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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抄写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主要阐述黄老思想，唐兰考订后认为这便是见于著录而已失传的《黄帝四经》。唐兰以古佚书四篇为《黄帝四经》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关于帛书的成书时间，学界可谓聚讼纷纭，从战国中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末年、秦汉之际至西汉初年，都有学者提出证据支持。这四篇佚书虽然一同出土，但在主要内容与风格上都大有不同，很多学者认为四篇古佚书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即这四篇佚书是由战国早中期至战国中晚期这样一个时间段内分别成书，由齐国稷下学者加以整理集结成书的。《黄帝四经》具有鲜明的兵学色彩，其关于兵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十六经》。《十六经》采用了“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形式，《五正》和《正乱》篇都对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场面进行了描述，此外《姓争》《雌雄节》《兵容》《本伐》《前道》《行守》《顺道》篇均有涉及战争方法的内容。为何讲述战争故事的《十六经》会成为黄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经》中兵学思想的渊源在哪里？这种兵学思想的产生是否有其时代背景？本文将通过对《十六经》的文本生成、现实渊源兵学理论、黄帝故事的探查，尽力求得《十六经》创作的背景。唐兰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一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一文中曾经指出，《黄帝四经》与《国语·越语下》的文句有颇多互见重出之处，并在文后附表中整理出二者的近似之处17条，笔者统计其中12条在《十六经》。在唐兰文后附表基础上，笔者重新梳理了《越语下》和《黄帝四经》在行文上的相似之处24条，发现其中16条在《十六经》。据此制成表格如下，在唐兰基础上新的发现均以*号标注:由上表可见，《越语下》与《十六经》的某些语句几乎完全重合，如“战胜于外，福生于内”“时反是守”“逆节萌生”“赢绌变化”“究数而止”等等；二者也保持着叙述方式的一致，如《越语下》中描述文仲和范蠡的治国之长的语句，也分别出现在《十六经·观》和《十六经·顺道》篇中；在对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描写中，《十六经》中黄帝蚩尤之战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与《越语下》中吴越战争的不同阶段一一对应:《越语下》中勾践战败后，按照范蠡提出的“定倾者与人”的策略，“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先以谦卑的礼节向吴王求和，然后再赂以珍贵玩器、歌舞女乐，奉之以最尊贵的名号。《越语上》也有“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大宰嚭”之说。民间流传的越女西施的故事似乎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勾践为了诱惑吴王采取的策略。而《十六经·正乱》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民生有极，以欲淫溢，淫溢口失。丰而【为】□，□而为既，予之为害，致而为费，缓而为之。忧恫而窘之，收而为之咎；累而高之，踣而弗救也。将令之死而不得悔，子勿患也。太山稽则告诉力黑说，当人性骄奢淫逸到了极点就会走向衰败，这时候战争的时机就会到来。因而太山稽制定的平定蚩尤的策略就是:让蚩尤更加富裕奢侈而加速其走向衰败的进程，一步步抬高他的地位，让他一旦倾覆就无法挽救，死到临头都来不及后悔。太山稽这样一套欲擒故纵的权术策略，加速了蚩尤走向恶贯满盈的过程与范蠡为勾践制定的复仇策略相吻合。《越语下》中勾践战败后侍吴三年才归国，《十六经·五正》冲黄帝也“上于博望之山，谈卧三年以自求”，屈心抑志以等待必胜的机会。这种隐忍克制的自我修行与勾践侍吴的经历十分相似，三年之数也相合。返国之后的勾践迫切地想要一雪前耻，数问于范蠡伐吴之事，范蠡却建议他修内政以等待时机，直到第七年才兴兵伐吴，又与《经法·君正》篇“七年而可以征”年数相合。但据《左传》记载，勾践在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战中战败于夫差，直到公元前478年的笠泽之战才击破吴军主力，于公元前473年才灭掉吴国，中间所历二十二年，并非十年。