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与此前的战争又有明显的不同。此次战争从1937年7月7日爆发，在北京、天津等地相继沦陷之后，日本陆空军队又联合作战，从满洲里到广州，中国沿海几乎在同一时间遭到日军的进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军就控制了中国21个省份。日军行动如此快捷，并在中国领土上滥杀无辜，就是要让中国民众感到恐惧而丧失抵抗意志，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逃亡运动。从华北地区开始，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无数次疯狂的大屠杀，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使日军的这种兽行到达顶点。日军的这些惨绝人寰的行径，使得中国难民逃亡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加。抗战初期，即1937—1938年间，当时的国民政府保守统计至少有6000万人在逃亡，难民人数比重最大的省份是内陆的河南、山西、湖北、湖北等数省。 美国人白修德与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8年漫长的数月里，中国军队向内陆前进的步伐被迫放慢，因为前进的道路被逃亡的难民给堵塞了。中国的这次迁移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移运动之一，但这样一个奇观却没有哪一个中国作家或小说家做过充分记载。” 不仅如此，抗战初期的武汉是大批难民的聚焦地，是实际的战时首都，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但“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思想意识的各种原因，武汉抗战的伟大历史功绩被淹没在错误的历史观与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中”（毛传清语），至今知之者甚少，从而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回顾，难免存在遗漏或偏颇。由此，以抗战时期的武汉难民潮作为切入点，对那段历史进行一番归纳和回顾，十分必要，也是有意义的。 武汉难民潮是从七七事变后开始的，随着京津失陷，难民从日军践踏的地区逃离出来，到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更多的难民涌向武汉，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都在武汉办公。1938年暮春，武汉人口从100万骤然增加到150万，此前武汉市区已经吸纳了因洪水泛滥而无家可归的数以万计的难民，这一时期外地新难民的涌入，更是加重了武汉的负担。更何况，此时的武汉正处在日军的围攻，从北部到东部，日军的装甲部队正沿着南北铁路线南下，试图与从南京沿着长江逆江西上的陆军会合。因此，在徐州撤退之后，武汉就成为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最后的堡垒。从1938年1月到10月，武汉成为长江中游两百万中国军队抗战的军事与后勤保障基地，准备与日军打一场持久战。这是武汉历史上最闪耀也是最悲壮的10个月，有可歌可泣的武汉保卫战，有开放自由的文化与媒体，各方精英在此聚焦，给武汉的社会和文化带来崭新的面貌和生机。武汉也成为一个充满激情而浪漫的国际大都会，大量难民的涌入即是这一奇特风景的主要来源。  1938年流落汉口的儿童难民 一、难民的构成 抗战之前，武汉曾经历两次较大的洪水，分别是1931年和1935年，给上世纪20年代高速发展的武汉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也给广大民众造成极大的灾难，整个市区挤满了难民，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农民涌进了城市，住在郊区的简陋棚子里，尤其是汉口，这一时期的难民因人数猛增，已经让饱受洪水侵害的城市不堪重负。因此，此后的1937年抗战爆发，大批难民潮的涌入，这座城市的容纳能力就已达到饱和，社会也一度陷入混乱的局面。食品短缺，房价猛涨，旅店一房难求，许多人露宿街头。这些情景，我在反映1938年武汉抗战的长篇小说《倾城》里，就有过不少描写。当时的汉口街头，人如潮涌，是全世界人气最旺的地方，每天都上演着新奇，热闹非凡，人们带着对战争的恐惧，但也对怀着一份希望，这种希望是一大批充满激情和乐观的人带来的，他们给这座城市带来社会、文化与语言上的融合，更有一种精神面貌的改变。这种活力所产生的深厚影响，被誉为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武汉精神”，其精华不再有了，却引得我们更为珍惜和深深的怀念。 抗战时期，难民的教育与职业背景也呈现出多样性。农民是长途跋涉人群中最少的，虽然在日军进攻初期，出现了大批逃亡现象，但他们的生存方式与土地紧密相连，不可能长久离土地。因此，一旦战争有所减弱，他们就会返回自己的家园。而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出奇的高，他们中有教授、中学教师、学生、作家、诗人、画家、剧作家、科学家、记者、编辑及其他人，他们是难民中最有思想，最有感召力的一帮人，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在这些人中，有当时中国文学、艺术和戏剧界，以及大学校园里非常有名的人物。