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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 东周礼书中的爵、觚、觯、角、散——所谓“五爵”——为何物，人们曾用商周青铜器来解释，把爵、角、散说成三足青铜爵、三足青铜角、三足青铜斝。然而文物考古学者已逐渐提出了怀疑，指出青铜制成的爵、觚、觯、角、斝等器具，在早周之后就消歇了，三足爵、角、斝是温酒器而非饮酒器，它们不可能是东周礼书中的酒爵。这样一来，“礼书中的爵是什么”，遂成谜团。 近年我提出了一个新推测:礼书“五爵”都是筒形杯，而不是三足器；它们都是漆木器，而非青铜器。“五爵”以容量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为别，五者“以小为贵”，即容量越小则礼制等级越高。在此之外，《仪礼》中还能看到废爵、足爵、繶爵等三种爵。我推测这三爵都是斗形爵，它们的区别在于足饰之有无、篆饰之有无，三者“以素为贵”，即装饰越少则礼制等级越高。 除此之外，礼书中还能看到若干玉爵类的饮酒器，用于祭祀献酒。如《礼记·明堂位》所述夏之玉琖、殷之斝、周之玉爵及璧散、璧角；《礼记·祭统》所见玉爵、瑶爵、散爵；玉爵、瑶爵亦见于《周礼》。此外，诸书中还能看到用于祼礼的圭瓒、璋瓒。本文以这些“玉爵”类的饮酒礼器为讨论对象，尝试证明它们也都是筒形漆木爵，既非青铜器，也不含三足爵。进而，还要对诸玉爵同“五爵”、同“废、足、繶”三爵的礼制关系加以排比，展示它们在相关典礼中的等级分布。期望在解答“礼书中的爵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能够再进一步。 在随后的讨论中，礼学视角与史学视角将被明确区分。这二者虽有交集，但不全等。礼学视角中的爵，是礼书、礼家所认定的“合乎礼制”的爵。然而礼书有异文、礼家有异说，若遇歧异，传统学者主要是从“礼学合理性”来判断的，含有“理应如此”的意味。既然所讨论的是“礼书中的爵”，这个视角便势在必行。史学视角指向事实，即饮酒器的实物和实用情况，系“是或不是”性质的问题。若有史料可资利用，本文也会从史学视角，来检核从礼学视角得出的推论。
一、礼学视角中的诸玉爵形制 首先从琖、斝、爵三器开始讨论。这三种酒爵的形制，前人业已触及。宋人聂崇义的《三礼图》中有“五爵”爵、觚、觯、角、散之图像，但无琖、斝。宋人陈祥道的《礼书》中，则有琖、斝、爵、觚四图。比照聂氏《三礼图》，陈祥道《礼书》未绘觯、角、散。这大概是因为陈祥道对《三礼图》中的觯、角、散形象无异议；之所以提供了觚的图像，是因为陈祥道对《三礼图》中的觚的形象有异议。《三礼图》不见琖、斝之像，所以陈祥道予以补足；而琖、斝的形制与爵相关，所以陈氏要把《三礼图》中的爵移植到《礼书》中来。"觚”的问题另文讨论，跟本文相关的是琖、斝、爵。参看图一。
图一中的爵，作雀鸟背负酒杯之形。这个造型系汉儒所创。汉儒把容量最小的一升之爵放在了雀鸟背上，形成了这种“雀杯爵”。雀杯爵的图形在汉唐间六种礼图中辗转相传，最终进入了聂崇义《三礼图》。 陈祥道《礼书》在增绘琖、斝之时，曾有一番文献考索。其文献依据首先是《礼记·明堂位》: 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鲁国禘祀周公，得用天子之礼节以及礼器。“灌”即祼礼降神，用玉瓒大圭；“荐”即进献肴馔，用玉豆雕篹；献酒的“爵”，使用有雕镂的玉琖；“加”即加爵，加爵阶段献酒时，使用璧散、璧角。夏商周三代的献酒用爵，分别使用琖、斝、爵。在此，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略异:“琖，玉爵也。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说是同一种献酒用爵，在夏商周三代各有其名。