《越语下》中所记述的十年报吴之事与《左传》《国语》有悖，却与《十六经》和《经法》的记载相合，使得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关联引人深思。根据《越语下》所载，在等待伐吴的过程中，勾践五次问范蠡兴师伐吴之事，而范蠡的回答不是“人事未至”就是“天应未至”，在勾践的盛怒之下范蠡才说出了“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的著名论断。返观《十六经·正乱》，太山稽也有“正以待天，静以须人”之说，认为应该等待天时与人事结合的最佳时机。关于对恰当时机的把握和认定，范蠡认为，“彼其上将薄其德，民将尽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极”，等到夫差自薄其德尽失民心，发起战争的时机也就到来。而在《十六经》中黄帝与蚩尤僵持之时，太山稽也对黄帝说“以其民作而自戏也，吾或使之自靡也”，等待他的人民不满而奋起反击，此时胜利的时机就会到来。《越语下》中的范蠡与《十六经》中的太山稽，都认为赢得民心归附之时才是发起战争的最佳时机。《越语下》记载勾践伐吴至于五湖，面对吴人的多次挑战想要应战，而范蠡则认为吴人士气正盛，“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应该“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相似的语句在《十六经·顺道》中也有出现，“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并且在《十六经》看来，所谓“顺道”，就是以柔弱的表象暗自积蓄力量，待到时机成熟时给予敌人以致命一击。《越语下》中范蠡熟知“赢缩转化”的规律，“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当敌方向我方进攻的时候，我方应“固守勿与”，“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待其阳气耗尽，就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而《十六经》中当黄帝与蚩尤之战处于僵持阶段时，太山稽也给出了“[吾]将因其事，盈其志， 其力”“吾将遂是其逆而戮其身”的策略，以等待阳节的转化和胜利机会的来临。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越语下》中的吴越战争与《十六经》之中的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种高度一致让我们思索《越语下》与《十六经》是否有更深层次的融合。李零曾经指出，“黄帝战蚩尤”是古代数术书的一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对古代数术方技书来说，“'故事本身’只是大家熟悉的一种套子，借以推出对话人物，引起讨论”。“套子”本身并没有情节可言，是借鉴了已有的故事才得以生成新的故事。作为“语”类文献，《国语》所载本就是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形成的故事。魏玮指出《国语》中《晋语》《齐语》《吴语》《越语》四语中出现了大量重复叙事的内容，这种程式化的叙事套路说明这四语是吸收民间故事形成的瞽史讲诵记录，保留了口头讲诵的痕迹。宫瑞龙也认为《越语下》中大篇幅的集中用韵和整齐简洁的文句，说明其可能残留了不少口头流传的文本形态。由于吴越战争故事的传奇性很多与吴越战争相关的故事不断流传演绎，《越语下》则是其中一种。或许正是在流传的过程中，“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外壳借鉴了《越语下》中勾践灭吴故事的具体情节，生成了《十六经》的黄帝故事，以用于特定政治思想的表达。 与《十六经》同样具有相似语句的《管子·势》篇，据唐兰统计，其与《十六经》的相似之处有6条，但《管子·势》篇脱去了故事的外壳，只留存有说理的内容。这三个文本的时间先后问题曾在学界引起争论。唐兰认为《黄帝书》最早，《管子》次之，《越语下》最晚。唐兰之后的多数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越语下》的成书年代应该最早。从《越语下》和《十六经》的密切关系来看，《十六经》的出土为《越语下》早出说提供了新证。此外，传世的《吴语》《越语上》《越语下》及清华简《越公其事》、新近整理的荆州枣林铺造纸厂46号战国楚慕竹简《吴王夫差起师伐越》等，虽然叙述的都是吴越战争故事，但各个文本的叙事角度与具体细节都不尽相同，只有《越语下》格外凸显范蠡形象及范蠡思想。有鉴于此，清人董增龄怀疑《越语下》可能掺入了汉志所载《范蠡》二篇，“《越语》下卷，疑非《国语》本文，其与他卷不类……至此卷乃专载蠡策，若灭吴之事蠡独任之者，殊非事实。《艺文志·兵权谋》有《范蠡》二篇，此殆其一，但掺入当在刘向以前”。杨伯峻也指出:“今存《越语》上下二卷，都叙越王勾践和范蠡、大夫种谋报吴仇事。二篇文风又大不相同。《越语下》专叙范蠡，又多排体韵文。”