当时的报纸曾作过采访调查，在武汉的难民中，文化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所占的比例为55%，政府人员占21%，商人占10%，工人占6%，农民只占2%。 战争使武汉经济一度陷入混乱，也为一些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不少难民是上海来的技术工人，有170家工厂从上海搬到武汉，也迫使武汉社会经济快速转型。这一时期的战前生产也达到高峰，整个战争期间，大约有4万多技术工人从沿海迁往内陆，其中绝大多数曾在1938年到过武汉。 从1938年10个月里，武汉这座城市充溢着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氛围，因为有一大批中国精英人才聚焦在此，这群富有才华而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比政治与军事领导人更有影响力，是他们把三镇民众重新集结，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也因这种抗战精神，改变了当时恶劣的形势，转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从而影响了中国抗战的进程。 二、1938年的武汉文化运动 1938年，几乎所有的知名知识分子都到过武汉，这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聚焦的地方。他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积极投身在抗战的洪流中去。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一些文化精英曾发起了一个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独立于任何党派，也不受任何国家组织的影响，在这个运动中，作家、戏曲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编辑、新闻记者一道，为武汉保卫战进行文化宣传，号召城乡群众支持抗战。主导这场文化变革运动的是当时中国文化界一些最为著名的人物，如作家茅盾、老舍、集学者与政治家一身的郭沫若、画家徐悲鸿、漫画家丰子恺、诗人艾青、战略思想家蒋百里、哲学家冯友兰、艾思奇，剧作家夏衍、田汉、洪深和阳翰笙等。 从1938年春来到武汉的老舍，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下，呼吁作家多写一些大众作品。他告诫自己的同行：“忘记自己是一个文人，换句话说，忘记莎士比亚与杜甫，把自己变成一个乡村说书人。”这个口号和老舍关于大众化的思想，也成为中华全国抗敌协会代表性刊物——《抗战文艺》的主题，抗战协会每月为士兵出版10个小册子，如《弹花》《战潮》《老百姓》等。在武汉的10个月里，老舍迎来了创作生涯的高峰期，他先后创作了5部戏剧、2本小说、12篇短篇小说和一批批判文章，他的独幕剧《保卫大武汉》在当时引起轰动。 郭沫若在武汉街头为公众发表演说同，号召大家投入抗战。在武汉，他完成了最有艺术价值的剧本《屈原》。《洪波曲》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对1938年武汉魅力的颂歌。 这一期间，著名报刊《大公报》《申报》《生活》杂志等陆续来到武汉，推动了武汉媒体的繁荣局面。武汉的媒体向来有大无畏的传统，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和1927年北伐战争中就扮演过重要角色。1938年，天津、上海一群有才华的记者与编辑的到来，使武汉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1938年前三个月，武汉日报数量从3种增加到14种，杂志数量在10个月里，从30种上升到200种，几乎每一个派别与政治团体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这一繁盛的景象在汉口交通路书刊市场可见一斑。在长篇小说《倾城》中，便描绘了一番当时交通路的盛况。 拐入交通路时，又是另一番热闹场面。要说此时的武汉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这里便是一个缩影。从路口的商务印书馆往里走，两旁皆是三层多高中西合璧的楼房，一字排开，紧紧匝匝，足有百余米。上标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响当当的名字，也有生活书店、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招牌醒目地挂着，一些报刊社也纷纷抢占先机，在此设立编辑部和发行所。每天，都会有新创刊的杂志，各地恢复发行的报纸在书市里争相亮相，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进货的伙计，批发的小贩，卖报的孩子，买书的先生……林林总总，川流不息。 1938年初，大约有10万学生难民来到了武汉。青年是抗战的生力军，他们满怀激情，在抗日热潮中熔炼，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了使命感。三镇的大街上，满是青年们爱国主义的言论、墙报和标语。每当中国空军击退一次来犯入侵的敌机，画面生动的海报就会出现，向民众传达这一消息。在小说《倾城》中，我就写了一批青年，比如记者刘明泽、艺术家白帆、民生公司经理董子琛等，尤其是四个女主角徐瑷、罗佳莉、宋香菊、龚云素，以他们的视角反映当时的汉口社会面貌以及武汉抗战对普通人命运的影响和改变。 