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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四驾马车”的制度在河内相当稳固，历史上胡志明、长征、阮富仲、苏林均曾短暂实现过“三位一体”，但都没能做满一届。 以阮富仲为例，他在陈大光逝世后曾于2018年10月至2021年4月兼任越南国家元首（革新开放以来首次），又在换届时将该职位交给阮春福。 再以苏林为例，他2024年8月至10月间也曾同时担任过越共一把手和越南国家元首，但只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已，更像是一种临时性安排。 国际政治中，实权一把手不兼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带来外交、法律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比如：G20、APEC或国家间互访等场合，假如越南派来的并不是主要话事人，对方会感到被怠慢，不愿意花费太多时间精力到你身上。 那为何越南“四驾马车”的政治传统如此牢固，这种“弱王现象”又有何种渊源呢？  越南政治具有权力分散、斗争温和的特点。 1945年，越共在北方宣布独立并建立政权，当时它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具备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靠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来维持。 军事方面，越南人民军是由中国顾问和教官一手组建训练的。 1950年8月28日，经解放军提供全套苏式装备与三个月整编训练，越军第一支正规主力师308师成立，这一天被定为越南人民军的新建军节。 由于强烈依赖外援，使得越共最初并未形成绝对的核心，胡志明与其说是领袖，不如说充当了一个对外联络、对内协调的角色。 长征、黎笋、范文同、武元甲等分别负责党政军的实际事务，权力只是象征性的集中于胡志明。 如果要再向前追溯的话，十九世纪阮朝时期曾将越南全境分为北、中、南三圻，后来法国殖民者继承了这一制度，并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统治形式。 越南革命者则在南圻、中圻和北圻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反抗组织，直到1930年胡志明将其合并为越共。 换言之，越共内部一开始就有南、北、中三支力量。 随着时代变迁，越共内部不同派系逐渐形成了强调协商的政治传统，越南历史上经常出现“X人治国小组”的讲法，比如：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黎笋与长征、范文同一起组成三人治国小组；1986年黎笋逝世后，长征、范文同和黎德寿又再次组成临时治国小组。 再考虑到越南军队、公安等系统的封闭程度较高，各自形成了坚固的利益共同体，使得不同系统之间进行协商成为常态。 有学者表示，越南所谓的协商民主，深层原因是高层政治人物和强势部门倾向于扩张自身权力，在没有绝对核心做约束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被动式妥协共治。  具有转折意义的越共六大，1986年。越共历史上有两代军功集团：第一代是1954年北越建国的那一代，第二代则是1975年南北越统一的那一代；1986年后又形成了革新开放一代新集团。 除“权力分散”外，“斗争温和”也是越南政治的突出特点，二者某种意义上是相辅相成的。 长征在跟黎笋斗争失败后，改任科学委员会主任。 阮晋勇跟阮富仲竞争失败后，平稳退休。 近几十年来，前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丁罗升是唯一被判刑的越共局委，除他之外，别看越南反腐反得很热闹，遭到刑事指控的高级官员其实很少，大多“辞职不咎”。 另一方面，越南受宗教因素影响很大，尤其是佛教。 据越南政府宗教委员会的数据，全国宗教信徒共2650万名，占总人口的27%，其中佛教信徒超1400万。 在越南，宗教信仰和祖宗崇拜非常普遍，普通人家里普遍供奉佛龛、财神和去世长辈的牌位，每逢春节，越共领导人还会带头去各地寺庙上香。 或许是受到佛教“痛苦来自欲望”理念的熏陶，亦或许是长期形成的民族性格，越南人相较中国人显得更加懒散自由，敬业精神不高，缺乏对财富的狂热追求，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特征非常明显。 这种社会氛围和民族性格也一定程度上传递到了政坛。 除此之外，越共内部“四驾马车”之间的制衡存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性保障。 比如：越南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均兼任军委常委，可以同时在军事领域发挥自身影响力。 再比如：越南国会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来源，国会主席能够对政府首脑形成强大约束。  阮春福辞职后还办了一个工作交接仪式，继任者表示“希望阮春福同志凭借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智慧和宝贵经验继续为党、人民和国家做出贡献”。 2025年是南北越统一五十周年。 在2015年统一四十周年之际，许多西方媒体曾探访过胡志明市，其中《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西贡：资本主义的灵魂”。 文章称： “越共军队获得胜利40年之后，这个城市仍被当地人称为西贡，但它的灵魂似乎牢牢着眼于当下。对于日益富裕的年轻人而言，西贡是一座不愿回顾往昔，热衷于玩乐的城市。” 无独有偶，有旅行者在采访当地居民时，一位本地人称：西贡还是叫西贡，胡志明只是官方的名字。 不难体会，即使在统一近五十年后，南北越之间的割裂仍十分严重。 “国父”胡志明在受法国、美国影响的越南南部民众心目中，更像是北越价值观的代表，地位并没有那样崇高，甚至带有一种负面情绪。 还有一段历史同样关键。 在越南战争期间，越共曾于1951-1954年和1961-1975年两度设立南方局，该机构事实上负责着越共在南越的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甚至有自己的“南方军委”，形成与河内分庭抗礼之势。 像日后的黎笋、阮志清、阮文灵、范雄、阮晋勇（时任营团级干部）等高级干部，均有南方局的工作经历，他们与在河内工作的同事也颇有认知隔阂。 1991年之前，南方局干部普遍亲苏联；苏联解体后，他们又转而倾向于效仿西方，与经济界、企业家联系较为紧密。 不过近十年来，随着南方局一代干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原先“南派”“北派”的标签已不再像之前那样明显，公安系、人民军系、经济系、文宣系等成为更现实的切入角度。  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大楼。尽管改了名，但西贡这一称谓仍无处不在——胡志明市国际机场的IATA代码仍为南越时期西贡的英文缩写SGN，市内的西贡河、西贡港、西贡车站亦仍沿用旧名。 1945年8月，胡志明抓住日本战败前夕的宝贵时机，趁着日本人准备投降、法国人还没有卷土重来、国民政府接收部队尚未到达之际，发动了全国大起义，史称“八月革命”。 尔后，就在卢汉大军抵达河内两周前的9月2日这一天，胡志明在巴亭广场当着五十万人的面宣读《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脱离殖民统治。 这一天即越南的国庆日。 宣读宣言时，胡志明穿着清简，声音洪亮有力，给现场民众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这次突击建国并未让越共事实上拥有政权，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正是应了那句话——观念是最持久深沉的力量。 某种意义上讲，“四驾马车”的制度安排也是越南人底层社会观念的一种外在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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