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越语下》所记之言与范蠡思想有关，关锋、林聿时、侯外庐、任继愈、李学勤、浅野裕一、王博、魏启鹏、陈鼓应、谷中信一、白奚等学者都曾从《越语下》出发来考证范蠡思想。《越语下》中范蠡顺应天道、重视时机、阴阳转化等思想，也确是来自于吴越战争的宝贵经验总结，其创作时间可能与吴越战争相去不远。《越语下》中的范蠡思想在《十六经》中得到了继承，《十六经》中用黄帝故事融合了吴越之地形成的兵学思想，成为更加成熟的论政议兵之作。综上，我们认为《十六经》所描述的黄帝与蚩尤之战是以《越语下》中的吴越战争为“底本”的《越语下》勾践及范蠡形象的塑造也对帛书塑造黄帝、太山稽、力牧形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越语下》和帛书在文本上存在传承关系。《越语下》先于《十六经》而产生，所记载的范蠡思想对《十六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国语·越语下》与《黄帝四经》在文本上的高度相关，使很多学者都曾注意到吴越争霸与黄老之学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国语·越语下》和《十六经》重出带给我们更大的启迪，是关注吴越兵学文化思潮与黄老学说起源之间的关系。《越语下》中留存的范蠡的军事思想，与同处吴越之地的伍子胥、孙武兵法，均与帛书《十六经》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都昭示出帛书《十六经》的产生很可能与吴越地区发达的兵学思想有关。吴越地区的一系列战争促成了兵学观念的革新和用兵艺术的发展，是形成早期黄老:兵学观念的重要因素。如果文献可以“回归历史”，《十六经》的创作背景就应与吴楚战争、吴越战争中所形成的兵学思想相关。春秋中后期，正值晋楚争霸的最后阶段，晋楚两国势均力敌，都希望寻求与国以促进战争态势的转化。晋国采取了联吴制楚的策略，楚之亡臣巫臣“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中原的先进军事理论与作战方法得以进入吴国。公元前584年，吴国攻打楚国，入侵州来，楚国受到严重威胁，吴国却因此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然而吴国毕竞与楚国实力悬殊，面对强大的楚国，吴国在伍子胥、孙武等人的指挥下，避开正面战场，以迁为直、避实击虚、因敌变化、出奇制胜。例如在长岸之战中为了夺回吴王“馀皇”之船，于夜间派人制造混乱，趁机夺回“馀皇”；鸡父之战中于用兵所忌讳的“晦日”出兵，并以三千罪人为诱兵攻打胡、沈、陈三国，制造混乱大胜七国联军。阖庐君臣还制定了“三师肄楚”的战争策略，持续疲扰强大的楚军。最终在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中，吴军攻陷郢都，大败楚军。自吴王寿梦直至吴王阖庐的前后七八十年间，吴、楚两国进行了十数次大规模的战争，楚国日渐削弱，而吴国胜多败少，“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从一个边缘小国逐渐走向强盛。与此同时，楚国也积极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在吴国之南的越国本就处在与吴国“争三江五湖之利”的地理位置，伍子胥曾经敏锐地指出“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加之楚国的扶植，越国愈加成为吴国的腹心之患。柏举之战后，吴军人郢肆意妄为，使得民心尽失，越王允常乘此间隙举兵入吴，彻底激化了吴越之间长期固有的矛盾。公元前496年，阖庐趁越国允常去世勾践新立之时攻越，但勾践巧用鸡父之战的战法，让罪人自刎于阵前，大撼吴军，从而于携李大败吴人，阖、庐兵败身亡。然而取胜后傲慢轻敌的勾践很快在两年之后的夫椒之战中战败于夫差，兵败危亡之际，他采取了范蠡“定倾者与人”的策略，以身侍奉吴王夫差。归国之后，勾践君臣根据吴国“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的形势，善修内政抚慰士民，以待“(齐、晋、楚)三国伐之，越承其弊”的最佳战机。公元前482年，趁夫差率主力北上赴黄池争当盟主之时，勾践进攻吴都姑苏，俘杀吴太子。公元前478年，笠泽之战爆发，勾践避实击虚，于两翼佯攻诱敌分兵，然后于中路渡河击破吴中军，加之越国的长期征伐围困，吴军溃不成军。在范盐“天与弗取，反受其咎”的建议下，勾践吸取了吴军破楚入郢之后“不修其功”的失败教训，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自吴楚州来之战爆发到吴国被越国所灭，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吴越地区都处于绵延不断的战争之中。在这一艰难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各国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作战方式与战争观念也在日益改变。