据此，陈祥道就把琖、斝画在了爵的前面，对于聂氏《三礼图》，算是一项增益了。 现代学者在注释《明堂位》时，若言及斝、爵器形，往往释之为青铜三足器。比如把斝释为青铜三足器:“古代酒器，圆日，有銴（鋬？）和三足。”或把斝、爵都说成青铜三足器:“殷代用的是圆口平底、上口有两柱、下底有三足、侧有提梁名叫'斝’的铜制酒器，周代用的是长口圆底、上口有两柱、下底有三足，较斝为小名叫'爵’的铜制酒杯。”还有把琖、斝、爵全都说成青铜三足器的:.琖、斝、爵同指用来饮酒之杯，亦因朝代更替而异名。爵是较早出现的饮酒器，一般形制是:前有倾酒的流槽（称为流，似雀喙），后有尖锐的尾状（似雀尾）。一侧有柄。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直到周代，才确定了'爵’这一名称，在周以前，有称'琖’的，也有称'斝’的。”意谓三足爵最早出现，但最初称琖、称斝，至周便以爵为称了。 然而陈祥道把琖、斝及雀杯爵背上那个杯（爵），都画成了杯盏之形，也非无据。他征引旧籍:“考之《尔雅》:'钟之小者谓之栈。’晋元兴中，剡县民井中得钟，长三寸，口径四寸，铭曰栈。则栈卑而浅矣。夏爵命之以琖，盖其制若栈然也。”琖是小钟之名，小钟倒过来就是杯盏之形；东晋那个栈钟长三寸，口径四寸，与之相符。根据那些形状、尺寸信息，陈祥道就把琖画成了倒置小钟之形，或说“卑而浅”的杯形。虽说陈氏所考仍有不密之处，但以玉琖为杯盏之形这一点，尚无大谬。琖义同盏，从戔之字多有小义，盏就是小型器皿，即小杯。《广雅·释器》:“盏，杯也。”王念孙疏证:“盏与琖通。”《方言》卷五:“盏，桮也。”郭璞注:“盏，酒醆……最小桮也。”《广韵》:“玉琖，小杯。” 《明堂位》说周廷“爵用玉琖仍雕”，郑玄释“仍”为因仍:“爵，君所进于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为之饰也。”这个“因爵之形为之饰”，若改云“因琖之形为之饰”也许更好。鲁国因袭了夏之玉琖，为之添加了雕镂，用为献尸之爵，则周爵也是小杯、也是玉爵，等于是添加了雕镂的夏琖。 若夏琖、周爵都是杯形，那殷斝呢？殷斝不应另成一格，作为一件三足器，横插在杯形的夏琖、杯形的周爵之间吧。《明堂位》说鲁国藏有三代之爵，没什么根据足以否定这个记载；对三代之爵一脉相承之说，也不好率易“疑古”。《明堂位》孔颖达疏:“此一经明鲁有三代爵，并以爵为形，故并标名于其上。”意谓三代之爵并无二致，形状雷同，所以《明堂位》以“爵……”总领下文的“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则殷斝也应是玉杯。陈祥道:“《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仍雕’，则雕之不在夏、而在周矣。”同一种器物三代相“仍”，只是夏未雕镂，殷未雕镂，到周代加上了雕镂而已。那么《明堂位》所说的殷斝也应是杯形器，而非三足器。 《明堂位》还叙及了用于“加爵”的璧散、璧角，《礼记·祭统》中还能看到玉爵、瑶爵、散爵。玉爵、瑶爵又见于《周礼·天官·大宰》及《内宰》。“五爵”爵、觚、觯、角、散都是筒形杯，诸玉爵既以爵、以角、以散为称，便可以判断它们在“五爵”之列，也应是筒形杯。另从玉爵就是玉琖、而琖作杯形看，同玉爵配套的瑶爵、散爵也应推定为筒形杯。 对《明堂位》之璧散、璧角的形制，郑玄云“散、角，皆以璧饰其口也”；对于《周礼》中的瑶爵，郑玄也说“其爵以瑶为饰”。在他看来，璧散、璧角及瑶爵并不是通体玉质的爵，仅仅是以玉为饰而已。 那么享先王时献尸的玉爵呢？《礼记·曲礼》有一条很细微的记载:“饮玉爵者弗挥。”郑玄注:“为其宝而脆。”陆德明《释文》引何晏:“振去余酒曰挥。”“挥”就是挥动玉爵以甩去杯中的余沥，玉爵“宝而脆”，“弗挥”是为了防止脱手摔坏。这“宝而脆”是玉质的还是玉饰的呢？