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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马按：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清廷欲依赖满人平叛，避免给汉人崛起之机，即所谓“以满制汉”，结果满人赛尚阿等不堪重用。清廷转向“以汉制汉”之策，用唯朝廷之命是从的地方督抚如何桂清之流，制衡半民间势力湘军的首领曾国藩，曾国藩逼清廷处决何桂清，意味着“以汉制汉”政策的失败，湘军对乾隆以来颟顸官场的置换已成定局，即使满清再用“以湘制湘”之策也无法避免了。 湘军统帅曾国藩 ，自从咸丰二年到长沙创办湘军开始，烟尘滚滚、十步一杀，把各路政敌斩落马下。据他对兄弟所述，因为官场险恶，他被迫把十之七八的精力都用于内斗，只有十之二三的精力用来打仗。 从创办湘军开始，他先在湖南参倒副将清德、提督鲍起豹，继而在湖北逼迫朝廷诛杀前巡抚崇纶，到了江西又参倒江西巡抚陈启迈，再逼走继任巡抚文俊。倒在他手下的巡抚、提督，比倒在太平军手下的少不了多少。  在咸丰七年读黄老之言悟道以前，曾国藩是一个古怪刚介的倔强儒生，并不擅长官场斗争。他之所以一路参倒众多大员，主要是他手上有长江上游唯一能打胜仗的军队，咸丰皇帝不得不对这个“霸蛮”的强项令低头。 但等到湖南巡抚骆秉章整训出三万新湘军，湖北巡抚胡林翼创立二万湖北湘军厚，他对咸丰的意义就大为缩小。加上他的宿敌何桂清在一旁煽风点火，曾国藩被朝廷以丁忧守制为借口解除兵权，在家赋闲一年有余，这是曾国藩一生政斗最惨烈的失败，何桂清也因此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敌人。 何桂清是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第二甲进士出身，比曾国藩登科早三年。清朝进士登科平均年龄为三十七岁，曾国藩考中时二十七岁，而何桂清成为进士时尚不满十九岁，可谓神童中的神童。他早年的做官经历亦与曾国藩相似，两人都做过翰林、兵部侍郎、礼部侍郎。道光二十八年，何桂清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后因丁忧去职，第二年八月曾国藩亦署兵部左侍郎。 何桂清常上书言兵事，又喜好抨击吏治，因而得咸丰看重——这也与曾国藩早年喜好相同。 他在咸丰四年出任浙江巡抚，整顿财政，选拔将领，努力维持长江下游战局。因为安徽南部和浙江同气连枝，他上奏将皖南的徽州、宁国划归浙江管辖。 何桂清在浙江巡抚任上，每月接济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六万两白银，按湘军标准，可以养兵一万有余，除此之外，他还把出资把在皖南作战的邓绍良部发展到一万七千人。 何桂清在浙江并未如两湖那样推行财政改革，以传统的财政收支手段，供养军队三万人，虽不及曾、胡、骆、左之英武绝伦，却也堪称能臣。  曾国藩湖口战败后困守南昌，又被江西地方官员排挤，不得已伸手向何桂清请求援助。何桂清与大学士彭蕴章是同党，彭蕴章又一直在朝中攻讦曾国藩，他对于援助湘军当然不会积极。 这时期的曾国藩又不善交际，言语中时常带刺，他求援的书信中说，你们在江浙富庶之地挥金如土，何不襄赞我军饷。欲求人相助，不温言相商，却先责备浙江挥金如土，何桂清当然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两人的芥蒂因此更深。① 何桂清有大志，很想在自己手上消灭太平天国，恰好湘军在江西战事不利，他就经常密报朝廷中伤曾国藩，以贬损湘军来凸显自己的能干。他经常嘲讽曾无能，说湘军所驻省城二十里外就能见到敌军出没，甚至浙江省都因为在江西的曾无能、胆小被拖累。 