春秋时期主流的战争方式车战特别适合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吴越之地多山地丘陵、河流纵横，难以展开大规模的车战，而更具灵活性、机动性的步军和水军为主的野战则便于在吴越之地开展。伍子胥在劝谏夫差不要伐齐而应伐越时就曾说道:“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吴齐艾陵之战中吴军大胜，“获齐车八百乘，皆归之于鲁，此为吴不甚需要车乘之证”。吴越地区地形对特定战争方式的选择，使得战争观念也随之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为对西周以来“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传统观念的反叛，对战争技巧的重视和诡诈之道的盛行。黄朴民指出，春秋前中期以诡诈为特色的战争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春秋晚期，欺敌误敌、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的诡诈作战遂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南方地区吴楚、越诸国之间的几场大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载:“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变诈之兵”勃兴于吴越之地，正与吴越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灵活的作战方式有关。此外，“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种尚武好战的民风与中原地区重视仁义，讲求军礼的传统截然不同，使得用兵讲求诡诈的观念在吴越之地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十六经》将黄帝置于“姓生已定，而敌者生争”的政治环境中，从而赋予黄帝“不谌不定”的使命，正是春秋以来诸侯相伐、争相称霸的现实写照。《十六经》中黄帝与群臣“伐谋”、为迎战蚩尤所做的准备、等待战胜蚩尤的时机战胜蚩尤所采取的示弱骄敌的诡诈战法以及在战胜蚩尤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严厉措施，都可以在吴楚战争及其争霸策略中找到现实的印迹。在残酷无情的战争环境中，《十六经》的作者对战争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他意识到在战事纷纭的春秋战国时代，如果想要称王天下，一定要在战争中赢得胜利。根据《十六经·五正》篇中的描写，在“天下大争”的社会环境中，阉冉给黄帝的建议是“慎勿争”，而在黄帝“深伏于渊，以求内刑”之后，阉冉却说“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这样看来，“慎勿争”其实是为了“争”。正如曹峰所说:“《黄帝四经》推崇'安徐正静’，强调'善予不争’，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争’。”“'争’就成为《黄帝四经》全书的目标与核心所在。”从文献状况来考证，出土《十六经》的马王堆三号墓，是汉初长沙国相利苍之子的墓葬，墓葬采用楚人葬俗，其随葬出土的陶器、漆木竹器、货币、丝织品、铁器、玉器、玻璃器、兵器等均有楚地特色。墓葬出土帛书二十八件，数术、方技类内容较多，李学勤经过分析之后指出，“马王堆帛书中能推定作者地望的，大都是楚人的著作”。龙晦从方言、用韵等方面考证《十六经》等四篇古佚书的作者可能是西楚淮南人，《十六经·三禁》“刚强而虎质者丘”的“丘”字用法是西楚淮南人之方言，《十六经·果童》中黄帝所上博望之山也在淮南，文中有不少的楚言、楚谚，有些文句，直接引自楚人或楚人著作。楚、吴、越俱在长江沿线，淮南正是吴越故地。越国灭吴之后，公元前323年越国为楚国所破，越地归入楚国。如此，早期黄老思想在长江淮河以南流传，上述学者所考证的江淮方言、楚音楚韵和楚地特色，也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勾践继夫差之后北上中原，迁都琅琊，将越国的势力扩展到山东半岛，仍旧试图构筑称霸中原的梦想。也许正是机缘于此《十六经》经过齐国稷下学者的整理，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吴楚战争及其争霸战中的战略战术与历史经验，促进了吴越兵学文化的高度发达和兵学思想的高度凝练，涌现出伍子胥、孙武、范蠡、文仲等军事将领，也形成了一系列兵学理论著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权谋家记有《吴孙子》八十二篇、《范蠡》二篇、《大夫种》二篇，兵技巧家记有《五子胥》十篇，此外《诸子略》杂家类还记有《五子胥》八篇，这些著作很有可能就是《十六经》兵学的理论来源。