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载《寻根》2025年第1期 与华北地区普遍流行的山西“大槐树”移民传说不同，今天胶东半岛居民有多自称先祖来源于“云南”或“小云南”。过去学界对于此现象的研究已有很多，并提出了诸多假说。一部分学者不认为山东“小云南”或“云南”移民和云南存在联系，试图从贵州、山西、河南等地寻找移民传说的历史渊源。另一部分学者则支持云南移民说，但他们关于云南籍移民的缘由与性质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近年，随着地方文献整理发掘，不少旧族谱文献得以被世人所知，为地方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本文以山东青岛地区族谱为主要资料，结合前人讨论，探究胶东云南移民传说的历史源流。 云南民户移民说的重新检讨 本文所讨论的胶东地区通常指胶莱谷地及其以东，具有相似语言、文化及风俗习惯的山东半岛地区。大致等同于今天的青岛、烟台、威海、日照、潍坊五市的范围。其中青岛市即墨区、城阳区、李沧区、崂山区、市北区、市南区六区是云南移民传说流行的中心。根据《山东省崂山县地名志》《山东省即墨县地名志》所载云南籍移民统计可知，崂山区云南籍移民村落占比为53.3%，城阳区占比为57.5%，即墨区占比为21.33%，可见其比例之高。这说明这些地区在云南移民传说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而这一范围大致等同于明代至清中期的即墨县。因此，下面将着重以此地区为例，探讨其在洪武、永乐时期的人口问题，并由此对云南民户移民说进行重新检讨。 万历《即墨县志·赋役·徭役》中记载本县洪武、永乐朝的户口数如下： 旧额（盐钞附）：军户六千二百九十，民户四千四百九十八，匠户二百三十四，皂户一百六十一， 力士户一十四，校尉户一十一，弓兵户、铺兵、防夫户二十，医户二，厨户三。男子八万三千八百一十三，妇女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三。洪武二十四年，户一万三千四百八十，口一十二万六千八百。永乐十年，户一万四千八百，口十二万一千四百。 由上文可见，即墨地区军户占总户数的近60%，这些军户从哪里来？又如何成为军户的？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又是如何呢？值得我们深入观察。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下称“总汇”）所载，洪武四年（1371年）即墨籍世袭军官始军为：杨外儿、胡伯成、杨丑奇、韩驴儿、刘胜、姜荣、綦讨儿、张端儿、吕擎山头、于丑儿、宋宝、陈辛。由上列即墨籍世袭军官始军情况，可见即墨地区曾在洪武四年有过大规模征军，且其中有相当数量垛集军。这些垛集军的身份在“明实录”中曾记载： （洪武四年）命侍御史商暠往山东、北平收取故元五省八翼汉军，至，按籍凡十四万一百十五户，每三户令出一军，分隶北平诸卫。 由此可见，这一批垛集军大部为收集“故元五省八翼汉军”。其中应有部分为元朝时就存在于即墨地区的旧军，另外或许还有一部分来自毛贵起义军旧部与察罕帖木儿的河南义军。明廷刚刚取得政权，边防未备，同时又对敌对势力较为警惕，因此会在山东地区大规模抽兵，省外安置。这些军士在垛集之初一般先在省内卫所整备，后马上调往北平周围的卫所驻守。如义勇后卫的刘胜，便是先拨充青州卫，后调密云卫；吕斌、张端儿则是先拨入胶州守御千户所，后同样调密云卫。 洪武四年（1371年）的大规模军户收集拉开了明廷在山东大规模收集抽军的序幕。《明实录》载洪武七年（1374年），“定辽都卫奏并卫所，官军以左千户所青州土军五千六百人属定辽左卫，以右千户所莱州土军五千人并本军七百九十四人属定辽右卫”。此时，胶州、即墨仍属青州，由此可推断在辽东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即墨籍军士。这些土军是何时征集、何时调至辽东的？洪武四年，马云、叶旺率部进驻辽东，此时距刘益请降不到5个月，且是由海路前往，军队人数必然不会很多。