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立升同志的悼念文章，太出乎意料了。这当然是因为他走得太过出乎意料。他比我小6岁，身体好得简直可说是不能再好，怎么不留一丝回旋余地地说走就走了，而且是在打网球的时候？由此可以想见，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怎样一副令人羡慕的生龙活虎的状态。逝者已矣，生者叹惋：人生有幸福星至，命运无常祸事来。 我跟立升同志相识，是在1967年的盛夏。那时“文革”之火正烈，我从学校里奉派到大众日报编辑部帮助工作，在言论组参与撰写社论。“文革”当中的言论组，就是后来的评论部。成员七八个，不乏功厚资深的老报人。其中，张立生21岁，年纪最轻，却是组长，领导着我们一天不落地“务得”那些日后被批判的社论，有时还一天“务得”两篇。“务得”也者，乃急毛火促，汗流浃背，“吭哧”“吭哧”地撰写之谓，是当时言论组一班人独创的特殊用语。我刚到言论组时，一见领导人如此年轻，虽则也想到那是个不可以用通常思维考虑问题的年代，用后来的话说曰不能对人抱“嫩竹子扁担挑不得重物”的成见，但又确实觉得，也未免太嫩了一点，再怎么说也是一张省报的言论组。所以，便有意无意地存了份静观默察的心思在胸际。时间不长，我就感到，对这个小老弟却又是名副其实的小老大，还真得刮目相看。 至少是我自己觉得，我跟立升同志比较能谈得来，因而经常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有深浅之分的。有的同事之间，看上去好像也不乏交流，但可能始终都不曾真正走进对方心灵的深处。我跟立升同志则是连所谓三线的思想，包括那种假如隔墙有耳给往外一捅，便有可能遭到批判的意见和看法，都可以相互说出。有道是，天下河流千万条，最好的河流是交流。此言不差。 那个时候的言论组，如果有什么陌生人闯入，并且注意到组员之间的彼此称呼，难免莫名其妙：怎么麇集了一窝子牛鬼蛇神？原来，那时言论组里的每一个同志，都有一个被污名化了的诨号。如“某（姓，下同）老财”，即地主老财；“某老权”，即反动学术权威；“某老臭”，即旧学校培养的修正主义臭知识分子；“某老假”，即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等等。一次，立升同志去省革委会送审社论稿时，被看门人蛮横阻挡，回来后在组里表示不满，不期然也被起了诨号：“张老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之谓。也怪，就是如此这般的污名，被奉送者竟然或止于笑骂，或止于佯嗔，于是即刻流行，尽皆安之若素。一天，有同志忽然大声提议：谁谁这个坏蛋，总给别人奉送诨号，他自己倒还没有，这不公平，我看，咱就叫他“某老坏”，你们同不同意？掌声登时响起，俱皆声称拥护，“老坏”之名由此确立而且最为风行。运动如火如荼，组内时有笑声。这样一种特异或简直可说是怪异“组风”的出现，原因固非一端，而立升同志的宽松领导，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 曾跟立升同志就领导艺术问题做过探讨。我们一致的看法是，绝不可将领导艺术同权术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驭人之术混为一谈。艺术的真谛是真善美。绘事后素。无论领导艺术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它的前提、基础或曰底色，则无疑是待人以诚。不知道立升同志是否在当小老大时就自觉践行这样的领导理念。反正在我看来，他的确是一个宽厚的待人以诚的领导者。也是在我看来，一个人在单位里遇一个好领导，其有幸度与重要性，差不多可以同青年人找一个好对象相提并论。而立升同志就是我初到报社遇到的一个好领导。 立升同志后来不当领导了。不当领导后去记者站待了一段，不久又回到编辑部，我们一起在农业部当专职评论员。再后来就离开了报社，先在省委宣传部工作，若干年后则奉派到省出版总社当副总编辑，直到退休。在他离开报社的这些年里，我们都忙自己的工作，相互间很少联系。