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仪仗大队长名录基本补齐

第一任：王立堂

第二任：袁洪连

第三任：王殿海

第四任：周建恒

第五任：刘俊章

第六任：于华礼

第七任：程志强

第八任：刘士偦

第九任：李本涛

第十任：韩   捷

政委姓名还差很多：

翟白元（第一任，教导员）

刘海双（第十二任）

陈卫明

张兆宏

朱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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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仗营成立的另一种说法：

《国家记忆 大国仪仗》系列电视纪录片中说：1949年10月，为适应外国大使递交国书的国际礼仪需要，临时将担负中南海警卫任务的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直属警卫营第二连改编为仪仗连。

从临时性到正规化

1952年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率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来访的外国总理。

由于时间紧张，在没有专业仪仗队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研究再三，决定再次启用三年前执行国书呈递仪仗任务的临时仪仗连。

仪仗连成立之初，由于是整建制进行的改编，全连官兵并没有根据仪仗任务的特点，对人员进行严格筛选。在迎宾仪式预演时，领导发现队员们年龄差距很大，个头高低不齐，身材也不均匀，难以形成一个威严雄壮的整体。

为确保迎宾仪式万无一失，同时展现出国威、军威，中央领导最终做出了临时替换仪仗连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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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第七步校学生救场

用谁替换呢？有人想到了当时正在北京进行国庆阅兵集训的解放军第七步兵学校的学员们。这些年轻学员体态挺拔，气宇轩昂。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个月的队列训练，他们的分列式已经颇具水准。于是，100多名学员被临时抽调成为了身肩重任的仪仗兵。经过几天的强化训练，这支临时组建的仪仗队，已经可以满足仪仗司礼任务的队列要求。

9月28日，泽登巴尔率领蒙古政府代表团抵达南苑机场。在欢迎仪式上，这支由年轻学员组成的临时仪仗队完成了阅兵式和分列式。

欢迎仪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鉴于外交礼仪和国内重大集会的需要，我们应该组建一支仪仗队”。仪仗司礼虽然是一种礼宾形式，却象征着一个国家尊严和对他国的友谊和亲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仪仗队，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开始亲自筹划仪仗队成立的具体事宜。

从公安警卫部队调人组建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53年6月，公安部队领导李天焕、邓少东、吴烈等人共同签署命令，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营，首任营长王立堂，政治教导员翟白元。

仪仗营官兵700余人，下属4个连，每个连队编制178人，隶属公安警卫师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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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托枪法的矛盾

1953年，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营训练场上，营长王立堂因为队列动作的问题，正与一位苏联顾问争执不下。不一会儿的功夫，涨红着脸的苏联顾问终于不耐烦了，朝王立堂挥了挥手，离开了训练场。这是怎么回事？

中国特色的仪仗队列动作由此而来：

仪仗营成立之初，没有训练教材和队列教官。为此，公安警卫师师长刘辉山专门请来了苏联顾问救急。

苏联顾问的到来，很快让队列训练走上了正轨。然而，虽然苏联顾问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由于照搬苏军训练模式，很多动作做起来都很别扭，看起来既不美观，也无法展示中国军人独有的内敛特质。

高摆臂，大步伐，脚尖上勾的苏式正步让中国军人很不适应。更加难办的是，在进行仪仗动作中最为常见的托枪动作时，苏联仪仗队一直采用的是左肩托枪，而中国军队用了几十年的右肩托枪。

在进行从托枪到下枪的连贯动作时，苏联仪仗队员在下枪时，需要先松开托枪的左手，当枪身下降到一定高度时，右手迅速抬起，握住枪身上部，再移动到身体右侧，最后呈持枪礼立正姿势。

如此动作，不仅繁琐，而且难度很大，由于中国军人早已熟悉了右肩托枪，在进行苏式下枪时，感觉非常别扭，很难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动作流程。

训练中，苏联顾问非常固执，中国仪仗兵有苦难言。眼见无法说服苏联顾问，王立堂想到了负责外事活动的周总理。汇报相关情况后，周总理很快做出了指示：要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中国仪仗队的特色，不要一味地学习外国。

有了周总理的指示，心中有底的王立堂开始研究、改进仪仗队队列动作。根据仪仗队员的身材特点，将正步踢腿高度和摆臂幅度进行降低，同时将勾脚尖改成下压绷直，颇有苏式队列特征的高抬头也被适当降低。苏军的左肩托枪最后也没有被采用。

戴手套跟金日成握手被批失礼

1953年11月12日，北京前门火车站，仪仗营成立后首次执行迎接外国元首的仪仗任务。他们要迎接的是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下午时分，列车停靠。随后，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金日成检阅了仪仗队。然而，就在仪仗队即将顺利完成此次任务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