且当时关外局势未定，仍有元朝残军存在，因此必然不会起用新军，渡海部队自然应该是北征主力。但待形势略微稳定，明廷在辽东的统治区域逐步扩大，自然需要佥派支援部队去充实已控制地区防御、震慑地方势力。山东地区是支援辽东的重要后勤基地，随后勤船只转运军士前往驻守也实属正常。《明实录》曾载洪武五年（1372年）“给辽东卫军战袄凡五千六百七十五人”。洪武七年（1374年）正月则载“命工部令太仓海运船附载战袄及裤各两万五千副赐辽东军士”。杜洪涛由此差额研究认为在这一时期被佥至辽东卫所属内陆官军达19325人。由此可见，青州、莱州土军被征调渡海支援显然也应在这一时期。 除了旧元军户外，即墨地区也存在垛民为军的情况，如杨氏、吕氏先世皆为元代官员，洪武初年也被分别佥派至铁岭卫与留守中卫为军。此时，这些被征调的军户、民户家庭规模往往也是非常庞大的。如《杨氏家承》所述其家族在辽东铁岭卫有世军役，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军缺，三世杨得玉替堂伯杨孝虎补役。此时，杨家正逢大难，“因承民差桑杨大户，扬子江中翻了船，双赔补桑”，杨户中男女卖二十余人，但仍可有人替补应军役。由此可见，在洪武时期杨家家族规模也非常庞大。 由上述来看，自洪武初年（1368年）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即墨地区存在大规模抽军、收军，并安置于省外。这就证实了自元末以来，即墨地区战乱较少，人口较多的情形。而像上述的集军政策在洪武十四年后依然在施行。但总的来说，所收集的军士数量已相对较少。 在洪武中后期，非军事性质的移民活动逐渐成了即墨地区人口外迁的主导方式，其主要的迁徙流向为山东西部区域。例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监察御史张式奏徙山东登、莱两府贫民无恒产者就耕于东昌；洪武二十八年，山东布政司向朝廷请求从东部地区迁丁多地少之户“就东昌开垦闲田”。“明实录”中也曾记载永乐九年（1411年）迁东三府民于山东西部之事。由此可见，自洪武初期至永乐初期，即墨地区始终是人口外流的重点区域。显然，先前一些学者所持的明初即墨存在超过半数的民间或官方非军事移民的观点，在逻辑上难以成立。明廷在当时也并无充分理由对即墨所在的胶东地区实施强制性的民户迁入政策。而从即墨人口数量的变迁以及户均人口数的变化来看，也进一步说明了大规模民户移民的现象并不存在。 胶东云南卫所军户移民的历史源流 既然不存在大规模民户移民，那是否代表云南移民为卫所军户呢？明代即墨曾存在鳌山卫与雄崖千户所。以往，学术界提及即墨地区卫所的设置年代时，多采用地方志与《大明一统志》的说法，认为鳌山卫、浮山守御前千户所建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而雄崖守御千户所则建于建文四年（1402年）。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光通过细致梳理官印、碑刻、家谱等史料，提出了新的见解：鳌山卫的实际建立时间应为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而雄崖千户所的创建则为洪武三十年（1397年）。这为探讨云南移民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卫所建置的设立并不代表军户群体的完全形成。即墨地区的卫所设立较晚，很快遇到靖难战争，垛集军户的时间很短，卫军数量应不会很多。而山东沿海卫所又曾在靖难之役期间被调往前线作战。既参与了残酷的靖难战争，伤亡在所难免，本就不多的军士人数自然会进一步下降。 因此，鳌山卫、雄崖所的大部分军户的实际到卫时间应是永乐以后。为了补充即墨卫所的军户，明廷曾继续实施垛集政策。但根据张金奎研究可见，此时山东省内已经历多次征兵，兵源早已枯竭，因此在永乐后常从外地补充军士。《明实录》有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廷曾调部分长沙护卫军至山东沿海卫所。 