用古人的话说，大概就是“相忘于江湖”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他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过一次饭。吃饭中间，他回忆起我们在一起时我对他讲过的我农村老家的故事，重又沉浸良久，而且忍俊不禁。另外他还提及，有天深夜，我写完了一篇评论，附了首顺口溜在后边。我记起了头一句，曰：“评论务得出来了，”第二句就忘记了是啥。立升同志接了下去：“难产儿终于落了草。/是死是活谁知道？/只怕不是个长命鸟。/东方放亮了，/军营吹号了，/汽车上道了，/我要睡觉了。”他竟然全记着！我夸他记性好身体也好。他便不无自豪也不无自炫地告诉我说，他提一罐煤气噔噔噔爬五层楼毫无问题。好像为了证明确实是毫无问题，他要跟我掰手腕。望着他那壮汉一样的身板，我说，你是今非昔比，我也今非昔比了。你今非昔比是鸟枪换炮，我也今非昔比却是炮换鸟枪了。 还是当初在言论组的时候，他曾一再主动跟我掰手腕。他那时瘦巴巴的，就劲头而言跟我不在一个档次，我只用六七分的力气，就将他战胜了。他曾一再在我面前伸拳蹬腿摆一副进攻的架势，我一应战，他便立刻低头缩手作缴械认输状。他后来非常注重锻炼身体。工间操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他的积极性固然很高，然则多数情况，他难得摸一下球皮，只是气喘吁吁地跟着控球人这头那头地溜腿，赚一身白毛汗。——一个场内的局外人。他当然不安于这样的处境，很想自己能逮住个球，无奈球偏是老离他很远。不过，也有的时候，他原本没想去逮那球，那球却猛古丁飞来，“腾”一声撞上他的胸膛，慌忙两手去抱，球早弹出去了。有时候我觉得不忍，便特为将球传他，他怕丢掉，又立即传回给我，我再次传给他，同时喊道：“投篮！投篮！”犹豫半天，他正拉架子起跳要投，却不知从哪儿伸过来一只魔手，轻而易举地把球摘走。的确，跟别人的灵活不同，他的每一起跳，必须先酝酿或曰先发动半天，将身子往下一缩，然后才跳得起来。两手拤着个篮球，仿佛有千斤的重量。于是我对他说：“看你这个笨法，可以跟我当年刚学打篮球的时候有一比了。”他笑，弯腰摸自己的踝骨处，说不知怎么和什么时候把脚脖子崴了。承认这些年来我和他都今非昔比，不等于认为他的力气已经超过了我。就跟他扳手腕。他居然并没有多太费劲就把我战胜了。文弱书生。书生文弱。立升同志是位有才的书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差不多可说是孔武有力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锻炼到这种程度的。我相信他在想做好某件事情的时候，不乏应有的执著。 去年春天，他开着自己的小车来报社看望老朋友，也到我家来坐了攀谈。送他出门以后，胸臆中一股暖流荡漾，就在电脑里写了这样的几句也可以称为诗的话：不要笼统地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究竟如或不如，/得看是什么时候。/譬如年老退休，/即便衣食无虞，/难免精神孤独。/老友相聚，/或打一通电话，/家长里短，/关心问候，/谈诗论文，/三国西游……/恰似饥寒交迫的乞食者，/围一锅热粥。/久矣乎远离了江湖的朋友，/就这样以沫相濡。立升同志出门的时候，说以后会再来看我，岂意一别竟成永诀。一个可以与我共享精神热粥的朋友走了。有什么办法呢？除了遗憾只有怅惘罢了。 多年以来，我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觉得有一个播音员的长相，很有点跟立升同志仿佛。故一见这位播音员出镜，我会立刻想到立升同志。不跟立升同志见面的时候曾想，等见了面把这个发现说给他听，问他认可与否。等到见面的时候，偏又想不起来。现在只能告诉他的在天之灵了，自然已无法求证他是否认可。大概是已经退休的缘故，现在已见不到这位播音员再出镜了。但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依然会经常想到立升同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