《明堂位》孔疏意见不定，先云“'夏后氏以琖’者，夏爵名也，以玉饰之”，又云“周爵或以玉为之，或饰之以玉”，除了饰玉，也有通体为玉的情况。 贾公彦相信玉爵只是饰玉之爵而已。《周礼·大宰》贾疏:“此享先王有玉几、玉爵，天地有爵，但不用玉饰。”贾疏说祭天地的爵没有玉饰，所以跟享先王的玉爵不同，这话就意味着享先王的玉爵是有玉饰的。孙希旦:“玉爵，献尸所用之爵，以玉为饰者。”又孙诒让于《周礼·大宰》则云:“则玉爵亦刻木为之，而饰以玉，若《内宰》瑶爵注亦谓'以瑶为饰’是也。”于《周礼·内宰》则云:“云'其爵以瑶为饰’者，谓刻木为爵而以瑶饰之，若《太宰》之玉爵也。”即，玉爵乃刻木而成、饰之以玉，同于瑶爵。周天子用的玉爵最高贵，如果连这只爵都是饰玉的木爵，那么从“礼学逻辑”上说，其他各种玉爵就都应该是饰玉的木爵了。 “宝而脆”的“脆”字，会让今人联想到硬脆、坚脆，即如“彩云易散琉璃脆”“脆薄河冰安可越”那种脆。然而郑玄所说的“脆”却是柔脆，而非硬脆、坚脆。“宝而脆”三字或本作“宝而脃”，脆是脃、膬的俗字，三字皆从肉，肉便是“柔脆”的实例。《说文解字》:“脃，小耎易断也。“膬、耎易破也。”“耎”意为柔软，“小耎”意为偏软，“易断”“易破”说明其柔软但不柔韧，容易弄断弄破。曹魏张揖《广雅·释诂》:“柔、耎，脃，弱也。”“弱”是“坚”的反面。《考工记·弓人》:“夫角之末……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汉书·王吉传》:“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这两处的脃、脆皆是“柔”意。柔软而易于咀嚼的佳肴为“甘脆”，因腐败而易碎的东西为“腐脆”。玉质地坚硬，与“脆”不合；漆木器就可以说“小耎”、说“脆”了。若依郑玄，玉爵并非通体玉质之爵，而应是精美贵重、易于损坏的玉饰漆木爵。《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的那个“雕”字，与其说是玉雕，不如说是木雕、漆雕。 今人注释《明堂位》，把爵、角、斝释为青铜器、释为三足爵，虽有考古所见的三足青铜爵、角、斝为依据，但仍不可从。从礼学视角看，那样注释与经文注疏牴牾不合。再从史学视角看，青铜三足爵系温酒器而非饮酒器，而且在早周之后就消歇了，所以，不可能在东周典礼上用于饮酒并由此而进入礼书。再从考古实物看，先秦的三足爵既无玉质的，也没有玉饰的，就此而言，把诸玉爵判定为漆木杯也是更佳选择。这就强化了我近年的论点:礼书所见的“爵”全都不是青铜器、三足器，玉爵亦然。诸玉爵同“五爵”一样，都是筒形漆木杯。
二、礼学视角中的诸玉爵用法 礼书所见饮酒礼器，大致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废爵、足爵、繶爵三爵，这是三种斗形爵。一组是爵、觚、觯、角、散“五爵”，这五种爵都是筒形杯。“五爵”的礼制等级，高于“废、足、繶”三爵。最高贵的一组，便是诸玉爵了。在大致澄清了诸玉爵的形制、质料之后，本节再对这几组爵的用途、用法和相互关系，做若干辨析推论。 诸玉爵主要用于祭祖礼。天子与五等诸侯祭祖献尸，有九献、七献、五献之差。除了周天子，据说上公也有资格行九献之礼。《明堂位》说鲁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禘祀周公得用九献。 九献之流程，郑玄有简单概括:“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诸臣一，祭之正也。”贾疏:“'九’谓王及后祼各一，朝践各一，馈献各一，酳尸各一，是各四也。诸臣酳尸一，并前八为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献是正献。”九献包括周王与王后的祼尸二献、朝践二献、馈献二献以及周王、王后、诸臣的酳尸三献（或称“卒食三献”），合为正献。其间主人周王、主妇王后各有四次献尸，诸臣为宾者有一次献尸。