洪武末建立的山东沿海诸卫曾计划满额配备五个千户所，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满编。据《度支奏议》所述，明代莱州府五卫所（莱州、灵山、鳌山三卫与胶州、雄崖二所）国初原额军士仅有16069名人，就算是与即墨县的人口占比相比也小得多。而且卫军有相当一部分军士会作为屯军生活于屯田处所，刘凤璐通过对即墨地区的卫城军屯田亩与移民村落分布的空间结构特征的梳理，发现云南籍移民由沿海向内陆减少，与屯军主要分布于内陆的特点不符。显然，前人学者的许多研究都大大高估了明初即墨地区的外来移民数量。之所以会如此，大概与之片面采信20世纪80年代各县所编纂的地名志有关。这些地名志实际大多采用族谱材料为据，但胶东地区族谱文献中关于原籍云南的记载是存在很严重的从众问题的。 现在学界已知的记录云南移民的族谱为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栖霞《王氏族谱》，但此时距明初已远。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偶然发现了几篇较早时期编纂的有关云南移民的族谱文献，现将其一一分析。 文献一为即墨鳌山卫邱家白庙村光绪十六年（1890年）《杜氏宗谱》所载《杜鸿飞先生小传》（下称《杜传》）。由序言可见，该族谱初修于顺治九年（1652年），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两次续修。而该传是其由家族所传“志轴”转录而成。其载撰写人为即墨永乐十二年（1414年）举人邵端，落款时间为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内容转录如下： 公讳亲统，字鸿飞，世袭乌撒卫千户，为云南阿迷州人。永乐二年以戎事迁青郡，居南枣行，复徙即墨劳山白庙占籍焉。公幼秀爽奇敏，及长，身长冉立屹，有伟度。身履行间，未尝妄杀一人。后弃官力耕自食。一介不取，制行不苟有如此者。兵荒，后村邻邱墟，家徒四壁，赖举火者甚众。与邱戚比屋，尤相待如手足，终身无抵牾意。每当春秋祭扫之日，南望而悲曰：先人坟墓远在云南，总有为我陈奠者，依然絮浆之徒设，念之如刺，泣泪流血。于此见公之至性纯焉……公生于元顺帝五年，终于永乐二十一年。 文中所载杜亲统是杜氏家族的始迁祖。若此段材料真实无误，则为现可见最早的记录乌撒卫军迁徙胶东的记录。但此段材料所述卫军经历有些难以理解。杜亲统既然为乌撒卫千户世军，又为戎事来山东，又如何能弃官为民呢？其家族又为何会无人继承千户职位呢？ 不过在同谱中还可见一篇落款于顺治八年（1651年）的《杜氏原谱序》，其所述内容如下： 吾杜氏，永乐二年由云南阿迷州乌撒卫西北三十里槐树头移至青郡南枣行居住，越三四年，亲统祖与邱氏结亲，同迁至即墨县劳山南头白庙占籍焉。 这篇序言所述内容与《杜传》类似，但夹杂了“大槐树”传说。在同谱道光时期的序言中曾提及，此序为转录作者杜应龙手书而成，可见其具有相对的可信度。在族谱序言中的家族祖源传说通常会流传一定时间后方会纳入族谱，而其中有多种传说的混合。这充分说明杜氏应是云南传说的早期传播者。 文献二为即墨青山前村1926年《邵氏族谱》所载的一篇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六世邵五经所作的序言，内容转录如下： 吾邵氏自明洪武三十五年吾太高祖讳九公与兄八公由云南乌沙卫从魏国公徐辉祖军来援山东，八公适高密，九公留戍雄崖所，为京操军。后永乐二年，吾高祖讳课士、课真、彦武、彦成兄弟四人以父旧役于外，始携家属来墨邑城东北五十里青山前，因卜居焉，而隶雄崖所军籍，迄今不下五六世。 在同一族谱中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谱序中曾提及这篇序言是来自意外获得的邵五经的“手书一纸”，侧面反映这段材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这上述的邵氏家族的四世祖正是上文提到的《杜传》的作者邵端。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家族所生活的村庄大概距离十六公里。 