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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读者读名家作品时，都会有这样一种困惑：能看出名家的作品好，却无法说出到底具体好在哪里，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才叫做好。文学毕竟是一门久远的艺术，文学中的好，是各处开花，难以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或者说，能成为名家的人，也都在追求那么一种“差异性”。这时候，作为普通读者，就需要一个懂行的人来细说细说了。 写出过《寂寞的游戏》的作家袁哲生，无疑是这个“懂行的人”，在《送行》一书中，他对准汪曾祺、沈从文、契诃夫、卡佛等名家，只取作品中最精华的一个点刺下去，把他们文章中埋在最细处的“绝活儿”挑出来，呈给读者来看。以点见面，看清这些细处的光芒，是一个好读者的幸福时刻。 本文摘选自《送行》。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01 汪曾祺的闹钟 声音可以描写吗？声音如果可以写出来的话，这世上也就不会有闹钟了。 关于声音的描摹，刘鹗写到老残在明湖居听王小玉说鼓书的那一段算是个绝唱：“渐渐地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正在缭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 从万马千军写到鸦雀无声，闹极而静，写得真好。 反过来，静极而闹也是一绝。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晚饭花》有三段，为首的《珠子灯》只一千多字，写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王家二少爷王常生，按当地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元宵节，娘家送了一堂灯（六盏）来祈求多子，除了四盏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麒麟送子，还有一盏便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这盏灯分量相当地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扁担抬着。”）。孙小姐是个才女，王常生在南京读书，思想很新，两人琴瑟和谐，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盏灯还一直挂在她屋里，终其一生只点过一次而已。）
汪曾祺 王常生死后孙小姐渐渐变得性情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永远保持什么样子，不许任何人进屋挪动半点，所有桌椅文具也一律不许擦拭。后来，她病了，除了逢年过节，其余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这样躺了十年。她死了。她的房门锁了起来。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在这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汪曾祺启动了他亲手调慢的闹钟。 珠子灯原本喑哑无声，点上之后，洒下如梦似水一片淡绿的柔光，然而，过了十多年之后，在一间尘封无人的少奶奶房里，它突然开口说话了——掉在地上的珠子轻轻地，可是在我们耳里发出了比凌晨三点的闹钟还要凄寒的声响。有趣的是，这两段有关声音的描写，从头到尾，我们仔细听了，却根本不知道：王小玉本人的声音到底是圆是方？当然也不知道偶尔散线脱落的玻璃珠子撞到地板上，到底会发出什么音质的碎裂声？ 然而，怪的是，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缺憾，因为那是上帝协奏的声音，信徒们都听到了。 02 契诃夫的尾巴 契诃夫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之一，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便是在描写小人物的悲喜时，同时反映了广大人类的共同命运。当然，契诃夫的写作技巧也是简练如诗的，不过，因为他的艺术之眼实在令人激赏，相较之下，写作技巧便只是余事了。 什么是写作技巧呢？它能脱离作品的其他部分被独立欣赏吗？