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浮沉进退：癸、甲进士的政治生命一 癸、甲进士清末仕途分化清代以科举取士，故科名奠定仕途的基础。而能否涌现众多高官名宦，又反过来成为某榜进士得人与否的“检测”，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在清季民初士人的记忆和言说中，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进士一榜“得人最盛，咸同中兴将相多出其中，陟台阁，践封疆者不下五六十人”，李鸿章、沈桂芬、张之万、沈葆桢尤其代表。[1]那么，癸、甲二科进士的仕途发展如何呢？与既往不同的是，癸、甲二科适逢科举改制，诸人中式进士后一两年，科举即遭停罢，立宪改官制便迅速展开。故本节欲讨论的问题是，废科举、改官制对癸、甲二科进士的仕途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授职分布与仕途起点考察癸、甲进士群体的仕履，有必要从其授职起点说起。诸如京官与外官的人数和比例，京官内翰林、主事、中书的人数和比例，关系进士群体的整体分布；而学习主事签分何部，即用知县分发何省，又直接影响进士个体的仕途发展和经济收入，当日新进士及其亲朋师友，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既甚关注，则我们亦有必要首先交代。 1.总体分布：人数与比例举人会试中式贡士之后，于殿试之前，尚有复试一场。殿试后分出三甲进士，随后传胪之日，一甲三人状元授修撰，榜眼与探花分授编修。其余二、三甲进士则须在朝考后授职。授职的依据大抵有三，即殿试甲第、朝考等第、复试等第。前列者改庶吉士，次者分部学习，再次者用中书，最后为知县，其中又分为分省即用和归班铨选。具体到癸、甲二科进士，其授职分布如表6-1所示。 从京、外官的数量与比例来看，1903年癸卯科京官为186名，外官为131人，二者比例约为3∶2；1904年甲辰科京官为181名，外官为93人，约为2∶1。癸卯科之所以外官较多，大抵因为此时距戊戌科已过5年，加以义和团时期华北地方官罢免不少，因此部分省份即用知县已较疏通。癸卯科即用知县分发直隶者多达20多位，远多于其他省份（详下），殆即此因。甲辰科之所以外官较少，京官较多，一方面因为上年各省刚刚分发了即用知县，另一方面因为此时进士馆已开馆，京官可以入馆肄业，人多无妨。 从京官分布看，癸卯科翰林为77名，约占该科进士总数的1/4，主事、中书共109名，占该科进士总数1/3强。甲辰科翰林为66名，亦占当科进士总数的近1/4，主事、中书却多达四成以上。因此，在翰林比例保持大体不变的情况下，甲辰科京官比例高，实则是部属、中书比例高。这也因为翰林院编修、检讨无定额，只有开坊升调，不存在补缺问题。主事、中书等京官则补缺压力甚大，即用知县、归班铨选知县等外官亦同。因此，授职分发时，部属、中书与知县的比例互为消长，根据各自的拥挤程度以为调节。 商衍鎏曾说：新进士“用庶吉士约二成，用主事、知县近八成，内阁中书以年少不能得主事而又不宜外官者用之，三四人而已。同、光之间皆如此”。[2]从癸、甲二科观之，庶吉士的比例大体不差。不过，甲辰科用内阁中书10人，且戊戌科、乙未科分别用内阁中书16人和13人，而甲午科更多达53人。[3]可知商衍鎏所述还可修正。
表6-1 癸卯、甲辰进士朝考后授职统计 2.主事掣签：京官的再分布进士授职后，京官中翰林、中书衙门已定，而学习主事则要掣签分部。究竟签分何部，关系仕途发展和经济收入，是诸人关切所在。至于六部之优劣，“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惟礼、兵二部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4]若言事务之繁，则以户、刑二部为最，户部分十四司，刑部则十八司，吏、礼、兵、工四部皆只四司。[5] 因此，癸、甲二科新进士以主事用者，签分刑部最多，户部次之。以癸卯科为例，刑部学习主事为28人，约占94位学习主事的30%，户部以24人紧随其后，约为26%，其次吏部、工部同为13人，兵部9人，礼部最少，仅7人（详表6-2）。至于甲辰科，刑部竟多达30人，占96位学习主事的31%，户部亦达23人之多，其次为工（14）、吏（13）、礼（8）、兵（8）四部（详表6-3）。 3.进士分省：外官的再分布新进士授职中的即用知县一项常常人数最多，他们是进士中的一大群体。癸卯科即用知县足有124位，人数甚夥，甲辰科外官人数虽有压缩，即用知县亦达88人。分发何省，对于即用知县来说，关系匪浅。在必须回避本省的情况下，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签分省份的自然与经济文化环境、距家远近、可资利用的关系网、县缺的数量、候补知县的多寡等。分发何省由吏部掣签决定，即用知县本无能为力。不过，至少有两种常用之策可以改善处境。其一是亲老告近，但需符合条件；[6]其二则系捐纳，又可分为两种，即掣签前捐指某省和掣签后捐离原掣之省而改指某省。
