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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文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汉化。不管外来文化如何强势，终归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佛教如此，乱华的五胡如此，满清亦如此。 有意思的是，蒙元却是一个另类，虽然占领中国，却有意无意地抵制汉化。 军事强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元朝理财记》则从贸易、财政角度给出了答案。 与东方的冲突蒙古所面对的东方可不只是宋朝，在他们眼中，女真也是东方。 由于军事失利，女真便对蒙古进行了贸易封锁。有意思的是，在宋朝眼中，女真和蒙古都是北方蛮夷，官家们也常常限制贸易，不准铜钱、书籍、茶叶、铁器等物资流亡北方。 所以蒙古对汉人有好感才怪。 同时对商业的看法，也让蒙古对汉人文化产生了隔阂。 汉人以耕种为本，鄙视商业，自古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可问题是，没有耕种条件的蒙古，不得不重视商业，因为没有商业，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无法获得。 所以，蒙古人对商业天然亲近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知道中原是块好地方，但对其文化并不感冒。 中亚送来的枕头既然与东方不兼容，那就从西方突破。 当中原不断禁止和排斥与蒙古人的贸易时，蒙古便肃清西部，开通商路，于是中亚商人率先踏上了通往蒙古高原的商道，而这也将成吉思汗的目光吸引到了西方。 不仅如此，蒙古还不遗余力打造营商环境。 商人需要沿途安保，那就让军队沿途保护， 商人需要住宿，那就允许商人使用军队和行政机构才能用的驿站。 商人需要自由活动，那就给他们护照。 商人需要卫生的环境，蒙古人也极力满足。 网上有这样一个段子，讲的是蒙古军队之所以攻无不克，因为士兵不讲卫生，体味提神清脑，大军一来，守城一方闻到味道就已经投降一半。 野史虽然野，但蒙古人不讲卫生也是实情——毕竟没有那个条件。 可是为了通商，对极为讲究卫生的穆斯林商人，蒙古人专门准备了干净的白帐篷，供其居住、礼拜。 如果你有奇货，那就直接送你去“成吉思汗”的辖区。历史记载，有的中亚商人还与铁木真见面。 这就好比雷布斯和教员握上了手，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下，教员说：小雷啊，这次的新品我很满意……对了，我还有个事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气氛烘托到这个份上了，再困难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办成！ 所以在蒙古人眼里，商人不仅能够带来物资，还能带来情报。后来商人还成了蒙古人的理财顾问。 西征带来的认知冲击正是通过商人，铁木真知道中亚的富庶、商业的发达。所以蒙古西征有着很强的经济动机。 西征改变了中亚，但也让包括铁木真在内的蒙古人接触到了中亚的财政体系，至此蒙古——包括后来的元朝——彻底与汉化无缘。 西域与中亚受地理条件影响，形成了以绿洲为中心的城市，因此税收以商税与人头税为主。 商税是对商品和商人征税，因此只要在城门口、重要路口、渡口设置检查站便可征税；人头税是对人口征收，辅以个人的财产情况，而城市人口很好调查。 作为一个新生政权，蒙古既没有足够的行政经验，又没有足够的文官，根本无法像古代中国那样清查人口、丈量土地、核定户籍——重点在于，即使完成了，见效太慢。 但是中亚的制度就简单地多。而且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实行已在当地广泛使用的包税制。 所谓包税制是指一个国家的君主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税收设定一个总额，承包给某个包税人，每年这个包税人只要保证将额定的钱可以了。 包税制的另一个好处是弹性大。如果君主今年缺钱，就可以提高包税人的额度，至于包税人如何完成，就不是君主的事了。 在蒙古人看来这样的制度太有吸引力了——来钱快，操心少，这样的好事哪里找！ 因此当投降蒙古的牙老瓦赤向铁木真介绍了中亚税制，并对他说： 管理城市的秘密在于税收，一次性的劫掠可以短时致富，但想要长期的收入，则必须建立完整的管理和税收制度。 在铁木真看来，这位小哥就是我的心头好！不仅告诉我怎么割“韭菜”，还告诉我怎么养“韭菜”。 于是铁木真“投桃报李”，将整个河中地区的管理权交给了牙老瓦赤——“你就负责帮我赚钱”！ 蒙元的管理模式终于初步形成：
自此，蒙元彻底与汉化无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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