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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在陕北农村插队时，当了一回红娘，时隔多年，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总是感慨万千。 1968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积极响应号召，怀着满腔热情，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了陕北甘泉县王庄公社插队，当了一名知青。 我们到达插队的地方，已是晚上，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早就饿了，公社已经提前给我们做好了饭菜，等饭菜端上桌，我有点不敢相信，居然还有红烧肉，一人三个白面馒头，一碗红烧肉，还有一碗小米稀饭，我们吃的津津有味，社员在一旁静静的看着我们吃，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事后我才知道，这是特意给我我们准备的，老乡已有一年多没有吃过肉了。 吃完饭，我们在公社大院的土坯房子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我们睡到了中午，李婶才叫我们起床，吃完中午饭，公社主任给我们开了动员大会，分了生产队，我分到了生产一队。 一队队长赵文辉，是地地道道的陕北汉子，他也是四个生产队中，最有文化的一个队长，一队一共分了五名知青，其中有两名女知青。 我对赵队长第一印象非常好，因为他把自己家新箍的两孔新窑让给了我们知青住，其他生产队知青对此羡慕不已，听老乡说，赵文辉二十岁就当上了生产队长，一队在他的带领下，老乡都住上了新窑。 我们知青和老乡一样，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每天干什么活都由赵队长统一安排，不过赵队长很照顾我们，基本上都是给我们安排轻松的活让我们干。 来陕北插队第一年，这年粮食收成比较好，一队宰了年猪，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猪肉，我们知青也分到了十斤猪肉，可是还没有等到过春节，我们就把猪肉吃完了，临近过年的时候，赵队长邀请我们，去他家里过年。 赵队长虽然能干，但是婚姻却不幸福，赵队长妻子早些年因病去世了，妻子去世后，赵队长也没有再婚，尽管上门给赵队长说亲的人很多，但是都被赵队长拒绝了。 赵队长有一个女儿，名叫赵小娟，十二岁了，她很懂事，见到我们，非常有礼貌和我们打招呼，第一次去赵队长家，我们不知该带什么东西，我们五名知青商量，凑钱买了一瓶酒和一盒茶叶，还给赵小娟买了一双鞋子。 年夜饭是赵队长亲自下厨做的，一共做了六道菜，两荤四素，这也是我插队以来，吃过最丰盛的一顿饭，饭做好之后，李婶带着儿子也来了，我有些意外，但也没有多想。 赵队长拿出了自家酿的米酒，我们九个人围在一起，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人，吃完饭，李婶就带着儿子走了，我们五个人在赵队长家打牌到天亮。 过年期间，也没有农活要干，大家都比较清闲，我们每天到老乡家里蹭吃蹭喝，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我们五人商量，去了李婶家蹭饭。 李婶平时负责给知青做饭，她对我们非常好，犹如亲人一般，李婶丈夫是唢呐匠，在一次外出揽活途中，失足掉进河里淹死了，丈夫去世后，李婶没有再婚，和儿子相依为命。 我经常教李婶儿子读书识字，李婶给我做了两双鞋子，我穿了一双，另一双 我舍不得穿，一直放在我的行李箱里，这次去李婶家，李婶又送了我一双鞋子，我不好意思，把我随身携带的一支钢笔送给了李婶儿子。 一转眼到了1970年，我来陕北插队已经两年时间了，9月份，我探亲回来第二天，李婶干活的时候被蛇咬了，我去医院看望李婶，看到赵队长刚好在给李婶喂饭吃，我有些尴尬，赶紧转过身，当作什么也没看见，我一直等到李婶吃完饭才进去。 李婶和赵队长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没有逗留，放下东西，和李婶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有一天，赵队长找到我，犹犹豫豫了半天，才告诉我，关于他和李婶的事情，让我不要乱说，我觉得赵队长和李婶很般配，我决定撮合两人在一起。 其实，我早就发现，赵队长和李婶关系不一般，可能是担心别人说闲话，两人一直没有敢大方承认，一天我吃完饭，主动找到李婶，把一封信交给了她，说是赵队长让我转交给她的，其实这份信是我写的，李婶看完信哭了。 同时我还以李婶的口吻，给赵队长写了一封信，赵队长看完信有些不相信，问我是不是李婶写的，我告诉赵队长，如果不信，让他去亲自去找李婶，就这样在我的帮助下，赵队长和李婶两人彼此打开了心结，后来在我的撮合下，领证结了婚。 我在陕北插队生活了五年，1973年，我招工回到了城里，到工厂当了学徒，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现在我已退休，每当回想起在农村插队的这段生活，我心里还是难以忘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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