在当代“三礼”注释中，有时也能看到对“九献”的介绍，然而若想深入了解酒器等级礼制，那些介绍还是过于简略了，而且往往省略了相关异说。 在祭祖之礼上，除了主人、主妇和宾长向代表死者的尸献酒之外，主人还要向来宾献酒。既献尸、又献宾，二者都有用爵问题。诸侯国君祭祖时，来宾有卿、大夫、士及群有司，国君向这些来宾献酒时，分别使用玉爵、瑶爵、散爵。请看《礼记·祭统》: 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尸饮九，以散爵献士及群有司。 孔颖达疏:此据备九献之礼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饮五也。凡祭二献，祼用郁鬯，尸祭奠而不饮。朝践二献，馈食二献，及食毕主人酳尸，此等皆尸饮之，故云“尸饮五”，于此之时以献卿。献卿之后，乃主妇酳尸。酳尸毕，宾长献尸，是尸饮七也，乃瑶爵献大夫。是正九献礼毕。但初二祼不饮，故云“尸饮七”。自此以后，长宾、长兄弟更为加爵，尸又饮二，是并前“尸饮九”，主人乃散爵献士及群有司也。此谓上公九献，故以酳尸之一献为“尸饮五”也。 孔疏认为，《祭统》之所述，就是上公主祭的九献之礼。献宾对象为诸臣，即卿大夫士及群有司。献尸、尸饮之后，国君穿插着献诸臣。献宾所对应的尸饮之数，据孔疏所说，初献、二献为祼尸，尸祼而不饮，所以不计饮数；随后是朝践二献、馈食二献及主人酳尸之献，合计为“尸饮五”；随后夫人酳尸、宾长（来宾之长）酳尸，合计为“尸饮七”。九献到此结束，随后是长宾（年长来宾）的加爵、长兄弟的加爵，把这两献也算上，合计“尸饮九”。 献宾之时，君分别使用玉爵、瑶爵、散爵。那么献尸用什么爵呢？下面逐步阐述。 孙诒让有言:“九献之说，异同颇多。”礼家对九献有多种彼此矛盾的解说。当然也没必要详辨所有异同。下面只把《祭统》孔疏、《礼运》孔疏及《通典》所述时享九献、祫祭九献，四项一并列表，以便了解九献时的献尸用爵与献宾用爵。参看表一（括号内的尸饮之数系本文之提示，非文献原文）。
孙希旦在阐释《祭统》时，提示了这样一点:利用国君的献宾用爵，可以反推此前的献尸用爵: 以玉爵献卿，因献尸之爵也……既则夫人又酳尸而爵止，君乃以瑶爵献大夫。瑶爵，酳尸所用之爵，以瑶为饰者……宾长又酳尸而为九也。既则长兄弟为加爵而爵止，君乃以散爵献士也。五升曰散，以璧饰之。为加爵者用璧散，《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也。以散爵献士，亦用献尸之爵也。 孙希旦提出，国君献诸臣的用爵，就是献诸臣的前一环节的献尸用爵。由国君用玉爵献卿，可知此前国君七献用玉爵；由君用瑶爵献大夫，可知此前夫人八献用瑶爵；由国君献士及群有司用散爵，可知此前的加爵用散爵。用这个规律比较《祭统》孔疏与《礼运》孔疏，能看到两处孔疏是一致的。至于孙希旦说九献之后的长兄弟加爵用璧散，就跟孔疏不一样了，这是因为在对“加爵”的认知上，孙希旦不用孔疏，而是另行采用了崔灵恩之说。详后。 通观上表四列，能看到很多细节异同。例如，献宾时所献对象有异，尸饮之数如何计算有异，进而用什么爵献酒也各有其异。 就献宾对象而言，《祭统》孔疏所叙为上公之礼，所以是国君献卿、大夫、士；《礼运》孔疏所叙为天子之礼，所以是天子献诸侯、卿；《通典》所叙为天子时享、祫祭，所以是天子献公、卿、大夫士。献诸侯、献公为天子之礼所独有，上公本身只是诸侯，诸侯又没有“公”一官，所以上公没有献诸侯、献公之事。 再看尸饮之数。《祭统》孔疏释尸饮之数，不计初祼、亚祼；《通典》叙天子时享，却把二祼也计入了尸饮之数，这样尸饮之数就高了两等。对《通典》把二祼也计入饮数这个做法，孙诒让颇不以为然:“其谬又不足辨矣！” 在《祭统》尸饮之数上的异说，还不止这些。在《祭统》孔疏、杜佑《通典》之外，郑玄、贾公彦还有第三种不同的觯说: 1.《礼记·祭统》郑玄注:尸饮五，谓酳尸五献也。大夫、士祭，三献而献宾。 2.