他还对朝中大员夸口说，“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② 咸丰七年两江总督怡良自请病休，咸丰的心腹彭蕴章就推荐何桂清接任两江总督。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每月接济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四五十万两银子，足可养兵八万人。他还收张国梁为弟子，教他读书识字，张国梁是出身盗匪的降将，得何桂清这样的大文士教授读书，自然感激涕零，从此对他言听计从。 江南大营仰仗何桂清供饷，张国梁又成了他的弟子，他因此能如意地指挥江南大营，俨然新一代儒帅。 上游有胡林翼主持大局，下游有何桂清运筹帷幄，在江西打不开局面，人际关系又差的曾国藩就被夺去兵权，回家守制。曾国藩这次被夺军去职，半因何桂清的中伤诋毁，半因何桂清在下游的出色表现，两人仇怨愈结愈深。 咸丰八年曾国藩复出后，虽仍未得督抚之权，但形势已大有好转。两湖在骆秉章和胡林翼手里，经过财政改制，赋税也不低于富庶的江浙，足够供五六万湘军使用。 也在这年，湖南保靖人胡兴仁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更是对湘军的重大利好，胡兴仁是曾、胡的湖南同乡，还在湘军粮台做过事，虽未领军却也算出身湘系。胡兴仁抚浙，湘军就可以利用浙江的粮饷，供养一支军队在浙江作战，发展自己在下游的实力，堵住下游太平军经皖南向皖北增援的缺口，所以胡林翼一直劝说曾国藩把李元度的平江勇派去浙江依附胡兴仁。  何桂清觊觎浙江已久，早在总督两江前就扬言要把江浙的兵勇都归他调度平乱，怎么肯让湘系人物控制浙江呢？他使出各种手段参劾胡兴仁，想把浙江巡抚换成自己的心腹王有龄。结果何桂清参倒胡兴仁，咸丰任命下来的新巡抚仍是湘系人马罗遵殿。罗遵殿是安徽人，但常年在湖北任职，经胡林翼的保举而得任布政使，与曾、胡都有很好的私交。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李秀成率军偷袭浙江，行围魏救赵之策。他的军队不过六七千人，身后又有张玉良的上万追兵，本来很难攻克杭州。即使罗遵殿不知兵，在杭州瞎搞，宿将张玉良及时进驻杭州也能稳住城防。但张玉良救援杭州途中去常州、苏州觐见何桂清、王有龄，在苏、常滞留多日，未能积极救援，李秀成才得以在张玉良赶到前攻破杭州，逼得罗遵殿自尽。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说张玉良之所以在苏州滞留三日，是因为江南大营欠饷，士兵被苏州财富吸引，在苏州纵兵超掠民财。但曾编撰《何桂清等书札》的历史学家董蔡时分析说，张玉良在苏州滞留，是受到何桂清、王有龄的指使，故意拖延时间，借李秀成之手除掉罗遵殿，以便王有龄得以巡抚浙江。 此说有许瑶光的《谈浙》为史料依据，惜无当事人的可靠证词，只能作为一种假说，但至少曾国藩亦是如此认为，他给罗遵殿的挽联写道：“孤军失外援，差同许远城中死；万马迎忠骨，新自岳王坟上来”。③按曾的对联，罗遵殿是含冤被害的岳飞，那何桂清、王有龄就是恶意陷害的秦桧了。 不但有故意拖延不救罗遵殿的嫌疑，何桂清、王有龄还在罗遵殿死后，唆使御史参劾他作战不力，导致生民涂炭，让朝廷撤销了对他的恤典。罗遵殿确实作战不力，导致杭州杀成尸山血海，但他的友人曾、胡却不一定这样认为。 以卫道为己任的读书人不惜生命，却最重身后之名，曾国藩当初欲置已革湖北巡抚崇纶于死地，就是因为崇纶先排挤逼迫吴文镕至死，后又玷污吴文镕身后名节。何、王的做法与崇纶如出一辙，曾国藩因此对他二人动了杀机。 曾早年事事刚强，复出后常示人以弱，但他只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示弱，根本问题上却从不动摇，整死何桂清、王有龄，夺取江、浙地盘已成了他的一个目标，只待时机成熟就会动手。 