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色天成：苏州牡丹记

       弘治二年（1489）三月（农历），苏州东禅寺开得正盛的牡丹迎来了沈周、杨循吉和周好德等人。正当花好意浓之际，沈周的家人传来了其孙沈履降生的好消息，欣喜之下，沈周赋诗道：

三月十日天作晴，僧房怪见红娉婷。正迎佛面露微泫，傍向客子心都倾。我于六十出三岁，恰喜得孙花亦荣。平添酒量破悭吝，老雾捲花增眼明。花不能言却能笑，道是无情还有情。杨君綺语致喜状，周君络送双银罂。拂花起舞成潦倒，明朝好事传春城。

《牡丹图》局部 沈周 明 南京博物院藏

       正所谓是景随人移，境由心生，原本便让人倾心不已的娉婷牡丹在喜不自禁的沈周眼中，更是“花不能言却能笑，道是无情还有情”。诗词的最后沈周一语双关，既是说自家得孙之事将会众人皆知，东禅寺的牡丹不时也会名动苏州。事实上，此次赏花并非是沈周唯一一次留下欣赏牡丹的记录，沈周也绝非是苏州城内唯一一个对牡丹倾心的人。苏州与牡丹，有着更深的渊源。

牡丹种植小史

       牡丹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牡丹之名，历来众说纷纭。概而言之，“牧”字既指牡丹繁殖的特点，又指牡丹根系花瓣有力粗壮的的雄性气质；“丹”字则是指根皮之红。牡丹的种植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且多变的历程。

       在今人的印象中，种植牡丹主要用于观赏，但在唐代之前，牡丹的主要用途却并非观赏而是药用。彼时的牡丹更多是野生繁殖而非人工种植，并且呈较为自然的分布状态。1972年，甘肃武威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汉代医简，据其记载：“□□瘀方，干当归二分、芎䓖二分、牡丹二分、漏芦二分、桂二分、蜀椒一分、蝱一分。”这是目前最早关于牡丹药用的记载。与此同时，东汉时期的医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亦对牡丹的药用价值有所记载，书中记牡丹可治寒热等症状。相反地是，牡丹却不多见于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这足以反映出唐代之前人们对牡丹的认知。

《神农本草经》中对牡丹药用价值的记载

       或许是在医者对牡丹的长期使用中，人们对牡丹观赏价值的感知也愈发清晰。牡丹从野生繁殖到人工种植，从药用价值到观赏价值的转型，大概在南北朝时期便已发生，唐代则是一个关键节点。唐代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文宗时期的舒元舆曾在《牡丹赋》中提及：“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此处的天后便是指武则天，武则天在故乡河东道汾州众香寺发现了牡丹并将其移植到洛阳神都苑。与舒元舆同时期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则记载：“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兴 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段成式与舒元舆的说法有异，但后人结合考古资料基本可以判断，正是武后、玄宗等人才将牡丹引种进了长安、洛阳等地，致使牡丹在长安、洛阳地区大盛，成为了刘禹锡笔下“花开时节动京城”的花王。长安与洛阳的牡丹也成为盛唐气象的象征，频繁地出现在唐末五代文人追忆之中。

《玉堂富贵图》局部 徐熙 五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中后期，牡丹的种植范围突破了长安、洛阳的限制，逐渐向南方等更加广阔的地方转移。唐末五代时，因北方战乱和南方稳定的背景，牡丹呈现出了南重北轻的种植格局，直至北宋建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洛阳在北宋仍为牡丹种植的重镇，欧阳修曾言：“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欧阳修所提到的地方皆位于北方，但牡丹在南方的发展势头亦不容小觑。大约便是在五代北宋时期，牡丹被大规模引种近了苏州并得到了时人的青睐。

《牡丹图》佚名 南宋 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牡丹之盛

       关于苏州种植牡丹的记录，早在北宋丘璿便在《牡丹荣辱志》中便有“苏州花”的记载。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中记载：“牡丹……中兴以来，人家稍复接种，有传洛阳花种至吴中者”，此话表明南方的稳定为牡丹提供了繁殖土壤，并且我们可以从范成大的记录中隐约看见苏州牡丹与洛阳的渊源。在此又不得不提及北宋末期著名的奸臣朱勔，其趁替宋徽宗在江南地区搜索奇花异石之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据时人记载：

