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地：嘉定（疁城）

早在195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就把嘉定确定为科学卫星城。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原子核研究所、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华东计算所、激光等离子体研究所以及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上海科技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等5所2名校嘉定落户，并集结了一大批中高级教学、科研专业人才乃至国家级的科技精英6000余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嘉定坚持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并于1993年在市级工业区——嘉定工业区内，和上海市科委共同创建了上海嘉定民营科技密集区。园区自创建以来，始终以推进科技产业化进程、优化嘉定产业结构为宗旨，积极吸纳、孵化国内外高科技企业和项目，逐步发展成为嘉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新高地。

园区在1995年被上海市政府确定为上海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区六园”中的一园。1998年经国家科技部批准，成为国家级高科技园区。2001年7月，作为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又被国家科技部和外交部联合发文批准为第二批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工业园区之一，为园区加强与世界各大科技园区联系，加快自身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2001年，经上海市政府批准，又在嘉定工业区内成立了上海光电子科技产业园，主要吸纳光电信息产业类项目。其产业规划主要包括光显示、光通信、光存储、特种光纤光缆激光加工和激光医疗等领域产业。

中国大陆生产的第一辆小轿车就诞生在嘉定的安亭镇，坐落在该区安亭镇境内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流的汽车生产企业，其生产的桑塔纳轿车行销全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依托大众，为其配套的一大批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已成为嘉定区的骨干企业，具备了强大的生产能力。此外，为进一步壮大汽车产业，目前我们正在抓紧建设集汽车生产、展示、销售、服务、F1赛车等功能于一体的上海国际汽车城，使汽车产业成为我区的特强产业，使嘉定成为上海市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历史上，嘉定文风经久不衰，明清时期，嘉定就出了3个状元，134个进士，979名举人。到了近现代，嘉定更是人才辈出，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吴学谦、钱其琛以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胡厥文、吴蕴初都诞生在这里。至今嘉定还完好保存的孔庙、秋霞圃、古猗园等众多的文化古迹，使嘉定处处散发出秀丽多姿的诱人魅力。最近几年建成的上海高尔夫俱乐部、东方巴黎高尔夫乡村俱乐部等一批现代化游乐场所，更使四方游客兴致盎然，流连忘返。

嘉定位于中国大陆经济龙头——上海的西北部的郊区之一，是建设中的上海国际汽车城所在地。东与宝山、普陀两区接壤；西与江苏省昆山市毗连；南襟吴淞江，与闵行、长宁、青浦三区相望；北依浏河，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建县于南宋嘉定十年，距今已有78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2008年底总人口103.42万。这里民风纯朴，文风鼎盛，风光秀丽，人杰地灵，素有“教化嘉定”的美称。近年来，在改革浪潮中，嘉定凭着特殊的区位条件和历史、人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诸多优势，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的外商前来投资创业，成为投资沃土。

嘉定区辖3个街道、7个镇，1个新区、1个市级工业区。分别是嘉定镇街道（区政府驻）、新成路街道、真新街道、菊园新区、南翔镇、安亭镇、马陆镇、徐行镇、华亭镇、外冈镇、江桥镇和嘉定工业区。

嘉定曾统名疁城，1946年至解放前夕，嘉定镇曾名疁城镇，直到现在还有人把嘉定镇称为疁城或古疁。其实疁城原来是个乡，位于南翔之北，马陆之西，嘉定南门之南，曾名桑园之处，建于秦代，后城废，当时属会稽郡娄县。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娄县分设信义县，疁城乡属信义县。梁大同二年（公元536），信义县又分设昆山县，疁城乡属信义郡昆山县。陈（公元557—589）属吴州昆山县。隋开皇九年（公元589）。隋昆山县撤并，属苏州吴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复置昆山县，属苏州昆山县。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属吴州昆山县。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属吴郡昆山县。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属苏州昆山县。五代吴越（约公元907—960），属中吴府昆山县。宋政和前（约公元960—1110）。属苏州昆山县。宋政和至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111—1217），属平江府昆山县。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218年1月7日）从昆山县中划出，以年号为名，设立嘉定县，县署就设在练祁市，即现在的城区。元元贞二年（公元1296），嘉定县一度升为嘉定州，属平江路。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属太仓州，划出东部设立宝山县。

嘉定别称疁城。疁城，有时指嘉定全境，有时则仅指嘉定县城，即今嘉定镇。疁城的发现并被记载，及后来成为嘉定历史的记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今存明清时期《嘉定县志》俱载，元代元贞二年（1296）嘉定从县升为州后，在嘉定城南门外今众芳桥一带修筑校场（即演武场）时，于其地发掘出唐代咸通三年（862）的《庄府君墓志铭》，铭文上写着该处的地理信息是：“昆山县东一百里伍家冈身，疁城乡横沥水西八十步。”

清光绪《嘉定县志》卷三十一"杂志"上《古墓·唐》所载“庄府君墓”条

这一重要发现，引起了同时期嘉定重要学者秦辅之（？～1321）的关注，他在编撰嘉定第一部地方志书《练川志》时把它慎重地记载了下来。这部志书的手稿在秦辅之去世后一直由他的家人保管着。在秦辅之去世40年后的至正二十一年（1361），秦辅之的儿子秦良请当时客居嘉定的著名学者杨维桢作序后刊行于世。《练川志》今不存于世，但杨维桢的《序》保存了下来。《序》中开篇即说：“吴郡（苏州），东南大都，为其属邑有嘉定，岸海为州，与昆山邻，即古之疁城也。”

《练川志》的刊行，使“疁城”第一次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过了18年后的明洪武十二年（1379），昆山人卢熊编纂的《苏州府志》刊行于世，其于卷第一《沿革》之“上嘉定县”条说：“嘉定在府东一百四十里，唐昆山县之疁城乡。”

《苏州府志》的问世，使得“疁城”在世人的心中的印象得以加深。及130年后的正德四年（1509），时任嘉定知县陈渊延聘苏州著名学者都穆纂辑的《练川图志》修成刊行，他在《建置》中直言：“嘉定为苏州属县，去府东一百四十里，唐昆山县之疁城乡。”因地属唐時之疁城乡，故将“疁城”代指嘉定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嘉定在唐代时属于苏州的昆山县，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析昆山县的东部建立新县名嘉定，而嘉定建县时的县治所在地练祁市即在唐代时昆山县的疁城乡范围内。于是“疁城”这一地名，便自然地与嘉定县及嘉定县城有了一种历史地理上的亲缘关系。明代苏州学者吴宽（1435—1504）在成化十一年（1475）曾为嘉定学者徐忭biàn撰写《乡贡进士徐君墓志铭》，并于弘治八年（1496）又为徐哻hān撰写了《明故朝列大夫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徐君墓志铭》（两铭俱载《嘉定碑刻集（中）》），在铭文中说徐忭去世后“葬于疁城西项泾之阳”，而言徐哻则谓其“疁城是居”。这里的疁城指嘉定县城。该两通墓志作为目前已知最早言及疁城的石刻文献，可以推知当年吴宽一定是有机会看到了《练川志》或《苏州府志》，并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唐曰疁城乡”（清邑人张陈典《寻疁城故址》）的历史记忆。到了嘉靖时，邑人徐学诗作有《谒少司寇归公（有升）墓》诗，中有“司寇孤坟何处所？古疁城外柏青葱”之句，及万历时，邑人徐允禄的《赠孝子高起龙》诗，则有“疁城之东大聚落，土民罗店海潮薄”句。于是也可知在《庄府君墓志铭》出土后的二百余年间，藉着《练川志》《苏州府志》的刊行、文人之间的交往并其诗文的传播，疁城代指嘉定县城已成为一帮文人学者的集体记忆了。

然而疁城更多的是指代嘉定地区。明万历年间嘉定知县陈一元有《疁城即事》诗云：“海上耕耘邑，输将恃有年。如何梅雨涨，乃在麦秋前。浪拥失高陇，潮平接远天。余惭刍牧者，一望一洏涟。”（我很惭愧自己像放牧的牛羊一样，只能远远地望着那片水波涟漪。这句话出自《真如寺》）明末清初侯岐曾著有《疁城救时急务》、清初许自俊等有《疁城舆诵》、康熙时知县赵昕、学者苏渊先后作《疁城赋》，其所述内容都是就嘉定全境而发。康熙时嘉定县内又有侯开国、张僧乙、李圣芝、赵俞、孙致弥、王畮、张云章、王度八学者，以经史之学闻名当时，时人誉之为“疁城八子”。可知在明万历至清康熙的百年间，以疁城指代嘉定全境，显然寓涵着某种风雅的意味。

疁城又简称疁，并因使用者身份而有不同，如称疁邑、疁邦、吴疁、吾疁等。清初张云章《赠（龚）大荫诗》有“疁邑名家忠义门” 句，雍正时赵向奎有《嘉定县儒学尊经阁记》有“疁邑士文而秀”句，清初陆时隆著《疁邑人物考》，雍正、乾隆时秦藻辑有《疁邑文人小传》，赵拯《盐铁风帆》诗：“三吴水利首三江，大海奔涛向此降。盐铁论开思汉诏，灌输泽远被疁邦。” 这里的疁邑、疁邦，指嘉定县。明末清初朱子素著有《吴疁文献》，清侯开国辑《吴疁诗钞》、吴轩翅、俞铸编《吴疁文征》、《诗征》、张崇傃有《吴疁水利图说》、徐玉瑛辑有《吴疁画雅》，这里的吴疁指嘉定县旧属吴地。清初林大中《过李长蘅檀园》诗：“吾疁四君子，先生居其一。”这里的吾疁是言我们嘉定我们疁城。旧时客居嘉定的学者文人，则雅称嘉定为疁，并以“疁”来命名自己的作品，如清初许之渐著《客疁草》、严津有《客疁诗集》、赵澐有《寓疁诗钞》等。清初时嘉定县学教谕周建鼎有《疁庠八景》诗，这里的疁庠指的是嘉定县的学宫（孔庙）。可知单用“疁”时，即是指代嘉定地区。

近代以来，疁城慢慢地成为嘉定县城的代名词。1939年，嘉定县公署编纂印刷的《名人书画及风景古迹画册》中有《疁城远眺》一照片，于其说明可知，其时称嘉定城为疁城。

《疁城远眺》（1939年嘉定县公署编《名人书画及风景古迹画册》）

1946年，嘉定县城所在地改名为疁城镇。虽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疁城镇先后改称城厢区、城厢镇、嘉定镇，然而在老人们的心中，疁城就是指嘉定镇。1949年后，嘉定镇地区先后出现了许多以“疁城”冠名的学校、企业，如疁城小学、疁城中学、疁城照相馆等，现在镇区还有疁城实验学校等。

近几十年来，社会发展迅速，然而人们对于疁城的遥远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淡忘，而是深深地埋在了嘉定镇人的集体记忆里，成为新时期嘉定城市更新中可贵的文化基因之一。疁城自古就是嘉定的别称。“疁”字较为冷僻，不常见，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疁，烧种也。”

由此可以联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嘉定先民在冈身以西进行狩猎活动的时候，通常用火驱逐野兽，常会把长满了野草杂树的猎场烧成空地，从而为农耕开辟了合适的场所。很像《诗·大雅·旱麓》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瑟彼柞棫，民所燎矣”，人们在生荒地上进行了第一遍火耕以后，在开垦出来的熟荒地上，火耕仍然会持续下去。

由于冈身以西，原来是经过葑淤成陆的沼泽地区，变成了水田，又有利于使用水耨的方法，“火耕水耨”在古代嘉定是一种先进的农耕技术。在铁质农具普遍使用之前，长江三角洲的疁田可能比黄河流域要更先进一些。上海地方史专家吴贵芳对疁田很高的评价，他在《娄·华亭·上海》一文中说疁城是“疁田的集中区”。这样看来，嘉定的疁田与疁城不迟于春秋战国时期，或许会更早。司马迁在《史记》也有楚越之地或火耕的说法。

关于嘉定疁城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之明正德四年（1509），学者都穆在《练川图记·唐庄府君墓志铭》中写道：“府君讳泰，冯诩郡人。咸通三年葬于昆山县东一百里伍家冈身，疁城分横沥水西八十步。”元至元六年（1340）会稽杨维桢为秦辅之编纂的《练川志》作的序言中说：“吴郡东南大都为其居邑，有嘉定岸海为州，与昆山邻，即古之疁城也。”秦氏《练川志》已佚，杨维桢的疁城之说，很可能也来自庄府君墓志。都穆在其自序中有“邑仕沈湘家藏秦志，多知古实，复能以赞予。”

那么，古疁城遗址在嘉定的什么地方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首先，明嘉靖《昆山县志》：“疁城即古疁县治，今属嘉定县地，名娄塘，初名疁塘，后避钱镠讳改名娄塘。”这个说法缺乏史料依据和考古佐证，可能是误推。据唐代陆广微所撰写的《吴地记》载：“娄门，本号疁门，东南，秦时有古疁县，至汉王莽改为娄县”，宋代范成大的《吴郡志》记载：“娄门，秦娄县所置，又谓之疁，今谓之昆山。昆山县东北三里许，有村落名娄县，盖古县治所寓也。”显然，这个疁县就是今天的昆山县，不是今天的嘉定县。

其次，龚弘编撰的明正德十六年（1521）《嘉定县志》，记载了嘉定县城南二十里的一座古城址：“周围二顷，中有殿址，旧传风雨之夕，尝闻音乐或见仙女环走。未详何人所筑，或曰之高教场于此。”龚弘将遗址说得十分神秘。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杨旦监修的《嘉定县志·古迹》中，称该处“疑即疁城”。

再次，清嘉庆封导源《马陆里志》引用杨志达《秦疁城考略》：“嘉定城南十二里马陆村系古县治，道旁有古庙遗迹，其砖不可动，动则有灾。今御渡桥为古南门，石冈门为古北门。县治则东西，地名桑国者是。”

还有一种说法是：清嘉庆《方泰志》确认“疁城故址在方泰南一里，县西南二十里，地名城头村，今讹场头村。村人往往于土中得古砖为砚。”该志作者王初桐着书四十种六百三十二卷，是一位著名学者。

诗里描绘的疁城也应该是方泰的场头村。1991年疏浚蕰藻浜时，在与盐铁塘交汇处的场头村挖起了大量墙砖。1997年当地农民在场头村稍北处挖渔塘又挖出许多墙砖，有关人士将其中四块砖送往上海博物馆考古室化验，测得砖龄距今九百年左右，断定为北宋初年遗物。但从嘉定成陆开发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看，认为场头村就是疁城县的说法尚缺乏科学依据。

由此可以确定，疁城不是嘉定的县名，仅是一个乡名。这个乡十分古老，至近到唐代，疁城即已作为昆山县下属的乡名，被正式使用。而在嘉定建县后，人们就将疁城作为嘉定的别称使用，一直沿用。

明末清初，除了称嘉定为疁城、疁邑、古疁外，一些文人雅士也有称嘉定城为疁城的，疁城被广泛地使用。明代文人学者侯岐曾著有《疁城救时急务》。清赵晓荣著有《疁城文献录》。清代文人学者张铭等八人合称“疁城八子”。清代学者钱大昕和钱坫被包世臣称为“疁城二钱”。清名医篆刻家杨谦自署 “疁城小隐”。清嘉庆年间的刻书坊称疁城万春堂。

清代文人许自俊著有《疁城舆诵》。清代篆刻家邓石如刻有一方“疁城一日长”印章。“疁城”简称为“疁”。《疁报》是清末民初嘉定报纸。民国有《疁南旬报》、《疁声》、《疁北》、《新疁半月刊》等。嘉定城西称为“疁西”。嘉定城东部称为“疁东”。殷铭编有《疁诗偶刊》。嘉定置县，故又称“疁邑”。清陆时隆著有《疁邑人物考》。清秦藻著有《疁邑文人小传》。陆陇其曾为嘉定县令，故清黄维玉著《陆清献公莅嘉遗迹》一书中嘉定县常写为“疁邑”。

《吴地记》：“娄门本号疁门，东南秦时有古疁县，至汉王莽改为娄县”，嘉定曾是古疁县属地，故又名“古疁”。明代画家张彦作画落款喜写“古疁张彦”。明有藏书者书印为“古疁挹百城楼主人珍藏书画记”。《说文统释自叙注》一卷撰者为“古疁钱大昭”。民国三十二年（1943），勤业中学校歌歌词有“古疁文化邦，忠节侯黄，学业钱王，历史有荣光”。古疁城乡属吴地，故嘉定又称“吴疁”。明医家柯集庵署“吴疁人”。

状元王敬铭祖父王翃署吴疁东皋人，王敬铭又号“吴疁”。明末清初朱子素著有《吴疁文献》。清侯开国编有《吴疁诗抄》。清俞铸、俞源父子分别编有《吴疁文钞》、《吴疁诗征》、《吴疁诗钞》。清吴轩翅、张崇傃著有《吴疁水利图说》。清吴锦城著有《吴疁画雅》。《论语评》八卷署作者吴疁吴庄。清画家周笠落款常钤印“吴疁人”，署“吴疁周笠”。

疁也被历代文人学者广泛使用到文艺作品中，如明末文学家吴伟业有《疁土歌》，其中有“疁土不宜禾，疁民素称朴”的诗句。康熙时期的文人严我斯有歌颂嘉定清官知县陆陇其的诗歌《疁水谣》，其中有“疁之水兮清且涟，疁之水兮清且漪”等等。1946年至1949年，嘉定城曾改称为疁城镇，直至今天。嘉定仍别称为疁城。

《练川图记》由明正德年间都穆编纂。都穆（1459一1525），字玄敬，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金石学家、藏书家。弘治十二年（1509）进士，曾任工部主事、礼部郎中、太仆寺少卿等官。著有《金薤琳琅录》、《南濠诗话》等。都穆的《练川图记》是嘉定第一部存世的县志，全书分上下两卷，有建置、城池、山水、风俗、坊巷、乡都、水利、文士、识杂等二十五目，附图三张，约一万八千字。

吴伟业（1609一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左庶子等职。清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北上，次年被授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清顺治十三年（1656），以奉嗣母之丧为由乞假南归，此后不复出仕。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与嘉定关系密切。有《吴梅村全集》存世。

嘉定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古漪园、孔庙等众多旅游景点。2012全年接待游客796万人次，与2011年基本持平；实现旅游直接收入19.4亿元，同比增长20.2%。全区星级宾馆13家，客房数1565间，出租率56.7%。旅行社46家，全年接待游客92万人次。全区共有A级旅游景点6家，其中4A级景点4家，3A级景点2家。

古猗园位于上海市西北郊嘉定区南翔镇，离市中心21公里，是上海最古老的揽胜之一，也是江南名园之一。古猗园，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原名猗园，取“绿竹猗猗”之意而名。由明代嘉定竹刻家朱三松精心设计，以“十亩之园”的规模，遍植绿竹，内筑亭、台、楼、阁、榭、立柱、椽子、长廊上无不刻着千姿百态竹景，生动典雅。清乾隆11年(公元1746年)，拓充重葺，此时更名古猗园。

完工的第四期修缮中，柳荫桥亭作为老园区和东部青清园的分隔和过渡，经过屋面清扫、油漆破损修补后已焕然一新。整座亭桥具有明清园林建筑的风格，桥与亭相结合，古朴幽雅。

穿过柳荫桥亭，步入明清园林的历史空间，一座双亭合璧式楼阁——鹤寿轩映入眼帘。鹤寿轩位于荷花池东岸，凭栏可西望普同塔，由建筑学家齐康院士参与设计。

鹤寿轩的屋面破损情况不严重，因此第四期工程主要根据历时照片将圆洞门还原为寿桃洞门，同时修复了屋角年久风化的仙鹤泥塑。

“泥塑是江南园林典型的装饰元素，仙鹤神韵的重点在于喙的塑造，所以特别邀请了苏州传统泥塑非遗传承人按照历史照片进行修复。”

除了鹤寿轩的屋角泥塑，根据园内泥塑现状留存和风格特色，大修共修复了白鹤亭、缺角亭、绘月、不系舟、鸢飞鱼跃轩等建筑上超过100个泥塑，生动还原了当年的工艺。

再往里走，便来到了曾是古猗园主厅的逸野堂。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逸野堂被日寇侵占，沦落为马厩，摧毁严重，仅存的楠木砖瓦更遭偷窃，只剩建筑基座。修缮团队采用了当时的材料和建造工艺，以钢筋混凝土为主体结构，小木作采用木构件或木饰面外包，建筑整体仿造明清风格，保留了古典园林建筑的风貌和特色。

逸野堂以钢筋混凝土为主体结构，但修缮团队采用了由桐油和生漆熬制而成的广漆作为油漆材料，仿制天然木纹。广漆工序考究繁复，修复一根柱子需要反复批、磨，共12道工序。

伏虎庙得名由来，已无从稽考，猜想大概嘉定境内真有虎患，故立庙以镇之。在王春瑜先生的《明清江南虎踪》和刘正刚先生的《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两文中，都详实搜罗了典籍中关于江南一带虎患的情况，从侧面进行了佐证。如明代《虎苑》记载，嘉靖三十二年有虎渡太湖进入苏州府吴县花山竹坞，“食人不去”。松江府也是虎患多发地，据《巢林笔谈》卷4《虞山有虎》载：明弘治十二年“有姚某渡吴淞江遇虎，以虎足陷浊幸免”。嘉靖十七年“虎夏至，足迹遍三四里。即吴淞一处，虎凡三见”。另据正德《松江府志》卷32《祥异》记载：正德四年松江已发生“虎食人”惨案。据《嘉定县志》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嘉定县隶属于苏州府，而苏州府毗邻松江府，足见嘉定当时却有虎患。从伏虎村当地老人口中得知，伏虎村内的伏虎庙为南伏虎庙，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时间往前倒推500年正是明正德年间。另外还有一个北伏虎庙即原来的伏虎司祠，也是华藏禅寺的前身，现位于华亭镇塔桥村。

因时代变迁，南伏虎庙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传说故事被老百姓口口相传。狄仁杰伏虎的故事虽是民间奇幻杂谈，已无从考证，但它歌颂的善良和正义，寄寓了历朝历代普通民众的心声和愿望，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浏河岛位于嘉定区唐行镇，东临长江口，面积108公顷。岛上气候宜人，空气清新，花果飘香。经过10年的开发，已育成森林绿化27公顷，种植各种花木84种，达10万余株，形成银杏、桂花、罗汉松、香樟、广玉兰、腊梅、紫薇、水杉等林园20个。一年四季，遍地红花绿叶。岛上的别墅群，建筑新颖别致，与状元楼、潜研堂古今兼容，相映成趣。

嘉定孔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素有“吴中第一”之称。孔庙内设嘉定区博物馆。门前为东西甬道，甬道东西均有牌坊，名为育才坊和兴贤坊，面对孔庙大门的牌坊叫仰高坊。沿汇龙潭有石柱，柱顶上刻有姿态各异的72只狮子，用于代表孔子72个最优秀的学生。进们是潘池，在往前是大成门。大成们前有龟座7只，背负大石碑，记载着13世纪以来历代修建孔庙的情况。孔庙内设有“考场”，向游人介绍古代的科举制度。

