像绳子串钱一样密集，像车辐条聚向车轴一样汇聚。所以齐国产的衣帽鞋袜行销天下，从东海到泰山一带的诸侯都整理衣袖，恭敬地来齐国朝拜。后来齐国衰落，管仲重新整治经济，设立调控物价的部门，使得齐桓公称霸天下，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匡正天下秩序。管仲自己虽是个臣子，却比别国君主还富，齐国因此强盛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才懂礼节；吃饱穿暖了，人才知道荣辱。”礼仪产生于富足，消亡于贫穷。君子有钱了会做善事，普通人有钱了也能安分过日子。水深了自然有鱼，山深了野兽会聚集，人富了仁义名声也会跟着来。富人得势就更显赫，失势了连门客都不上门，心里自然不痛快——这在蛮夷之地更明显。俗话说：“富家子弟不会死在街头。”这话不假。所以说：“天下人忙忙碌碌，全是为利益奔波。”那些坐拥千辆战车的国君、万户封地的诸侯、百家供奉的贵族，尚且怕穷，何况普通老百姓呢？ 当年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用了范蠡和计然的策略。计然说：“知道要争斗就得提前准备，了解时节需求才能看清货物行情。两者结合，万物的规律就明白了。比如岁星属金时丰收，属水时歉收，属木时闹饥荒，属火时遇大旱。旱天要备船，涝年要存车，这才是顺应天理。六年丰收，六年旱灾，十二年一轮大饥荒。粮价太贱伤农民，太贵伤商人。商人受损，钱财不流通；农民受损，田地荒芜。粮价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农商都得益。平衡粮价、保障货物流通，关卡市场不短缺，这才是治国之道。囤货要质量好，钱别压着不动。易腐烂的货别久留，别贪高价。看货物余缺就知道价格涨跌：贵到顶会跌，贱到底会涨。贵时当垃圾抛，贱时当珠宝收。钱要像流水一样周转。”越王照这法子干了十年，国家富了，重赏士兵，士兵打仗像渴了喝水一样拼命，终于灭掉强吴，称霸中原，成了“春秋五霸”之一。 范蠡报仇后感叹：“计然有七条策略，越国用了五条就成功。既然治国有效，我要用它治家。”于是他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在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改叫朱公。朱公看中陶邑地处天下中心，四通八达，便囤积货物，看准时机买卖，不苛责别人。会赚钱的人，要选对帮手、抓准时机。十九年里他三次赚到千金，又三次散给穷朋友和远亲。这就是“有钱了就行善”的典型。后来他老了，产业交给子孙，子孙继续经营，财产滚到上亿。所以后世说富豪都提“陶朱公”。 子贡跟孔子学成后，在卫国做官，又到曹国、鲁国倒卖货物。孔子的学生里数他最有钱。同学原宪穷得吃糠咽菜，躲在破巷子里；子贡却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带着厚礼见诸侯，国君都和他平起平坐。孔子能名扬天下，多亏子贡前后打点。这就是“有钱有势更显赫”的例子吧？ 白圭是西周人。魏文侯在位时，李悝正全力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爱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变化，别人抛售时他就收购，别人急需时他就卖出。丰收年景他买进粮食，卖给农民丝和漆；蚕茧收获时他买进布匹丝絮，卖给养蚕人粮食。木星在东方卯宫方位时是丰年，第二年收成就差；木星到南方午宫方位会有旱灾，但第三年收成好；木星在西方酉宫时丰收，次年又变差；木星在北方子宫时大旱，第二年却风调雨顺。当木星再次回到卯宫时，他囤积的货物已比平时多出一倍。想多赚钱就买便宜粮食，想提高粮食品质就买优质种子。