然而这些兵书除《孙子》外均已湮没，我们只能借助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探求这些兵书的兵学思想。1983年底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盖庐》经学界考证存有伍子胥的兵学思想，曹锦炎、邵鸿等学者认为《盖庐》即为《汉书·艺文志》所载杂家类《五子胥》八篇中的内容，由此我们得以窥见伍子胥兵法的特色。如前所述，《国语·越语下》中存有范蠡的军事思想，范蠡顺应天道、重视时机、阴阳转化等思想，正是来自于吴越战争的宝贵经验总结。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做出解释，《史记》虽然记载孙武是齐人，但《孙子》明显忧心于吴越之争，它所提出的“速战”“野战”“全胜”等军事策略，也几乎是基于吴国的地形、国力基础，因此班固将孙武兵法称为《吴孙子》以别于齐国的孙膑。虽然《孙膑兵法》言“明之吴越，言之于齐”，齐威王时期曾组织学者对兵书进行过整理研究工作，《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学著作最终可能是在齐国整理成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孙武兵法作为吴越兵学的代表。《十六经》与兵学密切相关，“天时”刑德”“雌雄节”等兵家概念得到了大量的引申与化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维框架以及“庙算”“兵以诈立”等兵学思维也得到了体现，还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军事原则，例如“时反是守”“恒备雌节”“三遂绝从”，很有可能受到了吴越兵学的影响。《观》篇中说“毋逆天时”“时反是守”，《姓争》冲说“时返以为机”，《观》和《兵容》中两次提到“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重视时机的观念在《十六经》中极为明显，我们认为这应当与兵家思维有关。关于“天时”，《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下赵歧的注释极为精当:“天时，谓时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虚之属也。”将“天时”解释为时日选择的数术。饶宗颐据此认为“天时”应该是兵家的恒言，是非常有道理的。兵家用兵最重要的就是对时机的精准把握，最擅用择日之术对用兵之日进行选择者当属兵阴阳家。《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小结说，“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兵阴阳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顺时而发”，正是以时日选择数术的吉凶来决定用兵的时机。《盖庐》中申胥将“天之时”解释为“九野为兵，九州为粮，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天地为方圆，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立为四时，分为五行，顺者王，逆者亡，此天之时也。”伍子胥指出“天时”是决定军事和农业的最重要因素，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越语下》中范蠡也数次强调“随时”“守时”“待时”“因时”“须时”“从时”“得时”，李学勤认为《越语下》的范蠡思想与战国至汉初盛行的黄老道家及阴阳数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范蠡对“时”或“天时”的强调，就是与阴阳数术相通的表现。《孙子·计》篇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阳曰德、阴日刑”，作为“阴阳”的派生概念，“刑”“德”在《十六经》中也得到了大量阐释。“刑”德”是战国时期人们虚构出的两个非人格的神煞，它们在九宫之中按照固定规律随时运行移徙，其所处位置不同，对人类活动影响不同，或吉或凶，因此就需要根据五行生克及其运行规律推断刑、德所在，决定行止，这就是“推刑德”。作为古代时日数术的重要内容，“刑德”与兵阴阳家也有密切关联。《十六经·姓争》篇明确指出:“姓生已定，敌者生争，不谌不定。凡谌之极，在刑与德。”从兵阴阳的角度来阐释，这句话应该解释为:戡乱的最好方法，在于“刑”“德”之术的应用。关于这一点，《尉缭子·天官》的记载可以为之提供旁证:“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这里“刑德”统摄了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各种数术在内。虽然尉缭子对兵阴阳家的军事数术持否定态度，但不难看出当时流传着“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的说法。