表6-2 癸卯科进士部属统计
表6-3 甲辰科进士部属统计 以癸卯科为例，闰五月二十五日为新进士掣签分省之期，除了萨起岩等人已经于掣签前捐指某省外，其余一百零八员则照例经吏部掣签分省。[7]与此同时，具备亲老告近资格者，也在抓紧利用该政策。闰五月初十日，浙江进士钮泽晟在得知自己“竟用知县”后，即请友人“代办告近文书”。所以钮氏于二十五日签分直隶，但因亲老告近获准，故八月初六日又改签邻省江西。[8]此类情况尚不乏其例，比如浙江人张鹏翔本掣云南，因亲老告近而改分江苏；浙江人武曾任本掣山西，既亲老告近，又在邻省中捐指江西，盖与江西有特殊联系，故到省三四年即补实缺。[9]此外，既不满意于掣签省份，又具备一定财力的即用知县，也在申请捐离原省而改指他省。比如江西人陈中孚本掣直隶，捐离原省而改指湖北；山西人吴庚本掣直隶，捐离原省而改指陕西；直隶人王延纶本掣福建，捐离原省而改指山东。[10]现将即用知县分省情形制成表6-4。
表6-4 癸卯科进士即用知县分省统计 4.未殿试的癸、甲贡士在清代科举考试中，每科贡士与进士的数额常有出入，[11]癸、甲二科亦不例外。癸卯科会试中式贡士306名，其中13人因丁忧、患病等原因未参加随后的殿试，而22名戊戌科贡士则于癸卯科补殿试。[12]所以，癸卯科殿试产生了315名进士。甲辰科会试中式贡士276名，其中15人未殿试，但又有甲午、戊戌、癸卯三科共12名贡士补殿试。因此，甲辰科殿试产生了273名进士。 13名未殿试的癸卯科贡士，有10人于甲辰科补殿试，他们是：李臣淑、张云翼、何振清、吕祖翼、单志贤、林乾、段维、宾光椿、朱崇年、钱昌颐。然1905年科举立停，故癸、甲二科便有18名贡士再无机会补应殿试。不过，绝大多数后来经过验看，分别授职如表6-5所示。
表6-5 癸、甲二科未殿试贡士题名 综上，下文关于癸、甲进士群体的考察和分析，就以参加了癸卯、甲辰两次进士朝考的591人，外加未殿试的18名贡士，以及翻译进士3人（鸿志、魁续和富尔逊），总共612人为对象。 京官的仕途分化在既往认知中，清季中下层京官的状态有两个特征，一是收入低，二是补缺难。就后者来说，光绪以来，捐班司官补缺无期，可以不论，即进士以学习主事用者，通常亦“非二十年不能补缺”，像何刚德14年补缺，“因在吏部，较疏通也”。[13]陈夔龙亦谓兵部员司最次，“以常年测之，非二10年不能补缺”，而其运气超好，10年即补，算是极快。[14] 照此说来，如果时局依旧，癸、甲二科学习主事总共190名，即使待至1911年清帝逊位，亦难有几人补缺。不过，清末新政开始后，官制改革逐渐加快，六部体制彻底突破，中央部院明显扩军，加以破格用人，京官的升沉颇异往昔。癸、甲进士适逢其会，补缺之迟速、升沉之变化、流动之情形皆呈现与往昔颇为不同的新状况，值得梳理分析。 首先是新部“捷径”，商部、巡警部、学部、邮传部即其显例。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癸卯科主事分部行走不久，商部正式成立。其司员的一大部分，系据总理衙门考试章京之例，[15]先由内阁、六部等衙门考取司员，再保送至商部考试录取，然后引见记名录用。因为试题系商务论、策各一，故由策论及第的癸卯科进士相对熟悉，所以表现甚佳。[16]当日共有171人赴考，取录60人，其中癸卯科进士单镇、靳志、关文彬、李德星、郭家声、田步蟾、忠兴、聂梦麟、彭绍宗、吴达（建）三、王扬滨、孔昭晋等12人榜上有名，竟占1/5。[17]引见后，奉朱笔圈出30人记名录用，单镇、靳志、关文彬、李德星、郭家声、田步蟾等6人有幸入选。首批传到14人，单镇在列，次年即补缺。[18]关文彬、李德星、郭家声于一两年内相继传到，且试看三个月即奏留作为候补主事，较学习主事三年奏留之例限缩短甚多。[19]至辛亥鼎革之前，单镇、田步蟾均已升任农工商部郎中，关、李、郭三人皆任主事，此外甲辰科何景崧任员外郎，均为实缺。[20]补缺之速，实令何刚德、陈夔龙等前辈不敢想象。新政之前，考取军机章京是正途出身候补司员的一条显达之路。新政之后，商部“章京”亦可作如是观。胡思敬批评“商部捷径”，虽主要指其多位丞、参遽升至尚、侍而言，[21]实则当日商部亦是候补司官补缺之捷径。