       勔有园极广，植牡丹数千本，花时以缯彩为幕峦覆其上，每花饰金为牌，标其名，如是者里许……一日勔败，检估其家资，有黄发勾者，素与勔不协，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妇子尽驱之出，虽闾巷小民之家无敢容纳，不数日已墟其园，所谓牡丹者，皆折以为薪，每一花牌估直三钱。

北宋 赵昌 《画牡丹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勔在苏州建有极尽奢华的园子，天生富贵的牡丹自然少不了被引进以装饰花园，或许是朱勔仍嫌其不够炫丽，竟在每棵牡丹上饰以金牌，金光花色，璀璨夺目，令人目眩神移。但极具反差的是，如此富贵的牡丹在朱勔失势后也只落得个“折以为薪”的结局，就连金子做的花牌也仅值三钱而已。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否也暗示了牡丹在彼时因为数量繁多，而不被视为稀罕物了呢？无论如何，朱勔作为彼时的风云人物，其如此高调种植牡丹的行为，既已表明牡丹已为彼时的苏州所接受，又作为范本足以推动牡丹在苏州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元人陆友仁的记述中，牡丹在苏州的种植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吴俗好花，与洛中不异，其地土亦宜花，古称长洲茂苑，以苑目之，盖有由矣。吴中花木不可殚述，而独牡丹、芍药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贵重焉。旧寓居诸王皆种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盛者惟蓝叔成提刑家最好事，有花三千株，号万花堂。尝移得洛中名品数种，如玉碗白、景云红、瑞云红、胜云红、玉间金之类，多以游宦不能爱护辄死，今惟胜云红在；其次林得之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长文给事、成居仁太尉、吴谦之待制家种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发运家亦有五百株，如毕推官希文、韦承务俊心之属，多则数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习以成风矣。至谷雨为花开之候，置酒招宾就坛，多以小青盖或青幕覆之以障风日，父老犹能言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今之风俗不如旧，然大概赏花则为宾客之集矣。

《牡丹花卉图》佚名 元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在时人的群体记忆中，吴俗爱花，且以牡丹、芍药为爱好之最。并且彼时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个爱好牡丹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以蓝叔成的三千株牡丹为最，其余的林得之、胡长文、成居仁、吴谦之、史志道和毕希文等人也不甘示弱，最少家中也种有数百棵牡丹，“习以成风矣”暗示了在这些名字之外，牡丹的身影更是达官贵人甚至是普通百姓家中的常客。袁景澜认为自从朱勔、蓝叔成首开风气之后，苏州的“豪家名族，梵宇琳宫，神祠别馆，贸栽悉遍”，这与上述不谋而合。苏州牡丹花名之声，较之洛阳牡丹也并不逊色，并且逐步具有了向外输出的能力。洪适曾向蓝叔成求取牡丹移植，奈何此次移植并不成功，牡丹移植后不久便衰败枯萎，这令洪适颇为郁闷。

       谷雨前后，牡丹迎风绽放，自然也少不了赏花之人，苏人爱花好游，牡丹盛开之时便结伴出游，宴饮宾客，开头所提及的沈周众人便是一例。陆友仁在元代提及的看花局传统似乎延续到了清代，清人袁景澜曾记载牡丹“花时，园林开放，游人赏玩，舆马阗咽，罗绮缤纷，赏者不问亲疏。入夜悬灯穹幙，壶觞酬勤，迭为宾主，谓之看花局。”在袁景澜的时代，牡丹的种类异常繁多，包括但不限于玫瑰紫、紫云红、傅家白、西瓜瓤、绿牡红和玉楼春等等，花时万紫嫣红，五彩斑斓，加之牡丹花肥，娇艳欲滴，富贵盈盈，无怪乎苏人会为此秉烛夜游，通宵达旦。蔡云《吴歈》有云：