何桂清少年进士，久经历练，他主政江浙，疏浚财源、整军经武，还能以高明的手段分化、控制江南大营，掌控下游军事，不考虑他在英法入侵时的荒唐行为，确实是一代能臣。 但此前名臣周天爵已经判断，太平军“非眼前诸公可了”，“举世大帅无可匹敌”，盖太平天国组织之严密、法令之森严，已超过正统皇朝，太平军士兵又是历代罕有的有信仰的军队，军中诸将如李秀成、陈玉成乃汉唐以来未见之“杰贼”，哪里是何桂清这种普通能臣能对付的呢？只有曾、胡这种超越时代，一脚跨进了近代的名臣方可与之颉颃。 何桂清借李秀成之手除掉罗遵殿，殊不知李秀成得他相助，有惊无险撤离浙江后，一举攻破清军经营多年的江南大营，把何桂清倚为长城的张国梁逼死。 张国梁死后江南大局糜烂，李秀成遂率军攻打两江总督驻地常州。何桂清有能臣之名，主政江浙也颇有成效，自负江南半壁非他不能支持，其实他所谓知兵，不过是在远离前线数百里的后方调度物资、遥控将领罢了。 他从未见过战场厮杀，未受过生命威胁。能躲在后方运筹帷幄，以他人的生死为筹码，把战争当作围棋一样的游戏时，他如同演义中诸葛亮、周瑜一样云淡风轻、谈笑破敌。当十万太平军围攻常州，漫天遍野的红头巾在城外涌动，以无与伦比的压迫力震撼他的神魂，以死亡和鲜血逼他直面内心深处的恐惧时，他就彻底崩溃了。 何桂清在常州撕下名臣的面纱，仓皇弃城逃跑，常州士绅跪请他留下守城，急于逃命的何桂清竟然下令士卒开枪清道，杀死士绅多人。 他逃到苏州，与其关系不睦的江苏巡抚徐有壬闭门不纳，并以督抚守土有责，弃城逃跑有杀头大罪为由，威胁他回去保卫常州。何桂清不能进苏州，只好转投上海，随后徐有壬上疏弹劾他弃城逃跑，不久徐亦兵败，不幸身死。  逃亡上海，何桂清得新任江苏巡抚薛焕庇护，并未被锁拿入京，苏抚薛焕、浙抚王有龄反而屡次上奏，奏请让他戴罪立功，在上海领军。清廷虽未批准他戴罪立功，但因朝中营救他的人太多，加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染病，也没顾得上逮捕他。 何桂清被革职后，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但苏、常已失，曾国藩只能坐镇上游，主持围攻安庆，不能立即到江苏就任。虽说两江总督的辖区包括江苏、江西、安徽，曾国藩却只能控制江西、安徽。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皆是何桂清好友，江浙仍在何系手中。 胡林翼虽有好弄权术之名，其为人却是一腔赤诚，平日与人为善、以德报怨。见李秀成兵锋难挡、江浙危急，曾国藩又有总督两江之责，他立即就想增募兵勇赴下游救援，并不因王有龄逼死罗遵殿而生报复之心。他提名与王有龄私交甚厚的李元度到浙江作战，就是希望与王有龄捐弃前嫌，共抗敌军。 曾国藩远比胡林翼记仇，他报复何桂清，彻底掌控江浙的心思很重，因此断然拒绝了胡林翼的提议。他把湘军赴下游增援的时间往后推延了一年多，照搬何桂清、王有龄陷害罗遵殿的办法，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借李秀成之手消灭政敌，廓清江浙。 湘军攻克安庆的同时，李秀成也攻占浙江大部，围困省城杭州。大将张玉良率军万人增援，面对李秀成的雄兵却无可奈何，某一日张玉良出营送客，竟被清军炮火误伤而死。张玉良身死，杭州就更无可恃，王有龄只得写下血书求湘军救援。 曾国藩等待这个时机很久了，哪里肯去救他？只假惺惺地感慨一句，“鞭长莫及，忧灼如何”。援兵不至，王有龄终于感受到了与他前任罗遵殿同样的绝望，最后在太平军的围攻中自缢身亡。 王有龄身死，何系另一大员薛焕能力平庸，虽有上海绅商每年助饷数百万两，复有欧洲列强帮助训练“洋枪队”，可他别说恢复苏南，连保住上海的能力都没有。 上海士绅知薛焕无能，于是派代表坐轮船赴安庆向湘军请兵。曾国藩见时机成熟，一边保举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率军入浙江作战；一边保举李鸿章接替江苏巡抚，率淮军入上海复苏南，正式把他的势力扩展到江浙。 