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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飞 就像定期要去超市购物一样，我隔段时间也必定要去书屋看看。常去的，是山塘街上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屋。 从清塘路行至白姆桥向南，人流如织的星桥斜对面，朝南的一家旧书屋就开在街边。没有店名，只在斑驳的玻璃门上一左一右地贴着两张白纸，繁体楷书的“书屋”二字写得横平竖直、墨迹如新。一开间门面直对北墙，东西两边各立两排落地书架，当中一张榆木长桌上各类图书堆得满满当当，宛如一座微缩的城市模型。 四十来岁的老板姓回，安徽宣城人，开书屋已有些年头了。“你这书屋不算小，怎么不起个名字呢？”听到我这么问，回老板笑道：“老街名声大，旧书屋也是文化产业。东头古戏台旁有家琴川书店，城里钮家巷还有文学山房书店，名号都响当当。我这书屋自然也得起个好名字，等想好了，做个大点的牌匾，也要像模像样地挂起来。”说这话时，脖子里挂着金项链的回老板看着蛮有底气。我时常光顾，也是存了几分好奇：不知他能为自家书屋起个怎样的好名字。 我喜欢在中午人少的时候去旧书屋。那天，见到一位戴黑边眼镜的阿爹已经先我一步站在书架前，东翻西找的，弄乱了一整个书架。回老板就问他：“找什么呢？我来帮你。”阿爹说：“也不刻意找什么，就是翻一翻。”回老板闻言笑了：“好的，您随意。”其实我也是这样，常常进书屋翻一通，一待就是一小时，近乎白看。回老板却也不生气：“看中了就买一本，不买也没事，只要书屋有人气就好。” 来的次数多了，常见到回老板在整理刚收来的旧书。他把那些书页间有批注、有折痕的书拿在手里一页页地翻看，一边摩挲书脊，一边轻拍灰尘，再在书架上寻个合适的位置，一本本塞进书群里，就算给新来的成员们安了家。 某天来了个穿黑毛衣的阿姨，从电动自行车上拎过来一捆书。回老板接过去，看了看说：“学生的教科书不能收，将来复习或许能用，卖了怪可惜的。”阿姨听了忽地变了声音：“孩子生病，不在了。”说完哭着拎着书走了。回老板当场怔住了，直怪自己怎么不会说话，平白伤了阿姨的心。 我想到家里积攒的旧书和过期杂志也有许多，就试着捆了一包拎过去。回老板看过，照例摇头：“这些书价值不高。苏州名人多，老房子多，我是想收点老物什、老古籍、老字画，或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老读物。前些日子有位老教师离世，小辈送来十几包旧书，还有一些刊有重要新闻的老报纸，都相当有价值。我按市价公道收了，也算对得起那位生前爱书藏书的老教师了。” 我正听得入神，回老板话锋一转：“这些旧书你也不必带回去了，到书架上挑些中意的书，咱们以旧换旧吧。” 书架上有摞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苏州杂志》，其中1997年的首期恰逢创刊五十周年，陆文夫社长为杂志亲撰序言《五十而立》，冯英子等文坛宿将的庆贺文章也是墨香犹存。我抽出这册问道：“这书换给我，回老板您可吃亏了。” “吃什么亏啊，好书就应该遇到懂它的人，喜欢就拿着吧。”回老板爽快地说。 问及回老板旧书生意好不好做，可把他的话闸子打开了：“如今网上购书方便，来逛书屋的人一天也就几十个。刨去房租水电，剩下的收入也只够生活。不过，我开书屋不只是为了赚钱——我父亲是个乡村读书人，所以我从小就在书堆里打滚。现在只要白天收到了好书，晚上挑灯也要先读起来，兴起时还要记下心得笔记。我喜爱这份文化事业，当然会坚持下去。等我旧书收集到两三万册时，打算办个公益性的阅览室，请大家来喝茶读书，再邀请些作家来互动交流，也给咱老街增加些人气。” 这番话说得真好啊，教我对他刮目相看。世上的人各有活法，不必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做自己欢喜的事，就是最好的生活。我好像有点理解回老板的心意了，他在用心、用情、用意坚守自己的书屋呢。 周末一大早，老街在晨光中苏醒了。回老板乐呵呵地拉开卷帘门，端着脸盆，用扫帚细细洒扫着门前。然后他转身回到书屋门口，望着街上渐渐多起来的行人，眼中满是期待。 朝阳从星桥南面斜照过来，给旧书屋镀上一层柔黄的春光，刹那间，整个书屋仿佛都生动活泼了起来。是的，新的一天开始了，老街开始闹猛了，旧书屋也跟着闹猛了。那个常来苏州淘书的上海藏书家走过来了，两个专寻绝版书的大学生走过来了，一个白发好婆搀着背书包的小孙女也跟着小跑过来了。 “巧了，前些日子刚进了几本《少儿文艺》，八成新呢，小朋友快点来看看。”回老板冲小姑娘笑着说道，转头又对我夸起来：“她常来的，和你一样，她是我们书屋的最小的'铁粉’呢。” 被春光点亮的旧书屋，温暖、温馨、温情。此刻，每一本书都在等待着生命的重逢，每一个爱书的人也在期待着有趣的邂逅。 姑苏晚报 25.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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