通过对《杜传》与万历年间《邵氏谱序》的细致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两个家族均声称自己源自乌撒卫或乌沙卫，这一符号在胶东地区，尤其是即墨地区的云南移民传说中颇为常见。其所指应为洪武十五年（1382年）所建立的乌撒卫，该卫初隶属于云南都指挥使司，永乐时改隶贵州。由此可见，在即墨早期的云南移民传说之中，卫所移民构成了故事的核心内容。那么，这些军户究竟是在何时、因何缘由来到此地的呢？ 万历《邵氏谱序》中提到，其家族是在靖难之役期间来援山东的云南卫军。根据孟凡松与李旭亮的研究可知，靖难之役期间，曾有大量云南（包括后来的贵州）地区的卫军被征调征燕，并参与了白沟河、夹河及灵璧等战役，损失惨重。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云南军士被纳入即墨卫所的方式：永乐时期，朝廷为了补充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且本就人员不足的即墨卫所，将参与靖难的云南军队编入其中。这一推测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何大多数云南军户的家族都声称其先祖是在永乐初年来到即墨的。 即墨鳌山卫宣统元年“积善堂”《朱氏族谱》中记有十四世孙朱之梓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所载《世袭始末纪略》，内容十分详尽。其中载二世朱骏在“（洪武）二十六年除凤阳留守左卫指挥佥事，本年三月为事发曲靖卫所镇抚……三十一年从征大甸、州等处山寨至木邦等处，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世袭鳌山卫指挥佥事”。据文中所载，朱骏是为云南卫所镇抚，他所参加的洪武三十一年的征伐则显然是参与了瞿能的征麓川之军。而其又能在洪武三十五年升授官职，说明其也参与了靖难之役。从洪武三十一年到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期间的履历是空白的，但仍可由此推断出他就是瞿能所率的北上抗燕的“云南兵”。只是为了避讳，而将这段历史隐藏。 卫所制度与胶东云南移民传说 在上一节中虽已推断出了较为可靠的云南卫军移居即墨的过程。但关于云南移民传说发展仍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继续分析。 其一，为何很难见到卫所军户对其云南移民身份有较为确凿的记载呢？ 探究其原因，首要因素在于云南卫军对靖难之役经历的隐讳态度。在靖难之役中，云南援军作为抗燕势力北上参战，与燕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一历史背景使得军户后代在提及此事时往往有所顾忌，不愿过多展露。正如前文所述的朱氏家族，便在履历书写中刻意回避了这一段历史。其次，云南卫所的构成中包含了大量的地方少数民族军士。由于教育水平、语言环境以及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军士通常缺乏汉语能力和文字传统，因此在向后世传达家族来历的过程中，难以做到准确而详尽。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往往只是零星的传说和部分习俗，无法构成完整的历史叙事。最后，从明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靖难之役的历史具有极高的敏感性。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和历史的统一性，明朝统治者倾向于以一种官方的、统一的叙事方式来掩盖或淡化某些历史细节。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卫军移民的历史事件也未能幸免，被有意识地隐藏或淡化在官方的历史记载之中。 其二，为何云南移民的分布与屯军主要分布于内陆的特点不符呢？ 