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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有言：“世间为舞台，冠笄皆伶人。”在街头执法的日常场景中，城管同商贩之间的爱恨情仇会循环上演。街头官僚改变商贩态度和行为的方式是什么？ 2025年1月在《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上发表的《情景剧式说服：基层执法的策略组合与生效逻辑》（点击阅读全文）一文基于Hovland的说服理论及对X市Y街道城管说服占道商贩案例的参与式观察，提出了基层执法的“情景剧式说服”理论模型，对城管说服商贩遵从的行动策略及商贩态度转变的心理机制进行了阐释。 本期对话佳作我们有幸邀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甘甜老师与清华大学王盈盈老师作为访谈嘉宾，带领我们从心理学视角理解街头执法中微妙而深刻的人际互动逻辑。两位老师分享了从论文构思到田野调查，从理论突破到现实关照研究历程中的一些洞见与思考，以期为读者提供启发。 嘉宾介绍
访谈实录 Q1：您可否简单向读者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创作缘起？ 首先是关于文章的主要内容。文章聚焦基层执法中的“说服”过程，尤其是城管与占道商贩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基层执法人员如何通过策略组合促使被执法者从抵抗转向遵从？我们以心理学中的Hovland说服理论为基础，结合对X市Y街道城管执法的参与式观察，提出了“情景剧式说服”模型。研究发现，城管通过性别分工（男性“刚性”与女性“柔性”角色交替）、台词设计（刚柔信息交替传递）和场景切换（预先警告、环境强化、干扰分心）搭建执法“舞台”，利用被执法者的心理机制（信息学习、情感迁移、相符机制与反驳）实现态度转变。这一模型打破了传统“铁板一块”的执法组织假设，揭示了基层执法中的耐心资本与策略灵活性。 至于创作缘起，总结起来就是“两个重要背景，一次深度田野”。首先是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党的二十大强调“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但基层执法常面临刚柔失衡的困境；二是既有研究多关注执法者的权力与行为，却忽视被执法者的心理转变过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城管与商贩长期互动形成“默契”，但如何将这种默契转化为有效的说服策略尚未被系统阐释。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心理学视角填补这一空白，为基层执法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支持。其次是“一次深度田野”，这篇文章实际上起源于我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在基层政府挂职一年半左右的深度田野经历。当时我所在的基层政府面临着很严峻的“创文明城”形势，而占道商贩问题尤为突出。我经常跟着城管人员前去执法，发现城管队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执法模式，也就是文章所提炼的“情景剧式说服”。后来我博士毕业后，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盈盈老师就着重探讨了这一现象。此后，我们经常互动沟通，决定专门写一篇论文来讨论这一现象，于是大家就看到了这篇作品。 Q2：本文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被说服”进行测量。针对这一变量的测量，您觉得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优缺点各是什么？我们在质性研究中应如何确保并提升测量的信度与效度呢？ 众所周知，质性研究与量化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种基本方法，各自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发展路径。当然，在发展过程中，部分质性研究也有向量化方法靠近的尝试，最为经典的便是KKV式的质性研究。如果我们从一个基本面来看待这两类方法，总体上，质性方法的优势在于深度捕捉动态互动中的“过程性”与“情境性”，例如通过参与式观察记录执法者的台词、表情和商贩的情绪变化，这是量化问卷难以复现的。但质性方法的局限在于样本量小、主观性较强，结论的普适性需谨慎验证。当然，前面的所提出的问题在人文主义范式中不算是个问题，但在科学主义范式中却成了一个大问题。 量化方法（如实验、大规模调查）的优势是数据标准化、可重复检验，适合测量态度改变的频率与强度，但可能简化复杂情境，忽略微观互动中的关键细节。 一般来说，在质性研究中提升信度与效度的策略： （1）三角验证：结合访谈、观察与档案数据（如本文使用执法日志、政策文件），交叉验证结论。 （2）数据饱和度检验：持续收集数据直至无新主题出现，确保分析全面性。 （3）同行检验：邀请独立研究者背靠背编码（Coding），减少主观偏差。 （4）情境深描：详细记录执法场景的时空特征（如围观群众反应、天气），增强结论的情境解释力。 Q3：文章提到“情景剧式说服”模型在短期内能够有效改变被执法者的态度，但并未深入探讨这种策略的长期效果。在长期执法过程中，您是否认为“情景剧式说服”策略的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这种独特执法方式的适用边界在哪里？ 