南宋嘉定十二年，嘉定首任知县高衍孙始建嘉定孔庙。此后，自南宋淳祐九年至清末，嘉定孔庙陆续修缮、增扩、重建达７０余次。塑圣像，凿泮池，树仰高、育才、兴贤坊，增扩应奎山、汇龙潭，建明伦堂、当湖书院等，规模不断扩大，以至“明堂开敞，可容万马”，最终形成全国罕见的庙、学、书院三者合一的建制，被誉为“吴中第一”。目前，嘉定孔庙是上海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也是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县级孔庙。２０１３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保护嘉定孔庙结构安全、历史风貌，继续发挥其文物价值，2023年５月嘉定孔庙启动修缮工程，对庙祀前区、庙祀主区、儒学片区、书院片区四个区域分别进行专项修缮。历时167日。

孔庙内，核心建筑大成殿深刻诠释了孔子与孔庙的关联，充分展现了古建筑庄严仪式感，使古老文明焕发新活力。当湖书院被定位为科举文化创新与传承的核心展示平台，新增设社教体验区与智慧展区，依托先进数字技术，深度挖掘并强化嘉定孔庙的教育潜力。而改陈后的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建筑总面积达到2270平方米，展出文物及辅助展品300余件（套），其中不乏一级品等珍贵文物若干件。修缮后的孔庙将继续在未来焕发新姿，向世人展现其独特的历史魅力和文化底蕴。

仪式共分为金声玉振、进业弘道、大成至礼三个篇章，并启动“嘉定区文博研学旅项目”和“吾嘉同庆　振德育才”主题系列活动，“嘉定孔庙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揭牌成立。

汇龙潭（现位于上海嘉定区南大街）于明代万历十六年（1588）所建，自北向南有五条河流汇集而成，应奎山坐落潭中，绿水怀抱，宛如一颗明珠，自古有五龙抢珠之称，汇龙潭因此而得名。园内布局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南部是应奎山和汇龙潭组成的自然山水风景。登上应奎山的四宜亭，俯视四周，魁星阁、玉虹桥、碧荷池、打唱台等尽收眼底。“打唱台”是一座金碧辉煌、精雕细刻的“百鸟朝凤”台，始建于1888年，为上海闸北区钱业会馆里的一座戏台，1976年迁入此园。公园的北部景点相对集中，有碎玉泉、夕照亭、芭蕉小院、玉莲池等，错落有致异常精巧。此外，园内还有建于1885年的怡安堂；建于1886年的缀华堂；建于13世纪的万佛宝塔和畅观楼、九曲桥、嘉乐亭等。

秋霞圃位于上海嘉定区嘉定镇东大街，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明代园林，由明代龚氏园、沈氏园、金氏园和城隍庙合并而成，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秋霞圃始建于正德、嘉靖年间（公元1506年—1566年），是当时工部尚书龚宏的私人花园，园内有松风岭、鸟语堤、寒香室、数雨斋、桃花潭、洒雪廊诸胜景。

清初龚氏子孙衰微，园归汪姓，始名秋霞圃。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改归城隍庙。乾隆中，与东邻沈氏东院合并，改建为城隍庙后花园。后多次遭破坏，现存建筑多系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以后重建。园内建筑大多建于明代，而城隍庙则可以上溯至宋代，是上海地区最古老的园林。秋霞圃以清水池塘为中心，石山环绕，古木参天，造园艺术独特，分桃花潭、凝霞阁、清镜堂、邑庙等四个景区。

桃花潭景区的池上草堂，有“一堂静对移时久，胜似西湖十里长”的赞誉。堂南的一副对联：“池上春光早，丽日迟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草堂霜气晴，秋风飒飒，水流花放，疏雨相过。”此联将秋霞圃春秋两季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凝霞阁景区的“环翠轩”轩西有复廊式“碑廊”，上集明清碑刻17方。从西门入园，院内森桂轩的四周遍植桂树；轩南置明代遗物“三星石”，分别取名“福、禄、寿”；园内还有一“涉趣桥”，建于公元1921年。小桥连接曲径北岸，横跨幽泉清溪。如此灵巧古老的园林桥全国罕见，在上海堪称一绝。

秋霞圃位于上海嘉定区嘉定镇东大街，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明代园林，由明代龚氏园、沈氏园、金氏园和城隍庙合并而成，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

秋霞圃始建于正德、嘉靖年间（公元1506年—1566年），是当时工部尚书龚宏的私人花园，园内有松风岭、鸟语堤、寒香室、数雨斋、桃花潭、洒雪廊诸胜景。清初龚氏子孙衰微，园归汪姓，始名秋霞圃。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改归城隍庙。乾隆中，与东邻沈氏东院合并，改建为城隍庙后花园。后多次遭破坏，现存建筑多系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以后重建。园内建筑大多建于明代，而城隍庙则可以上溯至宋代，是上海地区最古老的园林。

秋霞圃以清水池塘为中心，石山环绕，古木参天，造园艺术独特，分桃花潭、凝霞阁、清镜堂、邑庙等四个景区。桃花潭景区的池上草堂，有“一堂静对移时久，胜似西湖十里长”的赞誉。堂南的一副对联：“池上春光早，丽日迟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草堂霜气晴，秋风飒飒，水流花放，疏雨相过。”此联将秋霞圃春秋两季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凝霞阁景区的“环翠轩”轩西有复廊式“碑廊”，上集明清碑刻17方。从西门入园，院内森桂轩的四周遍植桂树；轩南置明代遗物“三星石”，分别取名“福、禄、寿”；园内还有一“涉趣桥”，建于公元1921年。小桥连接曲径北岸，横跨幽泉清溪。如此灵巧古老的园林桥全国罕见，在上海堪称一绝。

秋霞圃布局精致，环境幽雅，小巧玲珑，景物与色彩的变化都不大，好象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秋意，让人充满着诗情画意的遐想。

南翔自明代起就是一个大型商业集镇，位处棉花、土布盛产地之中心，移民来自八方，姓氏众多，来历复杂。但大批徽州和洞庭山商人为商而来，则是南翔姓氏来历上的一大特点。据1987年调查，共有姓氏320个。

郁氏根在河南浚县一带，何时来南翔难以详考。但从志书和古籍中尚能看出个大概。清嘉庆《南翔镇志》载：“张司马，童时，就外傅，屡过西境土神祠”。又清咸道年间陈墨荪《槎浦棹歌》中写道：“西境社祠在郁家观音堂，前明张中丞幼时往来祠中。”引文中“西境社祠”“西境土神祠”，即郁家祠堂，俗称郁家观音堂或郁家庙，在今南翔镇西部红翔村境内。祠堂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砖瓦木材移作他用。引文中的张任，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广西巡抚，死后朝廷追封其为兵部左侍郎，生于嘉靖二年（1523）。据此推测，郁氏先人最迟在明正德年间已经定居南翔，至今已逾480多年。

清乾隆十二年（1746）郁遇春出生，他在应天乡试中考取举人，后来还得了个太常侍博士的头衔。郁遇春有两个儿子，长子郁润桂，字淮林，号馥山；次子郁润梓，字晋卿，号莲塘。当郁润梓6岁时，父亲患急病去世。乾隆五十年（1785），年仅13岁的郁润桂眼看家庭陷入困境，决定放弃读书科考机会，带弟弟到当时已繁华的上海闯荡。兄弟俩闯进码头边某沙船号，乞求主人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地。

南翔双塔相传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有农民坌地得一石，常有两鹤飞来伫立石上，有借人募化建寺，寺成后鹤南飞而不复返，故名南翔寺，镇也由此得名。而南翔双塔位于南翔镇大街，是上海古塔中的老寿星，也是我国砖塔中的珍品，建于五代至北宋初年，原建在白鹤南翔寺山门内两侧。

沙船主吩咐下人先煮上两碗馄饨，让他俩充饥。吃完后，老板就问他俩“你们刚才吃了几只馄饨？”机灵的郁润桂立即报出吃了22只馄饨，而年幼的郁润梓只顾填满饥肠，根本没有想到吃馄饨还要数只数。于是郁润桂被老板留下。

在近十年的奋斗中，他积蓄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在上海成了家。为了感谢他十年来对沙船行的贡献，东家送给郁润桂一条沙船作为贺礼。成家后的郁润桂决心自己开设一家沙船行。他的丈人富商唐树宗十分支持，也拿出相当的资金。于嘉庆元年（1796）郁润桂的沙船行郁森盛商号正式开业。郁润桂的弟弟郁润梓（于光远先生的祖父的祖父），当哥哥独立开沙船行后，就到沙船行帮忙。兄弟俩合力打理沙船行的生意，使郁家沙船行业务蒸蒸日上。人称“南翔沙船郁家”（大、小）。

郁润桂之长子郁彭年，字尧封，号竹泉。在清道光六年（1826）郁润桂逝世后，郁彭年经营了又20年，郁森盛商号便成了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沙船行，郁家成了上海的首富，他还兼任上海商船会馆的总董。大概在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郁彭年在今乔家路重建郁氏大院，内有轿厅、礼厅，另设有戏台，据说他家的门槛是用黄金铂包的，门钮和窗搭钩也是用金子做的。台湾作家高阳在小说《红顶商人胡雪岩》中有这样的描述：沙船郁家“新近在小南门造了一所巨宅，崇楼杰阁，参以西法……算是沪上八景之外另一景。”郁润桂、郁彭年父子发迹靠的是经营沙船，也就是搞海外贸易。把中国货物向北运到日本、朝鲜，向南运到爪哇、越南、菲律宾这些地方出售，再从那里办货，运回国内贩卖。出洋时投资白银1000 两，回来后可获利3000两到 4000两。据说郁家最发达的时候，拥有沙船百余艘，并开设商号钱庄、典当等数百家，企业遍布申城，分号遍及松江、太仓所属各县，已经具备了近代商业“—业为主，各业并举”的理念。富可敌邑的郁氏家属得了个“郁半城”的称号。

郁润桂次子郁松年，字万枝，号泰峰。彭年去世后，郁家产业就由郁松年经营。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郁松年曾出资15万两支持小刀会。清军收复上海后，政府以资敌嫌疑，令罚银20万两修葺城墙。之后又自愿助银20万两救济难民。清政府拟加奖励，郁家坚辞不受，唯请求每科为上海县学增加10名秀才，以选拔苦学有才之子。人们把这新增的文童和武童，叫做“郁家秀才”，这些秀才中取之后，都要到郁松年那里磕头谢恩。据《红顶商人胡雪岩》说，胡雪岩为了今后在上海求得更好的发展，把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分别嫁给郁松年的孙子和曾孙。

此外，郁松年还担任过上海同仁、辅元等慈善机构的董事，除了捐赠巨款，用以救济贫穷船员外，还经常为贫民捐助义冢及棺木，并捐款设立育婴、果婴、善婴等善堂。郁松年爱好读书，藏书达数十万册。为了能使宋元孤本再传于世，他亲手校勘后出资刊印《宜稼堂丛书》，抢救了不少珍稀古籍，如宋代大数学家秦九韶、杨辉的算书，宋代单常和元代郝经的两种《续后汉书》。晚年，经清政府批准，与同行合作制机铸银元，分一两、半两两种，为中国最早之商铸银币，便利上海及江南一带货币的流通。

秋去冬来，斗转星移。1984年初夏，上海的南翔沙船郁家后人于光远先生（原名郁钟正，于光远是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逾古稀，不远万里，来南翔寻根认宗，终因人世沧桑巨变，郁氏故园已无法辨认。后在有关方面的关心下，终于在封浜（今属江桥）南郁村找到了郁姓族人。据80多岁的郁氏老长辈讲：郁家老宅本在南翔境内（今老翔黄路北隧道口），1904年因清政府筑沪宁铁路，搬迁至此。因他们来自南翔郁家老宅，以示不忘其本，故名南郁村。从上述郁家的变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江桥南郁人是于光远先生的同族本家。南翔乃是迁居上海的南翔沙船郁家和江桥南郁人的祖籍和发祥地。

在上海发展史上，上海的南翔沙船郁家为繁荣早期上海经济作出过贡献；当代的于光远先生，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设起了促进作用。这是南翔郁氏的骄傲，也是南翔的骄傲。

清光绪《嘉定县志》载，嘉定故城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首任知县高衍孙，初为土城。元至正十八年（1358）改用砖石重筑。明代多次增筑。故城平面略呈圆形，周长约7250米，高约9米，基广约16米，顶宽9米余，设敌台33座，雉堞2513垛，守铺36座。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东、西、南、北四水关，以及内堑、外濠护城河。民国后城墙逐渐被拆毁，现存西城墙、南城墙等数处残墙和墙基，西门、南门二座水关，以及环城周围的护城河。南城墙在南大街南端东西两侧，西侧残长100余米，残高5米，宽近6米，顶部间有金砖，金砖一侧戳记“直隶苏州等府管工官通判蒙佾，县丞汪安泰，小甲上户陶叔进自造，进字记。嘉靖拾陆年夏季分造一尺柒寸方砖。”东侧残长10余米，残高5米左右。嘉定城墙，历史上在为抵御外敌，特别是防御倭寇侵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城墙遗存，为研究嘉定城市建设发展、人文历史、军事防御等提供了重要实例。2000年11月公布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4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定并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外冈镇葛隆村村民董荷娣在翻修房子时发现了一块木匾，上面雕刻着“巡抚盐漕部院官盐”等字，历经岁月沧桑，仍散发出古朴典雅的气息。

经过嘉定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初步鉴定，推测这块“巡抚盐漕部院官盐”的牌匾是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官府颁发给盐店的类似于售卖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的证明。该牌匾右上写着“两浙江南盐运使司于光绪十八年详奉”，右下是“保商顾言、吉开泰”，左上表明了“宪烙”，左下注明了“给第二十号镇洋县葛隆镇地方盐店沈泰来”。目前，该牌匾已转放在葛隆村村史展厅暂时保存，将由专家对其作进一步考证。

“我们在翻修老房子整理阁楼的时候发现了这块木匾，看着像是文物，第一时间就送到村委会了。”董荷娣说。据了解，在江南水乡，运盐依靠水路码头，沿着河流一线，运商云集，修建了大批经营盐贸易的店铺，但清朝政府规定，禁止贩卖私盐，特别设立了巡抚盐漕部院负责盐税的征收、盐业的监管以及漕粮的运输和调配等事务，运盐商户必须在官方备案才能经营。所以，清朝的盐户首先要获得朝廷巡抚盐漕部院批准，再拿到由所在地的盐运使司发放官盐木质招牌，即“巡抚盐漕部院官盐”牌匾，才能进行买卖。

“桥西葛藤茂盛，桥东生意兴隆”，位于江畔的葛隆便是依托着西汉吴王刘濞利用娄县一带水陆交通运送盐铁开凿的盐铁塘（即盐铁河），在明成化年间形成集市——吴公市，并延续到清朝、民国时期。此次巡抚盐漕部院牌匾的发现，不仅再次印证了外冈镇葛隆村在清代商业中的重要地位，更是中国古代盐政和漕运管理的重要历史见证。

目前，外冈镇葛隆村共有１１个嘉定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点，包括盐铁塘、明成化十年的药师殿和民国时期的张氏住宅等。此外，周泾村最近还发现“朱家桥”的旧桥板也存在一定历史价值，经过嘉定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初步鉴定，该桥板大概可以追溯到嘉庆二年，目前暂时存放在桥原址附近的村民住宅旁，等待专家对其作进一步考证。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嘉定出现各种式样的洋房。至1949年前，嘉定的老洋房曾多达46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18幢由居民居住外，其他均交由医院、托儿所、学校、派出所等使用。

坐落在金沙路的汤致和洋房（汤家洋房），始建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现在嘉定血站内。汤家洋房占地6.32亩，为欧式二层楼房，共12间，另有假三层披屋两间，连接平房7间。整幢建筑90%为花园，是典型的大花园小洋房。

约建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王杏年洋房位于张马弄西面，占地180平方米，房屋面朝东南，砖混结构，西式多角形二层楼房，立面三段划分。底层为门厅，二层外挑阳台，无花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王杏年洋房为嘉定县的银行职员租住，后由其他居民居住，曾长期作为律师嘉定图书馆70建筑06事务所，现已立牌保护。

位于北大街的朱家洋房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建筑面积约2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面宽六间，砖混结构，一层清水外墙，二层水泥拉毛，印花釉面地砖。其北面的陈鹿萍洋房，两者的风格迥异。陈鹿萍洋房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开建，翌年竣工。占地6亩，为三层、四开间楼房，房前有花园，内有花台、湖石、树木等。这两栋洋房现均位于今嘉定区中医医院内，并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加以保护。

陶继渊是民国时期嘉定著名实业家，也是上海滩上名噪一时的“股市长枪将”。其位于西门外近侯黄桥处的“陶家洋房”为水磨青砖外墙、中西合璧的建筑，墙门采用老上海石库门样式，中央上方有一个仿照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样式设计的椭圆形凸出图案，突显了主人的“股市情结”。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了陶家洋房，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魔窟。

此外，还有高介人洋房、潘仰尧洋房、蒋家洋房，以及已经消逝的姜家花园、葛家洋房等，对于研究嘉定建筑历史具有一定意义。

在嘉定镇街道的南门至北门间，还分布了不少老洋房。南门内的陈德昌洋房（南大街124号）十分显目，房屋座西朝东，占地近1325平方米，为中西式三层楼房，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建造。外面为石库门，四开间，五进深，大小房间不下50间，其间有便弄沟通。各棣结构不同，其中一、二棣为四开间平房，三、四棣为三开间的三层楼房，便于通风和采光，朝南均为大间。三楼顶有四根立柱的晒台，方便人们晾晒衣服，远看如倒放的八仙桌，在周围建筑群中，可说是鹤立鸡群了。日寇占领期间，曾用作广播台。

民国三十四年（1945）12月，秦致千创办《嘉定民报》，初由新光明印刷公司承印，后来《嘉定民报》社社长秦致千与顾旭初集资，借用陈德昌家，开设了“嘉定印务局”，专门承印《嘉定民报》。

坐落在小学桥弄东（现金沙路西255号内）的汤致和洋房（汤家洋房），建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汤致和（颂蟾）钱门人，是嘉定华兴永电灯公司出资人，原住在长宁区电影院对面，靠股票获利后，回嘉定建造此屋。汤家洋房占地4210.5平方米，为欧式二层楼房，另有平房7间，房屋面积仅350平方米，不到总面积的一成，花园占总面积90%，是典型的大花园小洋房，外墙采用拉毛防水涂料，内有组合坡式屋面，落地钢窗。现在嘉定血站内。

嘉定西门外近侯黄桥处的陶继渊洋房，位于西大街344号，俗称为“陶家洋房”。陶继渊（1905-1968）是民国时期嘉定著名实业家，从青年时代他就在上海滩从事股票投资。由于他精于计算，胆识过人，善于做长线，获利多，是上海滩上名噪一时的“股市长枪将”。后来他投资实业，创办嘉丰厂、嘉翔银行等企业。陶家洋房的墙门虽是老上海石库门样式，但是中心有一个椭圆形的凸出图案，它是依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样式而设计的，突显了他的“股市情结”。

陶家洋房是一所水磨青砖外墙、中西合璧的建筑，虽然仅占地686.7平方米，但房屋面积达717.4平方米。与周边粉墙黛瓦的民居相比，更显出它的高雅精致。该房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共4棣，有楼房21间，平房9间，第一棣为沿河的平房3间，用于停汽车和堆放杂物。第二棣为沿街的平房4间，是司机、厨师、保镖和保姆的住所；走过前院为第三棣，是陶家洋房的主楼，底楼是规模宏大的客厅，所铺地砖是当时最名贵的英国花砖，房间均铺柚木地板，用于主人居住和招待亲戚、客人；第四棣则是平房3间，是厨房和饭厅，往后是花园，内有林木、假山、及圆形鱼池。洋房建后不到4年，抗日战争时，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魔窟。

沈家祠堂，位于嘉定区江桥镇虬江村东陈，面临虬江，约建于民国初期。建筑坐北朝南，砖混结构，面宽三间，三进院落，前有照壁，内有回廊。前左数十米建门楼一座。据当地老人回忆，沈氏名安邦，安徽人，曾是上海打样间（建筑设计院前身）建筑设计工程师。沈家祠堂将当时较为先进的混凝土工艺，很好地与本土传统的硬山式观音兜建筑风格相结合，既节省了大量木材，又解决了传统材料容易漏雨、腐蚀的问题，同时达到了牢固、美观的立面效果。沈氏祠堂是嘉定现存唯一一处中西合璧式砖混机构的近现代典型风格建筑，具有很高的人文历史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

嘉定崛起了嘉定图书馆，上海保利大剧院、F1赛车场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现代建筑，细细阅读，别有一番滋味。

位于嘉定新城核心区的嘉定图书馆，曾被美国权威设计杂志评选为2013年“全球最佳公共图书馆”。这是马达思班建筑事务所的得意之作。江南庭院式建筑体现了“古朴风韵与现代气质相融合”的城市特点，山水园林的概念置入现代建筑中，形成了可读可学可赏的空间布局。馆内设计大量运用暖色调的木质天花、墙面以及阅读桌面，别具中式风格的和谐意境，透露出婉约细腻的中国人文精神。

与图书馆遥望的上海保利大剧院，整体呈规则长方体形状，却在每一个灰色幕墙雕出了或圆形或心形的镂空圆筒，这正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独具匠心的设计。这些圆筒、曲线、几何变换的建筑中，暗藏了很多观众通道。观众拾级而上，犹如进入一个万花筒。走到尽头，便是大剧院的耀眼舞台。在文化万花筒里，可以看到千万种不同。

位于嘉定老城区的韩天衡美术馆，前身为纺织工厂改造，建筑设计师保留了原本的建筑特色，并且大量使用黑色元素。建筑主体颜色设计源自书法用语“计白当黑”，黑白元素的搭配在体现虚实对比之美的同时，也与书法、篆刻艺术形式呼应。在室内空间的概念上，将宋代中国美学优雅的生活态度落实到美术馆体验上，使人可以自在欣赏馆内丰富的展品。

老城另一侧的嘉定博物馆，则采用双园两层布局设计，与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秋霞圃相互借景，柔美、典雅的色调，营造出古朴、雅致的环境氛围。

嘉定在册城市公园数量41个，遍布12个街镇，其中历史名园２个，社区公园39个。其中既有历史名园秋霞圃、汇龙潭公园，又有极具园艺特色的嘉定紫藤园、陈家山荷花公园等。

檀园原是明代“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的私家宅园，始建于明万历卅三年（1605），旧址在南翔镇北，占地三亩余，由李流芳父子亲自设计。旧时檀园内有硕大檀树，景点有宝尊堂、次醉阁、山雨楼、萝壑、芙蓉沜等十余处。佳构美胜，贤士荟萃，一时称盛。嘉定大儒钱大昕称其曰：“槎上多名园，以长蘅先生檀园为最。”明清易代之际，毁于“嘉定三屠”之难。