《淮南子·兵略训》亦云:“明于星辰日之运，刑德奇赅之数，背向左右之变，此战之助也。”“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在《十六经》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在《观》，一次在《姓争》，都是在讲如何处理氏族集团之间的纷争问题，正是说“刑德”如同日月，应该合理地应用“刑德”之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魏启鹏指出，雌节、雄节是阴阳刑德说的内容之一，兵阴阳家亦用之。他进一步解释道:“古之符节双方分执，其上有榫口，可合以为验。榫头为雄，榫眼为雌。雄节为右为上，可以主动有所作为；雌节为左为下，处于被动地位，待合听命而已。”葛志毅认为雌雄节的概念应与《国语·越语下》范蠡所谓阴阳节之意义有某种关联，但《雌雄节》表达出赞雌节、贬雄节的极端化倾向，而《越语下》指出二者各具长短，不似《雌雄节》那样极端。面对复杂的战况，本应该像范蠡那样对正反两种情况做出分析，但《十六经》坚守雌节，这显然是一种基于现实用兵策略的经验谈，这种经验很有可能就是从黄帝与蚩尤的战况中得来的。《顺道》说“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将“守弱节”当作一种“顺道”的行为，正是黄帝与蚩尤之战的经验总结，而“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也是《越语下》中范蠡综合分析两种战况后所做出的最终选择。事实上，这可能也是基于吴越战争的历史背景而产生的思考。胜利的狂欢之中往往潜藏着失败的祸因，入郢后的吴军过度放纵，转头就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槜李之战中取胜的勾践轻敌傲慢，就在夫椒之战中经历了几乎灭国的危险；正当夫差沉浸于中原称霸的迷梦之中，越国攻入其都城杀其太子。《左传》记载伍子胥在将死之时说:“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残酷的战争现实让当时的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战争不仅是武力的对抗，还是智慧的较量，最终在福祸相生的转换中，吸取了骄兵必败的残酷教训，转向更加潜藏内敛的长久避祸之道。《孙子·计篇》将战争的关键归结为“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并将“道”解释为“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即为合民心之意。《孙子·地形》篇也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以知人、知天、知地作为取得胜利必备的条件。《越语下》中的范蠡思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以“天”“地”“人”并举的思维模式，比如“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特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谈及用兵，帛书《十六经·兵容》篇也有“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之说，认为“三遂绝从，兵有成[功]”，兴兵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才能取得成功。黄老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维框架，在帛书《黄帝四经》中“天”“地”“人”共同出现的例子大概有十次之多。除了用兵征战之事，《十六经·前道》篇有“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之言，认为治国也应该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结合早期兵家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强调，我们甚至可以思考，是否黄老“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维框架的形成与早期兵家思想将用兵的条件归纳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有关。《邓析子·无厚》云:“庙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战百胜，黄帝之师。”邓析子认为黄帝正是因为能够充分发挥“庙算”的作用，掌握用兵的奇正方法，才做到了运筹帷幄、百战百胜。从《十六经》来看，黄帝在閹冉、太山稽、力黑等人的辅佐下，制定了“累而高之，路而弗救”“遂是其逆而戮其身”“使之自靡”的战争策略，让黄帝以正义之师的姿态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正是“庙算”的功劳。