王有龄身死，薛焕去职，至此清军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地方实权和军队都由曾国藩掌控，湘军势力扩大到极盛。  如愿以偿地控制了江浙，曾国藩亦并未忘记对何桂清的仇恨，他的门生李鸿章一到上海，就下令抓捕何桂清。 何桂清躲进上海租界 ，按照清朝与列强所订条约，清朝的军警不能在租界执法，无法进租界抓捕人犯。为逮捕老师的宿敌，李鸿章亲自带上恭亲王的手令与租界巡捕房商谈，因为沪上洋人的利益还要靠淮军保全，洋人对恭亲王和李鸿章又很欣赏，最后同意让他进入租界逮捕何桂清。 何桂清被逮捕后解往北京受审，下了刑部监狱，但他并不慌张。他在京中有不少重臣相助，主持军机的恭亲王也很看好他，加上许多大员都得了他的贿赂打点，布置得十分妥当。但欲救何桂清的人虽多，想他死的人也不少，因他在常州逃亡，坐视江苏陷落，又杀害跪留他的士绅十九人，江苏人对他怨恨甚深。 负责办“何案”的刑部郎中，江苏常州人余光倬，主张重判何桂清。他援引条例写下判决书：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当判斩监候（死缓），待秋后问斩。何桂清丢失常州，按律当判斩监候，因他在逃亡途中杀害江苏父老十九人，罪当加重，应由斩监候改为斩立决。余光倬拟定的判决出来后，朝廷诏令举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对判决审议，结果是赞成刑部判决。 刑部判处何桂清斩立决，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亦无异议。清廷仍不甘心就此处决何桂清，再度下诏说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应当审慎，让对此判决有疑义的赶紧上奏陈述意见。让对判决有疑义的官员上书各陈所见，就是想轻判何桂清，希望何的党羽赶紧上书制造舆论，给朝廷赦免他的理由。④ 何桂清在朝中的应援祁寯藻原本已在家养老六年，辛酉政变后，作为肃顺死对头的他又再度起复，做了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祁上书说，刑部的判决里承认查遍刑律，何的罪行最多判为斩监候，明知道法律如此，不能更改，却强行说何的罪行较为严重，改为斩立决。这是强加“非罪”，不是臣下可以随便做出的判决。 祁寯藻人老成精，这封奏折写得十分有水准。他并不立即为何桂清脱罪，只咬住刑律中封疆大吏弃城先逃只能判斩监候的条文，要求把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一旦把死刑拖到秋后，暂时保住何桂清不死，他就赢得周旋的时间，可以继续为何桂清减轻罪刑。 他的理由也足够充分，弃城而逃最多只能判斩监候，法令森严无可更改，刑部所谓何桂清罪行较重，应当加重刑罚的判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非罪”。因刑律并无弃城而逃后若有更恶劣罪行，可以把刑罚加重到何种程度的规定，这个“加罪”实际上就是有弹性，可以随意发挥解释的。 既然可以发挥解释，这种解释权就不应当由臣下掌控，而应由皇帝决定——代表皇帝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目前是不想杀何桂清的。 祁寯藻还引用了嘉庆一道上谕，其中有刑部判决不得有加重字样的批示。受祁寯藻的鼓励，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使王拯、顺天府尹石赞清、府丞林寿图、九卿彭祖贤、倪杰、给事中唐壬森等十七人也上书声援何桂清。 