单镇、田步蟾等人即赶上了这趟快车。 如果说单镇等人还是通过两轮考试而步入商部捷径，那么随后新设之巡警部、学部、邮传部则直接由堂官调人。1905年巡警部成立，癸卯科进士尚秉和、班吉本随后调入行走，1906年均已补缺。[22]1909年夏班吉本升郎中，尚秉和升员外郎，王扬滨补主事。1910年秋，王扬滨升任内城巡警总厅行政处佥事。[23]尚秉和之所以能够从工部调入巡警部并迅速补缺，固由其学问优长、精明强干，实亦巡警部首任尚书、直隶同乡徐世昌与有力焉。尚氏自称“徐公闻名，调入巡警部”，又自叹补缺升转之速：“及通籍为官，不三年得补主事，又二年迁员外郎，得京察一等，记名军机章京。”[24]这更非往昔六部学习主事可以想见之机会。 随后学部成立，调人之风更盛。甲辰科进士王季烈受学部尚书荣庆器重，由刑部调入，补普通司小学教育科员外郎。癸卯科主事彭绍宗、杨熊祥及甲辰科内阁中书李景濂亦调为额外司员。[25]1907年秋冬，张之洞管理学部后，杨熊祥遂任总务司机要科员外郎，陈曾寿、恩华分别任审定科和案牍科员外郎，李景濂任案牍科主事。[26]湖北进士杨熊祥、陈曾寿均为张之洞晚年亲信幕僚，张之洞遗折即系陈曾寿、杨熊祥、傅岳棻三人草拟。[27]这进一步显示新部调人补缺的“私人化”趋向。 1906年官制改革后新组建之邮传部，囊括了更多的癸、甲进士。1907年，陈毅由法部郎中调参议厅佥事，何启椿任路政司主事，龙建章任电政司员外郎，关赓麟、王鸿兟、蒋尊祎三人在调部不久便试署主事。甲辰科翰林苏舆亦调为额外郎中。1909年春，龙建章升承政厅佥事，关赓麟升郎中，何启椿、蒋尊祎升员外郎，苏舆借补员外郎，姚华、陈宗蕃补主事。1909年夏，顾准曾补主事。1910年夏，关赓麟升承政厅佥事，夏和清、张恩寿、熊坤均补主事，杨允升补小京官。[28]至此，邮传部实缺司官中，癸、甲进士足有14位。其中尤以广东、福建、湖南进士人数多、势力大，盖邮传部初创时的几任堂官张百熙、唐绍仪、陈璧分别来自湖南、广东和福建。 其次，由旧部改为新部，职能扩充，用人增多，以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新设各级审判厅，以及户部改度支部最为典型。前文已述，刑部、户部所分癸、甲二科学习主事最多。而癸、甲进士在进士馆亦主要学习法政、理财等学。1907年法部成立伊始，即奏调进士馆毕业之翰林院编修徐谦、张家骏、麦鸿钧入部行走，当年又续调编修朱汝珍。[29]随后，麦鸿钧、张家骏遽升法部参政厅参议，刘敦谨任审录司员外郎，冯汝琪任会计司员外郎，吴建三补制勘司主事。1909年，吕兴周、冯巽占亦补主事。[30]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各级审判厅需要大量人才，肄习法政或出身刑部的癸、甲进士纷纷走马上任。1907年冬，徐谦调任京师地方审判厅厅丞。1909年，栾骏声、李维钰、张履谦任京师内外城地方审判厅刑科推事，俞澍棠、朱文劭、任承沆、龚福焘、郑言任民科推事，朱崇年任京师内外城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后升任高检厅检察官。随后徐谦升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张智远任检察官。聂梦麟在大理院民科第二庭任推事。[31]京师之外，各省筹办司法机关缺人更甚。俞澍棠、朱文劭二人于1910年被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调入桂，不久分任广西高等审判厅厅丞和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郑言则于1910年，经江苏巡抚程德全奏署江苏高等审判厅厅丞。[32]此外，周贞亮（榜名周之桢）、段国垣经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调，于1911年分别试署黑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和龙江府地方审判厅推事长。程继元任承德地方审判厅推事长。谢桓武试署山西高等审判厅厅丞。栾骏声试署湖北高等检察厅检察长。[33]升迁均不可谓不速。 户部为癸、甲分部主事聚集的另一大部。在官制改革中，户部易为度支部，随后将原来按省分十四司的架构，改设为承政厅，田赋、漕仓、税课、筦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等司。