写作技巧是那种像解答数学算式一样，冷冰冰的能力吗？ 契诃夫的著名短篇《可爱的女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电影《带小狗的女人》 这个可爱的女人名叫欧莲卡，“她总在爱着人。没有爱，她就不能生活”。她的第一任丈夫古金是她的房客，也是一个戏院经理。他一连几天在她面前抱怨没有欣赏能力的观众只会看马戏表演，还有该死的雨天。 “欧莲卡留心听他说。有时，也掉了几滴同情的眼泪。后来，古金的厄运终于打动了她的心。她爱上了他。”再后来他向她求婚，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古金意外死在外地，三个月之后，欧莲卡又爱上了木材行经理，并与他结婚，可是六年后，木材行经理也病死了。再度成为寡妇的欧莲卡六个月后取下了丧章，爱上了军队里的兽医，可惜“他们的幸福是短暂的。因为兽医随了他的部队，永久地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了，也许是西伯利亚”。 故事还没完。多年之后，头发灰白的兽医带着妻儿来投靠欧莲卡，她既兴奋又感动，不但不拿房租，还对兽医的儿子沙夏视若己出，呵护有加。 大文豪托尔斯泰为契诃夫这篇《可爱的女人》写了一则极为著名的评论。他认为契诃夫本来是要嘲弄欧莲卡的，“他用聪明而不用心灵来批评她”，“然而那个女人的忠诚，和她不管爱上谁就会献出她全心全意的忠诚，却不是荒谬的，而是奇妙的、神圣的”。托尔斯泰说，这篇伟大的小说有许多段落让他热泪盈眶。 我认为，托尔斯泰的这个观点也应该会让契诃夫热泪盈眶。
电影《带小狗的女人》 重点是契诃夫“本来是”要嘲弄的，他的写作技巧足以担当此任，可是写到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指指点点的“技巧”，转向“同情”与“珍惜”欧莲卡的方向去了。托尔斯泰举了一个《圣经》里的例子，先知巴兰走上山巅，准备诅咒以色列人，然而，事到临头，他却为他们祝福起来，一连三次。 这是作家的艺术之眼真正灵光乍现的片刻。关键在于托尔斯泰所说的“聪明”与“心灵”之别。写作技巧如果依附在聪明之上时，它是可以被单独欣赏的，一如算式解答，合理而没有意外。然而好的作品需要意外，当心灵启动的时候，作品自己会“本能地”要求作者不准用“偏见”减损它应有的光彩，技巧于是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 03 海明威的红笔 写作源自想象；但想象要根植于人生经验，如此描写起来才会真实。小说写作班的老师说到这里抬头看了台下的学生一眼，准备逃过这一段继续讲下去，可是今天他的运气不太好，台下有一位学生适时举手把他给拦了下来：“老师，那我们要如何描写死亡呢？” 这事可不容易三言两语讲清楚，不如，就请一向善于长话短说的海明威来替倒霉的小说班老师代课一下。 海明威的成长小说选辑《尼克的故事》里有一篇《印第安人的营地》就狠狠地带着少年尼克看了一回死亡，他是怎么描写的？ 这一天，尼克和他的医生父亲前往对岸的一个印第安营地去帮助一位难产的印第安妇人，她已经生了两天了，还生不出来，“她睡在木板床的下层，盖着一床大棉被。她的头转向一边。木板床的上层睡着她的丈夫，他在三天前用斧头把脚砍伤得很严重，他正抽着烟斗”。医生只用一柄小刀为妇人做腹部开刀分娩术，然后再用九英尺的细肠线缝合起来，小孩顺利出生了，妇人却折腾得脸色苍白，闭上眼睛，“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时，只用简陋工具完成一次生产手术的医生心情轻松了起来，他想到了那个还躺在上铺，不必忍受生产之痛的丈夫，“医生说：'我敢说他完全处之泰然。’毯子从那印第安人头上拉下来，但是他的手却沾湿了……他（上铺的丈夫）的喉头自两耳之间割开了，躺卧的地方血流成池。他的头歪靠在臂上，一把打开的剃刀放在毯子上”。 生和死同时进行着，同样用一把简陋的刀来完成；医生想要阻止尼克看到下半场这一幕，可是来不及了。之前，尼克看到了生产的过程，也了解了；现在，他也看到了死，可是他和读者，甚至作者一样无法搜寻经验，继续想象。