武汉的这场中国文化通俗化运动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为了促进团结和政治参与，新的武汉媒体向外宣传了当时社会管理与文化活动的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政府的权威明显减弱了，新闻报刊及艺术上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然而在1938年，没有一个媒体记者被捕或暗杀，这是一个令人惊奇与欣慰的记录。《武汉，1938》的作者麦金农曾写道：“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首都都不能与这个时期的武汉相比。”确是恰如其分的。  三、浪漫的国际大都会 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也吸引了西方政府与新闻媒体更多的关注,在国际方面，1938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西方新闻报刊发出的消息多令人忧伤。派系斗争和马德里保卫战的失败，几个强国在慕尼黑对希特勒进行的绥靖主义，斯大林血洗苏联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等等，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英勇的武汉保卫战让人眼前一亮。 西方人最初并不看好中国的抗日战争。因韩复榘丢掉山东，随后日本快速占领中国沿海数省，尽管中国军队在沪淞会战中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是随着上海陷落，一些西方人还是倾向于日本人的观点：中国剩下的防御者都是道德败坏和组织涣散的士兵。因此在12月南京陷落之后，许多外国军事观察员和外交官司预测在未来一二个月内，武汉将会投降。此时，蒋介石通过德国外交官在内的中间人正在进行斡旋，并已派代表到香港与日本人谈判。从军事上说，以压倒性的火力优势外，西方人认为在培训与协调部队的能力方面，日本军官比中国军官具有优势，这是其一。其二，由于中国长期的政治动荡，导致军阀割据，中国方面并不具有单一的指挥体系，拥有统一的战略思想以达到战术上的协调。最后一点，他们认为在武汉与日军对决的军队处于劣势，不值得信赖。此外，他们认为蒋介石抗日还不坚定，西安事变就是绑架蒋，迫使他对日宣战。另外，日本人也利用了国共方面的冲突。蒋介石的著名论断是：共产党是心腹心患，日本人是肢体之患。最终，许多人就同意《纽约时报》主编哈里特·阿本特与驻东京主编米勒斯·沃恩的观点，认为日本人统治东北能为外国投资创造稳定的环境，并最终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1938年的战场，对中国确实是很不利的，中国军队遭受巨大伤亡时，日军却在节节胜利，10月底武汉最终落入日本人之手。形势如此可怕，以至国民党秘书长汪精卫在1938年底决定在上海与日军谈判，建立一个日军监督下的傀儡政权。但外国舆论怎么又对中国战场的看法有了改变呢？就是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做出的顽强抵抗。武汉抗战然经过了10个月才沦陷，以及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被他们看成是起死回生的奇珍异宝，还有就是中国抗战在国际上进行一系列宣传带来的积极效果，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在国际上达到孤立日本的效果。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延长战争的机会开始乐观。此后，1938年—1939年之交的冬天，罗斯福总统才答应援助中国，批准了华盛顿对华的第一笔贷款。随后才有西方对中国的大型援助。 中国抗战也吸引了西方一些文学艺术家们。W·H·奥登与剧作家克里斯托夫·埃塞伍德1938年春来到武汉，亲眼见证了武汉抗战，并合作创作了一本散文诗《战地行》，这本书在英语国家文学界中受到广泛地注意与好评。下面是他们3月8号的日记： 今天奥登与我都认为这个时候最应该在汉口，而不是别的地方。长江北岸一片荒凉与空白，老通商口岸的建筑在冬天的河流前展现它们的欧洲风格……这里有领事馆、货栈、办公楼与银行；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开的药店、电影院、教堂、俱乐部；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图书馆，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挂满红灯的咖啡街有“玛莉”、“海军吧”、“最后的希望”等咖啡馆。附近是中国凌乱的城市，像迷宫一样的破破烂烂的房子，拥挤的街道。再远一点就是跑马场、机场与白雪覆盖的湖北平原。 这是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各种各样的人住在这里，有蒋介石、史沫特莱、周恩来，也有各级将军、大使、记者、外国海军军官、雇佣军、空军、传教士和间谍。这里藏有所有的线索，这些线索能让一个专家（如果他能发现线索的话）预测未来50年将要发生的大事。历史，伴随着上海的萎靡、巴塞罗那的无趣，现在已经把兴趣放在汉口上。但她到底在哪里呢？每个人吹嘘自己遇见过她，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地说出她在哪里。我们能在宾馆里找到她，在酒吧与记者一起喝威士忌？她是最高统帅或苏联大使的客人？她打算造访八路军或德国军事顾问总部吗？她对苦力们简陋的小屋满意吗？ 这些文字，可以大致看到汉口当时的面貌，让人印象深刻。 