今在南翔老街古迹景区内易地重建檀园，设计者广罗历史资料，还原旧观，同时结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在具体景点和整体布局上，融入了更为丰富的意境，做到体必有据，景出有源，所增新姿，传承有方。公园由同济规划设计院设计，于2011年１０月向社会开放。李流芳的画大多署名“檀园李流芳”，且诗文集又以“檀园集”命名，故其宅园向以“檀园”名世。今仍袭旧名，以“檀园”名之。

檀园面积0.66公顷，全园布局紧凑得体，以葫芦形水池居中，厅堂环立；洞壑盘旋宛转，曲廊贯通全园，体现了江南私家园林的特色，做到了廊随桥引，步移景换的园林效果，徜徉园内，如在画中。檀园设计采用层层递进、层层透析的方法，营造曲径通幽、若隐若现的视觉效果。

在空间分布上以水景为中心，运用“一个中心，多边延伸”的格局，用高墙与城市中喧闹的市井隔开，将山水、建筑、植物等景观采用自然式进行空间分布，在有限的空间内浓缩再现出无限的自然山水之美，充分发挥“小中见大”的艺术原理，营造了“咫尺山林，多方胜景”的园林格局。

园内保留有宝尊堂、山雨楼、次醉厅和芙蓉沜等景点。其中，在长廊墙面、宝尊堂等多处做了大量的文化布置，通过碑刻、书画作品等方式向世人展示出李流芳在诗、书、画、印四方面的艺术造诣。庭院内的墙前屋角和廊前径侧，均由湖石垒砌花台，或缘道缀接，各类竹木花卉以疏为主，重在姿态生美；所立假山都经过精选，重于形质生韵，在周边雕梁画栋、朱漆粉墙的映衬下，尤显清雅恬静，堪作庭院布景的范式。园内道路多以卵石花纹铺就，色呈青灰，光泽适度，典雅中又透出大气。

今在景区内建檀园，既是为了弘扬南翔地区深厚的传统文化，追念文化先贤的高风亮节。同时，也将使南翔老街的空间布局和建筑文化，在现代理念与传统特色的交融中更富审美情趣和魅力。

吴兴寺坐落在嘉定区外冈镇，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十年（511年）。初建时，占地10余亩，分东西两院，东院崇福，西院永德。正中有大雄宝殿、大悲阁、文昌阁等建筑100余间（民间流传有5408间之说）。寺内一年四季香火不绝。解放后，吴兴寺曾被用作剧场、农机站，“文革”中大雄宝殿、大悲阁等全部被拆除。1994年筹集资金100多万元修理建了吴兴寺山门和天王殿，1995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吴兴寺的重建不仅仅为广大佛教信徒增加了宗教活动场所，也为广大观光游客增加了一处游览胜迹。

嘉定西门外侯黄桥旁，这是一座以抗清英烈侯峒曾、黄淳耀命名的桥梁，因三百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清斗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侯黄二先生为国捐躯的悲壮故事，让人由衷的敬仰，他们身上体现了古代圣贤的品格，也是嘉定精神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亡清兴，那是一个悲凄的时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嘉定的忠勇之士，面对强悍的清军，聚集了十万乡兵，公推侯峒曾、黄淳耀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乡贤为领袖。侯黄二先生毅然放弃了隐居著述的初衷，立下“城在人在，城亡与亡”的誓言，高举“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英勇无畏地坚守嘉定城。穿过西城门，那里就是黄淳耀、黄渊耀兄弟当年守城的地方。中学语文课本上有黄淳耀的《李龙眠画罗汉记》一文，才知道黄淳耀不仅是报国志士，更是晚明文学大家，这让人更加钦慕他。

直至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四库明人文集丛刊”，黄淳耀的《陶庵全集》作为其中一种，才影印面世。他壮烈的事迹与杰出的作品深深打动后人。黄淳耀殉节时才40岁。入书深了，有时会让人在梦境中遇到他，三百多年前的黄淳耀先生，长袍飘逸，戴着皂条软巾，美髯垂胸，目光如电。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黄淳耀，可按图索骥，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明止堂字砖馆、上海翥云艺术博物馆等地，查阅各个历史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黄淳耀著作、手迹和有关资料。

关于黄淳耀的文章《明代的两个“陶庵”》，对明末两个都号为“陶庵”的文学家黄淳耀和张岱进行比较，刊登于同年第三期的《苏州大学学报》上。历史上，最后一次整理出版《陶庵全集》(此时已改称为《黄忠节公全集》)，是清光绪七年（1881），距今已141年了，适合今人阅读的新式标点本还是空白，更何况囿于当时的眼光和见识，黄淳耀尚有不少应该收进集子中的作品却没有收入。，离黄淳耀为国殉节正好374年整，《黄淳耀全集》书稿终于杀青，沉甸甸近五十万字。

黄忠节公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清廷谥封给黄淳耀的号，同年，黄淳耀入祀嘉定县乡贤祠。从此，人们尊称黄淳耀为“黄忠节公”。

“千秋崇气节，一代仰文章”，彼时，大清王朝已坐稳江山，从巩固自身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朝廷开始大力宣扬“臣节”，把投降清军、帮助清军定鼎北京的汉族大臣贬称为“贰臣”，而把拼死抵抗清军或为明王朝殉节的士绅尊谥为“忠节”“忠愍”“忠烈”等。历史是公正的，但有时也会无情地嘲弄人。

现嘉定西门老街一带，慨捆早在先秦时期已有人类活动，至南梁天监年间(502-519年)已形成聚落。唐时嘉定因练祁河得名，称练祁市。南宋嘉定十年(1218年)设县治，依陵腊影道年号命名"嘉定"至今。嘉定镇是嘉定区商业、文化、旅游中心，全镇面积4.17平方公里。2008年10月，古镇嘉定被国家建设部认定泪询付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嘉定州桥，系嘉定之根。自1218年建县为县治中心至今，八百年未移，是嘉定嚷戏台历史文化的发祥地。在这千步之内，汇聚了宋、元、明、清历代古塔、石街、老桥、旧庙、名担赠整断园等古迹，人文浩荡，底蕴深厚。游客可在此游览汇龙潭、孔庙、法阿耻达华塔、秋霞圃等古韵浓郁的景点，还可参观竹刻博物馆、陆俨少艺术院，并剃享兵在十字河两岸观老街风情，品风味小吃，寻找江南古城文明的印迹。

嘉定区前身为嘉定县。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南宋嘉定年间建县时，春申乡领6个都，临江乡领8个都，安亭乡领6个都，平乐乡领4个都，醋塘乡领3个都，共27个都。都领区（区分正副扇及中上下），区领图，图领圩。淳祐年间，春申乡易名守信，临江乡易名依仁，安亭乡易名服礼，平乐乡易名循义，醋塘乡易名乐智。明弘治十年（1497）县西北境分隶太仓州，尚领24个都668个图。清雍正二年（1724），析东境置宝山县。尚领15个都349个图。康熙十年（1671），知县赵昕赈灾，四乡分设粥厂。嘉庆十一年（1806），知县吴桓增设赈灾粥厂至31处。遂后，以厂代乡，管理地方行政事务。光绪末年（1908），全县分1区33厂。宣统元年（1909），为举办地方自治，厂改称乡，吴行厂改名吴巷乡。

时过境迁，疁城十景大多不复存在，只有“金沙耸秀”和“汇龙秋月”历久弥新，依旧焕发出古老而时尚的魅力，吸引无数游客或拾级登高，或临潭望月，美丽不减当年。一位土耳其诗人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不会忘怀的，一个是母亲的面孔，一个是城市的面孔，嘉定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虽无名山大川，但在历史上也曾有为人津津乐道的疁城十景。清代康熙年间嘉定诗人沈克用撰疁城十景诗抄，书中记载的疁城十景是宝山观日、金沙耸秀、王庵梅信、北郭桃源、西隐听莺、南村竹坞、留光返照、盐铁归帆、汇龙秋月、娄塘雪蹇。疁城十景说形成年代应该在明万历中期。直到清康熙年间还在文人中认可着。

宝山东临大海，有明成祖永乐十年（1403）筑的土堆，高三十余丈，名为宝山。登山东望，面对浩淼大海，看茫茫云水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自然气象万千，蔚为壮观，难怪巴金要把“海上的日出”誉为“伟大的奇观”。“宝山观日”列为十景之首，应是当之无愧。只是经历两百多年的海潮冲刷，至明末，土堆已荡然无存，加上雍正三年（1725）分设宝山县后，宝山已不为嘉定所属了。

位于州桥南堍的法华塔，又名金沙塔，始建于南宋开禧年间，为四面七级楼阁式建筑，高41米，在古代，无疑是嘉定城内最高的建筑，登塔远眺，四方风景尽收眼底。现在看到的法华塔，是1998年修复后的模样，为明代样式，古朴而典雅。如今，尽管城内高楼林立，古塔仍独秀一枝，依然耸秀，成为嘉定的标志性建筑。

嘉定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城，辖区内共有不可移动文物187处，位于州桥老街的法华塔便是其中之一。据了解，法华塔现出现塔刹倾斜、斗拱外倾、副阶沉降、戗根拉裂、屋面破损、栏杆松动等问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也不利于文物的保存和利用。

因法华塔修缮工作需要，法华塔院的出入口由南大街349号临时调整至中下塘街5号，塔院内的“顾维钧陈列室”“胡厥文生平陈列馆”和嘉定竹刻博物馆目前均正常开放。悠悠岁月，漫漫时光，法华塔带着岁月的包浆，繁华过、受伤过，也绚烂着，不变的是它依旧巍然伫立在老城中央，聆听、诉说着一个又一个塔下的故事

王庵在江桥境内，因明代出了个官至御史、陕西参政、侍讲学士的王圻而闻名，王圻不到五十岁即退休回王庵老家，在宅前屋后种梅万株，人称梅花源，花开时香飘数里，引得八方游人纷至沓来。《上海县竹枝词》中有“王氏梅源数里花，树多成市水之涯。冷香雪浪春初盛，邑旧人人胜境夸”的描述。王庵为今天江桥大宅村一带，明清时属上海县，因与嘉定县交界，加上王圻的祖籍为嘉定，把“王庵梅信”列为十景之一，也是情理之中。王庵的梅花盛景至清中叶时衰落了，从此风光不再。

沈克用诗中有“城隈转北桃千树，引客群呼竞泛舟”的诗句，可见在今北大街过护城河近横沥一带，春天里是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美景可赏。如今，横沥仍汩汩流淌着，然而桃花不再相映人面，只是横沥东侧新辟的陈家山公园，依旧吸引着游人，但其闻名的不是桃花，而是农历六月盛开的荷花。

西隐寺早已废弃无存，故址大抵在今儿童公园附近，为明代尚书徐学谟、都御史张任的读书处。两人发达后，其后人加以扩建过。当时，西隐寺一带地僻人少，是个极清静的场所，常常可以听到鸟儿的啼鸣，大概是古人所谓的“鸟鸣林愈静”吧。

一作南城竹坞，当在南门外石冈一带。明代不少文人名士在此建有池苑，志书记载的就有石冈别业、石冈园、石冈草堂、溪山堂、滕家园等，是文人雅集的好去处。文人爱竹，也留下了与竹相关的诗句，如“轻阴低竹坞，落日驻花源”（李流芳《石岗园池》），“竹浪飕飕十里香”（汪允真《石冈草堂》），“竹风荷涧北，雨气石冈南”（程嘉燧《石冈园五首》其四），“竹外斜阳薄，荷边晚吹香”（娄坚《龚方伯石冈别业》）等。时至今日，当年的文人雅筑都已不在，石冈现为嘉定新城所属。

留光返照是描述南门留光寺夕阳下时的迷人风光。此寺宋天圣年间建于南门（澄江门）内，宋乾道初迁至南门外，明末进士王泰际曾读书于此。留光寺至清末民初时还有房屋三两间，今废。

“一水疏成十八湾，舟来如去去如还”，这是盐铁塘上千帆过往的美丽景色。盐铁塘是嘉定西部横贯南北的主干河，北连浏河、南通吴淞江，全长90公里，流经嘉定境内的约长18公里，相传为汉时开凿的人工河。明清时，嘉定棉花种植业发达，棉布交易活跃，在以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江南，盐铁塘作为水上交通要道，船只往来频繁，钱大昕有“黄叶西风盐铁路，布帆一半贩花船”的诗句。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水运日渐式微，加上盐铁塘屡经疏浚，不断拓直，如今已不再九曲回肠，故河存而景没。

嘉定孔庙南的汇龙潭，开凿于明万历年间，当时有野奴泾、新渠、唐家浜、杨树浜、横沥汇流于斯，与矗立潭中的应奎山成“五龙夺珠”之势。如今，潭水清澈如故，秋水映月依旧，仍是中秋赏月的好去处，仍能引发诗人的诗兴。

娄塘在嘉定的北部，古时河道成网，古松参天，壤地高下错落，风阜郁盘。自娄塘至公塘，两岸多桃树，名为桃溪，春天桃花开时，人多携酒游观。独特的地形，使得此地每逢冬雪，白茫茫一片高低起伏，如原驰蜡象，煞是好看。雪花飞舞中，策马或骑驴前行，真是一幅风雪行旅的画图。时过境迁，疁城十景大多不复存在，只有“金沙耸秀”和“汇龙秋月”历久弥新，依旧焕发出古老而时尚的魅力，吸引无数游客或拾级登高，或临潭望月，美丽不减当年。

嘉定远香湖畔，一只“疁城之瞳”缓缓“睁开”，为远香文化环“点睛”。

这也是继奉贤“江南书局·书的庭院”之后，又一间在上海五个新城落成的门店。

“江南书局·疁城之瞳”依据“江南书局”品牌定位打造，建筑面积1255.35平方米，景观面积1900平方米。总体布局三重景观，内有“近悦园”，外有“锦池”，上有“七彩彩虹”。

'行走江南，阅读嘉定’是此次的设计理念，我们在建筑内外、整体和细节处都融入了大量中式传统建筑和江南文化元素，让整间书局呈现出骨子里的江南印记。地面一层，外围特设一道中式砖砌屏风墙作为店招，主入口为小景装饰的半封闭文化长廊，室内则颠覆传统设置了层次分明的三重景观。

远景利用建筑本身扇形、高低落差的结构，在临湖一面设计了整面的落地玻璃，将远香湖全景尽收室内，宛如一幅绝美的烟波画卷；

中景则铺设锦鲤池，取名“锦池”，取义“锦绣前程”，池中栽植再力花、灯芯草、莎轮草、睡莲等水生植物，达到以水生景、景水生辉的艺术效果；

近景在正中央圆形的天窗下种植一棵参天巨树，作为整栋建筑的“眼”，左右对称设置环形布局书架，书在景中、层层递进，真正体现中式建筑的写意手法。

除了一目了然的江南园林风格，书局的细节处也藏满江南味道——收银台旁放着一块太湖石；

天花板的装饰是由嘉定当地的非遗马陆篾竹编织技艺制作而成；

建筑内大大小小的柱子采用传统榫卯结构，造型也是以中国柱为基础，结合当代风格简化而来。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在地下一层的多功能文化空间，设计团队真正将一处与“远香湖”相对应的、名为“近悦园”的江南园林景观搬进了书局。

刻在假山上的“近悦园”三个字由雕塑家吴为山题写，微型园林运用青石泉水、菖蒲紫薇等元素，与空间内的各色文化活动相呼应，营造出景色如画、曲水流觞、群贤毕至的人文胜景。还有顶层的室外景观露台，几十种花卉轮换组合装点四季美景。当夜晚来临，灯光缓缓亮起，“疁城之瞳”就成为远香湖畔闪耀的明珠，随着主题活动及假期节日的变化，灯光还可以呈现七色炫光，为寂静的黑夜增添一道“七彩彩虹”。

对很多人来说，“疁城”是一个生僻的名字；而对嘉定居民来说，却是再熟悉不过。疁城，因隋唐时昆山县疁城乡得名，指的正是如今的嘉定。

这间江南书局取名“疁城之瞳”，是设计团队考证、挖掘嘉定历史之后定下的，彰显书局传承、发扬嘉定深厚历史人文底蕴的特色定位。走进地下一层的“近悦园”，一缕缕茶香便伴随着阵阵古琴音飘来——这里已经成为嘉定非遗展示的空间。

书局还在入口处特别设置了一排“吾嘉书橱”，陈列江南、嘉定相关的人文主题图书以及嘉定人物志等。

此次书局引入了数字化阅读的概念，推出数字阅读管家“小瞳”，用科技和大数据帮助读者更好地选书、鉴书，提升阅读体验。

书局也秉持着“闭上眼睛，静心书海；睁开眼睛，活力四射”的概念，让这里不再是单一的阅读空间。“未来一年，我们计划引入100多场文化活动，包括新书发布会、读书会、市民文化客厅，以及各类生活节、咖啡节、露营节、音乐节、宠物节，让这里成为一个复合型的文化业态空间。”

江南书局还将积极与嘉定图书馆、保利大剧院，以及周边其他10个小品建筑联动，共同助力嘉定区远香文化环的建设。

乡贤于光远先生安亭长安墓园位于上海市郊西北。于先生的墓在长安墓园东南的名人墓园中，墓边竖着他的铜像，铜像在鲜花丛中，戴着红领巾——也许是少先队员们刚为他献上的。墓东侧是一条小河，白鹭翔集，斑鸠啼归，充溢着草木香气。蒙蒙细雨中好像又见到那透过眼镜片眯起眼睛微笑的面容，洋溢着智慧、从容不迫的语调。于先生的铜像旁是一只拉杆箱，里面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大多是书和笔记本……他生前行走祖国各地，以至带着轮椅还登飞机、上高铁，传神地反映了他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

于先生的祖籍在嘉定封浜乡（今属江桥镇），他写有《郁氏家谱》，原来他本姓郁，于光远是参加革命后才取的名字，封浜有他家的宗祠，小时候冬春二祭没少去过。郁氏是清初嘉定望族，后又成为上海滩“四大沙船巨贾”之一，有“郁半城”之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他在位于太原的民先临时总队部，曾看到日军占领郁家祠堂的电讯，侵略者亵渎郁氏故园，使他感到震惊和愤怒，郁家祠堂旧址就在南翔火车站一华里处，一眼望去只见千亩绿畴，祠堂早已毁于日机轰炸。他很失望，说有机会能看看遗址也好。于先生的故里封浜镇编成了《封浜志》，想求他题签，在封浜镇政府的盛情邀请下，于先生与师母孟苏还乡，终于了却心愿。

从青年时代起，于先生就离开上海，去北平清华大学求学，参加革命后，又先后在延安、北京等地工作，远离了江南故乡。然而，先生桑梓情深，无时不牵挂着家乡，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于先生耳背，无法通电话，写信成为交流的唯一途径。他为嘉定解放60周年题词，为名胜古迹秋霞圃题词，还在《嘉定报》《嘉定春秋》上发表文章，为“嘉定文化丛书”作总序。晚年的于先生愈发惦念故乡，自然也可能思考到了自己的归宿。

2003年，于先生似乎对曹汝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问起位于安亭长安墓园的历史。这个墓园前身，当地人称作“曹汝霖坟”，其实并不确切。曹汝霖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曾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财政和交通总长，曹汝霖晚年著《一生之记忆》，此书交代了这个墓地的来历。其实，墓主是曹汝霖的父亲曹豫材。曹豫材是上海县人，贡生出身，在江南制造局任材料科主事二十余年。曹豫材逝世后，曹汝霖为寻一块风水宝地安葬他，聘请风水先生找遍沪郊各地，最后才选定安亭横泾旁。曹汝霖与嘉定的渊源很深，其母曾氏是嘉定人，妻子王梅龄是南翔王培孙先生（南洋中学创始人）的胞妹，曹汝霖还是于先生的表舅。

人生是复杂的，结局往往出人意料。曾在“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在北京的官邸）、激进的学生领袖梅思平，在抗战期间与汪精卫沆瀣一气，沦为大汉奸；而抗战中，日本侵略者为拉拢曹汝霖，让他出任伪华北伪政府主席，遭到曹汝霖的严词拒绝，在严峻的历史关头，他保持了晚节。

嘉定籍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戴中扆（后改名黄葳），是于先生的清华同学，又是其革命引路人欧阳钦（曾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夫人。说起他在清华求学时，他们都是学物理学的，同班同学中还有钱三强、何泽慧等人。于先生在毕业时，曾与钱三强有个约定，自己投身革命，转向以社会科学救国之路，钱三强则出国留学，继续走自然科学救国之道，最后他们殊途同归，一个成为著名社会科学家，一个成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如愿以偿，都为祖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2013年秋天，于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不久，其家属向嘉定区领导表达了他的生前遗愿，将其遗物、著作、手迹等捐赠给嘉定区档案馆。2014年，于先生夫人孟苏决定将他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移至故乡长安墓园，与老同学钱三强夫妇相伴，2015年10月18日，于先生落葬长安墓园，魂归故里。而于先生的同学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铜像落成暨何泽慧骨灰落葬仪式，则早在2012年6月就已在长安墓园举行，他们终于在长安墓园又走到一起，永久地结伴为邻了。

屈原《招魂》的末句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魂兮归来兮哀江南”。于先生晚年喜爱文学创作，创作了数量不少的散文杂感，侃称自己为“21世纪文坛新秀”，被文学界列入“当代杂文大家”，想必先生也曾读到这些楚辞的诗句，或许，这也是他暮年的一种回归吧。

林守庄，嘉定方泰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活跃的作家。林守庄父母生了六个孩子，只养大三个，分别为他和两个姐姐。父母宝贝他，供他读书。他也很用功，不负期望，读完渫溪小学堂后，又读江苏省立第四中学，后进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他爱好文艺，喜欢写作。

那个年代，流行写新诗。他也喜欢，且写得别有风格。如发表在《语丝》第八十四期上的《扑的一声倒地·悼打火虫也》：“飞飞飞/向那红光飞/热恋恋的吻呀/是痛是快/是惊是喜/扑的一声倒地/起起起/向那光飞/热恋恋的吻呀/如梦如醒/如醉如痴/扑的一声倒地/起起起/向那红光飞/歌呢哭呢/生呢死呢/扑的一声倒地。”题说怀念打火虫，其实是他对追求光明不惜生命的歌颂，情炽志坚。