神祠别馆聚游人，谷雨看花局一新。

不信相逢无国色，锦棚只护玉楼春。

       蔡云之所以特意提及玉楼春，这是因为玉楼春在牡丹花中价格最廉且最易种，随处可见，其色又粉红，被人誉为“牡丹之正色”。

《牡丹蝴蝶图》沈孟坚 元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有意思的是，牡丹在苏州之盛，竟然还衍生出了与妖怪相关的故事，据高德基《平江记事》载：

       花木之妖，世固有之，未有如平江牡丹之甚异者，致和戊辰八月，铁瓶巷刘太医家牡丹数株各色盛开，开凡三度。初开者若茶盂子大，中间绿蕊，有如神佛之状，数日乃谢。第二度开者若五升竹箩，花蕊成人马形，奈有半月之久。第三度开者只如酒盏大，其蕊细长若幡幢旗帜状，而罗衫紫与粉红楼子甚多，三日而萎。观者日数百人，栏槛尽皆摧毁，不可止遏。童谣云：“牡丹红，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明年，明宗登极，五月暴崩，而庙讳乃和字也,其应不爽如此。

       这段故事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皇家秘闻。原来元泰定帝驾崩后，大臣发动兵变推举元明宗为皇帝，但彼时元明宗远在漠北，大臣们只好让元明宗之弟元文宗暂时当皇帝。三个月后，元明宗如期来到大都并继承皇位，可仅仅九个月后元明宗便暴毙而亡，元文宗再次继承皇位，而元明宗的庙号“和庙”正是“禾苗”之谐音。因此，便有人认为“牡丹红，禾苗空”指的便是文宗继位，“牡丹紫，禾苗死”指的便是元明宗被元文宗暗害之事。这首童谣被称之为《明宗时童谣》，想必是元明宗暴毙后这些宫廷秘闻传入民间后所编造出来的。不过将牡丹与元明宗暴毙联系起来颇难理解，或许是因为牡丹有花王之称及其元明宗的暴毙时间洽在牡丹花期内有关。

《牡丹册》其一 恽寿平 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高德基为这首童谣按上了一个历史背景，讲的是苏州铁瓶巷刘太医家的牡丹竟在八月三次开放，并且形状一次比一次更加怪异，最后一次开放时，紫色与红色的牡丹居多，这也恰好与童谣呼应。值得注意的是，牡丹的花期并不在八月，但元明宗却是在八月登基，因此牡丹在此时盛开就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一般，这也是高德基视苏州牡丹为“妖”的原因。但令人纳闷的是，除却时间和颜色之外，此处牡丹盛开的异常状态似乎与童谣关系不大。因此笔者推测，刘太医家的牡丹异常与童谣应当是两件事，只不过是高德基将听闻这两件事后将其附会在了一起。

       最后，这其中还有一个小细节，说的是牡丹盛开时，“观者日数百人，栏槛尽皆摧毁，不可止遏”，虽说这是奇花，但也可以侧面反映出苏州人对于牡丹的热情。

苏州园林、庙庵中的牡丹

       前已言及，苏人爱花好游，牡丹花时，每每惹得游人徘徊。在园林艺术上巅峰造极的苏州人，也早早地意识到了牡丹之于园林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的诸多园林中，总是少不了牡丹的身影。明文征明在《拙政园记》中记载：“堂之前为繁华坞，杂植牡丹、芍药、丹桂、海棠、紫橘诸花”，清人俞樾在《怡园记》中同样曾提及：“入园，有一轩，庭植牡丹，署曰看到子孙。”苏州另外一处著名的赏花园林，乃是娄门内的陆园，据袁景澜的回忆，陆园内的牡丹“多名种，五色斑斓”。在长期实践中，苏州人总结出了在园林中种植牡丹的办法，据文震亨《长物志》记载：“牡丹称花王，芍药称花相，俱花中贵裔。栽植赏玩，不可毫涉酸气。用文石为栏，参差数级，以次列种。花时设宴，用木为架，张碧油幔于上，以蔽日色，夜则悬灯以照。忌二种并列，忌置木桶及盆盎中。”正因为牡丹乃是极其富贵之花王，因此其陪衬装饰绝不可小气穷酸，而需以精美的文石为栏，种植时又要注重层次。最后，文震亨提及在花下设宴时需张幔悬灯，这倒与袁景澜的描述不谋而合。

