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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刚田的研究分析，篆刻创作有四种模式：印中求印，印外求印，印从书出，印从刀出。但拿这四种模式去分析鸟虫篆印感觉都不是特别贴切——对于方介堪之后的纯粹艺术创作的鸟虫篆印尤其如此。那么鸟虫篆印的创作模式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一言以蔽之：印从纹饰出。 如果我们以方介堪、韩天衡、吴子建这三家取得突出成就的鸟点篆印人来分析，方介堪近于印中求印，韩天衡近于印从刀出，吴子建近于印外求印。但三者的共同特点是印从纹饰出，即把个性化的纹饰语言作为个人鸟虫篆印风格的基点。如果说方介堪的鸟头状纹饰源于秦汉印，吴子建的类青铜纹饰来自青铜器的话，那么韩天衡的鸟虫篆纹饰就带有很大的独创色彩，印从纹饰出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是否有个性化的纹饰语言，将决定着一位印人在鸟虫篆印创作领 域的成败。这一标准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四）关于鸟虫篆印的研究现状 如前所述，学术界对鸟虫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涌现出不少重要的论文、论著，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解决了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印坛对鸟虫篆印的研究就显得相当薄弱了。 到目前为止，关于鸟虫篆印的专著仅限于几本谱录、字典性质的书。1987年，韩天衡编订的《秦汉鸟虫篆印选》由上海书店出版。1990年，侯福昌钩摹辑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鸟虫书汇编》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徐谷甫编纂的《鸟虫篆大鉴》由上海书店出版。后来，樊中岳据此整理编成《鸟虫篆速查手册》。至今还没有一本关于鸟虫篆印的研究论著问世，重要的论文也极少。像韩天衡为《秦汉鸟虫篆印选》一书所作的序言《秦汉鸟虫篆印章艺术刍议》，已经是鸟虫篆印研究领域屈指可数的重要论文了。而对于鸟虫篆印创作的研究更为薄弱。从方介堪开始的鸟虫篆印创作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特点，这样重要的转变竟没有人去总结。相对于创作的繁荣，理论研究的空白是令人尴尬且不正常的。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就不能很好地引导创作。我们看到，不少鸟虫篆印新作者一上手就直奔繁复的细节表现而去，其艺术观念、取法对象、表现方式等都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直接限制了其发展空间。理论的滞后正使后来的鸟虫篆印创作付出代价，也限制了当代鸟虫篆印创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鸟虫篆印要健康发展，印人们在精心创作之余尚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去搞研究，这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我们要附带谈一下鸟虫篆印的界定问题。 在整理汉代鸟虫篆印资料时，我们常常感到印坛对鸟虫篆印的界定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在徐谷甫编纂的《鸟虫篆大鉴》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作品，“李情”（图51)、“苦成乐”（图52）、“戴小奴印”（图53）。把这样的作品列入鸟虫篆印范畴，我们认为取舍标准过于宽泛了。很显然，它们的局部盘曲只是为了求得章法留空的合理性，并不追求鸟虫篆印的旨趣。因此，本书在选择印例时舍弃了这一部分作品。我们的选择标准是，或者有具象化的动物纹样，或者抽象化的盘曲在印面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对印章的整体面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鸟虫篆印源于战国，盛于两汉，经历了长时间的式微，复兴于明清，大盛于今，无数先贤前辈为之倾注了心血，使得这一独具特色的印章艺术形式至今仍以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着。其与众不同的华丽繁复的面貌、缜密优雅的作风，及其背后流溢着的细腻缠绵的金石情愫深深地吸引着我们。作为一种流派印中兴起很晚的篆刻品种，鸟虫篆印的繁荣至今不过数十年时间，她的辉煌才刚刚开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她为有才华而执著的印人们留下了极为广阔的驰骋空间。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篆刻审美眼光去审视总数不多但内涵异常丰富的鸟虫篆文字、鸟虫篆印的传统积淀，甚至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的装饰纹样宝库，我们会惊叹有那么多的出新契机。它们就像前人播下的一粒粒种子，在静静地等待着后来者，等待着鸟虫篆印新的辉煌。 【声明】:本公众号转载的所有内容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如若不宜转载，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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