得祁寯藻支持，何桂清的死刑得以拖延，聪明的他又想出了一条脱身之计:畏敌而弃城逃跑是死罪，但如果因重要的战略举措事先出城，为更宏大的战略计划出城，是无罪的。他拿出了一份薛焕等属下开具的公文，证明自己是因薛焕的请求，退往苏州保护比常州更加富庶的饷源重地。既有薛焕的公禀为证，他就不是弃城逃跑，而是战略转进了。⑥ 有了薛焕的禀牍为证，何桂清似乎能逃过一劫，只剩下最后一个程序，让两江地方复核一下这份公文的真实性。薛焕的公禀显然是事后补具的，但以清代原始的档案管理水平来说，即使是事后补录也无法查证。朝廷让两江总督曾国藩查证公文真假，他知道自己无法查实，干脆就不查了。  曾国藩给朝廷回奏说，我虽没有实际证据，但仍能断定禀犊是假的，因为司道官员往往会帮上司隐饰罪行，而何桂清又有造假前科。他说，属下往往会替上司恩主造假，嘉兴大营曾联名数十保何桂清，经查证只有几个亲兵参与伪造签名，其他士兵并不知晓。既然何桂清一贯让属下帮忙造假脱罪，那这份公禀也可以肯定是造假的。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这段话也属于“莫须有”，何桂清有造假前科，亦有能力造假，不等于他这份公禀就一定是造假，无证据何以服天下？ 曾国藩居家守制时从道家之言悟得官场进退之道，此刻已老辣无比，他既然要置何桂清于死地，又如何没有杀人之刀？ 祁寯藻、何桂清的脱罪言辞，都是死扣刑律条文和清朝政治规范做文章。但中国以礼入法，德主刑配，儒家的道义、伦理有高于法律的地位，断狱时可以“情理杀人”。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和对方纠结刑律？他大可以行诛心之法，高举道德大棒杀人。  何桂清书法 曾国藩在奏折后边写了一段著名的话：“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 镇守疆土，保城池不失乃是地方官的大节所在，只有天子才有权决定你能否弃城，怎么可以因为下属的进言而放弃呢？何桂清弃城不守，不管有无理由，都是失了大节，心迹不忠诚，即可定罪杀头，何必要什么罪证？ 用更通俗的话讲，即使何桂清能够出具足够分量的文书，证明他离开常州是符合程序的，但大家亦心知肚明，即使有公禀在，你也是为弃城寻找借口。既然都知道是借口，那就不用假模假样地走程序了，你已失节，直接杀头可也。 大节是儒生文臣必守的底线，曾国藩把失节这顶帽子扣下来，力保何桂清的群臣都无言以对。既然礼高于法，即使按法律不当斩立决，也可以以礼法杀之。 这年十二月，何桂清在京师菜市口法场被杀头，湘军系和何桂清系的政治斗争终于彻底结束。何桂清弃城逃跑，逃亡途中又杀戮士绅，确有取死之道，但若以现代法律观念来说，曾国藩不查证何桂清公禀是否造假，而挥舞道德大棒，不从法却从礼，以“心迹”定罪杀人，这种自由心证的诛心杀人的办法，比“莫须有”更甚几许，只能是特殊时期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权术，而不足为后世效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著作对何桂清一案，只叙述到曾国藩的诛心论为止，似乎曾国藩的诛心论一上，祁寯藻的策划就全部落空，何桂清就被斩立决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诛心论只是打消了朝廷通过公禀为何桂清洗罪的念头，但无论是辅政的恭亲王还是垂帘的两宫太后，并没有按诛心论判决。朝廷下发的上谕，反而是依照祁寯藻的主张——封疆大吏弃城逃跑以斩监候论处，依成宪刑律判处何桂清斩监候，没有依情理加刑。 只是上谕里特意戳穿了营救者的图谋，“何桂清着仍照本律，改为斩监候，归入朝审情实，秋后处决。此系为查照定律，详慎用刑起见，非谓何桂清情有可原，将来可从末减，至蹈轻纵也”。（见《清实录·同治朝实录》）按这道上谕，清廷将何桂清定为斩监候，只是为了尊重刑律，并不是给后来减刑留下空间，到了秋后，该杀还是要杀的。 