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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雁翎 韩寒曾经在电视节目中说巴金冰心文笔不好，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倒引起我追根溯源之意，不妨来看看何为文笔。 文笔，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文章的用词造句的风格和技巧”，此句重点在“风格和技巧”，属于审美和修辞的范畴。但我自己理解，重点应该是怎样“用词造句”，就好像一个领兵打仗的将军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一般，作者也要调词遣句完成一篇文章。当然，写一篇文章前“布局谋篇”是前提，好像“胸有成竹”的“竹”，画家是运用笔墨把胸中之“竹”落实为纸上之“竹”，而作家则是调遣词句描写出胸中之“竹”。手段不同，但殊途同归。这手段，在画家是运笔用墨，在作家则是调词遣句，如何调词遣句才能使“竹”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就有文笔的好坏了，所以说，文笔是语言文字的应用艺术。用得好的， 可谓文笔好，有文采、文采斐然；用得不好的，则有质木无文一说。那么何为文笔好、有文采呢？按我的理解，即是精确、生动、形象，富于表现力。具体到一篇散文或小说，则表现在：氛围的营造、语调的把握、意象的提炼、意境的生成、气韵的生动、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等等方面。按韩少功的说法，就是“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 小时候学写作文，语文老师大都教我们要准备一个小本子，随时注意摘抄一些好词好句，以备自己作文时的无米之炊。那时甚至还出过一本《现代汉语描写词典》，专门收录名篇名著的优美段落，当时可把我们给乐坏了，写作文时一册在手，再也不用担心蹦不出词，或用词干巴巴的了，结果我们的作文里满篇不切实际的华丽好词好句，总少不了啊、哦之类空洞的抒情和吟哦。由此形成了我们的审美标准：写文章一定要有好词好句、一定要抒情，才算是文笔好，有文采。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些只是文章的化妆品，真正有力量的作品是融会贯通无迹可求的返朴归真。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刚刚开始使用汉语言字词写文章的小学生来说，学习前人文章里的好词好句也没有错，就像初学写毛笔字，往往从描红开始一样，只有学会走才能学会跑，但学会跑之后就不能再亦步亦趋了。如果一味好词好句，容易与文章整体结构、意蕴割裂开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就说到了学生腔。按我的理解，学生腔就是脱离叙述描写的实际对象，一味地使用好词好句，而这好词好句往往是已经落入俗套并已毫无表现力的形容词，如：姑娘美的像一朵花一样，鹅蛋形的脸、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等等。再就是空泛的抒情，如：啊！大海，是多么美啊！哦，那蒙蒙的细雨、雨中的忧伤啊…… 造成学生腔毛病的原因是作者依照惯性为文，缺乏独立思考意识和能力，缺乏自己对事物的观察和体悟，只知模仿，不知创新。 还有一个人们常常诟病的，是文艺腔。 文艺腔，顾名思义，就是比较文艺的腔调，文艺在这里是个形容词。在普罗大众眼里，什么样的腔调才算是文艺腔呢？想必是文绉绉的、咬文嚼字的、拿腔捏调的、爱激动爱抒情的，总归一句话，就是有别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活生生的语言，而别有一番腔调。这就要命了，尤其是对小说语言来说。因为小说语言是一种形象化程度很高的语言，要的就是生动形象，尽可能贴近大众口语，什么人就说什么话，说什么就像什么，比如不能让街头的引车卖浆者之流，说一口大学教授的之乎者也。反之亦然。说到这里，我想起某小说片断： 某大学教师出门被偷钱包，好不容易追上小偷之后，他气喘吁吁地说：“刚才有人指认，说我打电话时你们几个偷我的钱包。”南腔北调的声音：“哪个说的沙？”几个回合之后，大学教师教训他们了：“你们以后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几个人连连点头称是，作鸟兽散。 瞧，大学教师即使是抓小偷，说的也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虽然对小偷没有丝毫威慑力，但用在这个人物身上，却是十分贴切，如果让这几个小偷倒打一耙说你凭什么“指认”我偷了你的钱包，那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了。 文艺腔的形成深受欧化句法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新文学作家们吸收西方、日本语言词汇入文（甚至直接引用英语单词，中英文夹杂，还直接引用华兹华斯、海涅的英文诗歌），受西式语法影响遣词造句，但又与古代白话糅合得不好，显得生硬、滞涩，反倒不如一直传承《红楼梦》等古代白话小说语言的张恨水、张爱玲等来得顺畅、精美。可以这么说，文艺腔是现代小说语言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幼稚病，即使是失败的，也不失为现代汉语成熟过程中的宝贵经验教训。 文艺腔不仅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它的出现，还有思想内容方面的催发。众所周知，五四的主题就是反帝反封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人的发现”、个性解放成为时代潮流，具体表现则为青年们冲出封建家庭，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要题材。“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主人公子君的话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道德伦理毕竟是强大的，青年们在追求爱情、个性解放的途中，自然感受到浓重的黑暗、强大的阻力、个人的渺小、牺牲的悲情，作品中自然弥漫着一种苦闷、伤感的情绪。如：郁达夫写于1921年春的小说《沉沦》，主人公动不动就流下两行清泪，最典型的形象就是“手里拿着了那一本诗集，眼里浮着了两泓清泪，正对了那平原的秋色，呆呆地立在那里想这些事情”。此外，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等，包括鲁迅早期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层苦闷的时代底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文艺腔调一度成为文坛的主旋律，以致到今天，我们所谓之“文艺腔”已成为小布尔乔亚青年苦闷、伤感甚至无病呻吟的代名词。 可以想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充满了文艺腔的新文学作品，虽然已是现代白话文小说，但它还只是流行在欧化的知识分子、文艺青年之中，与广大底层民众还是相当隔膜的，有感于这种现状，才有三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兴起，其主要提倡者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是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的“欧化的新语言”，要用“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即所谓“大众语”取代“五四式白话”，从而实现汉语的第三次革命。 现代汉语从五四时算起，至今不到百年历史，它以古代白话为根基，不断吸收西方词汇、大众口语，经由作家们的创作实践，至今仍处于不断的融合发展创新之中。其中的几次语言发展高峰，除了五四时期的欧化影响、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西方学术名词大爆炸，乃至本世纪初，网络语言的巨大影响，现代汉语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态，有待于汉语写作作家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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