《周礼·春官·司尊彝》郑玄注:以今祭礼《特牲》、《少牢》言之，二祼为奠；而尸饮七矣，王可以献诸臣。《祭统》曰:“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是其差也。 贾公彦疏:云“二祼为奠，而尸饮七矣，王可以献诸臣”者，王献诸臣无文，此又约《祭统》而言。故即引《祭统》曰“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是其差也”者，彼据侯伯礼，宗庙七献，二祼为奠不饮，朝践已后，有尸饮五献卿。即天子与上公同九献，二祼为奠不饮，是尸饮七可以献诸臣。若然，子男五献者，二祼为奠不饮，是尸饮三可以献卿，故郑云“是其差”。皆当降杀以两。大夫士三献，无二祼，直有酳尸三献，献祝是也。 第1条阐述《祭统》"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之文时，郑注认为“君洗玉爵献卿”之事，发生在酳尸五献之后。然而如表一所示，若依《祭统》孔疏，“君洗玉爵献卿”之事，却是发生在酳尸七献之后的。郑注、孔疏之间，显然出现矛盾了。 第2条在阐述《周礼》之时，郑玄说“尸饮七矣，王可以献诸臣”，至于《祭统》“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是其差也”，意思是说，比之周王的尸饮七而献宾，诸侯国君的尸饮五而献宾，在礼制上低下一等。贾疏详细阐述郑玄之旨:依照郑玄，《祭统》所述并非上公九献，而是侯伯七献；天子及上公可以用九献，所以“尸饮七”而献宾；侯伯只能用七献，所以《祭统》所见的便是“尸饮五”而献宾；相应地，子男五献，“尸饮三”而献宾；大夫士无祼礼，但献数不变，也是三献，故“尸饮三”而献宾（献祝）。为便读者，郑注、贾疏之旨，以表二显示之。
在孔疏的论述中，《祭统》中的“尸饮五”“尸饮七”“尸饮九”都发生在上公九献场合，所说的是同一典礼的不同阶段；而《司尊彝》郑注、贾疏所说的，却是在九献、七献、五献等不同典礼上，天子上公、侯伯、子男分别在“尸饮七”“尸饮五”“尸饮三”之后，向诸臣献酒。 赘言之，对《祭统》“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的“君”之身份，郑注、贾疏与孔疏看法不同，矛盾便由此滋生了。郑注、贾疏认为，《祭统》这个“君”是侯伯，侯伯七献，故尸饮五而献卿；而天子、上公用九献，高侯伯一等，所以“尸饮七矣，王（及上公）可以献诸臣”。而孔疏却认为，《祭统》这个“君”是上公，上公九献，故尸饮五而献宾（献卿）；因天子、上公都用九献，所以《祭统》之所述可以用于天子之礼；《礼运》孔疏在阐述天子九献时，也是说尸饮五而献宾（献诸侯）的。孔疏与郑注的这个分歧，打破了“疏不破注”的惯例。 江永、金榜、孙诒让等学者，都为郑注、贾疏站台，而否定孔疏。在这地方不难看到，若依郑注、贾疏，把《祭统》所述认作侯伯七献，那么在七献及“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结束，进入加爵阶段，其时的“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尸饮九，以散爵献士及群有司”，便将分别对应着“尸饮六”“尸饮七”“尸饮八”“尸饮九”四次加爵。沿此继续推论，因天子及上公的九献比侯伯七献又多了两献，所以，又会多出两次“尸饮”来，为此，江永便又弄出一个“尸饮十一”来。治丝益棼了。 再看诸玉爵的用法，表一各列也存在差异。其主要差异有二。第一，王后在承担四献、六献时的所用之爵，《祭统》孔疏与《通典》所述有异。第二，对八献、九献及加爵时的瑶爵、散爵、璧角、璧散用法，《祭统》孔疏也跟《通典》不同。在这两处，郑玄、孔颖达、贾公彦构成了一方，崔灵恩、杜佑构成了另外一方。 首先看第一点，即四献、六献时的王后用爵。《周礼·天官·内宰》:“享先王亦如之，赞玉几、玉爵”。