再如《寄一个责我过激的朋友》：“你在后边喊我跑得太快了/我抬头往前/回头往后/前程还有三万八千里/你我相距一竹竿/跑跑跑/走走走。”言短情长，含蓄深沉。

他还写了《埋葬》《流泪》《无聊》等诗，无不新颖温热。青春是景，韶华是曲，爱恋是诗。他也写爱情诗，如1921年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就读时期写的《爱的结晶》：“小露点偎倚在芙蓉身上/温和地说道/好姐姐不要拒我/你的美丽的粉脸/鲜艳的冰肌/芳香的心窍/甜蜜的情计/那是我要找的/好容易被我找到了/我愿把我完全给你/你解渴也好/你漱口也好/你盥洗也好/我只要你美丽的更美丽/鲜艳的更鲜艳/芳香的更芳香/甜蜜的更甜蜜/我自己的存在与否是不问的/好姐姐你不要拒我/芙蓉听了这一片话/低着头微微地笑了一笑/湾了翠袖露滴抱在怀里/亲密地接了一个吻/然后慢慢地说道/我怎忍来拒你亲爱的/你的晶莹皎洁活泼伶俐 /我也不曾找着第二者可以比拟你/我愿把深藏着的一句甜蜜的情计尽数给你/使你常常甜蜜常常愉快/碎我的心/竭我的血/那是不问的/但是你不要拒我啊/美丽的清晨/花瓣上露着一颗晶莹甜蜜的珍珠/这就是我们爱的结晶/。”该诗意象丰富，情愫充沛，愿向蕴藉，大有“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的澄明与坚贞。

写诗之外，林守庄的精力几乎都花在写小说上。他的小说洞察远邃、刻画细腻、反映深刻，于事件、人物、动物、物件中，在轻描淡写、冷峻幽默、宛转自如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世象风俗、人情世故。

1926年，他在《小说月报》发表的《扫墓》，写鹃姑娘带儿子宁宝、婢女秀兰，回F镇扫墓遇见老家乡亲的故事。鹃姑娘因为和谭红云少爷私情被父亲鲍明甫逐出故乡，颠沛流离到上海成为姨太太，八年后还乡扫墓，兄嫂与乡人的势利，以致容忍她的放浪。衡哥嫂、隔壁王三嫂与炎婶婶、崔家崔悟卿、旧相好谭红云、女科医生魏仲三等人物塑造，是农村社会的生活写照，反映了乡土中国的道德面貌。当时在汕头南滇的黎锦明读了之后大为感慨。黎锦明(1906—1999年)，湖南湘潭人，作家、教育家，“黎氏八骏”之一。黎锦明于1928年《文学周报》发表《给林守庄先生》一文，对《扫墓》及作者褒扬。文中说：“今天偶然在汕头逛大街，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看见了您的《扫墓》，真是佩服得很。近来《小说月报》这样的作品实在少见，恐怕在近来中国文坛也是出类拔萃的了。这篇作品虽不能说是怎样成功，然确是一篇极精妙的艺术品。”又说：“你（守庄）的天才确是异常丰富的。你的想象力之明晰，观察人性之深透，实是非凡的。篇中的鹃姑娘、谭小二、炎婶婶、青萍、魏仲三，给我以拂拭不这些印象，在近数年来的出版物上几乎是绝无仅有了。又就大体上说，去的印象。有经济的写法，有自然的布局，线束尤其严密得很。总之，一切都是你的艺术天才的流露，没有鲁迅那样的制造型，没有张资平那样矫揉做作的结构法，事事物物可以给我们玩味。”又说：“这篇艺术品可佩服的地方全在乎你那轻描淡画，使人发笑，使人闭卷冥思，使人在简单几笔中知道一段意味永隽的人生段片。你给我们的暗示何等有魔力呀！”黎锦明的评价，代表了当时一大批读者的观点，也足见小说作者的艺术功力。

凭着勤奋和聪慧，林守庄的创作成果不断。1929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失望》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失望》一书收录了《一封绝命书》《西瓜》《离母亲的第一夜》《扫墓》《圣人的失节》《道莲》《雪人》《满天星》《烟纹》《头》等十篇小说，各叙人事，俱见其长。他的小说，情感饱满，《母亲的遗迹》写母子情，《教学话》写父子情，《雪人》《西瓜》写条件艰苦、物质贫乏下的人的情状，《烟纹》写五卅运动之后青年人的愤激和苦闷。

不仅如此，他的小说生活气息也十分浓郁，情趣十足。有时无可奈何，却依然面带笑容，如他的《不倒翁》篇云：“不倒翁，不倒翁，倒向西来倒向东。倒向东，倒向西，一生一世笑嘻嘻。”他的《滴铃子》，写得童趣十足，景物朴实可爱，读“在秋的园子里滴铃子是随处有的：冬青上、鸡冠上、凤尾竹上、枣树上、茉莉上、秋葵上……都有”，由此捕滴铃子，油然而浮现钓鱼、喂马、牵狗、拍蝶等童戏来。难怪《滴铃子》还被收录到课本中，成为当时学生们阅读的范文。

他的小说语言充满江南风韵，尤其是嘉定方言土语的使用，更增添了小说的独特魅力。如“踏杀灶前灰、爷来爷好娘来娘好、瞎七搭八、竭相、希罕、眼乌珠、大牵头、溏肚皮、风云气色、不够事、踏脚破脚、蓦头蓦背、历乱、脚花撩乱、唧啄唧啄、菜汤碗脚、逞心适意、嚼蛆、使手划脚、忘八蛋的小短寿、小贼毛、大冷天、会得、不欢喜、贪懒、待差、触霉头、活性命、半死不活、定当、擞擞抖、阴凄黯濇……”这些独具地方特色的语词，让嘉定人、特别是方泰人看了会心一笑。

也因林守庄的方言天赋，1926年刘半农再版《何典》时，请鲁迅写题记，邀他作序。刘半农(1891—1934)，语言学家、文学家、教授，江苏江阴人。《何典》是清代用吴方言撰写的借鬼说事的讽刺小说。林守庄在《序》里说：“《何典》快要再版，半农先生来信教我发表些关于方言考订上的意见，我是很高兴的。”《序》中表明了他的观点：考订方言之难，难在“方”字；方言是有来历的；方言流传是靠口耳的；方言里有些字只有声音没有字体的；考订方言固然是难，但做深入的研究，是容易做成功的。他的序，有益于阅读此书和研究方言，在读者中产生了影响。

刘半农为什么要请他作序呢？原来在重版校订《何典》时，林守庄曾写信谈及《何典》文字的正误，被刘半农节登在《语丝》第九十一期上，由此受到信任。信文原题《关于刘校何典的几个靠得住的正误》，谈及六处正误：（一）“蓦卵脬一戴”，当是一句整个的成语，现在已转变成了“蓦卵脬瞎撞”或“一撞”。我们要知道，土话是极容易转变的，如“肉面对肉面”，现在已转变成“亲人对肉面”了。“蓦”决不可作“摸”，改了“摸”字，那句话便没有气势了。如“蓦背一拳头”“蓦头蓦面乱打”，都是同一“蓦”，这“蓦”字是表示卤莽、凶猛的。“一戴”的“戴”，应读入声，意思是“尝”“吃”。“尝尝滋味”，可说“戴戴滋味”，所以“一戴”可作“一口”或“一咬”。（二）“投”读去声，有挣扎、奔突的意思。（三）“摇小船”是成语，象征摇曳不定。（四）“三婶婶嫁人心弗定”，“三”字，系“二”字之误。（五）“是人账所为”，天天可以听到这句成语，意思是不是人干的。“账”是“非文理”的助词。（六）活死人的话，被刘先生标点错，弄得读者走投无路，应正误为“你怎眼眼弗生，人头弗认得，就这般出言无状……”就“百事太平”了。大人教小孩学话，往往一字叠说，如耳朵说做“朵朵”，眼睛说做“眼眼”，以及“粥粥”“狗狗”“糕糕”等。“眼眼弗生”是说他没有眼睛，用“眼眼”很是俏皮而有趣。头是助词，叫做“话搭头”，这种“话搭头”的头字在苏沪土语里很多，仿佛北方话中的“儿”字。

刘半农对此回应：“我是最肯认错的人，只要是我错，守庄君这篇文章里所订正的几件事，我都非常佩服，尤其是关于'蓦’'戴’'投’三个字。这三个字，原是我的方言中所有的，可惜我当初竟没有从声调的变化上想一想。至于'三婶婶’，我却以为并不是'二婶婶’之误，仍只是'土语极易变化’一句中的一个实例，因为在我们家乡，'三婶婶嫁人心勿定’，乃是天天可以听得见的话。亦许上海的'三婶婶’已经晋级而为'二婶婶’，而我们'乡下头’的'三婶婶’，还仍是老不长进。守庄君，你说这话对不对？”又提到刘大白会不高兴，但文章不是针对人的。刘大白（1880—1932），浙江绍兴人，诗人、文学史家，主张把“蓦卵脬一戴”中的“一戴”改成“一截”。

林守庄这样一位隽才作家，长久以来凭借诗文流传。轶闻故事，详不可得。

他在小说中提到自己身体孱弱、咳血、肺痨、家居休养。他1927年3月12日在方泰为《失望》小说集写序，序开头写道：“不是开玩笑，这个小集子得和读者相见是万分徼幸的；因为当我写第一篇《一封绝命书》时，我的自杀的实行确有了七八分的决定了。”不知他是因病亡故、还是自蹈大海，而民国刊物曾刊“青年夭逝”，终让人悲伤。

他的家是不是在方泰林家宅？他的母亲十七岁从龚家村嫁到林家，后殗殜ye die（殗殜（音ye die）者，古传尸之名，初本以声而为义，以谓其病势之“轻微”也。然传尸之病，本至为深重，古乃以至轻至微之词而称之者，则殆以传尸之病虽至深重，染者多死，而其“半卧半起”、“神色如常”之状貌，又至轻浅，一似于“欲似无病”之“佯病”者。）多时于三十七岁亡故，葬于钱浒村相近的盐铁河滨。他的父亲又是哪位？他的三个幼子仅剩下一个，又到哪里去了？两个姐姐的后人呢？……畴昔又近年，多次向方泰乡亲故老打听，未曾有一点信息，总是留下遗憾。

王圻（1530—1615），字元翰，号洪洲。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历知县、御史、知州、布政使参议等。年未艾，即辞官还家，著述至老，是晚明时期史学家、藏书家。

王简张芑《王圻像卷》

少年秀才

明嘉靖庚寅年（1530）正月二十一日，王圻出生于上海县高昌乡三十保十图一户“素封”人家（今江桥五四村大宅里）。其父王熠，号怡朴，是松江府医学正科；母马氏。王圻初名“堰”，字公石，某学政为他改名圻，更字元翰、号洪洲。王圻自幼颖敏，四岁即开始句读，七岁读《戴氏礼》（即《大戴礼记》）。十岁即裹粮走百里入郡中（松江府）拜盛如川为师。十四岁举秀才，十六岁即为廪膳生。

少年王圻埋头苦学，凡《性理大全》《紫阳纲目》等一些经生学士白首未读之书，“公皆淹贯”，所以王圻每次考试总能拔得头筹。尽管勤奋苦读，但他仍在诸生这个身份上困顿了二十余年，直至明嘉靖甲子（1564）举于乡，翌年乙丑成进士，释褐清江令，开启了他二十一年的仕宦生涯。

仁政惠民

在王圻的仕宦生涯中，先后担任知县、御史、知府、府同知、按察副使、督学使等，其间八次调动职务，辗转九地。然而，不变的是王圻每履职一地，都一致受人称颂。

如初到清江县（今属江西宜春），即实施“度田”，厘清了富豪与庶民的实际田亩数，依法纳税，豪猾不敢欺瞒，大大减轻了农民们的负担。当王圻被调走至万安（今属江西吉安市）时，清江民众追至地界处，高呼：“还我父母！”无奈，众人归去，为其造生祠，家家户户都拜祭他，表达感激与崇敬之情。

之后，王圻在万安、曹县、开州等地推行“度田”和“一条鞭法”，纾解民困，使地方恢复生机，均被百姓视为“父母”，无不造祠纪念他。特别是有一次，王圻从开州府调往青州府任同知，开州之民挽留不得，则聚众数百人，直走京师，找到时任吏部尚书的王国光。为留住王圻，为首数人甚至引刀自刎，曰：“夺我父母何用生！”旁人急忙阻止，已“血殷堂皇”。“何开州守感人如此？”这也让一代名臣王国光惊羡不已。（见何尔复《明故朝列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洪洲王公暨配诰封宜人陈氏行状》）

峻峭直言

明隆庆二年（1568）九月，王圻因政绩“治行高等”擢升为云南道监察御史。在职期间，他不避权贵，直戳弊政，最著名的有“疏中官孟冲之不法，犟昶之罪状”，要求皇帝治罪身边的大太监，还有揭露边臣杀人冒功，弹劾总兵马芳罔操国法等。难怪其顶头上司、时任左都御史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赵贞吉感慨：“衙门中有一王御史，方才成个都察院。”

王圻敢于直言，当时首辅张居正与赵贞吉交恶，让人唆使王圻劾疏赵贞吉，王圻拒绝说：“内江（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当世贤者，吾不能曲意为媚人事！”此话一出，让张居正恨得牙痒痒。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高拱与前内阁首辅徐阶有怨，高拱是王圻的座师（主考官），希望王圻能弹劾徐阶。王圻认为徐阶是乡贤先达，于是劝高拱“广德意、弃前恶”，让高拱内心忌恨上了他。

得罪了两位权臣，王圻的仕途再没有上升的空间。被贬福建时，王圻用兵一举平定当地巨寇张文钦、陈文岱，立下大功。按照惯例，有功者将得到晋升，然而由于高拱在朝掌权，“仅有白金之赏”，并“以原职谪判邛州”。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张居正迫于舆情，提拔王圻为湖广布政使司督学使。然而，仕途屡踬的状况刚有所转机，张居正的倒台，让王圻又被认为是“张居正的人”而不予提拔。直到三年后的明万历十三年（1585），才接到了陕西布政使司参议的调令。有人气愤地说：“公未尝一日濡进也，何此假此挤公！”（见张恒《明故参议洪洲王公暨元配陈宜人行状》）

推恩乡亲

许是对官场诡谲变幻、尔虞我诈的政治生态深为厌恶，王圻未去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上任，选择致仕还乡。

王圻村居三年，带领村民建设家乡，“濬河以备蓄池”“且请散官甲以代本图徭役，同图之民安耕凿者五十余年。”此外，他还发动村民广植梅花。清末维新派人物王韬在《瀛壖杂志》中曾描绘：“邑西北向有梅源市，环植千百株，花时晴雪千村，暗香十里，游者谓不减苏台邓尉。”

他对眷族乡亲、家人朋友也都尽心尽力，何尔复的《明故朝列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洪洲王公暨配诰封宜人陈氏行状》有相关记载。王圻对眷族乡亲可谓有情有义。搬到松江城里居住后，只要是亲族故旧到城里来，他“视公如酒肉之肆，户外之履恒满”，“每遇郡试日费千钱，未尝颦眉。逢时过节馈遗亲故不绝，雨前惊宙、午日角黍七夕族中元胡饼长至，除夕糍率以为常”。他也周恤乡党，必倾力相扶，“视从父如父，视从兄弟如兄弟，视从子如子。”

王圻还爱管“闲事”。有一户女儿嫁给了孙姓官人，被虐待致死。王圻为此事亲自到官府，强烈要求知县对其重判。他还出力择地埋葬该女子，每年都会去祭拜。盛如川曾是王圻早年启蒙老师，死后无子，“公时迎其夫人养之没，为之殡。遗仆夫二人。公令其守冢，即冢旁余田。岁输税之外，供四时享祀。石树于墓，又请于县，给其仆碟曰：'庶不为有力者并也。’”王圻的另一位姚姓老师，其儿子年老时也曾依靠王圻生活。他对待好友也是倾其所能。好友朱鉴泉离世时，孩子还小，是王圻为他办的丧事，又照顾了年幼的孩子。

王圻为人低调、和善，不记人之过，有善则汲汲表扬。有人评价他有五能，即能怯、能退、能忍、能容、能久，“为人质朴平和，无矫作之情。论各位勋业，其或让人，如若硕德重望，未有踰公者也。”

著述匡世

王圻一生嗜书、藏书、读书、用书，笔耕不辍。清《南翔镇志》称其“日仰屋梁著书，踰耄犹豫篝灯丙夜不辍”，《明史》说他“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篝灯帐中，丙夜不辍”。

王圻著述宏富，于经、史、子、集诸部俱有发明，留下了不少鸿篇巨制。如《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稗史汇编》一百七十五卷，《三才图会》一百零六卷，《云间海防志》八卷，《古今考》二十卷，《洗冤录》十卷，《洪洲类稿》十六卷等。有人统计，王圻一生纂著近三十部、七百余卷，文字量达一千多万。《洪洲类稿》后跋称其“圻如所著述，如《续文献通考》《三才图会》《稗史汇编》诸书，皆篇帙浩繁，动辄一二百卷，虽庞杂割裂，利钝互陈，其采辑编排，用力亦勤笃。计其平日。殆无时不考古研今”。

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刊印出版的《三才图会》

王圻著述并非“吟风唱月，莳花弄草”之作，绝大部分作品皆志于社会教化改进。如《三才图会》，尽管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官们对该书有“务广贪多，冗杂特甚”之说，但不得不承认其“采摭浩博，亦足资考核者”的价实，现代学者更是称赞“该书正是以博取胜的”。

《续文献通考》是继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后，近代以前唯一一部私人撰写的典制体巨著，其考证年代上接宋嘉定年间，下迄明万历三十年左右近四百年间的史事。但由于“体例糅杂”“援引芜杂”“骈枝错出”等现象的存在，被清代人吐槽为“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但是无法改变的是，王圻处于明代，他对辽、金、元、明等历史比清人更清楚，许多史料为他书所无载，所以在编纂四库全书清《文献通考》时，清人仍多取材于《续文献通考》。

如今看来，王圻之所以“夸多炫博”，一方面是其学养深厚，另一方面是他有着“经世致用”的编纂思想，希望多一份述事、多一份参考，给后人以启迪。“俾考古者得以证今，俾在事者得以按迹而图揆，俾国计者稽焉，庶足以备不虞”，这是王圻在前后四十年编纂《续文献通考》时多次谈到的编纂目的，可谓用心良苦。

《稗史汇编》是王圻的另一部巨制，其在《引言》中表示，官方所修的正史大多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取舍标准，因此有许多不符合节义纲常、世教的史料，就没有写进史书中，而《稗史》可以丰富正史不足的部分，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真相。这也是王圻“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

身后口碑

明万历乙卯（1615）闰八月十四日，王圻无疾而终。听闻其离世，“乡之荐绅、诸生、吏民环顾太息不胜公私之痛，曰：天乎，何不令公百岁乎。”对于乡人来说，王圻的谢世太过突然了，因为当天他还因孙子王昌会中举，出来招待过前来祝贺的客人，遗憾的是，未到中饭就突然离世。

王圻身后口碑颇盛。不少人认为，王圻从不死读书，而是从实践中去论证、去领会孔孟学说的核心思想；作文不追求高深奇僻华藻，且视野宽广、立意雄厚，深刻领悟司马迁、班固的史学思想；虽不好黄帝、老子的学说，但内心恬淡安静；口不说佛学，却处处勤俭节约，慈悲待人；为人有原则、真诚实在，令人信服。

王圻《谥法通考》内页

松江府五学的生员联名上疏给两院（巡按巡抚）称：“兹有本郡原任督学、参议王公圻者，天民先觉，圣世真儒。”疏文还说王圻在各地履政时的政绩，“远追驯雏之凤”，“抽簪引退、雅志立言，撰著如《海防志》《稗史类稿》诸编倚马挥毫，洵可当夫，作者纂修如《续文献通考》《周礼》《武经》数种，汗牛充屋，亦何愧于述。”并说其性情“淡泊平静而德高望重，如泰山北斗清白；孝顺谨慎，如西汉万石君，节操严肃高洁。推恩宗党，而寒士籍以甦生。加泽故交而穷阎为之改色。如此懿行，实难枚举。是诚巍渐鸿仪，而为乡都矜式者也”。（参见王侍御类稿《五学公呈并两院荐疏》）

该疏文流转至钦差督学御史骆骎曾，审批曰：“故学宪王公名圻者，学穷二酉，业富千秋，读八索九丘以来之书，抽百家诸子未泄之隐。本院之所舆知公者止此，通天地人曰儒，则如公者可以祀矣。准涓吉日，立主送入贤祠崇祀。”

李瘦鹤：五抗英烈青年名医

嘉定是一个充满红色传奇的地方。1927年早春，中共嘉定特别支部在西门外大街建立了。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年１１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嘉定县委。中共嘉定县委贯彻江苏省委的指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准备向反动势力开展武装斗争。

1928 年春，一年一度的“春荒”又到来了，嘉定西乡、北乡许多农民只能靠苜蓿、红花草、青菜、麦粞，再掺和少量粗米麦，甚至糠麸皮来充饥。孤寡鳏独的农户，唯有靠讨饭度日。北伐革命并没有为嘉定带来新的气象，更没有解决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社会矛盾依然尖锐。面对严重的灾荒，民国政府没有出台赈灾救民的举措，富户也未开粥厂赈济灾民，导致穷人更加仇富，人心思变，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共嘉定县委不失时机地领导了嘉定西乡的农民，开展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五抗”斗争。在“五抗”斗争中，有一位冲锋在前、视死如归的英勇战士，他就是青年中医李瘦鹤。

李瘦鹤生于中医名家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瘦鹤（一名李守鹤）生于嘉定西北严庙乡萧家庙（今属嘉定工业区）的一户小康之家。其父李培卿是嘉定针灸名家，有“神针”之誉，不仅专业水准高，而且医德高尚，善良淳朴，为人厚道，对病人不分贫富，一视同仁。李培卿有子女八人，李瘦鹤是李培卿的第五个儿子。

童年时代，李瘦鹤就读于嘉定西门外一所私塾，他天资聪颖，加上读书用功，悟性很强。他记忆力尤其好，读过的诗文很快就能背诵出来，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喜欢。不仅如此，李瘦鹤还富有正义感，同情弱者，爱打抱不平。

少年时代，父亲李培卿便在他的子女中考察，觉得五子李瘦鹤与七子陆瘦燕（因随母姓而改为陆），都是学习中医的好苗子，便刻意留心加以培养。私塾毕业后，懂事的李瘦鹤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就随父潜心学医，耳濡目染其父用针灸治病的奇效。他学医也像读书一样，十分刻苦用心，加之悟性好，数年后，就尽得父亲的真传。他不仅秉承家学，而且针术精湛，技艺十分娴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连他的父亲李培卿也承认儿子的医术已超过了自己。

1924年，１８岁的李瘦鹤就开始在嘉定西乡农村一带行医，已小有名气。他目睹了齐卢军阀混战对人民带来的苦难，所见之处尸横遍野，百姓流离失所。战争导致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也让本就贫病交加的底层百姓雪上加霜。当年西乡农民过着重租剥削、糠菜果腹的艰难生活，亲眼看着民生疾苦，李瘦鹤的同情心也油然产生，他特别乐于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大众看病，对无钱诊治的贫苦农民常常免去诊费。因此，这位德艺双馨的好医生在城西一带赢得了良好的口碑。除在嘉定行医外，他也到江苏、浙江一带出诊，凡是经他帮助过的人，都尊称他为“李先生”“李伯伯”。