《牡丹湖石图》陈淳 明 苏州博物馆藏

       以上诸园的牡丹开时煞是吸引苏州人的眼球，晚清苏州人士潘钟瑞每至怡园，必会在日记中对牡丹记上一笔。例如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潘钟瑞“遂携游怡园……见各色桃花满园盛放，而牡丹苞绽红妍，闻昨犹含蕊也”，次年三月十一日，潘钟瑞与友人再次“至怡园一游，园中桃李、紫藤、牡丹之属花开正盛，游人集焉，随意往行观眺，良久兴倦，乃出”。同月十七日，潘钟瑞在友人的邀请下再次前往壶园、怡园欣赏牡丹，次日，潘钟瑞又“抵白莲桥滨培德堂看牡丹”，看牡丹之频率，不可谓不高。根据日记记载可知，潘钟瑞几乎在每年牡丹盛开之际都会如期赴约，并且凡有牡丹处，皆是游者丛集。

       若是听闻有牡丹异种，即便是位于难寻之地，也磨灭不了苏州人的热情。清人缪彤在听闻里人蓄牡丹异种后，便急不可耐地前往寻访，此处寻访之旅让缪彤心情愉悦之际印象极为深刻：

       王姓者家在山麓，筑室缘山之高下而次第之艺花种果，为予述山中胜处,予不觉神往。是日阴而不雨，但闻风浪声，同游者订游林屋，有放舟去者，有徒行者。予上先陇祭扫毕，游后堡钱氏园，园中牡丹、蔷薇甚多。王山人自山东放舟至，携酒肴觞予于马氏山房，庭前牡丹甚丽。

《牡丹双绶图》余省 清 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园林之外，还有一处地方仍可随处发现牡丹的身影，那便是寺庙。从唐代武则天从众香寺移种牡丹到沈周于东禅寺赏花，牡丹与寺庙之间总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宋代周必大游览苏州崇福寺时便见识到了牡丹的风采：“三月己朔，风顺，俄顷至尹山，以小舫入崇福寺，同主僧惟妙访何氏园亭，园池虽狭，种植甚繁，海棠盛开，闻牡丹多佳品。”缪彤在上述寻访牡丹后不久再次游览天王寺庙，亦见“僧舍皆有牡丹，比他处称胜”。按理说，佛门本清净之地，与牡丹姹紫嫣红的气质并不符合，但牡丹偏偏又多出现在寺庙之中。有一种解释认为，寺庙的占地往往很大，依山靠水，野牡丹便能够在寺庙内找到生存之地。此外，许多寺庙本就拥有环境优美的园林，而寺僧为了吸引香火而乐意将寺庙对外开放供人游览，牡丹因此可扎根于寺庙之中。弘治二年的沈周，不就被吸引到了东禅寺嘛？

结语

       牡丹从野生繁殖变为人工种植，作用从医疗转向观赏，种地地从长安、洛阳走向广阔的南方地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苏州是牡丹南下的重要“殖民地”与中转站，从宋代开始，牡丹便俘获了苏州人的心，富贵炫丽的牡丹与江南第一风流地的苏州有着较高的契合度，它走进了园林、寺庙与大街小巷，创造出了“看花局”等文化景观。时至今日，国色天成的牡丹，花时依然能够名动苏州。

参考文献：

1、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2、杨循吉著，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

3、文震亨：《长物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

4、同治《苏州府志》，清光绪九年刻本

5、张君红：《沈周牡丹图在历史流变中的艺术特色与影响》，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20年

6、白茹冰：《历史时期中国牡丹引种、传播与分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24年

7、潘钟瑞著，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

原创：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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