的确，论文没有专门讨论这种策略的长期效果，这既可以视作研究的不足，也可以理解为一篇文章无法承载过多内容，是经过综合权衡，最终选择研究焦点的结果。如果聚焦于长期效果，由于目前缺乏充分的经验材料，我们从逻辑推演的角度，可能会存在两种可能： （1）正向强化：若执法者持续使用策略并保持“默契”，商贩可能形成条件反射，减少对抗成本，甚至主动配合（如案例中多次博弈的商贩“买账”）。 （2）若策略被过度使用，商贩可能识破“剧情设计”，削弱情感迁移的效果，甚至反向利用（如故意拖延以等待女性城管介入）。 至于边界问题，其实文章在提炼出“情景剧式说服”模型后，专门讨论了这一模型的适用边界。当然，这一问题又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并且有了新的体会。总结来看，包括四个大方面： （1）执法对象非组织化：策略依赖个体心理反应，若商贩形成利益联盟，可能集体抵抗。 （2）场景开放性：街头空间需允许围观与互动，封闭场景（如窗口执法）难以复制“角色对立”。 （3）文化与社会认知：依赖性别刻板印象（男刚女柔），在性别平等意识较强的地区可能失效。 （4）执法资源充足性：需配置性别均衡的队伍，若女性城管缺位，策略实施难度很大。 Q4：本文对执法者说服过程的“情景剧”比喻十分巧妙形象，但这一比喻是否暗含着这一假设——说服过程是事先被设计好的？然而现实的执法场景十分复杂，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城管执法者如何引导双方互动按照“剧本”走向发展？ “情景剧”比喻并非强调完全预设的“剧本”，而是指执法者通过经验积累形成的策略框架，其本质是动态适应性的。在实践中，城管可能根据情境调整“剧情”： （1）灵活变通：若商贩激烈反抗，男性城管可能暂缓刚性措施，转而由另一名女性城管介入，形成“双柔”策略。 （2）即兴发挥：突发事件（如群众声援商贩）可能被转化为“干扰分心”子场景，执法者借势引导舆论压力。 （3）经验迭代：长期互动中，执法者会优化角色分工（如增加女性劝导频次）以应对新问题。 在文章中，其实专门交代：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一次典型的执法过程来聚焦分析。在不同的执法场景中，其实城管人员的“情景剧”会有所差异，但是策略框架总体是一致的，这也是我们称之为“模式化”的执法策略，具有相对稳定性。 Q5：文章认为性别分工是影响说服效果的一个关键变量。您在文中提及本案例中城管执法者男女比例为4:1，这也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不过由于女性城管占比较小，女性城管在劝导说服过程中的参与频率是否也会较低？在一些说服场景中，会否存在女性城管缺席的可能？我们可否将本文中的女性城管理解为一种象征，而并不一定是女性，有时一些男性城管也会扮演“唱白脸”的角色？ 性别分工的实质是利用社会建构的符号意义（男性象征权威，女性象征共情），而非绝对依赖直观的生理性别。在案例中，女性城管的高效参与确实依赖其数量（男女比4:1），但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刚柔对比”而非性别本身。 当然，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存在女性城管缺席的情况（不过，在我们观察的案例场景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不过我们后来也追问过类似问题，城管队员告诉我们，若女性城管缺席，可能出现两种替代方案： （1）角色转换：由气质温和的男性城管扮演“柔角”，但需克服社会认知偏差（如商贩对男性“刚性”的刻板印象）。 （2）道具辅助：通过制服、语言风格（如使用方言）柔化形象，弥补性别符号的不足。 因此，女性角色更多是“功能象征”，其核心是制造态度反差。但在当前社会语境下，女性天然更具亲和力优势，性别分工仍是成本最低的策略选择。 Q6：本文使用了心理学说服理论对公共管理问题进行阐释，您如何看待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我们在应用其他学科理论解释公共管理问题时需要注意什么？ 公共管理学科有其特殊的学科定位，它总体上强调“经世致用”，但又总是抱有理论发展的雄心。同时，从学科发展史来说，公共管理基本上是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母学科基础上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公共管理学科本身是高度开放，积极接纳学科交叉互动的。可以说，学科交叉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必然趋势。心理学理论（如说服模型）为解析微观互动提供了精细工具，弥补了传统研究对“人”的行为动因关注不足的缺陷。 但是，跨学科应用时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1）情境适配性：西方理论需结合中国基层的独特情境（如“人情社会”“官民默契”）进行本土化改造。 （2）理论整合：避免生搬硬套，应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法学）视角互补，例如将“情感迁移”与“符号互动”结合，增强解释力。 （3）伦理边界：心理学工具可能被用于“操控”而非“说服”，需强调公共价值导向（如保护弱势群体权益）。 感谢平台的提问，我们也十分期待与学界同仁进一步探讨相关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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