电影《乞力马扎罗的雪》 海明威的写作一向得力于他著名的“冰山理论”：“水底下的部分占整座冰山的八分之七，凡是你知道的东西都能删去；删去的是水底的部分，适足以强化你的冰山。”也就是说，作品的内文（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描写的是作家未知、无知的部分，它是一个谜，因而可以描写一切，当然，也包括死亡。死亡只能想象，那么，要如何启动读者的想象呢？海明威选择了尼克来按下按钮。 故事结尾的地方，尼克和同样挫败与疑惑的医生父亲坐在船上离开印第安营地，“尼克把手伸进水里荡着，在早晨的清冷中，他感到水的温暖。在湖上的清晨，他坐在由父亲划着的小船船尾上，确实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 尼克的想法像一盏小灯，令周围的一切更加黑暗起来，它是那么样地没有说服力，因而读者只能纷纷潜入水底，去查看那关于死亡的“已知部分”（被海明威用红笔删掉的部分）是否能为倾斜的故事带来一点支撑——而这“适足以强化你的冰山”。 海明威说完立刻收起红笔，走出教室，根本不给那些将头探出水面的学生们一个举手发问的机会。 04 卡佛的吸尘器 我正失业。但我指望北部随时会有消息来。我躺在沙发上听雨声，不时会站起身，隔着窗帘张望邮差来了没有。 街上没有人，什么也没有。 距我上次张望五分钟后，我听见有人走到门廊上，等了一下，然后敲门。 这是瑞蒙·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尘》的开头，收录在《浮世男女》集中，知名导演罗勃·阿特曼的电影《银色·性·男女》便是改编自这本短篇小说集。 1967年，瑞蒙·卡佛的短篇小说《安静一点好不好》被选入《美国最佳年度小说选》，该书编辑玛葛江珊说卡佛的小说里“满是像玻璃一般锋锐的细节、意象、对话，精密的组合，为的是展现平凡而公式化的生活表象下，埋藏了多少痛苦、不快乐，甚至恐怖”。
电影《鸟人》 “精密的组合”这个词句应该会非常吸引喜爱短篇小说的读者和作者。 短篇小说篇幅短小，如何将有限的人、事、时、地、物等写作素材精密地组合起来，就成了短篇小说作者永远的难题。精密的组合必定有精密的机关，在《集尘》这一篇中，瑞蒙·卡佛挑中了“物”（一台吸尘器）来架设一个“精准而无奈”的故事。 故事一开头，失业的“我”躺在沙发上听雨声，一面焦急地等待邮差送来一些应征工作的回音，这时，敲门声响起，“我”起身开门。来人不是邮差，而是一个吸尘器的推销员，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堆卡片念道：“史莱特太太，东区第六南街二五五号？史莱特太太中奖了……她赢得一次免费代客吸尘和清洗地毯的服务。”当然，这只是一般推销员惯用的开场白，“我”告诉推销员史莱特太太不住这儿，“我”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住在这间房子里的人，以免麻烦，以除后患。 然而，提着笨重的吸尘设备，辛辛苦苦冒雨前来的推销员不愿放弃一丝丝卖出产品的希望，他不由分说立刻脱下雨衣，打开箱子的扣锁，将各式皮管、刷子、金属管组装好，开始示范如何打扫床垫里的碎屑，还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全倒在地毯上，用脚把烟灰和烟头揉开，再启动那台怪怪的机器打扫起来。推销员是一个老头子，肥胖臃肿，他做得满身大汗，“肥肉从腰带上鼓突出来”。他还要了两颗阿司匹林。 然而，“我”说：“即使要我的命，我也拿不出一块钱。今天你只能当作是替我白干了，就这样而已。你在我身上下功夫完全是浪费时间。”推销员无话可说，这本来就说好了是一次免费清扫的中奖服务，只好收拾机器准备告辞。 妙的是，邮差送信来了，“信箱口哐的一声打开又关上……我们同时看着躺在靠近前门口地毯上一封正面朝下的信”。推销员临走前捡起那封信看了看，“他说，这是寄给史莱特先生的，我负责收着”，就把信折成对半，放进屁股口袋，走了。“我”一时愣住了，并没有提出异议——那是跟“我”无关的史莱特先生的信不是吗？ 故事戛然而止。 两个同样只有一线希望的人还互相打消了对方仅存的一丝期待，就像那台笨拙却精密的怪物吸尘器，把一间原本就困窘、空荡荡的屋子吸得一尘不染、一滴不剩，只留下一片死寂。 当然，还有一个巧妙的短篇小说架构。 05 沈从文的烟火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柏子》是一篇很令人意外的作品，因为它从头到脚尽是欢乐与满足，丝毫没有半点悲伤的气息。 这话听起来怪怪的不是吗？快乐是大家所企求的，如果生活中充满了欢乐岂不大快人心？难道一篇小说满溢了兴奋之情竟会减损了它的文学成就？当然不会。事实上，这点疑虑其实也不会成立，因为世上并没有绝对的欢乐，在生活中、在阅读里都没有。 柏子是一个苦力水手，平日在货船上也许一待二十天才靠岸一次，他“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依然不知道疲倦，所以如其他许多水手一样，在腰边板带中塞满了铜钱，小心小心地走过跳板到岸边了”。 靠岸的时间短，柏子手中拿着一段燃着火头的废缆子照路，他要到岸边某间熟悉的楼上去享受男欢女爱了。柏子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那间楼，吹着哨子拍门，“门开后，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胳膊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老子摇橹摇厌了，要推车。'推你妈！’妇人说……” 妇人像一个小心眼的情人般先检查柏子带了礼物给她没有，看见了雪花膏、手巾和罐上有美人儿画像的蜜粉方才高兴了。柏子粗鲁得像头小公牛，“肥肥的奶子两手抓紧，且用口去咬。又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咬她的大腿……”纠缠了好一阵子，妇人用烟盘烧烟给柏子吃，柏子吃一口烟，喝一口茶，妇人还边唱孟姜女给他听，仿佛当皇帝一般地心满意足。