第一，这应与鳌山卫、雄崖所的屯田有关。鳌山卫（下辖浮山所）、雄崖所的屯田离卫所治所的距离较远，其中前者的屯地中的大部分甚至位于卫所城百里之外的平度县。因此屯田的管理与屯军赋役缴纳都十分不便，这造成了屯地的大量抛荒与被侵占。《度支奏议》中曾提到莱州府五卫所的国初屯额有5341顷50亩。在《万历会计录》所载五卫屯田仅剩2407顷51亩有余，屯田缺额超过一半。而屯额的大幅削减自然意味着屯军的逃亡或隐籍。那些逃脱卫所控制的人，自然会极力掩盖军户身份，因此也不会宣扬家族的云南祖源。第二，如上文所述，雄崖千户所、鳌山卫理应也参与了靖难之役，能够迅速集结参战者自然是操守的战兵与邻近卫所治所的屯军，很难去跨越百里集结分散于平度各处的屯军。因此平度屯军的伤亡自然不多，也不会补充太多兵源。第三，这些云南卫军既然参与了靖难，必然有所升迁，因而军官的比例应较高，所以多居于靠海的卫所城中。第四，云南卫军既然是抗燕之军的降军，永乐朝廷自然对其有疑虑，多放置其于卫所治所所在的即墨地区，更方便于监视。第五，云南卫军普遍入卫时间较晚，平度等较为肥沃的屯田早已分配完毕，因此只能在即墨县沿海地区的贫瘠土地上再划屯田安置。第六，相较于内陆，沿海地区土地较为贫瘠、交通不便，人口相对较少，且缺少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录，因此更容易受到卫所、军户文化的同化与影响。 其三，云南移民传说中为何会出现“小云南”与“云南”两种不同的传说符号呢？ 张金奎认为“小云南”是一个从川、滇、黔交界的乌撒等多民族聚居区，向西一直延伸到缅北一带，包括明代云南的曲靖、寻甸、武定、大理、永昌等府以及毗邻的四川部分地区的宽泛概念。而通过近些年来的调查可见，“云南”与“小云南”两种移民符号的利用是具有显著区别的。在云南移民传说流传的最为核心的区域，“小云南”符号的应用相对较少。如在即墨区使用“云南”移民符号的村落有236个，使用“小云南”符号的村落则只有1个；原崂山县，使用“云南”移民符号的村落有365个，使用“小云南”符号的村落则只有7个。在核心区之外使用“小云南”符号的比例会相对多一些。因此，我们或可就两种符号的使用情况做出如下推断。在云南移民传说创造早期，“云南”是这些云南卫军所使用的唯一符号。而随着传说的传播与流行，许多民户亦从众使用此符号，但因其并不是军籍军户，因此使用“小云南”的符号以示区别。此外，根据陈世松的研究来看，胶东地区也存在着大量的四川移民，其主要分布于莱州湾地区。而“小云南”符号的产生，可能是胶东北部四川移民传说与南部云南移民传说之间交融的产物。 其四，为何占胶东人口中少数的云南移民的家族传说能够流行于整个胶东地区呢？ 首先，云南移民及其家人是从千里之外移民而来，因此面对陌生环境时，相对更为团结。由上文所提及的邵氏、杜氏两个家族之间的互动就可看出这一点。为了保持这样的团结，云南卫军通常会更加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其家族的传说与特殊习俗往往更易得到保存。而卫军家族例不分户，容易形成大家族，通过家族成员的迁徙与繁衍，移民传说也会得以广泛传播。其次，自明末以后，卫所的军籍、屯地管理陷入混乱。为争夺卫学学额、屯地、拓屯地等利益，原军户家族与周边民户都要强调或伪造其军户身份。而云南移民传说不但与军籍有直接联系，又比较独特，方便辨认，因此会被云南籍移民分布较广的地区的人民拿来塑造家族利益获取的正当性。最后，由前人研究可知，华北地区的宗族发展较为缓慢，因而缺少具有对家族祖源的历史记录文献，往往容易形成家族历史书写的从众现象，在华北平原地区上广泛流传的便是“山西大槐树”的移民传说。胶东地区与华北平原隔有泰山山脉，因此其人员与物资交流通常是依靠自潍北平原的通道而实现的。所以在胶东地区南部的民众创造祖源传说时，便难以接触到其他主流的传说。而云南移民说的创造时间较早、故事性较好，让人印象更为深刻，因此会被塑造祖先来历的家族普遍采用。 ————————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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