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十一、甄家的原型是江南曹家，作者创设甄家的目的是用其衬托贾家。
甄家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之家，这在《红楼梦》一书中，几乎是写明了的。如第十六回，贾家准备元妃省亲时，书中是这样写的：“凤姐笑道：'……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道：'……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
据史料记载，康熙帝共六次南巡，除了第二次和第四次之外，其余四次都住在曹寅家中。也就是说，曹寅一家就接驾了四次，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清朝的官员们，应该人人都知道此事。作者借赵嬷嬷之口说“独他家接驾四次”，这就等于明白的告诉读者，江南甄家就是江南曹寅家。其实，说康熙帝六次南巡并非准确，应该说是五次南巡。因为其中有一次走到山东德州时，因太子患病而返回。就是说，康熙帝五次南巡，竟有四次住在曹寅家中，这实在是旷古未有之事。而没住曹寅家的那一次，是住在了逝江省的绍兴官衙。除用“四次接驾”暗指曹家之外，书中以下几处描写，也应该是作者的暗示。
1、第五十六回，探春、宝钗等正在园内“兴利除宿弊”，“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说：'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进宫朝贺。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请安。’说着，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官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这个礼单，也是作者在暗示我们，甄家就是曹家。要知道，当时为皇家采办绸缎绫纱事务的署衙，在江苏只有两家。一家是江宁织造曹寅家，另一家是苏洲织造李煦家。但李煦家从没有接驾过。所以说，江南甄家只能是江南曹家。
2、第十六回，贾珍派贾蔷带人“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贾琏因问道：'这一项银子动那一处的？’贾蔷道：'才也议到这里。赖爷爷说，不用从京里带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的使费’”。然而，作者之前曾借冷子兴之口告诉我们，“这甄府和贾府既是老亲，又系世交。两家来往，极其亲热的”（第二回）。就是说，书中的贾家和甄家并非主子和奴仆的关系，也不是“地主”和“庄头”的关系。那么，甄家怎么会收着贾家五万银子呢？再说，管着宁府“八九个庄子”的“门下庄头乌进孝”，一年给宁府的银子也不过五千两（第五十三回）。甄家欠贾家五万两银子，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在这其中，作者是藏有隐意的。太子胤礽被废之前，曾让其乳母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分三次从曹寅家取走了五万两银子。胤礽第一次被废后，康熙帝曾命皇八子胤禩调查此事。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胤礽被废后的第十九天，“八贝勒、内务府总管赫奕、暑内务府总管尚志杰、郎中海章”等，向康熙帝奏报了这件事。奏折中说：“据讯问曹寅之家人黑子，回称：四十四年，由我主人曹寅那里，取银二万两，四十六年，取银二万两，皆交给凌普了。听说去南省时，取了银一万两，不知交给了谁。又，每月给戏子、工匠等银两，自四十四年三月起，至四十七年九月止，共银二千九百零四两，都交给他们本人了。由曹寅那里，取银共五万二千九百零四两”。这件事，在当时的朝庭官员中是人人皆知的。作者把此事写入书中，就是要告诉读者，书中的江南甄家即是曹寅家，索要五万两银子的贾家就是太子府。否则，作者为什么要在书中写出“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这样的话呢？并且两者都是分期付款——“先支三万”。若说巧合，书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呢？也有人说，胤礽从江南共拿走八万两银子；这事不假，但另外三万两，是从曹寅的妻兄李煦家取走的，并非曹寅家。上述所说奏折中也曾记有此事，是这样写的：“又讯问李煦之家人蒋德，回称：四十五年，由我主人李煦那里，取银二万两，交给凌普了。听说去南省时，取银一万两，不知交给了谁。”要注意，以上两件事，除了银子的数目相合之外，“索银的人”也都是“管家”：一是胤礽的乳公——内务府总管凌普，另一是荣国府总管赖大。试想，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有意进行暗比，他为什么要让管家赖大说“江南甄家还收着咱们五万银子”这句话呢？
3、除了作者的直接暗示外，脂砚斋的批语，也应该是“甄家即曹家”的重要证据。在凤姐与赵嬷嬷两人对话文字的旁侧，脂砚斋写了好多批语，其中有：“点正题正文”，“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真有是事，经过，见过”等等。这说明，脂砚斋认为“元妃省亲”是“真有之事”，并且它暗指的是康熙帝南巡，不能当做“泛泛之语”看待。还有一句脂批说得更为明白，即：“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甲戌本第十六回）。其意是说，《红楼梦》的作者是借“元妃省亲”来影射“康熙帝南巡”的；作者因“忆昔感今”才于书中写出了这件事。脂砚斋的这句批语，不但透露出书中的“元妃省亲”是暗指康熙帝南巡，而且还透露出《红楼梦》的作者亲身经历过这一事情。
