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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人物均化名，案件细节已做脱敏处理）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山后法庭第十二法庭，审判长突然敲响法槌：“鉴于本案关键事实存疑，决定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旁听席上的家明母亲重重瘫倒在椅子上——三小时前，公诉人还在宣读量刑建议：“诈骗金额特别巨大，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一、左右为难的起诉书 2021年7月，北京警方在侦破一起网络炒股诈骗案时，意外牵出年转账600余万元的“卡农”家明。办案警官的讯问笔录里，有一段被标红的关键供述：“我怀疑老李在洗钱，但具体怎么骗人的我不清楚。”此处呈现了家明半明知的真实状态。 正是这份供述，让检察机关陷入两难：若定诈骗罪共犯，需证明家明对诈骗行为存在明知；但若定帮信罪，追诉时效和量刑力度又显不足。所以，在我们收到的起诉书副本中，检察机关最终以“涉嫌诈骗罪”将案件诉至海淀法院——这是基层检察官面对刑事案件的惯常思维，但也成为我们刑辩律师辩护工作突破的关键切口。 二、法庭上的精准辩护 第一回合：因果关系切割 在第一轮，我们鲜明的亮出观点：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首先，行为人要实施欺诈行为，包括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被告人家明仅是为老李提供银行卡，并未参与到以炒股为主要名义的具体诈骗活动中去，并没有同受害人进行过接触或交流，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这在他的供述中有多次体现，“不清楚老李是不是在骗人”。那么，既然家明没有实施欺诈行为，那么其为老李提供银行卡的行为，不可能使受害人产生处分财产的错误认识，无法直接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两者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第二回合：主观故意分解 第二轮，则是对家明主观状态的详尽分析：诈骗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本案中，家明根本没有参与到引导被害人投资、炒股的诈骗活动中，对于所谓的“电子钱币”亦不知情，就更不用谈犯罪的心理状态问题，且家明办理银行卡是“按件计酬”的，其他犯罪嫌疑人诈骗活动是否得逞，家明也不会分得额外的钱财，他未曾想过去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辩护人据此提出，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讲，指控家明涉嫌诈骗罪，也过于牵强，罪责刑并不相适应。 三、退回补充侦查的蝴蝶效应 审判长休庭合议期间，我向合议庭递交了《类案检索报告》，多份检索案例均指向这一裁判要旨，“单纯资金结算不能等同诈骗实行行为”。最终，在三小时后，法院作出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这记重击迫使检察机关重新评估全案证据链。 一个月后，新的起诉书将指控家明的罪名进行了变更，更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涉案金额从600余万限缩至其提供银行卡后四个月内的实际金额。罪名、量刑幅度均得到了大幅改变，并且罪名变更使得原本量刑基准10年以上的诈骗罪，改为量刑基准仅为3-7年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有效辩护”在本案中得以合理体现。 四、司法文明的微观演绎 “辩护人的意见予以部分采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审判长的宣判词字字千钧。此案从十年刑期到缓刑的最终结果，揭示了刑案辩护本质是门“精密拆弹”的手艺活。从证据封皮上的第一个折痕，到庭审笔录的最后一个标点，都可能改写他人的人生轨迹。而我们要做的，是用法律编织一张细密的筛子——既不让罪犯逃脱，也不让过错吞噬全部人生。 （本文完） 作者：库纳鑫 律师 执业机构：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2号寰太大厦17层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 手机：185-0085-8280 邮编：1000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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