度支部一份光绪三十四年春的《最新百官录》显示，在1907年和1908年之交，吕彦枚任司长，雷多寿、景凌霄、张茂炯、唐瑞铜分任副司长，汪应焜、吴晋夔、张荫椿、陈继训、栾守纲、王宗基、薛登道、王慧潣任科长，亦即有13位癸、甲进士获得了实缺。[34]张茂炯《六十自述》亦称：“新官制行，充军饷司副司长”，1909年“调充筦榷司司长”。[35] 而据辛亥冬季《职官录》，王宗基、唐瑞铜分任郎中，张茂炯任员外郎，吕彦枚、景凌霄、雷多寿任主事。同时，在度支部领导清理财政的核心机构财政处，张茂炯、吕彦枚、雷多寿、徐士瀛分任帮办，李景铭则任帮办兼总核，楼思诰任总核，曲卓新署坐办，谢启中任科员。在财政处派往各省的清理财政官中，王宗基、唐瑞铜分任山东、河南正监理官，栾守纲、甘鹏云、袁永廉、薛登道、景凌霄分任奉天、吉林、山西、陕西、江宁副监理官。景凌霄尚兼任江宁造币分厂帮办，而陈度则任云南造币分厂总办。[36]此外，李景铭与楼思诰二人为政府特派员，代表度支部出席资政院会议。又据张茂炯自述，度支部为办预算决算，决定清理财政，“按省设局，派员监理”的疏稿，即出自其手。[37]而据李景铭自述，清理财政处“凡办理预算汇报、岁出入总数及划分国地两税”，均由其具稿，而由林景贤、杨寿枏总其成。李景铭对其同年张茂炯亦甚为钦佩，谓其“老于曹司，判牍如判狱……品端学正”。[38]自述难免有渲染的成分，但癸、甲进士群体在清末度支部和清理财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殆无疑义。 此外，兵部改为陆军部，大量任用军校毕业生，癸、甲进士机会不多。1908年，廖振榘、李盛和因中进士前已在兵部候补，资历甚老，所以分任司长，其他人仅朱振瀛、牛兰补科长。往日清贵之吏、礼二部，在新政改制中日渐式微，癸、甲进士补缺者更少，任祖澜于1908年补主事，而直至1911年吏部被裁前夕，果晟、荆育瓒才补主事。礼部则仅林栋于1908年任郎中，且因其考中进士前已是候补官员。[39] 如以辛亥鼎革为断，将现任和曾任实缺京官的癸、甲进士做一统计，其详情如表6-6所示。
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
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续表1
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续表2
表6-6 辛亥鼎革前癸、甲进士京官补缺、升迁统计-续表3 可知有36名癸卯科部属或中书补缺，甲辰科则为46名。前文已统计，癸卯科部属和中书共109人，甲辰科为117人。可见，在鼎革之前，癸卯科部属和中书中有33%的进士现任或曾任实缺，甲辰科的这一数据则超过39%。此时距癸卯科分部学习之日为时8年，而甲辰科则仅7年。想当年分部主事通常“非二十年不能补缺”，何刚德14年补缺已经较快，陈夔龙10年补缺则算极快。这说明，癸、甲二科主事、中书在补缺及升迁方面，已经远超过其进士前辈。进士分部学习者通常“非二十年不能补缺”的既往认知，已与清季最后几年的实情不符。 这一则因为部院扩军，缺分加多，二则因为癸、甲进士策论出身，且多人进士馆或留学毕业，其所学法政、理财等“新学”，恰好适应了新政需要。在度支部、法部及审判厅、邮传部等新部，癸、甲进士最为聚集，即是明证。同时，进士馆或进士游学毕业考验最优等者，奖以遇缺尽先补用，也是不少人提前补缺的原因。这也部分说明，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后并未迅速“边缘”，总体还比此前补缺更快，只是部分人仕途超顺，火速升迁，同年之间的分化则更为严重。 此外，甲辰科较癸卯科晚“出山”一年，但其部属中补缺人数既多，比例亦更高，说明甲辰科进士更为趋新。邮传部、度支部实缺部属中，甲辰科均比癸卯科人多，可与这一观察相验证。 相比而言，翰林的境况则要逊色许多。虽然庶吉士授职编修、检讨后，即是实缺，但升迁之途却甚为拥挤。且废科举后，无往日之学差、试差，翰林津贴又远不如部属印结之优厚，如果不能在京内外觅得优差，翰林的日子甚不好过。所以整体来看，翰林群体是新政改制的“牺牲品”。从表6-6可知，仅有13名癸卯翰林、9名甲辰翰林或在本衙门晋升，或调至其他部院补缺。且翰林院内晋升者多系旗人，以其人少缺多之故。即使算上数名外放监司道府实缺的“红翰林”（详表6-7），两科翰林升迁人数也仅约占其总数的20%。
表6-7 癸、甲二科京官外任监司道府州县等官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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