4、第七十一回，贾母过生日，江南甄家送了“一架十二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笏’的围屏”，此句后有脂批说：“一提甄家，盖真事将显，假事将尽”。其意思是说：在《红楼梦》一书中，凡写江南甄家的事都是真的。即甄家是实有之家，是有原型的，并非虚拟。也许，甄家送给贾家的“满床笏围屏”，就是当年曹家送给皇家的礼物，说不定就是送给太子生日的礼物。否则，脂砚斋为什么要说“一提甄家，盖真事将显”呢？
然而，贾家既是暗指皇家，作者为什么还要再塑造一甄家呢？原来，作者不敢明写皇家，只好以“假托”之家来暗写皇家。从表面上看，给人的印象是“贾家”就是一个“假家”，它是“假的”；所以把贾家写得夸张一些，也无关紧要。作者就是在这一“幌子”之下，来塑造贾家的。比如，书中贾家的地位、规模、气派等等，都是任何一个公侯之家，包括亲王家在内，所无法企及的。别的不说，单说那个大观园，“在满清三百多年里，任何贵族家，哪怕是亲王，私人的花园都不可能达到这个规模；可以相比的只有圆明园，只有颐和园”（见第五十题之第3小题）。所以，尽管贾家很像皇家，但也用不着担心有“影射皇家”之嫌，因为书中早已“声明”，“贾家”是“假的”。至此，作者仍担心读者不明白“贾家”就是“假家”这一用意，或许担心读者会误解“贾家”同“张家”“李家”一样，是随便假设的一个姓氏。于是，他又实写了一个“甄家”来衬托。并让读者一眼就能认出“甄家”就是“曹家”，比如甄家有“四次接驾”，甄家进贡的物品都是“丝织品”等等。这就等于告诉读者：甄家是实有之家，它是“真的”，不是虚构的；由此，读者便可以联想到，贾家就是“假的”，是虚构的了。这应该同画家用“黑”衬托“白”的手法是相同的。明白了“甄家”是“真的”，自然就明白了“贾家”是“假的”了。
还有，作者为了让读者进一步“悟出”甄家和贾家就是“一真一假”的关系，他又设计了甄、贾两个宝玉，并让两者一模一样。他们不但相貌、性格相同，就连家庭、哥兄姐妹，以及祖母溺爱、父亲严管等情况也都相同；甚至两者屋内的丫头也都完全相同（第五十六回）；更奇特的是，两个宝玉所做的梦也是相同的。这就好比“真假美猴王”一样，两者中必有一真，另者为假。那么谁真谁假呢？这从两人的姓氏“甄（真）”与“贾（假）”中，自然就分得清楚了。
在“甄家”就是“真家”，“贾家”就是“假家”这个前题之下，作者笔峰一转，又以“幻境”的形式，两次“警示”（警幻仙境）读者：“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第一回和第五回）。这就等于告诉人们：《红楼梦》一书中，表面上看似“假的”东西，其内涵却是“真的”；表面上看似“真的”东西，其内涵却是“假的”。就是说：“贾（假）家”虽然是假的，但其中的人和事，却是真的——它是作者“半世亲睹亲闻”、“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不敢）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第一回）的真事；是“实承其事，非假拟妄称”的；贾（假）家才是该书的“本旨”。甄家虽然是真的，但它的内涵却是假的；写甄家是为了衬托贾家，甄家的人和事，也就是它的“内涵”，都是模仿贾家来写的，它是贾家的影子。现在，为了让大家能更清晰的领会《红楼构》作者设下的这一隐情，笔者把贾家和甄家的关系，归纳如下：
所谓贾家是假，是指“贾家位列公侯”是假，而“远高于公侯之上”是真；把它设为“贾（假）家”，是因为不敢明写“皇家”。若不用“假托之家（贾家）”，就无法写出“皇家”的气派来。“表面”看是假，但“内涵”却是真的。其实，书中的贾家就是一个“四不象”之家。它虽位列公侯，但却远高于公侯之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家庭”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它是虚构的，所以，作者才让它姓贾（假），称它为“贾（假）家”，即“假托之家”。
所谓甄家是真，是因为它有原型；其原型就是江南曹家。但书中却把它描绘成了贾家的影子，让它和贾家“一模一样”（比如两个宝玉）。所以说，它表面看是真的，但其内涵却是假的。如果没有“甄（真）家”做衬托，就体现不出贾家的“假”来。只有明白了“真”“假”两家的特定含意，才能通过“假做真时真亦假”这个警句，悟出贾家影射的就是皇家。其实，作者在书的“序言”中早就声明说：“凡用梦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第一回）。这也是在告诉读者，书的“本旨”在贾家（假家）而不在甄家（真家）。
另外，“体仁院”一词，也应该是作者对此事的暗示。书中说甄家是“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第二回）。“体仁院”谐音“替人院”，即“替人之院”。也就是说，贾家和甄家是“本体”与“替身”的关系，就如张道士是贾政的替身一样（第二十九回）。甄家若是贾家的“替身”，其“内涵”自然就是假的了。若非如此，作者为什么要用“体仁院”一词，来“定义”甄家呢？脂砚斋也曾在“体仁院”一词后批写说：“因寓怀而设（甲戌本第二回）”；若非此解，这个“寓”又指什么呢？还有，作者说甄家是“钦差”，这与曹寅家“皇家织造”之职，不是正好相合吗？
注；《查报讯问曹寅李煦家人等取付款项情形摺》，载于《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八贝勒等奏折”，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