原来，看着整齐威武的中国仪仗兵，金日成非常高兴，检阅完毕后，突然伸出手，要向身旁的王立堂握手致意。措手不及的王立堂来不急摘手套，就握住了金日成的手。

事后，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批评王立堂：“怎么这么不懂礼貌，首相跟你握手，你戴着手套，还隔着一层。”

从那之后，王立堂就牢牢记住了握手前要摘手套的礼仪，还将自己右手手套的皮筋抽出，这样，在与外宾握手前，哪怕天热出汗，也可以及时摘下手套。

“超规格”迎接美国总统破冰访华

作为专门执行重大国事活动和仪仗司礼任务的部队，仪仗大队在执行不同任务时，通常会根据来访外宾的级别组成四种不同规格的迎宾仪仗队：

第一种规格由330人组成，主要用来迎接外国元首；

第二种规格由151人组成，主要用来迎接外国政府首脑；

第三种规格由127人组成，主要用来迎接外国军队高级将领；

第四种规格由101人组成，主要用来迎接单军种的司令。

然而，在仪仗大队的历史中，他们还曾特别组建过一支371人，超过外国元首330人迎宾人数的“超规格”仪仗队。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及时调整。1971年4月，受中国政府之邀，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由此展开。

美国乒乓球队来华后仅仅3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第二年2月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注定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上阵，安排相关迎宾司礼任务，并确定了“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理直气壮，不强加于人”的工作指示。

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此次迎宾仪式没有安排欢迎群众，这意味着，在偌大的首都机场上，仪仗队将是唯一的欢迎队伍。

营长周建恒认为这样一来，仪仗队的作用将更为显著，虽然中美还没有建交，在宣传上美国还是世界人民的压迫者，但接待头号强国的元首访华，对于外交突破意义重大。从服务国家外交大局上考虑，周营长建议将迎接外国元首时的330人仪仗队扩大到371人，排面则由原来的50人增加到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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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增加人数固然可以让仪仗队看起来更加威武雄浑，但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

2月的北京天干风大。位于排头的执行队长下达口令后，队员们听到的时间有先有后，排在后面的空军仪仗兵，动作就会比前面的陆军慢上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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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恒说▲因为当时不是现在这样有扩音器什么的，全凭指挥员的嗓门来喊口令。最后就通过实践，陆军听到口令以后一二三做动作，海军听到口令以后一二做动作，空军听到口令以后马上做动作。

为了模拟现场环境，周建恒专门挑风大的时候，拉出队伍，进行演练。在成百上千次的合练后，队员们最终做到了口令起、动作齐的理想效果。

人们常说仪仗队是一个国家的眼睛，踏上红毯的每位外宾都能从中国仪仗兵的眼神里感到中国人民的真诚与善意。

根据周总理指示，仪仗营除了要组建一支最高规格的仪仗队，执行任务时的表情和眼神也“一定要恰到好处”，既不能紧绷着脸，也不能有笑容。

对仪仗营的硬汉们来说，眼神的改变远比踢腿托枪难得多。一时间，仪仗营里每个人都变成了“演员”，有对着镜子练表情的，也有两个人对着练习的。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为了保暖，仪仗队员们穿上了周总理特批的毛料大衣。

周▲咱们仪仗队军服的制式颜色不变，但是面料变了。371人，陆海空三军，全部是毛料，戴栽绒帽，穿着大衣，现在看这个传世照片，非常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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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卑不亢迎尼克松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伴随着震颤的轰鸣声，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跑道上。舱门打开，尼克松步下舷梯，一只脚刚落地，手就提前伸向了周恩来。

此时，尼克松不会知道，他眼前的中国仪仗兵已经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站立了1个半小时。

▲当时我看到飞机在上空，但没有落地，在上空一直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战士就得坚持站着，一直到一个半小时以后，这个飞机落地了。原因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美国携带的地面卫星没有安装调试好。

尼克松此行，除了众多政府官员，还带来了人数众多的记者团和最先进的电视通讯设备。从这些记者抓拍的历史影像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仪仗队的队形都堪称无懈可击，每名队员的神情也恰到好处。

在卸任后的回忆录中，尼克松曾这样写道：“中国仪仗队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队列走去的时候，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直到尼克松一行的庞大车队全部离去，371名中国仪仗兵依然屹立在机场上，目光如炬，身姿巍然。

此后，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纷纷建立外交关系。随着又一次建交高潮的来临，中国仪仗队也被更多的人们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