强调“庙算”是兵权谋家最重要的思想特色之一，《艺文志·兵书略》“兵权谋类”的小结中说:“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兵权谋家以《吴孙子》为首，这个小结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应该就是从《吴孙子》中总结出来的。“庙算”是《孙子兵法》的重要思想之一，《孙子》认为作战首要的就是计谋，计谋的制定应从“道”“天”“地”“将”“法”各个方面综合考量与分析，对这五个方面做出准确的评判，可以提前预知胜负。庙堂之上精确计算与深入谋略的最终导向，很有可能就是诡诈之道。《孙子·计》篇以“兵者，诡道也”对吴越地区所尚行的用兵思想做出了最简明的概括，他深谙惑敌致胜之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十六经·顺道》篇中“立于不敢，行于不能；战示不敢，明执不能”，几乎与之一脉相承，而黄帝与蚩尤之战中通过一步步引诱与抬高蚩尤，“累而高之，路而弗救也”，让其慢慢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是《孙子》所说的“利而诱之”“卑而骄之”的诱敌策略。《孙子》《盖庐》等吴越兵学著作都有依托黄帝的现象，太史公《素王妙论》也说范蠡知晓黄帝五法，不禁让我们思索吴越黄帝传说与《十六经》黄帝形象是否有更深层的内在关联。魏启鹏指出:“托名黄帝，反映了在春秋战乱中产生的这个(黄老)学派，对军事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十六经》之黄帝勇于追求功名伟业、擅用欲擒故纵之策以贏取战争胜利的形象，可能正是源于吴越兵学文化的影响。以《十六经》中出现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为线索，我们发现黄帝与蚩尤的形象在先秦的文献记载中并不固定，蚩尤形象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尤为显著。据此，我们可以探查《十六经》生成的地域问题。王博曾经指出蚩尤形象在周楚与齐地的巨大差异，“在周、楚等地的传说中，蚩尤乃是作为一个作乱的首领而为黄帝所杀，而在齐地的传说和习俗中，他却是以黄帝的一个得力大臣、且死后被祀为兵主的形象出现的。”《逸周书·尝麦解》中有关于黄帝战蚩尤的故事记载: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日绝辔之野。《逸周书》认为黄帝执杀蚩尤，是维护了“天”的正常秩序。《尚书·吕刑》中也有记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认为蚩尤之乱祸及平民，必须予以惩处。在楚地的记载中，蚩尤也以负面形象出现。蚩尤曾是九黎的君长，《国语·楚语》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在《楚语》中蚩尤族类被记叙为“乱德”的族群。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在楚地的传说中，蚩尤仍是作乱的首领。而在战国时代其他地区的文献记载中，蚩尤形象却发生了极大变化，例如《管子·五行》篇中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的形象已经由负面转为正面。蚩尤形象的差别直接关系到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正义性，只有蚩尤以叛乱首领的形象出现，黄帝战蚩尤的传说才对统治者具有意义。而《十六经》中以蚩尤为作乱的首领，显然符合周楚等地的传说。楚、越等地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黄帝战蚩尤的故事在南方诸国流传，成为南方统治者兼并诸侯、一统天下理想的精神寄托。《十六经》的首篇《立命》云:“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李零认为这是“把黄帝摆在一个四方十二位的方位图当中，这种图式显然与式法常用的图式直接有关”。式法是古代用兵的重要内容，就目前现有的材料来看，诸子中最早依托黄帝的就是春秋末年的孙武。《孙子·行军》篇和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文中都有托名黄帝的记载: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背冲，大灭有之……东伐□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孙子·行军》篇认为黄帝能掌握在山区、江河、盐碱地、平原等地形的行军部署原则，这就是“黄帝之所以胜四帝”的原因。银雀山汉简出土的《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又在此基础上对“黄帝胜四帝”进行了解释，以“五行”对应“五帝”，并且涉及到兵阴阳家的阴阳向背与五行兵胜之说，更体现出与古代式法的关联。