漫漫长夜中，他彷徨，他思索。作为一位名医，自己的生活过得确实还不错，然而他常想，自己只能用银针治疗农民的疾病，这个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毕竟银针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人民的苦日子何时才能到尽头？他希望寻找一条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道路。

加入共产党

1927年春天，大革命风雷激荡，打倒列强除军阀、反帝反封建的思潮涌动，李瘦鹤深刻地感受到时代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此时，正值而立之年的他，已经成家立业，也有了子女。但他爱憎分明的性格也变得更加鲜明、强烈。

这个时候，年轻的共产党人廖家礽、陆默深奉命到嘉定西乡，宣传大革命的形势，并发动民众，组织农民协会，响应北伐革命，号召大家反帝反封建，宣传推行减租减息。廖家礽、陆默深的激情演讲，不仅深深打动了被重租、高利贷、苛捐杂税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广大贫苦农民，也深深感染了在一旁静听的李瘦鹤。这不就是他一直在思索而没有找到的答案吗？他觉得这两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懂的真多，廖家礽、陆默深也早就听说过具有仁爱之心的李瘦鹤。他们一见如故，多次促膝长谈，心心相印。廖家礽、陆默深把一些革命书刊给李瘦鹤阅读，使李瘦鹤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也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

1927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１９２８年初，白色恐怖笼罩着疁城大地，李瘦鹤的革命意志也更加坚定了。在党组织的考察和教育下，在廖家礽、陆默深的影响和介绍下，李瘦鹤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入党后，李瘦鹤利用行医的便利，配合廖家礽、陆默深一起宣传“穷人翻身要靠共产党”的理念，大力号召贫苦农民参加农会。

就这样，李瘦鹤与廖家礽、陆默深等地下党同志，不畏白色恐怖，仍然坚持斗争。他们经常步行、划船去嘉定西乡六里桥、严庙、方泰一带农村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嘉定的党员很快发展到近三十人，建立基层农民协会四百余个。之后，中共嘉定县委员会成立，沈金生任县委书记，张吉人、廖家礽、陆默深、张漱川、周慕陶等人被选为县委委员，李瘦鹤任县委候补委员。经江苏省委批准选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农运、青年、纠察等部门，具体部署斗争。李瘦鹤积极参与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

大型现代锡剧《六里桥》

五抗先锋

1928年４月，这场在嘉定县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五抗”斗争爆发了。李瘦鹤在斗争中英勇无畏，冲锋在前，成为西乡萧家庙一带有名的农运领袖。

“五抗”斗争以六里桥为中心，遍及傅家泾圈、外冈、葛隆、方泰、安亭等地。李瘦鹤参加了多次农民暴动，其中，1928年４月１２日夜里举行的第三次暴动，是整个“五抗”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即有名的外冈、葛隆之役。参加暴动的农民约有八百多人，他们在没有枪炮的情况下，举起火把，有的插着菜刀、匕首，有的肩扛扁担、锄头、铁搭、木棍等，分三路火速开赴外冈镇。主要组织者李瘦鹤带领着四百多人从朱桥方向奔袭赶来，与其他两路队伍汇集到外冈镇后，鸣放鞭炮为号，开始统一行动。先打开几家勾结官府、放肆欺压百姓的不法商贾的门，把粮食、布匹等物搬到镇北面吴兴寺的庙场上，准备天明后再分给苦大仇深的群众。镇上的土豪劣绅因受前两次暴动吓破了胆，早已逃避一空。镇上原有二十多人的水警队，也闻风撤进了县城，所以没有缴到枪支弹药。李瘦鹤等党员、农协骨干急中生智，带领部分暴动人员火速赶到葛隆镇，出其不意地冲进葛隆镇公安支局时，几个警察早已吓得四散逃命，支局长谢某也泅水逃走了。李瘦鹤等不费吹灰之力，缴获了步枪４支、步枪子弹三百多发，并一把火烧了公安支局。葛隆之战，大获全胜，大快人心，极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西乡农民，李瘦鹤等人的名字也名扬四方。

浩气长存

然而，“五抗”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李瘦鹤被反动当局列为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之一，赏金一千元。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共嘉定县委和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商定，暂时停止暴动，县委领导成员和农会骨干分散隐蔽，李瘦鹤秘密去上海暂避。

1928年４月２９日，李瘦鹤在上海虹口某客栈，因被天和堂国药号一名小伙计出卖，被敌人发现遭捕，当即被抓回嘉定羁押。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欣喜若狂，马上派驻嘉定镇压农运的省民政厅委员陈惟亲自审理。陈惟先以金钱、美女、高官厚禄利诱，又用拷打、烧红铁板烫身等各种各样的手段逼供，妄图从李瘦鹤处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消息。李瘦鹤在一次次严刑中昏死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弄醒，遍体鳞伤的他却没有屈服，始终不肯松口。

之后，在法庭上，李瘦鹤也从容自若，视死如归，慷慨陈词，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退庭后，他修书两封，立下遗嘱。一致其父，谓“子女尚幼，求父抚养”；一致其妻，谓“守嫁问题，悉听其便。”

1928年６月９日上午，李瘦鹤和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周慰农二人，英勇就义于嘉定西门外高义桥西北刑场。刽子手开第一枪时，没有使李瘦鹤倒下。反而刽子手自己好似被李瘦鹤坚强的革命意志吓破了胆，双手发抖，又连开三四枪。时年李瘦鹤３１岁，是嘉定县医务界参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并为之献身的第一人。

高义桥旧照

据说，行刑当日，当地百姓听到治病救人的李先生将被枪决，纷纷从几十里外之地赶到刑场，痛哭流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瘦鹤的妻子被推选为嘉定县烈军属代表，出席江苏省烈军属代表大会。1953年，嘉定县革命烈士陵园建立后，李瘦鹤的坟被迁移至园内，让世世代代的嘉定人缅怀瞻仰。

带妹下乡

每次经过嘉定新城，总会情不自禁地想一想，这高楼嘉木的前身，曾经是马陆公社（乡）的一大部分，这里的田垄乡宅里曾经有我年少的身影，似乎还能听到外婆对我说：“妹妹，走，跟我到乡下去。”此妹妹非姐妹之妹，在嘉定方言就是对小姑娘的亲昵称呼。“妹”也不能读第四声，得于第二声和第三声之间，柔软质朴，叫你一声，倒像在跟你商商量量的。

少时是常去乡下的，乡下有外婆的婆家老宅，有外婆的娘家村子。跟父母去，跟外婆单独去。我喜欢吃外婆老宅大灶头烧的饭，毕竟风箱是我拉的；喜欢跟外婆去竹园挖笋，清嫩；喜欢在自留地里跟外婆忙乎，拔草种蚕豆摘玉米，回屋，端起蓝花瓷茶壶倒出冷开水，捧起粗瓷蓝边碗，咕咚咕咚喝一气；也喜欢看甜芦粟的绿叶子在风中摇晃得飒爽；土豆山芋玉米落了种，一般不必精打理，到时候来收成就好了。土地的泥腥味也蛮好闻的。

至于走出西大街一点路，就见到的乡野，在我眼里就不算特别乡下。春天，跟着外婆去挑马兰头、摘枸杞头。下午三点多出门，一两个小时，两大花袋就满满的了，赶得及热油热锅炒一碗马兰头豆干。

年少的心念里，去乡下是可以暂时脱离平时的生活轨迹，看到些别样的人和景。坐北嘉线，出了南门，乡野田垄村子水塘河流，偶尔几家工厂，彼时嘉定的乡下是真正的“乡下的”。

先去望望石冈门外婆

我喜欢到外婆的娘家彭赵村走亲戚，那里比外婆婆家老宅众芳桥远，倘若单单和外婆一起去，北嘉线加步行，石冈门下了车进镇，一条石板街贯穿南北，街上开着不少铺子，门板排在店外，药铺饮食店杂货铺齐全，像缩小版的西大街。穿过石冈门，再走一段方可抵达。其实到石冈门下一站下车路更近，但外婆的老妹妹住在石冈门镇子南头老宅里，回一趟娘家么，外婆顺道要去望望妹妹。

说起来外婆的妹妹该称姨婆吧，但为了亲近，就叫她石冈门外婆。她家客堂间后门直通河滩头，宅子里还有屋中楼。石冈门外婆老伴家，老底子是做生意的。外婆和石冈门外婆俩年纪越大长得越像，连说话动作也像极。石冈门外婆少时就到老伴家来做童养媳了，所以外婆心里有点代娘家人过意不去似的。其实石冈门外婆日子过得蛮好，也没什么怨怼。到宅子门口，外婆敲门，事先没说好，也没叫熟人捎口信，来了就来了，先敲敲门再说。石冈门外婆通常是在的，开了门，眼睛一亮：“哎哟，姊姊，是侬呀，侬哪能来了？快点进来快点进来。”“顺路来弯一弯，还要到那边去呢。”石冈门外婆晓得那边是啥意思的，“哦，今朝勿好陪侬一道去了，去那里阿有啥事体啦。”“没啥没啥，去看看。”说着，穿着灰蓝布大襟衫、束着蓝布作裙的石冈门外婆，已经从大灶头上倒来了一碗开水，同时招呼我：“车子坐得吃力了哦，哎哟，越长越'趣’了。”“还好还好。”我晓得“趣”是嘉定本地话里“好看”的意思，“趣得来”“趣趣的”，都是长辈夸女孩的客气话。石冈门外婆说话笑眯眯，做事体动作慢悠悠。俩老太闲言碎语一番，有时还要咬几句耳朵，叹几口气，一旁的我晓得肯定说到各自家里的烦心事了，也只当不晓得。外婆喝了水，讲了话，歇了脚，拍拍衣裳，“好了，蛮好蛮好，要走了。”石冈门外婆双手在作裙上搓了搓，转身到里屋里拿出点什么，外婆客气，“有的有的。”“拿去拿去，路上吃吃。”老姐妹推来推去的，客堂间顶上的天窗照下来一束阳光。看着手里的鸡蛋糕橘红糕柿饼什么的，两个外婆交换了彼此的心意，在门口别过。石冈门外婆挥着手，外婆也挥着手。

继续赶路，还有不少路要走。走出了石冈门，走在村路上，走过好几个村子，再过几座桥，经过大片农田、一两所学校，早上吃的早饭早就不晓得到哪根肠子了，但又不舍得吃鸡蛋糕。接近中午，弯进一条水杉土路，外婆开始和熟人寒暄了。走过来一个，认得的；路边屋门口站着的老太，认得的……外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好像她从未离开过这里，脚步也松快起来。还没等我问外婆脚痛伐，倒是听到外婆先问：“妹妹，走得吃力伐，还有一点路就到了，好坐下来吃饭了。哦，不晓得舅公他们晓得我们去伐。勿要紧，有好几户人家呢，哪一家都好去吃饭。”外婆笑眯眯。

村头池塘边黄牛吃着草，土路一边向宅子延伸，一边是耕种的农田，外婆一路招呼熟人，到了自家老宅，那种江南绞圈房子，两侧延展客堂厢房，中间走廊穿进去，一个大天井，两侧厢房，跨进门槛，又是客堂间，后门对着竹园。当中过道一侧有架舂米机，木头和石臼，用人工脚踩牵动木槌，不过人工到底还是吃力的，有了机器轧粉后，这台半人工半机械的舂米机后来不见了，不知是扔了，还是搬进了民俗博物馆。后来，在各地的民俗博物馆看到类似的，想起去乡下时很欢喜踩上去牵动木槌，恍然日子已不知过去了多久。

深夜鱼汤偶尔鲜一鲜

老宅子热闹起来，熟悉的招呼声不绝于耳。舅公舅婆，表舅表姨表弟表妹等，三大家子人，在家的、从田里回来的，都跟外婆热络地讲张，饭一般就在小舅公家吃，小舅公在马陆镇上工作，特地回来陪外婆，“姊姊、姊姊”的不离口，好像还是在小辰光。舅婆个子矮矮的，圆嘟嘟的脸，啥事都惹不了她动气，只是糯嗒嗒、笑眯眯的。两儿三女，大儿子过继给了后厢房的小舅公的哥哥，读了中专，后来到镇上做事，还做了个管事的官；其他子女也都孝顺。客堂一间，厢房两间半，后来又搭出一间狭长的房间给小儿子结婚用，当然，再后来造起三层楼房，再再后来征地，住进了小别墅。三个女儿出嫁后日子也都过得蛮滋润。小舅公走得比舅婆早，舅婆和小儿子一家过，女儿女婿常来探望，笑眯眯的舅婆活到90岁。舅婆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咸肉蒸了，自留地的青菜大灶头炒了，粗盐爆炒，热乎乎的清香。大灶头烧的米饭也特别香，肯定是特地烧的新米饭。

我们的到来，好像也给平淡的乡村日子添了点涟漪。比我大几岁的彩彩嬢嬢拉着我，“来，带侬去白相。”走走不远，就是小河浜边，一只水泥船泊着。啪一声响，彩彩嬢嬢就跳上了水泥船头。心里吓丝丝，不过也想试试。跳到船上看看河浜周边的农田村落，视野开阔了。上了岸，又去田埂走走。泥土沾鞋，也随它去。外婆呢，和亲戚们聚拢着闲话呢，街上事、乡下事，讲不完。小舅公家前有块水泥晒场，晒场前是村路，路边有小河，小河里泊着水泥船，河畔杂草丛丛，河对岸就是生产队大田，远远地看不到边似的，天色暗下来，大田慢慢蒙上夜气。

晚上我睡在老式架子床上，有点迷迷糊糊的，被外婆拉起来，“来，妹妹，起来起来，起来吃鱼汤。”原来，小表舅晚上去渠道捉了鱼，连夜洗了，上大灶头，汤水鲜得来要落眉毛了。

喝完鱼汤，路过前厢房，听到外婆和舅公在屋子里谈天，说这家、说那家，口气里好像有些忧虑，大致是些各家的孩子，这个要讨媳妇、要造房子，那家大儿子和小儿子为了房子闹矛盾……外婆娘家三个弟弟家，家家一本难念的经。儿子结婚要房子伐，造房子手头紧哪能办？几个儿子之间如何平衡好？愁啊。鲜得不得了的鱼汤，实在也是难得有心思喝上一口。

平静的日常里埋着深深的愁苦甚至绝望。少时的我渐悟所谓其乐融融的亲情之阴影。

乡下的宴席有势头

过去在村子里，无论老式绞圈屋，还是后来新造楼房，婚丧嫁娶的做法皆以老规矩办。都记不清跟着大人来村子吃过多少次上梁酒、走通酒、结婚酒了。表舅、表姨、表表妹、表表弟，反正一家家吃过来。若婚宴，女方中午酒，男方晚上席。老屋前前后后几天前就热闹开来了。购物不易，得提前去镇上采办各种，自家养的猪当然派上大用场。厨师请好，八仙桌、长条凳、碗筷都借了来。自家客堂间不够做世面，前后左右的亲戚邻里都约好摆台子。门外的晒谷场上，雨布搭起了棚子，摊开荤素食材，架上大圆砧板，厨师小工束起围裙，手脚不停。灶头间大灶旁的风箱更是拉个不停，柴早就备足，三星灶眼眼都不闲着。

大棚附近还设有茶水炉，铅皮圆筒身，上面冒小烟囱，下面烧木柴爿，筒身小铜笼头可接水，不时有专管茶水炉的老人注水添柴。这个也是风俗，叫“做茶炉”，管茶炉的还负责烫好热毛巾给接亲团擦，新郎接过热毛巾，还要意思意思给个小红包。有时毛巾太烫，大半就是做茶炉的故意作难，那就再请支好香烟吧。当然，做茶炉的都是主人家请来的，一般总归是来帮衬的而非拆台的。雨棚、茶炉、厚厚的砧板、宽大的脚盆……望上去，喜事的势头蓬蓬勃勃。不管手头多紧，也不管酒水丰盛还是简素，闹闹热热的排场氛围还是要渲开来的。

若嫁女，伴娘成员由新娘小姐妹和亲戚组成。我从10岁开始，就在几个表姨的伴娘团里凑热闹。男家的接亲团通常在下午3点左右到。一般女方这边要晚点走，所谓“嫁女娘伤心”，再说姗姗来迟也显得有身份；而男家那边当然希望早些接，吃酒席的一大拨人还等着呢，大家好像都还要争这么点面子似的。接亲团来了，新娘和母亲总有些眼泪要意思意思，在鞭炮声中，新娘坐上了新郎推的自行车（得到1980年代才有轿车来接），闪亮的28英寸“凤凰”或“永久”重型自行车，接亲团的其他小伙子们也一律骑自行车，分别搭上伴娘们，于是，一行自行车队簇簇新地在亲朋村人的注视下自田埂远去。

到了男家，除了鞭炮外，还要跨稻草火堆，是风俗，一说祝福日子红红火火，一说是考验新娘子。酒席上敬酒点烟是自然，但新娘也时有收获，男方家的姑姨婶婆等女性长辈亲戚们给了新娘“见面礼”，称之为“叫人钿”，好像亲戚们和新娘就此是一家人了。晚上闹新房前，还要“开箱子”，新娘把嫁妆箱钥匙给婆婆，婆婆当着几位老长辈的面，打开樟木箱，一般婆婆就象征性地取出毛线衣料等物示意，其实农村里讲究的10条12条缎子被子等已经叠放在婚床上了，那些老人也就是依了老规矩过个眼，通常赞几句，就算仪式结束了。新娘和新郎当天一般不同居新房，而是伴娘陪着新娘就寝。第二天是“回门”——回娘家，早饭罢，等自家或亲或表的兄弟来男家请，就可出发了。兄弟来请，也是风俗。大概是旧时所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于娘家而言，新娘倒是客人了，所以该请。嘉定镇上人家不怎么执行这些规矩，在农村很讲究，若无娘家兄弟来请，新娘是很没面子的。

少时看着这些规矩仪式按部就班地做着，开始觉得新奇好玩，不过众目睽睽之下这样那样着，也觉烦琐，有时候好像也就是过过场罢。不过没有这些老规矩呢，婚礼场面又似乎不够热闹，和平常日子差不多。也许过日子还是需要一些仪式感，让重复的日子生出些期盼。这些规矩其实慢慢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也改变了不少，当村子消失，村民们住进农民别墅、公寓楼，自家也不必摆场面做酒水了，大家都到乡村食堂举行红白喜事。伴娘团、开箱子、回娘家等婚礼习俗也见得少了。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纪，少而及长，看着村子从老式宅院，到二三层小楼，再到迁至乡村别墅，三层楼的独栋房子，瓷砖贴面卫生间，煤气热水器厨房，进门换拖鞋，上楼有宽带。村子里的人不再集居，不说乡邻们，就是家族里的也散居在不同小区。其实在这之前，村里的年轻人早就离开了村子，大学大专或中专，毕业了都在镇上乡里工作了，有的还做了国家公务员——吃公家饭曾经是老一辈村里人的向往啊，买了商品房，接了父母来住。没了农田，原先的村子当然也不复存在了。锄头铁搭仿佛文物，黄牛牵到哪里去了？

从小看着乡下亲戚辛苦田里劳作，对文人描述的田园很早就祛魅了，虽然其具有审美价值。我晓得其实村民们是欢喜住楼房别墅以及不种田的，种田多少苦呢，腰酸背痛，汗流浃背，一年收成赚不到几个钱，还是90年代种香菇、养鸽子搞副业，手里才多了活络铜钿。乡下的亲戚们也不再羡慕城里亲戚的日子了，自家也都过上了，住的还是别墅，比公房宽敞多啦。要有心思呢，别墅院子里还可以种点蔬菜啥的，吃个新鲜。

少年时代随意就到乡下的日子自然不会有了。

不知不觉，我也到了带着我去乡下的当年外婆的年龄了，相熟的亲戚有的走了，有的老了，小辈的都不认识了，血缘带来的一些关系自然是疏落了。大家都生活在各自的节奏和环境中，彼此稀少交集，硬要热络那也是勉为其难的。有些事也就是想一想，念一念，曾经有过，就好。

比如在失眠时偶尔似乎听到已故外婆的声音：妹妹，跟我到乡下去伐。偶尔想到嘉定的农村，好像会看到那里的打谷场、舂米机、灶头厢房、农田湖汊，甚至村子里的倒粪处，也会想起尚未成家的表舅夤夜捉鱼煮鱼汤，深夜鱼汤的那种鲜成为时光的滋味了。

蝶变：从秀野堂到江南秀野文化园

在中国近代史上，提起“宋氏三姐妹”家喻户晓，然而与“宋氏三姐妹”同时代的，还有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嘉定孕育出的“浦氏三姐妹”，她们的传奇人生，同样闪耀历史长河。

三姐妹早年家庭合影。右起：浦友梧（父）、黄庵岫（母）、浦通修（子）、浦洁修（长女）、浦安修（三女）、浦熙修（二女）

5月的上海，惠风和畅，花团锦簇。在新成路街道的练祁河北畔，一处曾“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百年老宅，也正式向世人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它就是秀野堂，由当地名门望族浦氏第十四世传人浦增声建于1927年。

浦氏是嘉定知名的文化世家，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与传承，其“修身、治家、勤俭、孝亲”的家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人才，其中之翘楚，便是著名的浦洁修、浦熙修和浦安修三姐妹，如今她们留给后世的头衔分别是民建中央副主席、知名进步记者和彭德怀元帅夫人。

作为一处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和不可移动文物，秀野堂于2024年经修缮改建为江南秀野文化园再次面世，向世人诠释着中华秀野文化的历史文脉传承、精神内涵价值和创新发展。

浦氏人才辈出

“秀野”一词起源于北宋，诗人苏东坡曾在诗中描绘司马光独乐园中的园林情景：“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此后以“秀野”命名的居所渐渐成为书香门第的象征。

据《浦氏宗谱》记载，浦氏自明末从龙华迁至南翔，至清代中叶迁至嘉定孔庙旁的永康桥，后又陆续分支迁居至马陆、安亭等地，至民国八年（1919）浦氏已在嘉定凡十三世，卜居在嘉定的历史达380年之久。

经过多年的稳定发展，浦氏家族成为嘉定知名的文化世家，其子孙后裔人才辈出。第十二世浦文球为清光绪元年（1875）秀才，擅长书法，现在嘉定孔庙里尚留有他写的碑刻《归骨园记》碑；第十三世浦泳（原名浦昌泳），是知名的书画家，有“江南一枝笔”之称，也是民盟嘉定的创始人。

到了第十四世，“增”字辈中的浦增声在嘉定、苏州、无锡等地陆续开设了十几家米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为了便于运输粮食，便在练祁河边建起了大宅，取名“秀野堂”。

浦氏三姐妹属家族的第十五代，大姐与二姐出生于嘉定城南，幼年时就读于嘉定启云小学，后因父亲浦友梧工作调动，举家迁至北京。浦安修与其弟浦通修出生在北京，浦通修曾任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一职。