《天官·内宰》:“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亦如之。”在大祭祀上，王后要承担“祼、献、瑶爵”三事。依郑玄注，“祼”指二祼时的王后亚祼，“献”指朝践时的王后四献、馈献时的王后六献，“瑶爵”即朝献阶段的王后八献。在这地方，“瑶爵”都成了“使用瑶爵的献酒行为”之简称了。郑玄认为，王后四献、六献时用玉爵，同于天子；八献时她改用瑶爵了，所以王后八献特称“瑶爵”。 然而崔灵恩的意见与郑玄不同:“崔氏以为后献皆用（瑶）爵。”即，王后四献、六献、八献都用瑶爵，始终都不用玉爵。杜佑追随崔灵恩，所以表一《通典》所叙周王祫祭九献，王后四献、六献、八献之时的用爵，全都是瑶爵（至于《通典》所叙时享九献，周王与王后全用玉爵，这个“玉爵”显系泛称，含瑶爵在内）。金榜、孙诒让决意挺崔。金榜提出，周王初祼用圭瓒、王后亚祼用璋瓒，可见自二祼始，周王与王后的酒器就不一样了，那么在二祼之后，周王与王后的用爵也不该雷同，而应是周王一直用玉爵、王后一直用瑶爵的。这个论点相当有力。孙诒让还提出，既然王后献尸皆用瑶爵，则《内宰》原文就应断作“祼献、瑶爵”，而不是“祼、献、瑶爵”。这样断句，“祼献”就特指王后亚祼二献了，四献、六献、八献则转入了“瑶爵”的范畴。 随后再看第二点，即瑶爵、散爵与璧散、璧角之关系。如前所述，七献、八献、九献，是为酳尸三献。《周礼·春官·司尊彝》郑玄注:“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献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意谓酳尸三献时，王用玉爵，王后用璧角，宾用璧散。贾公彦疏:“以瑶玉为璧形，以饰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瑶爵璧角、璧散之名也。”说是“瑶”指璧之质料，“角”“散”指容量，即角四升而散五升。又孔颖达:“此璧角、璧散则瑶爵也。”贾疏、孔疏异口同声，说璧角、璧散都属瑶爵。八献、九献所用的璧角、璧散既然相当于瑶爵，正献结束后的加爵就该用散爵了。 然而这个问题，事关对“加爵”作何理解。“崔氏……又以九献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崔氏乃云正献之外，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崔灵恩只认可一种加爵，即九献之后的加爵献尸，其时用璧角、璧散。杜佑《通典》追随崔灵恩:“九献之后，更为嗣子举奠与诸臣进献，更行三爵，皆谓之加爵，则用璧散、璧角。”意思是说，九次正献之后的献才算加爵。孔颖达、贾公彦却说，酳尸三献时主妇与宾长的两次献酒，也算是一种加爵，此时主妇用璧角、宾长用璧散。
当代学者注释《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之“加”字时，或此或彼，各有所从。王梦鸥、陈戍国依据郑、孔、贾，王文锦、钱玄、杨天宇、吕友仁等，则仅以九献后的诸臣献尸为加爵，与崔灵恩相合。为避免读者困惑，我想若有新作《明堂位》注释，最好能两存其说。
三、诸玉爵、“五爵”与“废、足、繶”三爵:等级分布 上一节的辨析与列表稍嫌烦冗，但仍是必要的，诸玉爵的用法由此清晰了许多。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对诸玉爵与另两组酒爵的等级关系，做进一步讨论了。另两组酒爵，就是爵、觚、觯、角、散“五爵”，与废爵、足爵、繶爵三爵。 “五爵”都是筒形杯，区别仅在于容量，五者容量分别是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废爵、足爵、繶爵见于《仪礼·士虞礼》，也用于祭祖献尸。