他能省吃俭用，克制欲望，穿粗布衣，和手下人同甘共苦，抓商机像猛兽扑食般迅猛。他说："我经商就像伊尹、吕尚定计谋，孙武、吴起用兵法，商鞅变法一样。若有人不够聪明变通、不够果断勇敢、不懂取舍仁义、不能坚持原则，就算想学我这套，我也不会教他。"天下人谈经商都效法白圭，他的方法经过实践验证，确有独到之处。 猗顿靠盐业发家，邯郸的郭纵靠炼铁致富，财富堪比诸侯王。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牲畜多了就卖掉，买奇珍异宝暗中献给戎王。戎王用十倍牲畜回赠，多到要用山谷来计量。秦始皇让他享受诸侯待遇，定期入朝议事。巴郡寡妇清继承祖传朱砂矿，家财无数。她守住家业，用钱财保护自己不被侵犯。秦始皇尊她为贞妇，特建"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牧主，清是个乡下寡妇，却能受皇帝礼遇，名扬天下，全因他们富有。 汉朝统一后，开放关卡，放宽山林禁令，富商大贾走遍全国，货物畅通无阻。朝廷还将各地豪强迁到长安周边。 关中从汧水、雍水到黄河、华山，千里沃野。从虞夏时期就是良田，周朝先祖在此发展农业，民风朴实。后来秦国王室定都雍城，利用陇蜀货物发展商业。到汉朝定都长安，各地人流汇聚，地少人多，百姓逐渐投机取巧从事商业。巴蜀盛产栀子、姜、朱砂、铜铁、竹木，南接滇僰，西邻邛笮，虽地势险要但有栈道连通。天水、陇西等地盛产牲畜，但位置偏远，需经长安中转。关中土地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占三成，财富却占六成。 从前唐尧定都河东，殷商定都河内，周朝定都河南。这三河地区位于天下中心，王朝更迭数百年，地少人多，是诸侯聚集地，民风节俭精明。杨县、平阳商人西与秦戎交易，北与代国贸易。代地靠近胡人，常遭侵扰，民风彪悍，好勇斗狠，不重农商。但因靠近边境，常有军队驻扎，物资需求大。温县、轵县商人西到上党，北至赵、中山。中山地贫人多，残留商纣遗风，百姓急躁投机。男人聚众赌博，慷慨悲歌，抢劫盗墓；女人弹琴跳舞，攀附权贵，充斥诸侯后宫。 邯郸是漳河与黄河之间的中心城市，北边连接燕、涿地区，南边邻近郑、卫两地。郑、卫的民风与赵国相似，但因靠近梁、鲁，当地人更注重礼教且讲究气节。濮阳一带的百姓迁到野王后，野王人崇尚义气、行侠仗义的风气，正是卫地传统的影响。 燕国是渤海与碣石山之间的重要城市，南面通往齐、赵，东北靠近胡人地界。从上谷到辽东，地域辽阔但人口稀少，常遭外敌侵扰，民风与赵、代地区相似——百姓勇猛果敢却缺乏长远打算，但这里盛产鱼、盐、枣和栗子。北边邻近乌桓、夫馀，东边掌控着秽貊、朝鲜和真番的资源。 洛阳向东可贸易到齐、鲁，向南能通商至梁、楚。泰山南面是鲁国，北面则是齐国。 齐国依山傍海，拥有千里沃土，适合种植桑麻，百姓擅长纺织和渔盐业。临淄作为山海之间的中心城市，民风宽容豁达，居民聪明善辩，重视土地根基，不轻易迁徙——他们怯于群体斗殴却敢单独行刺，这种劫掠风气倒像是大国气度，城里聚集了士农工商各类人才。 邹、鲁两地靠近洙水、泗水，保留着周公遗留的风气，崇尚儒学且讲究礼仪，所以百姓行为拘谨。这里虽有桑麻产业，但缺乏山林物产，土地少而人口多，民众节俭谨慎。等到衰败时期，当地人经商逐利比周人还热衷。 从鸿沟以东到芒山、砀山以北的巨野泽一带，属于梁、宋地区。陶和睢阳也是这一带的重要城市。从前尧在成阳建立功业，舜在雷泽捕鱼，商汤在亳地停留过。这里的风俗还保留着古代圣王留下的传统，百姓忠厚老实、品德高尚，喜欢种地耕作。虽然当地没有丰富的山林物产，但人们能省吃俭用，靠勤劳积攒起家底。 越楚地区有三种不同民风：淮北的沛、陈、汝南、南郡属于西楚，民风急躁易怒，土地贫瘠难有积蓄。江陵作为旧郢都，西通巫山巴蜀，东有云梦泽物产；陈地位于楚夏交界，多鱼盐商人；徐、僮、取虑三地人则清高守信。 彭城以东的东海、吴、广陵属东楚，民风类似徐、僮地区。朐、缯以北接近齐地风俗，钱塘江以南则像越地。