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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地处黄河“几”字弯腹地，自古以来便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重要区域。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如同一部厚重的史诗，从远古的河套文明到明清的边陲重镇，见证了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碰撞与融合。
 一、先秦时期的河套文明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鄂尔多斯高原便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考古发现的“河套人”遗址（距今约3.5万年）表明，这里曾是古人类狩猎采集的重要区域。商周时期，鬼方、土方等游牧部落在此活动，《诗经》中“城彼朔方”的记载或与鄂尔多斯有关。 
春秋战国时，林胡、楼烦等部族游牧于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国势力一度延伸至河套地区，但鄂尔多斯仍以游牧经济为主。
二、秦汉时期的边郡兴衰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北部），设九原郡，修筑秦直道直达阴山，鄂尔多斯成为帝国北疆的战略支点。 西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后，设朔方郡（郡治在今杭锦旗北），移民屯田，开凿灌渠，形成“朔方无复兵马之迹”的繁荣景象。东汉后期，羌胡南迁，鄂尔多斯逐渐被南匈奴占据，农牧交错带特征更加显著。
三、魏晋南北朝的民族熔炉 三国时期，鄂尔多斯成为鲜卑、羌、氐等民族的角逐场。北魏统一北方后，在此设夏州（治所统万城，今乌审旗南），赫连勃勃修建的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堪称草原都城的典范。 
北周时，突厥势力渗透河套，鄂尔多斯成为中原王朝与突厥汗国的缓冲地带。《周书》记载“夏州地多沙碛，唯宜畜牧”，反映了当时生态环境与经济的特征。
四、隋唐时期的军事要冲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置胜州（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修筑长城防御突厥。 唐贞观四年（630年）灭东突厥后，设六胡州安置降户，鄂尔多斯成为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节点。安史之乱后，党项羌迁居夏州，平夏部拓跋氏逐渐壮大。晚唐诗人李益“无定河边骨”的诗句，道出了这片土地上的征战沧桑。
五、西夏与蒙元的政权更迭 北宋初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攻占夏州，建立西夏政权，鄂尔多斯成为西夏“左厢”牧地。 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后，此地划入察罕脑儿（白海子）牧场，忽必烈时期属甘肃行省。元代鄂尔多斯是通往漠北的驿道枢纽，《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此地“多良马与骆驼”。考古发现的阿尔寨石窟元代壁画，展现了藏传佛教与蒙古文化的交融。
六、明清时期的鄂尔多斯部 明洪武年间，残元势力退居河套，史称“套寇”。成化年间修筑的“榆林边墙”（明长城）将鄂尔多斯隔在塞外。1510年，达延汗之孙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率部入驻，形成鄂尔多斯万户，分六旗游牧。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设伊克昭盟，辖七旗，实行盟旗制度。乾隆年间开放“黑界地”垦殖，汉民逐渐迁入，形成蒙汉杂居格局。清末“贻谷放垦”政策加速了农牧界线的北移。
七、近现代的转型与发展 民国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分属绥远、宁夏两省。1936年中共在城川建立蒙古工作委员会，开辟革命根据地。1954年伊克昭盟人民政府成立，2001年撤盟设市，正式定名鄂尔多斯市。改革开放后，随着煤炭、天然气资源的开发，这座昔日的牧业基地转型为现代化能源新城，但成吉思汗陵、萨拉乌苏遗址等历史遗存仍在诉说着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纵观鄂尔多斯的历史长卷，从匈奴的穹庐到西夏的佛塔，从明代的边墙到清代的王府，多元文化在此碰撞交融。这片土地既是北方民族南下的跳板，也是中原王朝经略漠北的基地，更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廊道。今天，当现代城市的霓虹与草原的篝火交相辉映时，鄂尔多斯仍在续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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