在那个动荡莫测的年代，中国大多数女性仍被陈旧的思想所束缚，但浦氏三姐妹都是有着独立思想与品格的新时代女性，她们心怀家国大义，分别从商、从文、从政，一门三杰，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嘉定文史专家陶继明在上世纪80年代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时，便与浦家后人相识，多年来他一直推动着对浦氏家族及其文化成果的研究与保护。在他看来，浦氏一族人才辈出的原因，除了嘉定深厚文化积淀的哺育，还在于其家族对文化教育与家风传承的重视，“浦氏强调'修身治家、勤俭孝亲’，这也成为浦家的家训。以老宅堂号'秀野’为例，其'聿修厥德，敬业乐群’的文化内涵，就包含着遵循祖训、加强修行，和忠义节操、家国情怀这两层意思在里面，正是寄托了家族对后辈的殷殷期望。”

“秀野”焕新重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百年的风雨，秀野堂虽外形架构完整，但房屋已渐有颓势，客堂间大门缺少了几扇；屋内陈设不再，成为了杂物间。尤其是西厢房屋架已经偏斜，靠一根柱子勉力支撑着。

“秀野堂是浦氏在嘉定的唯一遗存，它是典型的清末民初江南硬山式建筑，随着城市化进程，像这样比较有代表性的江南百年民居，已经越来越少了；其次，它原汁原味，是研究本土人文与历史鲜活的实例，人们能从中一窥当年嘉定书香人家的生活样貌；此外，它还承载了一个家族的文明与辉煌，更是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陶继明向新成路街道建言，将秀野堂改建成浦氏家族陈列馆，让它以“优秀历史文化传承之根”的瑰丽之姿，将浦氏家族的红色历史故事及育德树人的家族文化发扬光大。

踏着时代的浪潮，百年古建筑赶上了好时光。2010年，秀野堂被公布为嘉定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为了做好非遗文化普及传承，呵护城市历史文脉，2023年初，秀野堂修缮改造规划方案确定并立项，新成路街道在依据“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等原则对文物进行保护修缮的同时，积极探索其活化利用。

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总工程师、秀野堂项目负责人赵彦表示，秀野堂项目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通过挖掘独特的文化内涵，将文物活化的典型范本”，“'秀野’仅仅两个字，却综合了时间、空间、内容、精神等多个维度，它阐释着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精神内核，结合浦氏家族的故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浦氏在教育子女、培养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当中，将'敬业乐群’的思想贯穿他们的成长始终。怎样做好自己、服务社会，在历史长河与风浪中，浦氏三姐妹和她们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已经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在对秀野堂进行“体检”时，大家明显感到保护文物的工作已是迫在眉睫，项目团队第一时间给古建筑用上了新科技——数字化技术的诊断和介入，为其后续的保护和修缮利用提供第一手的数字化证据支撑。“当年法国巴黎的圣母院火灾后重建，就得益于之前有团队为其做过全要素激光扫描固定。”

不料，此项工作结束不久，上海就迎来了一次台风，曾经摇摇欲坠的西厢房在这次台风中彻底坍塌了。“我们拿到了第一手资料，真的非常幸运！”让赵彦高兴的是，幸运与惊喜还在持续。为了最大限度还原秀野堂的原貌，施工团队将屋内原有的家具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进行了清点、编号和存档。在黑沉沉且难以下脚的屋子里，赵彦触碰到一只老皮箱。借着手机的灯光，他看到压箱底处铺着一张牛皮纸，原来这竟是当时浦增声在苏州开米行时留存的广告纸。尘封多年的老广告，让如今的人们得以一窥当年苏南商贸的盛况。

“这让我对浦氏家族的认知又上升到了一个维度，浦家不仅仅有三姐妹，还有其他众多的后人，在一代代家风传承中，他们自强不息，各自走出人生的精彩。”赵彦感慨道，“秀野”不语，却默默展现着幽幽芳华，吸引人们去探索、寻觅和思索。

浦家后人寻根

秀野堂的修缮改建和浦氏家族陈列馆的成立，也在浦氏后人中掀起了“寻根”热潮。在陈列馆开馆之际，三姐妹的部分后人特意从北京赶来。“我们应该记住家乡，那是祖辈诞生的地方。”浦通修之子浦西民如是说。浦熙修之女袁冬林表达了深深的感动与感谢之情，“陈列馆的成立了却了大家的心愿，对浦氏后代是一件很大的事儿。”

5月下旬，在“修”字辈浦姿修女儿周学慧的组织下，11位在上海的浦氏后人相约来到浦氏家族陈列馆，他们大多是浦家第十六世，年龄最大的已经82岁了，最小的也已经年过六旬。为了这次“寻根之旅”，定居美国多年的张庆欢和魏平元夫妇也特意赶回来，“想看看老宅中能不能找到母亲（浦㛑修）的身影和她曾经说过的故事。”

作为浦氏辈分较高的家庭代表，77岁的浦渊修参加了陈列馆的揭牌仪式。他扶着眼镜，端详着仪门上的灰雕饰物并为大家作讲解，门上题额依稀可辨为“聿修厥德”四个字，“这里小时候我来玩过，现在比我印象中漂亮太多了，记得以前屋外还有葡萄树，我们小孩子还摘下来吃过。”

陈列馆内展示着浦氏一族的传记、浦氏名人和浦氏文化研究成果，重现民国时期浦氏书房的场景。桌上摆放的老照片，墙上悬挂的书法作品，柜子里泛黄的旧书……每一样都如此亲切。77岁的浦世敦坐在浦熙修曾经用过的写字台前若有所思，写字台上摆着的一篇浦熙修写于1948年12月的战斗檄文《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手稿，“这是我二姑写的。”

在以卷轴电子屏形式展出的家谱显示板前，众人纷纷驻足寻找自己祖辈的名字，“文、昌、增、修、世、德”……张庆欢和魏平元在“修”字辈的排行中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名字：浦㛑修。眼前熟悉的名字，唤醒了大家尘封的记忆，那些口口相传却记忆模糊的故事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众人难掩激动之情，久久不舍离去。

拂去厚厚的尘埃，如今的秀野堂从历史烟雨中走来，变身为融家族陈列馆、非遗文化展示、红色教育基地等为一体的江南秀野文化园，更成为一张“红色文化”的新名片和弘扬爱国传统的新阵地。

“下次，我们还要来，带上子女和小辈，让他们知道，这里是可以安放我们对祖辈情感和念想的地方，这里曾是他们的家，也是我们的根。”80岁的周学慧深情地说。

黄氏宗祠、西溪草堂与黄氏家族

嘉定西门外，有一条由北向南潺潺而流的小河——项泾。项泾西侧，是一所粉墙黛瓦的庞大建筑群——“西溪草堂”，今为嘉定镇项泾西街4—5号。这里是西门黄氏家族的聚居地。黄氏是嘉定著名的文化世家。明末由黄继春从浦东高桥镇迁至嘉定西门外练祁河边，故称“练祁黄氏”，迄今已有四百余年。黄氏家族从事过沙船行驶业，开设南北货行及酿造业，黄氏晖吉酱油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黄氏家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积德行善，修桥几十座，每逢灾年开粥厂济民。至八世，进入鼎盛时期，黄氏家族重文重教，世代相传，历久不衰。

黄氏宗祠：黄氏最早的聚居地

其实，西溪草堂并非黄氏最早的聚居地。黄氏的迁嘉始祖黄继春，字忠芳，明末从嘉定县东境江东镇的高桥里迁至西门外。黄继春为人善良，有德行，热心地方事业，名闻乡里。他还会武，能使一条铁鞭。清康熙时期，嘉定知县余敏曾推举他为“乡饮大宾”（古代官府每年正月宴请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届时要推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主宾），并题写匾额“齿德兼优”赠予他。

黄氏宗祠原址位于西门外练祁河南的西下塘街。当年，黄继春的家就安置在“邑城西门外出一图，故宅曰'诚明堂’，即今宗祠旧址”（黄守孚《练西黄氏宗谱》），在众安桥（俗称“香花桥”）南堍西侧。这里是黄氏落籍嘉定后最早的聚居地，黄氏家族的“血地”，后来才成为练西黄氏家族的宗祠。

　　《黄氏宗祠图》（录自《练西黄氏宗谱》）

黄氏宗祠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创建者为六世孙黄通理、黄鹏飞、黄鸿磐三兄弟。长子黄通理，字九皋，号省斋，国子监生，性好施舍，为嘉定善人，曾捐资修过多座石桥，因德高望重被推为“乡饮大宾”，知县吴桓赠匾“敦善不怠”以示表彰，清光绪《嘉定县志·孝义》有传。次子黄鹏飞，字万程，号竹虚，国子监生，孝义笃行，邑中义举率先带头，擅长诗文，著有《竹虚记存》，也是《练西黄氏宗谱》的创修者，清光绪《嘉定县志·孝义》有传。三子黄鸿磐，字逵扬，号效圃，一号揆香，国子监生，经营北货业，性朴实善良，肩力过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黄氏三兄弟看到大家族缺少活动场所，决定带头创建一所宗祠，据《练西黄氏宗谱》记载：“吾宗自明季忠芳公迁疁以来五世，未有祠宇。清嘉庆九年甲子，六世孙通理、鹏飞、鸿磐始奉忠芳公为迁始祖，舍出一图天圩内诚明堂故宅为宗祠。”

据《练西黄氏宗谱》记载：黄氏宗祠占地一亩三分，有享堂、宝藏、诚明堂、学吃亏室、图书室、杂具室、租栈办事室、租栈、车室、砻确室等房屋十几间，在宗祠西北，临赵泾东岸，还有一片近六分的晒谷场。其中，令人费解的是学吃亏室，阅《练西黄氏宗谱》中黄氏七世孙黄钟所写的《学吃亏记》一文，提到“人能持此三字符，天下无难处之事，无难处之人”，充分体现了黄氏家族积德行善、奉献他人的精神。

宗祠要长久地维持下去，必须在财力和人力上得到保障。为此，黄氏家属纷纷捐出土地，一百余年中总共捐出421亩，充作宗祠义田，以地租维持宗祠日常运作。宗祠设族长主持宗祠日常事务，并订《族党规约十条》，1914年又制订了《祠祭规程十一条》，详尽地规定了春秋两季祭祠祖先的礼仪。

清同治年间，一位黄姓徽商向黄氏租地创办晖吉酱园，后黄氏家族也参股经营，发展至占地20亩，雇工100名，为当时嘉定规模较大的酱园。

晖吉酱园出品“飞鹰牌”酱油，系用本地出产的大豆作原料，加工严格，生产周期较长，味道鲜美，是闻名遐迩的烹饪佐料。另有“白鹤牌”天花粉，也以本地野生的栝楼（俗名“杜瓜”）的根为原料，碾成粉末，再在水中沉淀制作而成，洁白如雪、味美爽口，有滋阴补阳之效。1911年意大利举办的都灵世博会上，“飞鹰牌”酱油获金奖，“白鹤牌”天花粉获银奖。

　　嘉定西门晖吉酱园广告老照片

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上，晖吉酱园的“金蝶牌”白玫瑰酒又获金奖。“金蝶牌”白玫瑰酒选用江南一带的优质糯米，用天津高粱、玫瑰花浸酒吊露，再加适量的白糖制成，因质地醇厚、吃口香、回味甜、酒度适中而名噪一时。鼎盛时期，产品销至邻县、上海市区、北京等地，并远销至东南亚各国。

1949年后，黄氏宗祠及晖吉酱园所在地，成为县供销社生产资料批发部、洁园浴室、嘉定印刷厂、嘉定废品公司收购站。后于2002年12月被拆，原址成为金地格林房地产的一部分。

西溪草堂：黄氏后来的聚居地

黄氏家族迁至嘉定后，至其五世孙黄国楷开始从事海上沙船行驶业，贩运腌腊油饼到山东，开设竹行、典当、南北货行及酿造业，因经营有方，逐渐成为嘉定富户。黄氏世代繁衍，人丁滋兴，老宅已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为让家族更好发展，黄氏家族亟待寻觅新的生活场所。

至六世孙黄通理时，黄氏家族在练祁河北、项泾西侧购地，开始构筑新居，并陆续从练祁河南诚明堂迁至新居，“兄弟既皆移居练祁之阳”（黄守孚《练西黄氏宗谱》），即今之西溪草堂的由来。此时正值清乾隆、嘉庆时期，国泰民安，黄氏家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故居所规模造得颇为庞大，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坐北朝南，主厅为“其顺堂”。从建筑形制看，系较典型的清代建筑，为砖木结构平房，主厅面阔5间，硬山式建筑，小青瓦屋面，八步架，抬梁式四界梁，花岗岩石础。东侧裙房一排，设两个出入口。西溪草堂则在黄氏旧居之北，倚西溪（俗称“黑水河”，今已填埋），为八世孙黄汝成读书著述处。黄汝成在辑校注疏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史学著作《日知录集释》时，在其“叙”中以“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冠名，其后，黄氏的西溪草堂之名便在学术文化界传播开来了。

　　西溪草堂

2010年，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西溪草堂被公布为“嘉定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这个建筑群大部分得以保存，但北部临西溪的部分建筑已在上世纪60年代被拆除，在原有基础上建了水泥工房。如今，西溪草堂被列入西大街更新工程项目中，不久的将来，整体建筑都将得到良好的整修，将重现它的倩影。

黄氏家族：教化嘉定的文化世家

黄氏家族自七世孙黄钟开始，向文化世家转型，代出才人，延绵不绝。黄钟为贡生，师从乾嘉学派巨擘钱大昕，精于天文、地理、音韵，训诂之学。曾主持孔庙、书院的修缮，多次开粥厂，积极参与赈灾活动，德才兼备，江苏巡抚曾赠匾“积善成德”。七世孙黄鋐，县诸生，有文学才华，热心地方事业，发起修建众安桥。

八世孙黄汝成，黄鋐子，从小读书刻苦，廪贡生，学问淹博，读《资治通鉴》达到几乎能背的程度。他以一生的精力注释校勘顾炎武的《日知录》，网罗天下评释《日知录》者达96家，并为《日知录》撰写170余条富于创见的注释，证今论古，极为精审。现今流行的《日知录》，就是他编辑的版本。另著有《袖海楼文录》。由于过于劳心，38岁就逝世了。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书影

九世孙黄宗起，清同治十二年（1873）乡试中举人，后即弃举子业，以全部精力研究经史，精通医理，擅长书画。他在震川书院担任主讲30余年，后又任湖南沅州秀水书院、苏州中西书院总教习，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他学养深厚，教学有方，把震川书院经营成江南著名的书院，著有《知止庵诗文集笔记》《尺牍家训日记》《课孙书诀》等。与其子黄世祁、黄世祚一门父子三人中举，在嘉定传为美谈。

十世孙黄世荣，清国子监生，博涉经史，兼通医理，历任圣约翰大学、松江府中学、清华女子学堂、浙江嘉兴师范学堂等教员。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资四五千两银子在家中开办中英普通学社（为今普通小学的前身）。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创办嘉定第一张报纸《嘉定旬报》，自任主编。他还捐田200余亩，赡养族中贫困者；在总掌育婴堂时，救活过不少病婴。有《味退居文集》《嘉定物产表》等书传世。十世孙黄世祁，黄宗起子，上海广方言馆毕业，善作文，精于书法，更精通西学历算。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热心教育事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嘉定同仁在家乡开办求志书塾，以中西结合的知识教育学生，开创嘉定向西方学习的风气。后又在太仓陆宝忠学堂、上海王氏育材学堂任教师，应邑人、浙江巡抚廖寿丰邀请，曾任杭州求是大学堂教授，善于识拔青年人才，著有《退斋文存》《诗存》等。十世孙黄世祚，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后任浙江大学编书员、文案员，上海《申报》记者，上海民立中学、三育中学教员，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教员。因教学有方，成就突出，曾获教育部嘉禾勋章。他还热心地方事业，曾任嘉定县教育会副会长、会长，嘉定县修志局总纂等职。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后，嘉定爱国人士决定建造侯黄纪念碑、石童子碑等，黄世祚为《侯黄两先生碑纪》《石童子碑记》撰文。嘉定沦陷后，黄世祚隐居西门，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富有民族气节。十世孙黄世源，在嘉定县西门外比其宅创办练西小学，后又任普通女校教师，热心办学。练西小学为嘉定名校，现已易名为三皇桥小学。

　　民国二十四年（1935）黄世祚《侯黄两先生碑记》

　　黄世荣与家人合影（约1910年）

十一世孙黄守恒，黄世荣长子。清诸生，毕业于南菁书院。历任普通小学校长、上海广明师范传习所、城东女校、爱国女校、浦东中学、澄衷学堂教员，上海集成图书局编辑员，上海商科大学教授。他热心地方事业，曾任嘉定县劝学所总董、县教育会会长。为了使普通小学得以发展，他在嘉定镇张马弄购地6亩余，使普通小学迁入新居。平生勤于写作，有《教育习拟稿》《顽言》《诗话杂俎》等传世。十一世孙黄守孚，黄世荣次子，清廪生，在中英学社学习英语、数学。协助其父创办普通小学，编辑《嘉定旬报》。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县劝学所视学兼学务总董，规划学区、编制，颇称详备。后任上海集成图书局编辑，所编国文教科书，选材新颖，风行全国。1917年，协助黄炎培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后任《新申报》主笔兼暨南大学教授，提倡新文学，被誉为“前进教授”。后回嘉定任普通小学校长，因教学方法创新，办学认真，受到社会好评。1924年任嘉定县教育会副会长，并任县修志局协纂，参与编撰民国《嘉定县续志》。著有《新江苏之言》《嘉定地理》等书。

十二世孙黄辛白（曰騋），曾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会会长、全国政协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是当代教育家。十二世孙黄曰騯，黄守孚长子，曾赴法留学。曾任普通小学校董，为办学募集资金。后任中华珐琅厂董事长兼总经理。热爱家乡，1959年筹建嘉定博物馆时，多次将祖传历史文物200余件无偿捐出，其中有明代“嘉定四先生”的书画，明代抗清志士侯峒曾、黄淳耀的手迹等，居功至伟。十二世孙黄曰骧，北京医科大学毕业，曾任华东干部疗养院主治医师、人民卫生出版社编审，一生编辑了《实用内科学》《鉴别诊断学》等50余部图书。热爱家乡，1979年，将《徐渭书杜诗卷》《沈苍工笔宫殿山水册页绢本》40余件收藏精品无偿捐出。身后，家属遵其遗愿捐资一万元，建普通小学“黄曰骧奖励基金”。

十三世孙黄惟中，上海仁济医院医师、上海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精通英、俄、法三种外文，参与主编翻译了《外科病理学》《克氏外科学》等著作。十三世孙黄惟群，旅澳作家、评论家，著有散文集《不同的世界》《澳洲风》，文学评论集《偏见集》，小说随笔集《黄惟群作品自选集》等，另有合译著作《虹城》。黄惟群活跃于海内外文坛，在国内外高校做演讲，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作品。十三世孙黄勇（惟字辈），成都理工大学博士，地质工程专家，新疆大学二级教授、联合国科学技术组织首批院士之一。

法华古寺塔铃催

“法华古寺塔铃催，瑞竹轩窗面面开。陌上女郎连袂出，即山亭子探春来。”该诗为清代乡贤王鸣盛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春所作思怀家乡的《练川杂咏》六十首之一，诗后注：“法华寺，宋开禧间建。瑞竹轩，元大德间建，在集仙宫内。城隍庙后园，邑中最胜处，中有即山亭。”简述了当年嘉定城中三处古迹的风景，即法华塔、集仙宫与邑庙后园，给人以无穷遐思。集仙宫，今已废；城隍庙后园，1980年代经改扩建后，名秋霞圃。本文专记法华塔故事。

1881年的法华塔

法华塔之由来

法华塔位于嘉定城中心的登龙桥南堍，北傍市河练祁塘，东近横沥，西为市街南大街。嘉定城所在地，宋代名练祁市，处冈身地带，地势高爽。南朝时已有先民在此定居生活，梁天监年间在西境建有护国寺，宋代时又先后建有多座寺庙，在护国寺西有积庆庵，在南境有显庆留光寺，在北境有崇显教院，在练祁、横沥交汇之区有法华庵，其时练祁市人家枕河而居，市况热闹。

南宋开禧年间，练祁、横沥交汇之区建法华塔。嘉定十年十二月（1218年1月）嘉定建县，练祁市为县治所在地，随后一二年间，县治（县署）创建，庙学营造，县城出现，法华塔遂成嘉定城的地标建筑。

考据文献获悉，法华塔所在之地在嘉定建县前为法华庵，庵与塔位置信息重叠，惜庵创建年月无考。建县后的第三年，即嘉定十三年（1220），于庵址上建尉厅，有房舍55间，东有校场、射亭（明洪武《苏州府志·官宇》）。元代元贞二年（1296），嘉定升为州，原有县治“狭溢漫漶”，于至大二年（1309）改作并扩建（元贡松《创建州治记》），时已不设尉职，原有尉厅废（参见明嘉靖、万历《嘉定县志》之《官师志（考）》），其地宜复为法华庵所有。

法华塔，俗名金沙塔，“法华”之名，或许缘于法华庵。其建于宋开禧年间，并由僧道坚重修于元至大元年（1308）。1996年，法华塔修复期间，于塔底发现明代、元代两个地宫，结合塔基石木构件及其分布情况与清理出的文物，可以推断出塔及地宫始建于元至大年间，“重修”也应为兴建。

笔者也因此对邑志所载的法华塔始建于南宋开禧年间一事产生疑虑。考南宋德祐元年（1275）十二月，未起战事，元兵和平占领嘉定。此时，上距宋开禧之年仅百年时光，岂有未遭变故而已塌圮之塔？然县志所载如此，或有所据。又考元至正九年（1349）立于嘉定学宫之《梅岩瞿先生（懋）作兴乡校记》，有“近五十年间，四方人民推崇佛氏，大建佛刹，十倍于昔，捐田施财，远近响应者何也，盖释氏子以佛慈悲救苦解厄，推福祸以示人”之句，知至大元年建塔事为可信，时修塔之资与材，应出于嘉定民间捐助。其时塔之景象如何，可见元明之际邑人王彝作于明洪武二年（1369）的《己酉练祁寓舍咏雪》中“塔铃无声灯劫劫”之句，知时塔檐系有风铃，几经修缮保护。