黄帝居于式图的正中，战胜四帝之后“天下四面归之”，对天下四方具有绝对的统治权，从而成为统一与权威的象征。这一形象的政治意义体现在居于天下正中的黄帝治理四方，在政治上可以一统天下，在军事上可以百战百胜，因而具有绝对的权威与绝对的不可侵犯性。黄帝在受命的演讲中，认为自己“德乃配天”，是顺应天道的人间帝王，他“数日、历月、计岁，以当日月之行”，制定历法以效仿天道的运行规律。在有关黄帝的记载中，“法天则地”是黄帝学说的关键。司马迁将“考定星历，建立五行”的功劳归于黄帝，说明黄帝这一角色实际上附带了时人对天象知识的总体认知，成为顺应天道的代表人物。黄老之学重视天道运作与天体运行规律给人事提供的启迪，或许正是渊源于此。记载伍子胥兵学思想的张家山汉简《盖庐》中也记述了黄帝征伐天下之事，并且体现出强烈的遵循天道规律的认识:黄帝之征天下也，太上用意，其次用色，其次用德，其下用兵革，而天下人民、禽兽皆服。建执四辅，及彼太极，行彼四时，环彼五德。日为地 ，月为天则，以治下民，及破不服。其法曰:天为父，地为母，三辰为纲，列星为纪，维斗为击，转动更始。黄帝采取了“意”“色”“德”“兵革”四种征伐手段，顺应四时五行，遵循日德月令。黄帝确立的法度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日、月、星辰为纲。恒星为纪，顺着北斗星指向的方向而战斗，遵循周而复始的规律。在吴越兵学的影响下，基于对周环不止的天道的理解，《十六经》也特别强调对于时机的准确把握，《姓争》有言“明明至微，时反以为机”，此一句向来极难阐释。笔者以为此句一定要与前文“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联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时反”正是指事物即将向相反方向运行而发生转机之时。如果缺乏对于天体运行知识及天道环周规律的确切理解和认知，是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十六经·五正》中黄帝受命之后，代表上天“立国置君、三卿”，建立国家的统治基础，并且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五正”，“五正既布，以司五明”。除《十六经》中出现“五正”外，《鹖冠子·度万》中的“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施五明”，明显与《十六经》相关。此外《管子·四时》也有春夏秋冬四时皆“发五正”之说，但李学勤、王博都曾经指出《管子》的“五正”与《十六经》及《鹖冠子》不是一个系统，而出自战国中晚期墓葬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的“群神五正，四兴无羊，建 襡民，五正乃明”与“五正”之说有关。关于“五正”的涵义，学界曾有诸多探讨。如果参照《夏书·甘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范文澜的解释，“怠弃三正”意为“你不好好做三事，也就是说你不配做国君。本没有什么奥义精旨”，那么，黄帝“五正”实际上就是指黄帝治理天下的种种统治措施与法度，而附会于五行之说，未必真有确数。《十六经》之“五正”，《盖庐》“五德”都是五行观念下形成的语汇，实际上都是指黄帝为了巩固统治所采取的各种政治措施。《太平御览》卷四七二记载太史公《素王妙论》:“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用之无穷。盖世有能知之者，莫不尊亲。如范子可谓晓之矣。”在司马迁看来，范蠡是最得黄帝“五法”之旨的人。清华简《越公其事》还记载勾践作“五政”，也是一些战后富国强兵安民之策，可见吴越地区以“五政”附会于黄帝“五法”，也许并不是偶然，可能正与吴越地区的黄帝传说系统有关。 综上，如果在千丝万缕的线索中探查《十六经》成书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来自吴越兵学的深刻影响。在对《十六经》的研读中，我们不能忽略这种“时代思想”背后的时代背景，因为在战事纷纭的春秋战国时代，战争是最无可回避的社会现实。《十六经》借助兵家惯用的黄帝故事，塑造出灵活运用各种军事手段的黄帝形象、鲜明地提出“不争亦无以成功”的思想，体现出“天下大争”社会中强烈的现实意义与致用意识。曹峰曾经指出黄老之学强调的是“道”之用，“黄老之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时代思想和政治哲学，它不做超越时代的玄远思辨、过于高深的理论阐发，而是注重解决当下的政治问题”。因此，致力于为统治者提供--统天下之道的黄老思想，注重政治理论与兵学思想紧密结合，兵学成为黄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体现出吴越兵学对于黄老政治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 作者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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