到了这个关头，何桂清仍未绝望，因为这一年是同治元年，新皇登基，按例会暂停勾决。 勾决是清代的制度，为表示对死刑的审慎，刑部会把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在这一年秋后开具名册送呈皇帝。从冬至前六十日开始，皇帝会用御笔在名册上勾去犯人性命，表示批准执行死刑，可以行刑正法。遇到大喜大丧之年，皇帝会暂停勾决，让犯人活到下一年，称为“缓决”。乾隆时为示仁政，有时连续数年不勾决，一直“缓决”。  这一年既然是同治皇帝的登基元年，朝廷理应开恩科（加考一场科举）、停勾决，即民间所谓大赦天下，何桂清理论上可以逃过一死的。 但到了冬至前五日，眼看勾决期限将过，朝廷突然下诏处决何桂清。为此还特意搬出了乾隆时的成例：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大寿，按理也当停勾缓决。因犯官王钲罪行特别严重，乾隆打破惯例，在停勾缓决的时候勾决了王钲，将其正法。 以同治名义下发的上谕，引用乾隆的成例在停勾期处死何桂清，并规定以后情罪重大的犯人，在停勾之年也可由刑部奏明，即行处决。虽不知道当时是恭亲王还是慈禧太后主持的这场大狱，但整个案件始终以刑律和成宪为依据，称得上审慎清白、明达干练。 朝廷维持斩监候的原判后，曾国藩也以为何桂清会借助停勾大赦逃脱一死。但最终何桂清还是被处决，曾国藩读到新闻纸后，“悚惧惆怅”。他知道，朝廷突然决心诛杀何桂清，既是为了给曾国藩一份人情，也是为了震慑包括他在内的前线督抚。 后来曾国藩给他的仇敌何桂清写了一副挽联：“雷霆雨露总天恩，早知报国孤忠，惟拼一死；成败功名皆环境，既此盖棺论定，亦足千秋”，意味深长。 ①“曾节相事机不顺，坐窘豫章，遣大吏郭筠仙商饷于何桂清。……来函有'平昔挥金如土’一语芥蒂共间。”许瑶光《谈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第501页，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②见《何桂清等书札》第4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见《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121页，岳麓书社2011年版。 ④“承办秋审处刑部直隶司郎中余光倬，常州人也，实司谳，引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候、秋后处决律，谓何桂清击杀执香跪留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当加重，斩立决。……谕旨复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放各陈所见。”薛福成《书两江总督大臣何桂清之狱》，见《近代史资料丛刊·庸庵文编》第1450页，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⑤“刑部原奏即称遍查刑律，如临阵先退、弃城先逃等条，均罪至斩候而止，明知舍此本律，不能改引，又云情罪较重，拟以斩决，是为拟加非罪，非臣下所得擅请”。转引自张宏杰《曾国藩传》第206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 ⑥“退至苏州者，从江苏司道之请，欲保饷源重地也。因引薛焕等四人禀犊为证。” 薛福成《书两江总督大臣何桂清之狱》，见《近代史资料丛刊·庸庵文编》第1452页，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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