1996年法华塔元代地宫发现的玉鹅

入明以后，法华塔之信息，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所纂修之《嘉定县志》知时“塔已废，惟塔垒尚存”，至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纂修之《嘉定县志》则谓“塔今尚存一级”，塔于何年毁损以至塌圮，文献无考。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初秋，知县陈一元到任，是年四五月间大雨连续五旬日，夏麦无收，又逢官布之征，百姓苦甚。陈一元应对有法有节，灾情得以纾解。因法华塔处学宫之北方，于嘉定而言有文笔峰之称，有关嘉定人文教化之昌隆，陈一元因县士绅之请，于是年冬重建法华塔。陈一元首“捐俸百金经始，又以赎锾佐之”（归子顾《陈侯去思碑记》），又有“耆民任磐石、朱烨及信女徐氏等捐资五百金，并门面房屋二所，共费二千七百余金”，而塔遂屹然重立（《重修法华塔捐助督工碑》），为四面七层楼格式。塔建成后，于次年即万历三十七年（1609）立《修造金沙塔题记》，惜石刻后佚失不存，塔于何月兴建，于何月竣工，为不可知。于明邑人张恒《法华塔歌》“拮据半载毁复成”句，知用时半年；于明侨寓程嘉燧（1565—1643）所撰《处士朱君（烨）墓志铭》谓朱烨（1566—1639）受陈一元之命“综理其事三载而成”句，知用时三年；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所立《重修法华塔捐助督工碑》述陈一元之重建“不期年而告成”句，知用时不到一年。综上信息推知，塔竣工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夏秋之际，言三年而成，宜包括谋划造塔并塔院建设所跨之年月。时住塔院僧为海月。万历三十六年冬兴建之时，邑人娄坚题写了“法华塔”，刻石嵌置于塔底层南侧门洞之上。

明娄坚题“法华塔”额

入清后，康熙三十八年（1699），因法华塔“日就颓废，不葺将毁”（王文焕《重修法华塔碑记》），时任嘉定知县王文焕因邑中善士陆彦中、钱瑞侯、耆王仁、沈羽等之请，决定重修，并捐俸以助。由陆彦中、钱瑞侯负责，于是年秋季开工，至次年仲夏竣工，用费七百余金，塔焕然一新，其时住塔院僧为朗秋。及雍正年间，法华塔又作修缮，其由何人主持，兴修时间如何，文献无载。乾隆三年（1738）又重修，于是年七月嘉定知县黄建中所撰《净土庵记》获悉，是年春夏之间，由县北境之净土庵僧人宏宣捐庵之“耕余钱五万”为倡，邑之善士助捐，用时百日而竣工。及嘉庆八年（1803），僧达圆又募捐重修，其何月始、何月竣，无考。

到了民国时期，法华塔因年久失修，圮毁严重，又出现向东南倾斜危情。1923年，嘉定县开行政会议时已决议集资修缮，由时任嘉定城市总董的戴思恭综理此事，并委任赵鼎奎等为修塔专员，工程由张凤翔的张恒兴营造厂承包。1924年3月，开始修塔前期搭架等事，4月施工，8月竣工，除塔体大修外，又于塔之南侧近大街处重建了塔院门，整个工程费计银圆6000余元。此次大修拆除了各层原有腰檐、斗拱，又将各层平座、栏杆、七层塔顶及底层围廊等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以水泥粉饰外墙，使法华塔失去原有风貌，而塔身倾斜隐患未除。

20世纪30、40年代，法华塔塔院

新中国建立后，1989年，嘉定县人民政府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商议决定修复并纠偏加固法华塔。1994年7月，成立“嘉定区法华塔维修工程领导小组”，启动修缮工程。自是年12月搭建脚手架，至1996年11月工程通过验收，历时两年，费资近200万元，法华塔纠偏加固与修复圆满完成，重现明代古塔风貌。修复后的宝塔，通高41米，内设木梯可至塔顶，二层以上二面设门，二面壶门，逐层互换，每层设平坐护栏，可供眺望。在修缮过程中的1996年1月，于塔基发现并清理了明代、元代2个地宫；3月，在塔第6、第7层间发现壁龛暗室，皆发现大量珍贵文物。1997年，开始塔院的建设，范围北至练祁河、东至横沥，西至南大街，南至为群五金店南侧弄堂。是年12月开始施工，次年10月完工。于法华塔东辟出空地如广场，沿横沥建靠水石码头一座，岸石上刻马承源题写的“金沙夕照”四字。码头与宝塔之间立“圣旨”石牌坊一座。广场北侧沿中下塘街两侧各建一组仿古建筑。广场南侧移入原东大街古建筑翥云堂，塔院靠南大街南北两侧开设院门各一，以便出入，靠街围墙上镌刻顾廷龙题写的“法华塔”三个大字。至新世纪的2008年，进行了一次常规性全面维护。2023年4月至8月，又作修缮，原有2至6层屋面出檐略作缩短，塔体风貌更显玲珑秀丽。今塔院内南北建筑中设有顾维钧陈列室、胡厥文生平陈列馆。

见证城市发展

法华塔建成后，于文献考察知为嘉定境内最高建筑，为历史名迹之一。前人诗文歌咏记述之作，载于邑志乘及邑人诗文集中，然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重建之前，目力所及，仅见前述明初王彝诗《己酉练祁寓舍咏雪》中一句。万历三十七年重建竣工后之作，首见为张恒（1551—1610）的《法华塔歌》：“登龙桥南法华塔，一级犹存万廛匝。香火消为市肆尘，喧嚣何处安缁衲。此塔肇建自开禧，至大元年复葺之。四百余年一回首，人民屡迁陵谷移。邻家传讹惊欲徙，尽道妖蛟旦暮起。手持长剑双龙吟，蛟乃潜逃哗亦止。仙尹决策催经营，拮据半载毁复成。平地涌起二百丈，多宝夜吐常光明。我升其巅尘埃失，江海风恬波不溢。维桑与梓接扶桑，万井千家迎化日。”

明末清初时，邑人有《疁城十景》，《金沙耸秀》即其一，诗作宜多，然所见惟康熙、雍正时邑人沈凝所作：“浮屠千古镇洪涛，画栏雕甍耸碧霄。长啸振衣攀绝顶，玉峰沧海望迢迢。”

清代以来，邑人以法华塔为题者，尚有李燧、朱祥发、朱奇颖、张锡爵、姚承绪、顾汝澂之诗，诗中述及法华塔者有孙致弥、卫治、陆遵书、王元勋、章钦亮等人之作。其著名者为张锡爵之《金沙塔眺望》：“铃铎响诸天，浮屠出尘表。挥手宕青云，侧足蹑飞鸟。阑空列宿垂，路转雄虹抱。鳞次俯衡闾，错落辨亭堡。郊烟引路长，海雾吞洲小。一笑天地宽，古今风浩浩。”

嘉定土地平衍，无崇山大河以为表识。建县之前，练祁市横沥河畔北有法华塔，南有留光寺，建县之后，塔之南、寺之北起学宫（孔庙），嘉定文教于是发轫。元代时邑人捐田兴学，重建学宫，成吴地县学之最。入明后，邑人以塔为县之文笔峰，为“黉宫后竞”，塔之存废，有关嘉定文明之气运、人才之盛衰，因此受到世人特别重视。天顺四年（1460），学宫前筑应奎山以屏障留光寺，正德元年（1506）、四年（1509）山两次南移并改作增高，成“学之案”；万历十六年（1588），于学宫之前、山之北开凿汇龙潭，寓含蓄养人才之意；十八年（1590）于学宫之东南城上建钟楼，与学宫东西遥相辉映，为学宫之制（参见清光绪《嘉定县志》卷九《学校志》、江汉洪《嘉定孔庙志》）。

自嘉定建县以来八百余年间，法华塔见证了以嘉定孔庙为渊薮的嘉定文教事业的昌明岁月，以及因人才辈出而为地方荣光的美好时光，也见证了嘉定城市成长与发展的种种遭遇，以其所有，成为嘉定历史中亲切而恒久的记忆。

嘉定名中医朱维伟

朱维伟（1873—1927），字俊儒，号巽初，清同治十二年（1873）出生于嘉定方泰黄墙朱氏医学世家，朱成璈（阆仙）之子，为黄墙第六世医者，擅内外科，博览群书，医理造诣深厚。

薪火相传，师徒疗愈湿温病

在近代名医张山雷所著的《张山雷医学丛书·古今医案平议》中，记述了朱维伟三十多岁时遭遇过一次严重的湿温病，其父朱阆仙与徒弟张山雷、儿子朱维伟同抗湿温病。朱阆仙亲自主导治疗，张山雷密切配合，运用家学智慧，精准施治，历经十余日，成功化痰清热，令病情显著好转：“犹记乙已（1905）仲秋，业师朱阆仙长郎巽初……在嘉城外家患湿温病，其势颇剧，阆师间日进城诊视，且命寿颐参酌，逐日辨证改方。旬日之后，身热始退，而喉间及两腮内，皮色尽成白膜，不痛不腐，但觉梗阻。舌苔尚腻，并不燥渴……”

《张山雷医学丛书·古今医案平议》

1905年中秋期间，朱阆仙的长子朱维伟在嘉定的岳父家中患上了严重的湿温病。作为父亲的朱阆仙，每隔一日都会进城探视，并指导徒弟张山雷依据其病情演变，精准施治。经过约十天时间，朱维伟的体温才开始下降，然而病情转为咽喉及两颊肌肤呈现白色膜状物，虽无痛无腐，却带来阻塞不适感，且伴有腻苔和无口渴等症状。朱阆仙和张山雷凭借丰富的医学经验，洞察病因，认定这是痰热互结所致，因而采用化痰清热的治疗策略，选用瓜蒌皮、象贝、连翘等多种药材，灵活调整治疗方案，以应对病情变化。经过四五天精心调理，白色膜状物如同豆腐皮般自然剥落，朱维伟由此病情大为好转，最终痊愈。

这段记述生动展现了朱氏家族深厚的医学底蕴与精湛的诊疗技艺，以及对待复杂病情时的灵活施治。

精准辨证，病笃下的生死逆转

庚申年（1920），朱维伟与张山雷合作诊治李憩棠母亲，将疑似风热感冒的症状精准诊断为老年真元不摄、虚阳挟痰浊上冒，采用潜阳纳气、化痰开泄之法治疗，并在病情变化时果断采取独参汤急救，最终成功治愈李母，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这年正月，李憩棠的母亲年届73岁，平素体质健壮，身材魁梧。忽然有一天，她视物模糊，身体乏力，很快便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且略有低热，伴有频咳、痰液黏稠。李憩棠紧急邀请张山雷前往为其母诊病。

张山雷发现李憩棠母亲脉搏跳动杂乱无章，虽然思维尚清晰，但是言毕后就会闭眼熟睡，且咳嗽不断。再查看其舌苔，发现其色白而厚腻，老人也反映胸部不太舒服，手摸脚踝部位有微温现象。从表面症状看，似乎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咳嗽，但结合脉象和神态分析，张山雷断定这是老年人真元不固，虚弱的阳气夹带痰湿上扰脑部，即中医所谓的“内风类中”，有可能会出现神志昏迷甚至突然衰竭。

李憩棠猜测可能是新近感受风邪，希望吃点药稍稍疏解，应该就能恢复。但张山雷认为，这并非一般的外感风寒，开具了一副潜降浮阳、清化痰浊、收敛神气的大剂量处方。张山雷还特别叮嘱李憩棠，此类病症变化多端，加之老人年事已高，一定要小心护理。李憩棠听后，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去黄墙邨，请朱维伟来沪协助诊疗。

次日，老人睡眠状况有所改善，精神状态较好，但脉象依然不清晰，于是张山雷调整药方。第三天午后，朱维伟抵达，与张山雷一同为老人诊脉，发现脉搏确实跳动极其不规律，并带有歇止迹象，与初诊时有所不同。咳嗽痰多的症状依旧，但舌苔稍微变薄，仍然白腻，好在老人的精神状态相比之前好了许多，只感觉身体乏力疲软。

于是两人共同讨论病情，一致认为对于如此高龄且出现这种脉象的病人而言，预后通常较为凶险，虽然痰多苔腻，常规情况下不宜峻补，但考虑到病情瞬息万变、刻不容缓，唯有服用大剂量独参汤或许还能带来一线生机，即使服药后不幸离世，至少也是尽人事听天命。朱维伟权衡利弊后主张使用吉林老山参须一两，熬制成浓汁饮用，并另外配制一方专门用于化痰肃肺、清理脾胃的药剂，两方双管齐下。

当天晚上，老人的睡眠质量显著提高，咳嗽也有所减轻。第二天一早，诊治后发现其脉象逐渐恢复正常，各项不适症状都有所缓解。接着连续三天分别使用人参须和其他煎煮的药方。到第三天，脉象完全回归正常，咳嗽停止，舌苔得以化解，胸部舒畅，脾胃功能恢复，之前的所有病症都消失了。接下来连续服用了几两别直参后，老人终于康复。

临证析疑，精准捕捉本质问题

丁巳年（1917）冬，居住在嘉定方泰镇的某典当行经理朱某，在年已古稀之时偶感身体不适，但并未出现典型的感冒症状，如寒热交作或神志不清，只是精神倦怠、情绪低落。持续一天没有食欲后，他请了本地的医生前来诊治。遗憾的是，当时的记载并未提及初次诊断时的脉象情况，医生误以为是普通感冒，于是给予了一些针对表证的药物。

然而在服药后，朱某症状急转直下，出现了突发高热、神志模糊及面赤唇红等症状。随后，家属请来朱维伟。朱维伟发现，朱某脉象紊乱无序，重按时呈现空豁状态，判断朱某是因为老年体虚、元阴耗竭，导致孤阳上浮，之前的药物进一步激发了阳气的上越，根基已失。

朱维伟迅速开出了一剂潜阳摄纳的大方，意图将上越的阳气收敛回内，稳定病情，然而为时已晚，患者服用后仍未见好转。朱维伟认为，朱某的病情已经危重，无法挽回，便拒绝继续治疗。两天后，朱某不幸去世。

这个病例深刻地揭示了在老年患者群体中实施精准辨证施治的重要性。朱某的病情发展过程中，初期的误诊正是忽略了其老年体虚的本质特点，未能准确把握病机，从而导致治疗方向错误，病情加速恶化。朱维伟在接手治疗后，凭借深厚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敏锐捕捉到了朱某病情表象背后隐藏的实质问题，并果断开出大剂方药，力求调和阴阳，稳定病情，尽管最终未能逆转乾坤，但这无疑展现了朱维伟精湛的医术和严谨的诊疗态度，以及能根据脉象变化识别和把握病情动态变化的不凡医技。

创办医校，开中医教育之先河

民国三年（1914），朱维伟与其父朱阆仙选址黄墙朱氏家塾，共同创建黄墙中医专门学校，委托朱阆仙门生张山雷拟订教学规划，编纂讲义并执教，开创本县中医办学之先河，吸引四方学员达七八十人，盛况空前。该校为本县乃至太仓、昆山、宝山等县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位于安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黄墙朱氏医学文化馆

1990年，被认定为全国首批拥有独特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百名名老中医之一的金起凤教授，15岁时拜师于嘉定黄墙名医朱咏豳先生门下学习中医，在他抄录的嘉定名医戴思伦的一篇文章中，间接提及朱维伟的卓越医术和高尚医德。文章赞誉朱阆仙与朱维伟办学兴教，其德行和影响力超越了一地一域，对整个医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回忆了自己有幸在此学习，并得到朱维伟临床指导的场景，同时表达了期望将来能够学以致用，传承和发扬这一医学渊源的美好愿望。文中特别提到朱维伟秉承家族传承，医术高超，深受当地民众敬仰，更因其热心公益，广布医德，与其父朱阆仙于甲寅年创办医药学校，将自家医术公之于众，造福一方，备受推崇：“盖先生之德泽广施天下，奚止一乡一邑哉，殆所谓医界之山斗者欤！至于校中课程规则由自定，更命贤郎巽初姊丈及舅氏张君山雷任编辑讲义。张山雷氏本先生门下士也。斯时鄙人亦学道其间，是年适在正科，三年照章派入诊疗所，随巽君临证。巽初君本博学之士，承上人之家学，经廿余年之临证，所治诸证罔不获效，声名噪起一时，亦人之所倾心者也……然寝馈此中，倏经数载，既聆姻伯趋庭之诲，复承巽兄指导之诚。他日若能学成致用，以广门墙之渊源，则鄙人之所深愿也，特恐未能耳。”

然而两年后的1916年，朱阆仙去世，学校也就此停办。尽管如此，黄墙中医专门学校却是公认的我国最早开展中医教育和采用函授教学方式的学校之一。朱阆仙、朱维伟父子创中医学校教育之先河，对我国近代中医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通过创办这所学校，他们不仅传承了朱氏中医的学术思想和技术，更为广大中医爱好者和从业者提供了系统学习和提升专业水平的机会，奠定了中医教育现代化的基础。

迁徙沪上，于战火中行医

民国十三年（1924），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兵刃相接，史称江浙战争或齐卢战争。战争历时四十余天，祸及嘉定全境，给嘉定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全县死难约4000人，流离失所者达10万余人，毁房2082间，大牲畜死亡1335头（只），经济损失达66.60万余元。嘉定城内自战事发生起，军队结伙打劫，店铺停业十之八九。10月22日，镇上红十字会收容乡间难民6000余人，24日达8000余人，大批难民逃沪，露宿街头。

《申报》刊登的朱维伟门诊信息

在硝烟四起、生灵涂炭之时，朱维伟不得不离开故乡嘉定，寓居上海，并在战火纷飞时坚持开业行医、救死扶伤。1924年9月14日，《申报》首次发布黄墙世医朱维伟的门诊信息，诊所位于当时的盆汤弄桥北泰安里5弄366号，标明每日下午2点至5点对外接诊：“黄墙世医朱巽初老先生世精内外兼长女科行道四十年苏沪之求诊者接踵而来今因江浙风云暂寓上海盆汤弄桥北泰安里五弄三百六十六号恐病家未知徒劳往返特此通告门诊下午二点至五点。”

1925年5月25日，《申报》最后一次刊登朱维伟的门诊信息，较之上年，开诊时间提早到下午1点起至4点半：“黄墙世医朱巽初老先生到申以来治愈内外险症甚多今来诊者日众故特将开诊时提早下午一点起四点半出诊寓盆汤弄桥北泰安里五弄三百六十六號由。”

盆汤弄地处现今黄浦区的中部偏北，泛指南京东路至苏州河边的山西南路两侧。一百多年前，英租界最早的浴室就设在这条路上，如有名的畅园、沦园、瀛园等，因此这条路被称作盆汤弄。20世纪20年代左右，盆汤弄商业兴盛，菜馆、点心店林立，黄墙中医传人朱维伟、戴石农等先后在此坐堂问诊。从1924年至1925年，《申报》刊登朱维伟门诊信息共计41次。

朱维伟在沪上行医时，于疑难杂症多有涉猎，他勤加研究并诉诸笔端，与业界同仁分享交流。1926年1月19日，他在《新闻报》发表《答奇怪病之研究》一文：“昨阅'快活林’内载有奇怪病症一则，此名虱瘤。见沈岷源《奇证汇》中。系湿热之邪，酝酿蒸变而成。在皮肤之内，肌肉之外，故无痛苦，亦无脓血。余临症三十余年，亦仅一见。惟高起之处，色白异常。用刀轻开此皮，出白虱无算。贴以膏药，旬日而愈。凡皮里作痒或高起，或起白痕，皆其症也。”

文中所描述的“虱瘤”是一种罕见的病症，朱维伟行医三十余年也仅过一例，而他能通过自己的临床经验和对古代浩如烟海的医学文献的研究，对该病进行探讨和总结，体现了他深厚的医学功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文章不仅为当时的同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信息，也为后人研究类似病症提供了历史资料。

遗憾的是，朱维伟在上海行医的时间并不长。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大背景下，民国16年（1927），朱维伟积劳成疾，因病去世，享年54岁。

胡叔常：为振兴民族工业而奋斗

胡叔常名保恒，字叔常，以字叔常行世

胡叔常（1907—1986），名保恒，字叔常，以字叔常行世。嘉定城内人，胡厥文胞弟。胡叔常早年就读嘉定私塾，1920年考入同济大学机师科，毕业后与胡厥文合资在嘉定开设合作五金厂。后曾在重庆、武汉、上海等地先后开设大中机器厂、美华油漆厂、东方糖果厂等企业。曾任第二机床公司副经理、上海机床公司技术顾问。受其兄胡厥文影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第五届顾问委员。

在家乡开办五金厂

1926年，日本举办大阪工业展览会，胡叔常为了考察国外先进机器设备，偕友人共赴日本，参观大阪的工业展览会。他被各国先进的机器设备所吸引，感叹国内机器设备方面的落后与差距。没过几年，胡氏弟兄姊妹集资1500股，折3万银元，在嘉定城内（今上海大学嘉定校区）创设合作五金厂，由胡厥文任董事长，胡叔常担任经理。

当时，嘉定的工业基础较差，除了少数毛巾厂外，仅有一家电灯厂。合作五金厂设在嘉定，是因为当时嘉定社会生活安定，闲散劳动力多，用工可以减轻成本。该厂成立后就添置各种类型冲压机、大剪板机以及各种电镀设备，还开设了发电厂。其产品主要制造装潢五金和各类冲压件，以替代浇铸件等。

由于合作五金厂产品采用新工艺，价廉物美，销售情况很好。两年后，采用“合作”为商标，用外文缩写“CMC”来表示，并注明“中国制造”。从此，产品行销全国，夺回了被洋人洋货占领的部分市场。

之后，合作五金厂又增添了机器设备，采用镀金工艺，陆续开发新产品多达百余种，有些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甚至还压倒了舶来品。工厂发展很快，到抗战前夕，资本已扩大到15万银元，职工有200多人，学徒也从最初的几十人增至100多人，成为了一家远近闻名、颇具规模的工厂。

历尽艰险内迁工厂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10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资源委员会提出的上海工厂内迁具体方案。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并决定以机器行业为主，立即成立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由胡厥文任副主任。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15000人对上海闸北、江湾大举进攻，狂言4天即可吞下上海，日军飞机大炮炸死炸伤百姓300多人。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之下，胡叔常与胡厥文一起，不顾战火危险和炎热天气，动员运输公司、雇用船只，装载机器，抢运物资。

1937年8月13日，上海守军抗击日寇（新华社）

冒着日军的炮火，终于在8月27日开始迁移，顺昌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首先拆装完毕，共雇用22艘木船起运，4个厂的重要职员160人负责押运，船队驶出黄浦江。11月12日，上海沦陷。此时，上海工厂内迁任务已胜利完成，共迁出工厂146家。在日本侵略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中国民族资本家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长期抗战。胡叔常为保存和发展民族工业，还带头响应政府号召，举家迁至内陆。他率领的合作五金厂在汉口租得安利英牛皮厂的闲置房屋作为厂址，在抵达汉口不到10天时间，机器就重新转动起来。为了支援抗战，工厂积极配合政府生产军需兵工产品，几乎是政府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其中有些产品连国营兵工厂也不能立即生产，合作五金厂却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完成生产，例如飞机炸弹头和弹尾引信缺少铜棒，工厂就想尽办法用铜块打成铜棒，完成任务。