吴地从阖闾、春申君到王濞时期，吸引各地游民，拥有海盐、章山铜矿和三江五湖的资源，成为江东大都会。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属南楚，民风接近西楚。寿春作为迁都后的郢都仍是重镇，合肥因南北水路交汇成为皮革、鲍鱼、木材集散地。当地风俗混杂闽越特色，百姓能言善道却少信用。江南潮湿导致男性早逝，盛产竹木。豫章产黄金，长沙产铅锡但开采成本高。九嶷山到儋耳一带风俗与江南相似，番禺则是珍珠、犀角、玳瑁和水果布匹的集散中心。 颍川和南阳是夏朝人曾经定居的地方。夏朝人治理国家讲究忠诚朴实，还保留着先代君王的传统风气。颍川人性格敦厚实在。秦朝末年，朝廷把不安分守己的百姓强行迁到南阳。南阳西边直通武关、郧关，东南方向有汉水、长江、淮河环绕，宛城更是这一带的大城市。当地风气复杂、喜欢惹是生非，多数人靠经商谋生。这里的人崇尚侠义精神，经常与颍川人往来，所以到现在还被称为"夏人"。 天下的物产有的地方稀缺有的地方丰足，各地风俗也各不相同：山东人吃海盐，山西人吃池盐，岭南和沙漠以北地区也有盐产，大体情况就是如此。 总的来说，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人们吃稻米配鱼汤，用火烧草种田、水淹除草，瓜果螺蛳不用买卖就能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肥沃食物充足，没有饥荒困扰，导致人们懒散度日，少有积蓄，大多贫穷。所以江淮以南没有饥寒交迫的人，但也没有家财万贯的大户。沂水、泗水以北适合种五谷桑麻和养牲畜，这里地少人多，常遭水旱灾害，百姓喜欢存粮，所以秦、夏、梁、鲁等地重视农业。三河地区以及宛城、陈留等地也这样，还兼做买卖。齐赵两地的人擅长耍心眼谋利，燕代地区的人既种地养畜也养蚕。 从这些情况来看，那些在朝廷上精心策划国事的贤臣，在朝堂上讨论政事的官员，那些坚守信用、宁死不屈的隐士，以及那些隐居深山追求高洁名声的人，他们最终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和地位。所以清官当得越久就越富裕，正直商人最终也会致富。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不需要学习就自然存在的欲望。军队里的勇士之所以冲锋陷阵、冒着箭石火海攻占城池，甚至斩杀敌将夺取军旗，都是被重金奖赏所驱使。街巷里的年轻人杀人抢劫、盗墓铸钱、结伙报仇、违法乱纪甚至甘冒死刑风险，其实都是为了钱财。那些赵国郑国的女子精心打扮，弹琴跳舞，不远千里讨好各种年龄的男人，也是为了攀附富贵。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讲究穿戴、装饰车马，只是为了炫耀富贵。猎人渔夫起早贪黑、穿越险谷不惧猛兽，只为获取山珍野味。赌徒们比赛斗鸡走狗时较劲争胜，是因为害怕输钱。医生方士们耗尽心力研究技艺，是想赚取丰厚报酬。官吏们篡改法律、伪造文书不怕杀头，是因为沉迷于收受贿赂。农民、工匠、商人努力经营，也都是为了增加财富。所有人都在用尽智慧和能力追求钱财，没有谁会主动把财富让给别人。 俗话讲"不去百里外贩卖柴火，不去千里外倒卖粮食"。准备住一年就要种植谷物，准备住十年就要栽种树木，准备住百年就得积累德行。所谓德行，就是让人心服口服的品格。如今有些人没有官爵俸禄，也不靠封地收入，却能活得和贵族一样快活，这种人被称为"素封"。有封地的人靠收租税，每年每户收二百钱，千户封君年收入二十万钱，朝拜天子、接待宾客的开支都从这里面出。普通农民、工匠、商人，每年本钱一万能赚二千利息，百万家产的年收入二十万，但徭役赋税得从这笔钱里扣除。他们的吃穿享受，可以随心所欲挑选最好的。所以说养五十匹马、一百六十六头牛、二百五十只羊，或者在沼泽养二百五十头猪，在水塘养千石鱼，在山林种千棵成材树木——这些产业的价值都抵得上千户侯的年收入。