1938年3月，曾与海明威合作导演电影《西班牙大地》的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来到武汉，受到中国新闻界的欢迎，伊文思随后奔赴战区，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用真实的影像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在国际社会中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不少西方青年也来到武汉报导战争，他们勇于冒险，愿意在条件差、危险环境中生活，他们不少是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有的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难民，这些人里有我们后来熟悉的埃德加·斯诺，后来他去延安采访，写了一本《西行漫记》，汉译《红星照耀中国》，是外国人撰写的第一本讲述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事迹的书籍。还有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当时是英国《曼切斯特卫报》记者。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报导游行、空袭和难民营等，深入战区，或采访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他们一系列深层次的报道为中国正义事业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同情。 1938年的武汉，是中国战争信息最密集的地方，也是外国记者、外交官和特工人员最渴望到达的地方。在汉口，既可以欣赏到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贫民区，对充满好奇心的外国人来说，可谓一片乐土。英国记者荷克给家里写信说，称汉口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地方”。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的武汉难民潮，不仅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冲击、影响和改变，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美国作家麦金农先生所写道：“在保卫武汉的10个月里，武汉的活动家启动了改变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的运动。这些运动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发起曾经改变了欧洲的运动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着对这段重要历史的尊重和缅怀，我创作了长篇小说《倾城》，以尽量还原那些真实场景，再现当时的社会风貌。通过几位女性命运的走向，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渐次展开：难民大迁徙、国民政府政要及各方人士聚集汉口、武汉空战、献金运动、武汉大会战、中山舰沉没、武汉沦陷、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等。1938年10月25日，武汉倾覆了，但在保卫这个城市的10个月里，国共两党维护的统一战线及流亡而来的各方人士，把一个绝望而且混乱的形势变成一个充满希望与毅力的局面，使一个战斗上的失败转变成一个宣传上的胜利。英雄的武汉也被国际社会看作是抵抗残暴侵略与法西斯主义谬论最后理想的堡垒。武汉所发生的变化如此深层次地影响中国文化与社会，成为现代中国史上具有戏剧色彩、非常重要的一段历程，乃至中国抗战的一个转折点。而素有“东方芝加哥”之称的汉口，因外来人口的积聚，其风情文化的融合和提升，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极致。 所有这一切，都激励着自己，力图创作出一部有珍藏价值的艺术作品。一晃小说出版已过三年，回想当初的情景，还怀着一份感动，也有一份敬畏，当然，也为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感到欣慰。 1.参考文献：《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 （美）麦金农著 李卫东 罗翠芳 翻译 2.《武汉抗战史料》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姜燕鸣 小说家，中国作协会员，已在全国多家文学期刊发表小说30余部并多次转载；已出版长篇小说《汉口的风花雪月》《汉口之春》《倾城》《大智门车站》《暹春纪》，多部作品获中国作协年度重点扶持篇目；出版中篇小说集《武汉的沉香浮影》；出版“雕塑大武汉”系列长篇报告文学之《武汉新区的崛起》《锦绣江汉》《医若晨曦》三部；曾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第九届屈原文艺奖、武汉市第三届文学艺术奖等；迄今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五百万字。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1947年六渡桥 转载请注明出处，勿侵犯知识产权！ 扫描二维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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