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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上千次农民起义,为何没有带来任何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

 lj0279 2025-04-23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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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对于东西方都不陌生,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的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而古代中国从秦末到清末,农民起义次数超过一千次,仅宋朝319年间便爆发了434次起义,平均每年1.36次!

这些农民起义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二十年,有的被镇压下去了,有的造反成功了,每次起义也都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比如,唐朝的黄巢起义历经十年,死亡人数达830万;太平天国起义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使当时的人口整整减少了一个亿!

这么多的农民起义,这么多的死亡人数,按理来说,农民们肯定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权利,建设一套有利于农民或者限制上层统治者滥用权力的制度。可是现实却令人心酸,上千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任何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甚至起义后的制度对农民的钳制更加严密。

而古代中国老百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管理的一群人,也是最能忍耐的一群人。古代官员对他们层层加税,残酷地剥削,他们都会默默地忍受;征发徭役克扣他们的饭菜工钱,他们仍是选择默默地忍受,有的人甚至累死在沟壑之中,也没有选择反抗。

可是就是这样温顺的老百姓,却造就了上千次起义,他们不知道造反者是会株连九族吗?不知道造反是九死一生的吗?其实,他们比谁都清楚朝廷对他们这些造反者会是多么残酷的惩罚,但是他们仍会选择造反,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实在活不下去了!

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他们当时就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当时由于下雨导致无法按期抵达渔阳戍边,可是秦法十分严苛“失期当斩”,就算不斩首去戍边死亡率也是极高。这时候就是左右都是个死,于是就喊出了那句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了造反大业。

其他的农民起义也都是类似,有的是官逼民反,有的则是因为官府的赋税实在太过于严苛,弄得老百姓根本没有余粮去活下去,于是走向了造反之路。也就说古代中国所有的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为自身争取权利而造反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活下去,这样一来他们必然不会创造一个有利于农民的制度。

其次,古代绝多数农民起义最终都会被镇压,如东汉时期的黄巾起义、明朝永乐时期的唐赛儿起义等等,被镇压后很多统治者是不会反思自己的,他们不会认为是自己压迫的太狠导致了百姓造反。相反,他们会思考为什么这些刁民胆敢造反?那一定是对他们管控不够严格,于是,对农民更严格的管控出现了。

汉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充分吸取了秦亡的惨痛教训,明智地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汉朝为了加强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尤其是对农民的管理,大力推行户籍管理,实行编户齐民制度。

通过将农民编入国家户籍,详细记录他们的个人信息,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掌控人口信息,对农民的迁徙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对赋税的征收也有了更为精确和严格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从长远来看,他严重限制了农民的自由和发展。

元朝面对红巾军起义的反应也极具代表性。当韩山童以“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发动起义时,元廷的应对是强化“里甲制度”,增强对汉人的管控,国家规定每二十户编为一甲,甲长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不得持有兵器,甚至限制夜间通行。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记载:“每夜禁钟声响,甲长即锁闭坊门,敢有夜行者以奸盗论。”

清朝对白莲教起义的处置更显管控技术的集大成者。嘉庆帝在镇压起义后,一方面在川楚陕山区推行“寨堡团练”,强迫农民迁入武装堡垒接受监控;另一方面完善保甲制度,规定“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并要求每户门前悬挂户牌,写明人口、职业、社会关系(《清史稿·食货志》)。这种将军事化管理渗透到基层的做法,使清王朝在农民战争后仍维系了百年统治,却也彻底扼杀了社会活力。

最后,有些农民起义取得了成功,按理来说,这位农民领袖,肯定要好好善待自己的同胞,为自己曾经待过的底层争取权利,制定一个为底层人民服务的制度。可是,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这位农民领袖不但不照顾底层,反而会会为农民建立一个管控更加周密的制度,对农民实行更狠的驯化。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小时候就给地主家放牛,16岁父母相继离世,甚至连安葬父母的费用都是靠邻居施舍的。这些经历让他对底层农民的生活状况了然于心,他内心自然深知农民生活的不易,可是在他成为皇帝后,不但不给百姓自由的生长空间,反而对农民的管控比以往更加严格。

首先,朱元璋恢复了四民制度,也就是将人的职业严格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四类之外的全部归为逸民,强制他们转行,否则将其流放甚至处死。然后,朱元璋又在民间推行了“知丁法”,它要求百姓互相知丁,即了解邻居的职业、家庭人口、生活作息等情况。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互相监督、互相举报,不举报就会受到连坐。

此外,朱元璋还设置了“路引制度”,所谓的路引也就是相当于通行证明,明初规定,百姓出门必须要有路引。没有路引、路引过期或违反路引规定范围活动等,都将受到严厉处罚,如杖刑、流放甚至绞刑。并且,路引可不是免费提供给你的,这是需要掏钱购买的。

洪武时代的军民向官府申请一张路引所需缴纳的费用,按当地的物价标准,换算成大米最少也要256斤!而当时老百姓一个月也就能赚大约375斤左右的大米,办一次路引全家人估计都要喝西北风了。如此高昂的收费标准,自然是让许多百姓负担不起,于是百姓便“主动”减少了出远门的频率。

朱元璋之所以对百姓管控如此严厉,是因为他身份变了,当他处在底层时,可能会希望为底层争取更多的权益,比如减少税赋和徭役,给与生活补贴等等。可是到了上层社会,想法就会大不一样,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更好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严格管控农民,防止他们造反就成了首要任务。

而且,作为从底层出身的帝王,他深知底层崛起的方式,比如朱元璋就是因为当时百姓有较大的自由流动权,也正是这样才导致农民成为了有组织的力量,最终摧毁了元朝。所以,朱元璋就采取了与元朝相反的政策,对待以前的同胞会更加残忍和苛刻,管理会更为严厉。

另外,绝大多数古代中国农民,其实一点不讨厌所谓的专制统治,甚至他们还会对统治者充满崇拜,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专制体制。对比其他阶级的人,他们也更加注重阶级观念和皇权意识,甚至,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

因为,他们讨厌的不是专制,而是自己不是那个享受专制权力的人。所以,当他们成为步入上层社会后,不但不会废除专制制度,甚至还会严格地执行。比如,洪秀全在起义前,打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队伍迅速扩张。

可是革命取得一些成绩后,马上便开始了和他口中“清妖”一个做派,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等级体系,上层社会开始了各种奢侈无度的行为。比如,洪秀全仅仅伺候他有编制的就达1600人,每天吃饭的时候,光是奏乐的队伍就达348人,出行则坐着有54名轿夫抬着的黄缎大轿,老婆就有88个。

而底层的百姓,别说享受“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待遇,就连夫妻团聚都是一种困难,因为当时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分营制度,不允许夫妻同居,如果有人违反直接斩首示众,这一严重违反人性的制度,彻底剥夺了人们的家庭幸福,也逐渐失去了民心,为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虽然古代爆发了上千次农民起义,可是并没有摧毁那个腐朽专制的制度,建立一个有维护百姓权利的制度。反而是在一次次的农民起义中,封建专制体制变得更加完善,对百姓的管理也更加严密,直到新中国的到来,才彻底摆脱了专制体制,走向了自由民主的社会!

撰文 : 艺笙君

排版 : 艺笙君

审稿 : 艺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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