像安邑的千棵枣树、燕秦的千棵栗树、蜀汉江陵的千棵橘树、淮北到常山以南的千棵楸树，陈夏的千亩漆园，齐鲁的千亩桑麻，渭川的千亩竹林，还有大城郊外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拥有这些产业的人，财富都能和千户侯相当。这些都是不用亲自跑市场、不用奔波异乡，坐着就能收钱的正经营生，既有隐士的清高名声，又能保证生活富足。要是家里穷困、父母年迈、妻儿体弱，连年节祭祀聚会都办不起，吃喝穿戴都成问题，如果这样还不觉得羞耻，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所以没钱要卖力气，小有积蓄要比智慧，富足了就要抓住时机——这是赚钱的根本道理。现在经营产业不用冒生命危险就能致富，贤人们自然愿意努力。因此靠农业致富最高尚，靠工商业次之，用歪门邪道发财最下作。要是没有隐士那样的高尚品德，却长期贫贱还满口仁义道德，这才是最丢人的事。 普通百姓之间，要是有人比你富十倍，你就会对他低声下气；富百倍就会心生畏惧；富千倍就会被他使唤干活；富万倍就会沦为他的奴仆，这是自然规律。穷人想翻身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锦不如摆摊开店，这说明工商业才是穷人致富的门路。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卖酒一年能卖千缸，卖醋酱千坛，卖饮料千罐，屠宰牛羊猪千头，卖谷物千钟，卖柴草千车，拥有船队总长千丈，木材千根，竹竿万根，马车百辆，牛车千辆，漆器千件，铜器千钧，素木铁器和染料上千石，马蹄口千对，牛千足，羊猪千双，奴仆千指，动物筋角朱砂千斤，丝绸细布千钧，彩色绸缎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罐，鲐鱼千斤，杂鱼千石，鲍鱼千钧，枣栗三千石，狐皮大衣千件，羔羊裘皮千石，毛毯千条，其他果菜千钟，放贷本金千贯，中间商抽成，奸商赚30%利润，诚信商人赚20%，这些生意的规模都能比得上诸侯之家，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其他行业要是利润达不到20%，就算不上能赚钱的行当。 再说说当世那些千里闻名的富人发家故事，让后世可以借鉴学习。蜀地卓家的祖先本是赵国人，靠炼铁发家。秦国灭赵后强迫卓氏搬迁，当时其他被迁的富户都拿钱贿赂官员想留在近处的葭萌县，唯独卓氏说："这地方土地贫瘠。我听说岷山脚下有肥沃平原，地里长的芋头像蹲着的猫头鹰那么大，人一辈子不会挨饿，而且当地人工便宜适合做生意。"主动要求迁到更远的临邛。到了那里就在铁矿山区开炉炼铁，精心经营，生意垄断了整个西南地区，最后家里奴仆上千人，庄园里的打猎游玩排场，简直和诸侯王一样。 程郑是从崤山以东被迁来的俘虏，也经营冶铁铸造生意，把铁器卖给盘发髻的西南少数民族，积累的财富和卓氏不相上下，两人都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梁国人，世代以冶铁为业。秦国攻占魏国后，孔氏被强行迁到南阳。他们大规模铸造铁器，规划池塘养鱼，组织起成队的车马，结交各地诸侯，通过经商获取利润，表面上摆出阔绰公子哥的派头广施恩惠博取名声。但实际上赚的钱远远超过花费，比那些抠门商人还会算计，最终积累了几千金家产，所以南阳的商人都效仿孔氏从容大气的经营方式。 鲁地人本来就有节俭吝啬的风气，曹邴氏尤其严重，靠冶铁发家积累了上亿财富。但他家从长辈到子孙都立下规矩：低头要捡钱，抬头要赚钱，放高利贷和做买卖的生意遍布全国。邹鲁一带原本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后来却有很多人放弃读书去经商，就是受了曹邴氏的影响。 齐国风俗看不起奴仆，唯独刀间特别重视他们。