电影《边城》 一连和妇人相好了两次，柏子的欢乐时光终于也接近尾声了，把最重要的事情办完了，柏子又燃起废缆子，脚踏泛冷的泥水地，独自回船上去了。可这一路上，柏子的脚是冷的，心却是热的。“他把妇人的身体，记得极其熟悉；一些转弯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坟起与一些窟窿，恰如离开妇人身体一千里，也像可以用手摸，说得出尺寸……今夜'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个月他可又回来了。” 这段露水姻缘，被沈从文描写得极其绚烂夺目，像是一场美好得令人艳羡的烟火表演。柏子就是那五彩的烟火本身，他欢喜得炸开来了，没有空间悲伤，但并不表示这篇作品就不带任何感伤气息。 感伤自然是有的，但不在柏子身上，却在读者的心里。沈从文的这一招是极为高明的，他只需负责描写柏子的极端快乐就好了，读者分享了柏子的欢娱之后，就像欣赏一场国庆烟火表演完，谁能不为眼前随之而来的冷清与黯淡叹一口气呢？ 06 大江健三郎的浪花 短篇小说篇幅虽短，有时却也容纳了不少的人物，但是因为容量有限，所以这些人物有时只得以“同质性颇高”的一个群体样貌出现，如此一来也就无须花费太多的笔墨来描写个体间的巨大差异性了。 不过，个体的差异却又经常是小说家致力深掘的目标，这种差异当然不会在小说开头的时候就突显出来，它会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在段落里闪闪发亮，制造对比与差异，因而成就了小说作为“时间感”的一种艺术形式。“相对感”是我们感受时间的重大凭据，小说自然不能外之。 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别人的脚》描写了七个“同质性颇高”的少年，他们住在一幢建在近海高原上的脊椎骨疽疗养院里，白天并排躺在日光室的躺椅上做日光浴，偶尔窃窃私语，或大声呼唤要护士送便壶过来，终日静默以对，未来，也几乎都不可能再用自己的双脚行走。这些少年或男或女，但他们的身份和生活都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直到大江健三郎为他们带来了另一个病患高志。
电影《寂静的生活》取材自大江健三郎的人生故事 高志在大学的文学院就读，他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是他还很想谈论自己的病情，而那些久住病房的年轻病人都已经不愿谈论或聆听彼此的病况了。不仅如此，高志完全无意和“外面”的世界斩断关系，他虽也不能行走，却无时无刻不关心时事，且组织了一个名为“认识世界”的集会，积极反战，其他少年也渐渐受他感染，经常聚集在他的四周聊天，加入他的演说，且频频发出笑声。 唯一不愿加入这个集会的，是叙事者“我”和另外一个曾经在病房内自杀未遂的少年，“那少年一直在日光室角落注视他们，学生（高志）叫他过去，他立刻封闭到冰冷淡漠的壳中，装着没有听见”。“我”虽然也拒绝加入，却“不仅感受到与少年们同样的生活变化，也感受到一种模糊焦躁”。（因为不觉得长期困顿的生活可以如此轻易改变、好转。） 高志在这篇作品中扮演着一个兴风作浪的角色，浪花有起，也要有落。来到疗养院的第三个星期，他第一次开刀，因为医生说他的双脚可能治不好了，所以非常泄气。叙事者“我”对高志默默颔首，似乎跟他之间的“同质性”又重新拉近了一些。然而，高志却意外地在手术后成功地站起来，并且在病房内行走，渐渐放大步幅，然后走出医院，走出这个无法站立行走的小团体了。少年病患们心中百味杂陈，叙事者“我”心想：“我一直戒备他，他终究是假的。” 至此，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扇门又关上了。门内曾经掀起了浪花，一波三折，让我们看到了个体间的差异，然后才功成身退，让沙滩回复到一片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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