1938年，元旦过后没多久，嘉定沦陷。日军看到合作五金厂遗留的一些机器设备和生产物资，以及与生产工厂配套的发电厂，就让厂内的留守人员给胡叔常、胡厥文写信，勒令他们迅速回来开工生产，要不然就要把这些机器设备当作敌产处理掉。胡氏兄弟宁愿遭受经济损失，也坚决不理睬日本人的要求。日军恼羞成怒，不仅把工厂留守人员打伤赶走，掠夺了厂里的机器设备和其他一些物资，还将厂房全部破坏销毁。1938年3月，汉口抗战形势严峻，在“抗战胜利至上”号召下，各厂立即动员再度拆迁。8月初开始，上海迁汉的66家民族机器厂开始离开汉口。因合作五金厂业务大部分为兵工署订货，遂迁重庆。之后，合作五金厂和胡厥文创办的第一家工厂——新民机器厂，开始着手搬迁事宜。12月3日，胡叔常雇得木船8条，满载着家属、职工以及机器设备出发。途中可谓千难万险，直到1939年3月下旬才到达重庆。

胡叔常先在乐山安顿了家属，后来又在离重庆不远的小龙坎找到一片荒地。胡氏兄弟雇了一批工人清除杂草，平整土地，还购买了建筑材料，搭建简易厂房、职工宿舍和饭堂间，经过艰苦筹建，两厂又开始恢复生产。1939年5月3日傍晚，日军53架飞机分3批对重庆进行轰炸，以都邮街、小什字为中心的繁荣市区，被轰炸成一片火海。第二天，日机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轰炸。当时，胡叔常正在查看前一日被轰炸的地方，整个城市人心惶惶，市民在慌乱地奔跑，他立刻跑回位于鸡街（今五四路）的合作五金厂办事处。这时一群日机迎头飞来，轰隆一声，炸弹爆炸，周围立刻燃起大火。胡叔常一摸，满脸是血，才知道自己头部被弹片炸伤，幸亏不是很严重。让他庆幸的是，厂内职员和家人都已经在第三兵工厂防空洞内避难，才免于更大的伤亡。警报之后，他见工厂办事处被炸得只剩下几堵颓墙，急忙赶去小龙坎，见厂里的锻铁部也中弹被毁，尤其令人心痛的是，一批进口的五金工具和贵重物资也被炸成了废铜烂铁。

经此事后，他与胡厥文一致认为，厂房连在一起不利防空，必须分开建造。之后，他们到天里星桥购地，日夜施工再建厂房，重新安装机器，尽快恢复生产。内迁厂的职工也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日夜开工，支援抗日。1944年10月，在重庆牛角沱，迁川工厂联合会展各厂产品，汇报成绩。工矿调整处组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五十多人到渝鑫钢铁厂、水利铁厂、大成炼铁厂、合作五金厂、新民机器厂等参观视察，了解内陆工业发展情况。当时的合作五金厂已成大后方大工厂之一，不仅承制军需品种类较多，并利用独有的电镀克罗米设备，承制医疗器械，前后方需要甚切。期间，在渝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都曾到合作五金厂参观。当他们看到厂里正在生产军工军需产品时，称赞内迁工厂克服困难、坚持生产，产品繁多，成绩辉煌。

迎接解放，公私合营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腾。胡厥文、胡叔常兄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优先购得敌产原经济部大丰铁厂（西康路987号）、东亚铁工厂（安远路125号），再度建设合作五金厂，由胡厥文任董事长，胡叔常任总经理、厂长，筹备生产部分军需品器械，同时生产门锁、抽屉锁、纺织机械配件和吸棉器等民用产品。1949年，合作五金厂在新中国成立后，焕发新活力。工厂除承接部分军工产品外，还承制渡江纪念章及民用套筒扳手、梅花扳手等。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会上，时任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市人委递交《上海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胡厥文以上海市工商联监委主任身份宣读保证书，保证合营生产两不误，加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放弃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中国新闻网）

1956年10月26日，合作五金厂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胡叔常为私方代表兼经理，霍建华为公方代表兼第一副经理，合作五金厂改名为“上海汽车配件厂”。

新中国成立后，胡叔常任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第五届顾问委员，第二机床公司副经理，上海机床公司技术顾问，还曾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二、三届执行委员、第三四届常务委员。

热爱家乡，桑梓情深

胡叔常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他积极支持家乡文博事业，早在嘉定博物馆建馆之初，就将一批自己珍藏的嘉定竹刻、名人字画、瓷器等捐赠给家乡博物馆。其中，有许多是十分珍贵的文物，如徐悲鸿的《双骏图》。

胡叔常向嘉定博物馆捐赠的徐悲鸿《双骏图》

胡叔常向嘉定博物馆捐赠万一鹏《浮雕草虫笔筒》

1986年，胡叔常已79岁高龄，病危时刻还想着家乡。他对子女说：“我最爱好由田汉题词的爱国画家沈逸千先生的遗作《牧羊图》，和由周世恒题字的赵梦苏《画山水屏》，这都是嘉定画家的传世珍品，拟日后捐赠嘉定博物馆，以待邑人共同欣赏纪念。”他的子女遵照父亲的遗愿，在其辞世不到两周内，特地将上述书画捐赠给嘉定博物馆。同时，还将嘉定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沈恩孚《草书轴》两件、廖绶青字屏四幅，一起捐赠给嘉定博物馆。

巴凌云：徽商在嘉定的翘楚

巴凌云（1899—1985）

巴凌云（1899—1985），安徽歙县人，从小随母来到嘉定南翔。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商业学校，曾在上海春记正绸布庄当学徒，后回南翔开办裕大棉布庄。曾任南翔陆华镇（今南翔镇封家浜以南、上槎浦以西部分）镇长、南翔镇商会主席、嘉定县银行监察委员，后任上海市华洋杂货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上海市日用化学品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民办日化中学校长。他还是第一届至第六届上海市工商联执行委员。

从学徒到镇长

徽商与嘉定的关系源远流长。史料记载，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有大批徽商到嘉定经商，对繁荣嘉定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南翔，于明清时发展成“商贾辐辏，廛市蝉联”的“东南之都会”，就与徽商云集有着密切的联系。

徽，即徽州，古为新安郡，那里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但山货土产特多，水路交通方便，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因而有“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之说。而南翔地处东海之滨，南临吴淞江，北通刘家河，便捷的水路运输让徽商瞄准了这块宝地，在此扎堆经商。

当时南翔农村以产棉为主，男耕女织，几乎家家户户都纺纱织布，因而纺织土布成为南翔农村主要的家庭副业，所产刷线布（又称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南翔遂成为棉布加工集散中心。因此，徽商在此从事棉花、棉布业者居多，其“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贩运于江淮、临清之间，以至于南翔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徽商会馆。

由于徽商诚实守信，崇文重教，代出才俊之士，在当时颇有威望。巴凌云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巴凌云生于安徽省歙县。因父亲在南翔经商，8岁时跟随母亲同来南翔。此后，他在南翔读完私塾和高小，并于1915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南翔也因此成了巴凌云的第二故乡。

江苏省立第一商业学校位于上海陆家浜，开办于1914年。学校有严格的教学体系和良好的师资力量，是一所商业类职业学校，学制为3年。巴凌云在校期间读书勤奋，成绩优秀。1918年，19岁的巴凌云毕业，先在上海广东路春记正绸布庄当学徒，干了一年多后，回到南翔自己创业。

振丰棉织厂广告包装纸

回到南翔的巴凌云，在云翔寺前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大的“裕大棉布庄”。由于服务周到，业务精通，加之其从学校中学得的现代商业知识，10年间，他的事业越做越兴旺，在同行中鹤立鸡群。又由于他在南翔人脉广，颇有名望，本身也热心于社会事业，有责任心、使命感，年轻有为的他被推选为南翔绸布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1928年，南翔地区设槎南市行政局，下辖古猗、惠民、东林、陆华4个镇，巴凌云任南翔陆华镇镇长。1930年，他又被选为南翔镇商会主席，分管南翔、江桥、纪王、诸翟、黄渡、陆家巷、马陆、广福等集镇的同业公会。同时，还兼任嘉定县银行监察委员。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洪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峻，驻扎在上海的日军蠢蠢欲动。1931年12月，国民革命十九路军开拔到上海，军部设于真如镇。军长蔡廷锴未雨绸缪，派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到南翔察看地形，以作应变准备。

巴凌云（中间）与友人在一起

巴凌云作为南翔镇商会主席，热情接待了翁照垣。最后商定国民革命十九路军60师部、旅部、团部到南翔驻扎。翁照垣同时也提出，希望南翔镇商会予以物色合适驻军的场所。巴凌云当即表示欢迎，应允了下来。在巴凌云的联系和安排下，师部驻扎南翔横街李德甫房屋，旅部驻扎北市李家祠堂，第312团钟铨瑞部驻扎南翔徽州会馆。驻扎期间，巴凌云每天与警察所所长一道去师部联系。

1932年1月28日，日军袭击闸北，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60师进驻南翔真如一带。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设在南翔。每天有援军万人以上暂住南翔，后开赴前线。巴凌云作为陆华镇镇长，忙前忙后，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甚至顾不上自家。其位于南大街香花桥的住宅，也未能幸免于战火。战火蔓延至其老宅，他闻讯后，只来得及在大火中把几件值钱的家具拖出后门往河里扔，才保住了一点家当，其余的都化为了灰烬。

3月6日上午，日军约3万人聚集南翔，所有学校都被侵占，课桌、门窗、地板都被当作燃料。古猗园被作为养马所，园内花木摧残殆尽，古物荡然无存，全镇都遭到了洗劫。

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南翔受灾9421户，死伤182人，毁坏房屋576间，损失735万元。巴凌云作为陆华镇镇长，看到生灵涂炭，痛不欲生。在他当商会主席期间，他接待驻军一茬又一茬，关照商民注意安全，看到南翔人民的悲惨境地，对日本侵略者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月20日，日军向封浜移动。5月3日，县城日军500多人调来南翔。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5月9日，日军撤离南翔。后来翁照垣退到无锡，还给巴凌云去信，对南翔商会协助其在驻扎期间居住在居民房屋并受到热情接待表示了谢意。

主持海上华洋杂货业

1932年6月，33岁的巴凌云已经是一位从商16年的“资深”经理人了。这一年，他辞去南翔陆华镇镇长的职务，应亲戚的邀请来到上海，接办位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永泰昌华洋杂货号。

华洋杂货，顾名思义，经营商品中的一部分就是洋货。永泰昌华洋杂货号经营各类进口和国产的百货，其品种有胶鞋、丝袜、汗衫、棉毛衫、毛巾、手帕、草纸、肥皂、牙膏、花露水、蚊香等等。

上世纪30年代，提倡国货，百姓自觉地抵制洋货。巴凌云以排斥洋货输入、挽回利权外溢为口号，在同业中发起行动，并向客户传授提倡国货的理念。因此，新老客户在永泰昌华洋杂货号的号召下，对国产货的需求也逐年增加。而由巴凌云经营的几个国货品种，如双钱牌、回力牌胶鞋，明星牌、双妹牌花露水，宝禾牌、环球牌手帕，菊花牌汗衫，414钟牌毛巾，羊头牌丝袜，帆船牌木纱团，三星蚊香，固齿龄牙膏等品种，闻名全国，远销南洋。

华洋杂货与市民生活贴得最近，渗透到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时颇具影响。在担任同业公会主席委员的那些年，巴凌云领导全行业逐步转变经营方向，从原来的以洋货为主转向以国货为主，甚至还轰轰烈烈地抵制日货，致力于推广国货。例如：推销国产无敌牌牙粉，抵制日产金刚石牙粉；推销国产三星牌蚊香，抵制日产野猪牌蚊香；推销国产明星牌、双妹牌花露水，抵制外货林文烟花露水；推销国产帆船牌木纱团，抵制英产练条牌木纱团……

巴凌云还领导同业支持新兴的民族工业，起到推广国货、抑制洋货的作用。当年有评论说：“华洋杂货业因为推销国货才名副其实，以华为主。”此外，巴凌云为搞好同业团结、便利客商采购，由同业公会组织评价委员会，每月一期编辑《华洋月报》，从最初发行的2000册发展到后来的3000册，主要报道当年华洋杂货业经销商品价格，由会员商店分发给本市和各地客户参阅，从而取得客户的信任。

1934年，巴凌云任上海市华洋杂货业同业公会代理主席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同业公会主席委员改称理事长，巴凌云以德才兼备连选连任了20年。

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凌云所在的永泰昌华洋杂货号正常营业。上海市华洋杂货业同业公会经过整理后，同业人员一致推举他继续担任主任委员。

抗美援朝期间，为推动全行业踊跃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他发挥行业优势，将日用毛巾、跑鞋等物资，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捐献飞机大炮及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时，他认购22万5千分（每分3万元），相当于人民币67.5万元，在行业中起到了示范作用。1954年，因华洋杂货业属于批发商，先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全行业人员全部转业。巴凌云配合党和政府做工商界人士的思想工作，这项工作时间达一年之久。

巴凌云还先后担任过永丰昌、永大昌华洋杂货号总经理，阜昌钱庄、聚丰钱庄董事，振丰棉织厂常务董事，大信染织厂副经理，长华喷漆厂董事兼副经理，裕丰昌华洋杂货号总经理，裕泰兴典当行总经理，大丰化妆品厂经理等。

1955年12月12日，华洋杂货完成改造，移交给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接管。他引以为豪，觉得自己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凌云当选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上海市日用化学品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民办日化中学校长。他还是第一至六届上海市工商联执行委员。

学徒出身的他，创办了嘉丰厂和普济医院

顾吉生（1886—1963）名兆祥，字吉生，以字行世

顾吉生（1886—1963），名兆祥，字吉生，以字行世，实业家、慈善家。嘉定城南人。从小在上海当布店学徒，后开布店、经营常州大纶久记纱厂。回嘉定后，筹建嘉丰厂、创建华兴永记电气公司等现代企业。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创办嘉定普济医院、嘉太宝三县救济院等，成为嘉定的一方贤士。

从小学徒到创办实业

清光绪十二年（1886），顾吉生出生于嘉定城南大街的一户清寒之家。顾吉生，名兆祥，字吉生，以字行世。他聪明早慧，但因家境贫困，只读了3年私塾就辍学了。后经熟人介绍，年仅11岁就跟着同乡去上海谋生。

顾吉生进了位于咸瓜街的协成乾棉布号当学徒。协成乾棉布号由嘉定同乡廖世荫开设。廖世荫是清廷刑部主事、直隶候补道，其父廖寿丰为晚清浙江巡抚，家境富裕，实力雄厚，家宅位于嘉定城中著名的“廖家大院”。所以，协成乾棉布号规模较大，店员颇多，布号专营时髦的进口洋布，受到百姓欢迎，获利颇丰。

原坐落于人民街的廖家大院目前已移到汇龙潭公园内

顾吉生少年老成，尊重师傅，吃苦耐劳，好学不倦，小小年纪就显露出经营之才。廖世荫十分赏识他，其子廖家驹只小顾吉生4岁，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很快，顾吉生就从学徒晋升为营业员。协成乾棉布号在外面的一些事务也由他揽下。渐渐地，他成为一名熟悉业务、掌握行情、在行业内小有名气的能手。

1911年，协成乾棉布号遭受火灾，损失巨大。廖世荫因年事已高，无意继续经营，顾吉生觉得是个机会，顺势从廖世荫处以低廉的价格，盘下了沾有水渍的布匹。没想到，经过他一番细心地整理后，布匹得以出售。顾吉生也因此收获了第一桶金。

1912年，26岁的顾吉生集资开设“协兴棉布批发字号”，店址位于宁波路（近河南路）福绥里8号。同年，顾吉生受聘于英商茂隆洋行，任棉布部经理。从此，他积累了众多人脉和丰富的业务经验，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逐步在上海同业中有了一定名气。

1924年，上海的商品市场为外国列强所垄断，日本纱厂、外国洋行林立，洋货充斥泛滥，民族经济陷入绝境。眼看着祖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顾吉生萌生了实业救国的想法。他打算由棉布经销转向纺织工业，然后用本国的产品，打破外国列强垄断中国经济的局面。

有了想法就要付诸行动。他立即找到廖家驹商议相关事宜，然后两人就去了江苏常州，盘下大纶久记纱厂，由廖家驹任董事长，顾吉生任总经理。该厂设备陈旧，管理水平落后，与先进的日本纱厂差距很大，但在经营实践中，顾吉生积累了一定的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10年后，廖家驹因病不能工作，正巧常州实业家刘国钧看中大纶久记厂，廖、顾两人商量后决定将其转让给刘国钧。刘国钧接手后，又将厂名改为大成纱厂。不久，年仅35岁的廖家驹病逝，顾吉生决定回乡寻找机会，创办实业。

参与创建嘉丰厂

1934年11月，为振兴地方工业，顾吉生与嘉定籍实业家陶继渊、朱吟江、张颂周，以及政要顾维钧、张家璈等13人，集资80万银元，决定在西门外创办嘉丰纺织整染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后，该厂易名“嘉丰棉纺织厂”（简称“嘉丰厂”）。

1980年代初的嘉丰厂车间（徐征伟提供）

嘉丰厂是一个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企业，厂设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一致推选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家璈任董事长，银行家张颂周任监事长，顾吉生任总经理。顾吉生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结识了留日的纺织工程师汤所均，力荐汤所均任嘉丰厂厂长兼纺部工程师。

1980年代初的嘉丰厂车间（徐征伟提供）

在顾吉生的精心筹划下，嘉丰厂从日本进口当时最先进的全套机械设备，对工人进行严格的职前培训。1936年1月，嘉丰厂投产，时有纱锭一万两千枚，布机216台，之后规模不断扩大。为方便联系各地的客户，嘉丰厂还在上海市河南中路吉祥里28号设立了办事处。

嘉丰厂内广植各种花木，环境整洁，货物堆放整齐，道路宽敞畅通，每个车间两旁还有绿荫环抱，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园式工厂。除车间外，办公室还是一幢幢水磨青砖的小洋房，煞是好看。短短几年，在顾吉生的精心经营下，嘉丰厂成为了嘉定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著名现代化企业，其生产的“丰鹤牌”市布、细布、士林布，选料精细，加工精良，闻名遐迩，远销海内外，其声誉远超日货龙头细布、英国兰凤细布，为我国的纺织工业树立了典范。

嘉丰厂工人正在检验产品质量

新中国成立后，嘉丰产品仍然盛名不衰。1961年6月，被周恩来总理特批为中国第一个出口棉布免检产品。嘉丰厂的经营理念总结成“16字嘉丰精神”，即：“虚心好学、严细成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嘉丰厂的劳资关系也较和谐，工厂建有规模较大、环境整洁的职工食堂，可摆放几十桌，还配有纱窗、纱门、吊扇等，就餐氛围良好。顾吉生经常会去检查卫生和伙食，还与职工同桌吃饭。那时，职工是8人一桌，5菜一汤（3荤2素一汤），他曾自豪地说：“嘉丰厂的管理思想和做法，其他厂没有，这是嘉丰厂的特色与首创。”

顾吉生还总结了4条治厂行之有效的经验：一是用人重才，坚持专家治厂，能人管理，不搞家族世袭；二是进行集体办公，采用在一个大办公室内集体办公，减少管理层次和不必要的扯皮，提高工作效率，并尽量精简管理人员。当时厂里有千余名职工，管理人员仅12名，既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又提高效益。从1936年到1956年清产核资公私合营时，嘉丰厂的资产总额提高了24倍；三是重视技术培训，新工人进厂首先要灌输“质量至尊”的思想，要按统一的操作规程，进行严格的巡回线路和操作技能培训，保证产品质量；四是注重职工福利，在厂内建造集体宿舍，并设立文化娱乐室、福利消费合作社、体育场所、托儿所以及医务室兼设病房等，还在车间内配置排风排气设备，保护职工身心健康。他曾说：“纺织女工很辛苦，要三班倒，每班8小时，巡回跑，每个挡车工都至少要走三十多里路，工厂要保证她们休息好。”为此，他还特意提议在厂区内建造分班集体宿舍，确保每个职工都有一个休息床位。

此外，顾吉生还参与创办商业银行总行、华兴永记电气公司，为振兴家乡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刘靖基，高度评价顾吉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一生崇德、崇信、崇善，品格刚毅，才智过人，治厂有方”。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作为出身清寒的实业家，顾吉生在功成名就后，收入颇为丰厚，但他的日常生活依然保持着简单节俭的状态。他对弱势群体的艰辛生活有切身的感受，因而体谅和同情底层劳苦大众。他热衷于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并致力于兴办教育。

每逢年节，他都会在百忙之中对乡间的贫病寡孤，挨家挨户送钱送粮。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副会长、国际救济会会长、上海普善山庄董事、闸北育婴堂董事。他对家乡的慈善事业更是亲力亲为，倾注了无数心血。

1947年，他代表嘉丰厂与地方著名人士潘指行、金鼎康等人筹集资金，建立了新型的西医院――嘉定普济医院，聘请德高望重的留美博士葛成慧任院长。嘉定普济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嘉定区中心医院前身。

1948年的嘉定普济医院主楼及化验楼

他还发起成立“树德会”，收养孤儿。他还积极参与红十字会活动，于1924年担任首届嘉定红十字会副会长，并先后多次向红十字会捐款。每当嘉定发生灾难，都能看到他踊跃的身影。他还与旅沪嘉定人士合办收容所，收留在沪的嘉定籍无家可归者。为造福乡梓、方便人们出行，他独自出资铺设了一条嘉定至南翔的石子路。这些义举让他成为嘉定远近闻名的乡贤善人。

顾吉生还富于民族气节。嘉定沦陷时期，侵华日商曾多次要挟他一起办厂，均遭其拒绝。他说：“做人要有骨气，宁可关厂，绝不与日伪合作。”为避免与日本侵略者接触，他毅然决然离开上海，流寓越南，后又辗转回到上海，避居于德国人开的饭店内拒不见客，直到日商公开宣布不再与嘉丰厂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顾吉生曾任嘉定县政协特邀代表。他继续热情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响应政府号召，捐款创办承德中学、外冈中学、人民中学等，总额达数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巨款。此外，他还把在嘉定的私宅无私地捐给国家。1963年，顾吉生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77岁。

顾吉生教子有方，门风清廉。祖孙三代均与“工商联”结下了深深的情缘。其子顾鼎玉高中毕业后就入嘉丰厂工作，曾任嘉丰纺织厂协理。1954年，赴安徽芜湖，筹建芜湖纺织整染厂，任副厂长，并任民建芜湖市委主任委员、工商联主任委员，后担任芜湖市政协副主席。

顾吉生之孙顾永熙，从小随顾吉生生活。受到祖父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橡胶厂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调至上海市化工局工作，后又调至上海市工商联，任市工商联副会长兼秘书长。顾永熙既是中共党员，又是民建会员，他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加强工商联基层组织、注重会员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亲自制定目标管理规则和各部室工作职责，认真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能，推动国内外经贸交流和协作，为社会各方称赞。1988年，获上海市劳动模范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