那些凶悍狡猾的奴仆别人都害怕，刀间却收为己用，派他们经营渔业盐业生意，有些人甚至乘着豪华马车结交地方官员，刀间反而更加信任这些人。最终靠着这些奴仆的效力，刀间积累了数千万财富。当时齐国流传俗语"宁可不做官也要跟着刀家干"，说的就是他能让精明奴仆自愿卖命赚钱。 洛阳人本来就精明算计，师史更是其中翘楚，他拥有几百辆货车，经商足迹遍布全国。洛阳位于齐秦楚赵四国交界处，穷人都学着给富商打工，互相攀比谁在外经商时间长，经常路过家乡都不进门。师史就是靠着这种用人策略，最终积累了七千万财富。 宣曲任氏的祖先本是秦朝管理粮仓的小官。秦朝灭亡时，豪强都争抢金银珠宝，只有任氏挖地窖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百姓没法种地，米价涨到一石一万钱，豪强们的金银全拿来换任氏的粮食，任家因此暴富。其他富人讲究奢侈享受时，任氏却带头节俭，亲自下地耕作畜牧。别人买田地牲畜专挑便宜的，任氏专挑质量好的高价买。这种富裕持续了好几代。任家还立下规矩：不是自家田里产的粮食不吃，不是自家养的牲畜制品不用，公家赋税没交完之前全家人不能喝酒吃肉。这种作风成为乡里榜样，所以任家虽富却得到朝廷敬重。 边塞开放贸易时，桥姚靠着养一千匹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积攒了数万钟粮食发家。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的列侯封君要随军出征，找放高利贷的人借钱。放贷者觉得这些人的封地都在叛乱的关东地区，胜负未定都不肯借。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利息高达十倍。三个月后叛乱平定，无盐氏一年内赚了十倍利息，财富抵得上整个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的大商人多数姓田，像田啬、田兰这些田氏族人。韦家的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都上亿。 这些都是特别突出的例子。他们都不是靠官爵俸禄或违法乱纪致富，而是观察形势变化，抓住商机赚取利润——通过工商业积累财富，用农业守住财富，用强硬手段开辟道路，用温和方式维持经营，经营手段有章法，所以值得学习。至于那些靠务农、畜牧、手工业、经商，运用权谋智慧致富的人，大的富可敌郡，中等的富可敌县，小的富可敌乡里，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 精打细算、勤苦劳动是经营产业的正道，但真正发大财的必须用特殊方法取胜。种田是辛苦的行业，秦扬却靠这个成为全州首富。盗墓是犯法的勾当，田叔却因此发家。赌博是败坏名声的坏事，桓发却靠这个致富。走街串巷叫卖是低贱行当，雍乐成却因此积攒了丰厚家产。贩卖油脂是被人瞧不起的生意，雍伯却赚到了千金。卖豆浆是小本买卖，张家却成了千万富豪。磨刀工是微末手艺，郅家却靠着这个吃上了王侯般的宴席。卖熟羊肚儿是简单活计，浊氏却靠着这个置办了成队的马车。给马治病只是粗浅手艺，张里却靠着这个过上了钟鸣鼎食的生活。这些人都是靠着心志专一才成功的。 由此看来，致富没有固定行业，钱财也不会总属于某个人。有本事的人能把钱聚起来，没本事的人只会败光家产。千金之家堪比一城之主，亿万富翁的享乐堪比诸侯王。这不就是没有封号的贵族吗？确实如此啊。 通过工商业经营能获取利润。低价时囤积货物，高价时抛售，善于积累财富；在市场上依靠灵活手段获取超额利润。白圭通过经商策略使国家富裕，计然用经济谋略增强军事实力。乌氏倮因经商成就被朝廷邀请参政，巴寡妇清因守护丹砂产业被秦始皇筑台表彰。没有封爵却富比千户侯的人，像蜀地卓氏和临邛程郑这样的冶铁巨商，财富与名声都达到同等高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