曾有学者提出，足爵是三足爵、废爵是无足的斗形爵，而我注意到了《礼记·祭统》“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这条记载，由此判定“尸酢夫人”的这个爵是有足有柄的斗形爵，进而论证“废、足、繶”三爵都是斗形爵。在士虞礼上，主人用废爵初献，主妇用足爵亚献，宾长用繶爵三献。 士虞礼是丧葬之礼的一部分，仍属凶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属于吉礼、祭礼，在这时候，主人改用“五爵”系列中的饮酒器献尸了。具体说，就是主人为士，就用四升之角献尸；主人为卿大夫，就用一升之爵献尸。至于这些祭礼上的主妇与宾长献尸，我推断仍是主妇用足爵、宾长用繶爵。作此推断，其依据仍是“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一语。“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夫人”特指国君夫人。既然连国君夫人亚献都用足爵，而繶爵又要留给宾长三献使用，则身份低于国君夫人的卿大夫士的主妇亚献，就只能也用足爵了。在这里，“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一语，就是判断爵形的关键。根据这些分析，我为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4种典礼中主人、主妇、宾长的献尸用爵，提供了一份列表。 然而现在，对诸玉爵的考察又提供了更多信息，而且对九献的考察结果，与我原先的推断发生了某种抵牾。在前文中我们看到，在天子与上公九献的用爵问题上，对于四献、六献时王后用玉爵还是用瑶爵，注疏家是有分歧的；而对八献时王后与国君夫人用瑶爵一点，注疏家并无异议。矛盾油然而生了。“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的那个爵，我已判定为斗形的足爵了，并由此推论夫人献尸用斗形爵；可现在又看到夫人献尸用瑶爵了，而本文又判断瑶爵是筒形杯，那么，夫人献尸到底用杯形的瑶爵，还是用斗形的足爵呢？看上去自相矛盾了。 这个矛盾，首先可以运用“礼学逻辑”来化觯。如前所述，在对《祭统》献宾那段经文的理觯上，孔疏与郑注、贾疏有矛盾。孔疏认为《祭统》所述为上公九献:“此谓上公九献，故以酳尸之一献为尸饮五也。若侯伯七献，朝践、馈食时各一献。食讫酳尸，但饮三也。子男五献，食讫，酳尸，尸饮一。”列国的国君身份各异，其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之别，爵在上公的行九献，侯伯只能七献、子男只能五献。若依孔疏，我们就可以推测上公的夫人献尸用杯形瑶爵，侯伯、子男夫人献尸用斗形足爵。 若不依孔疏，而依郑注、贾疏呢？郑、贾是把《祭统》所述视为侯伯七献之礼的。由于“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的这个瑶爵，应是夫人方才献尸的同一种爵。则侯伯夫人献尸也用瑶爵。然而我们仍可以推测，上公、侯伯夫人献尸用杯形瑶爵，子男夫人献尸用斗形足爵。 国君献诸臣用玉爵、瑶爵、散爵之文，与“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之文，不但同出《祭统》，而且都出自“祭有十伦”那一段落。玉爵、瑶爵、散爵之文，用以“明尊卑之等”；“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之文，用以“明夫妇之别”。所以二者应有一致性，不会彼此抵触。这就意味着，使用瑶爵献尸的国君夫人与使用足爵献尸的国君夫人，在《祭统》作者的心目中是并存不悖的。至于使用足爵的是哪一等夫人，经文不明。为求谨慎，我们变换叙述策略，旁置了上公、侯伯、子男概念，改用“大国、小国”概念来表达:王后及大国夫人用杯形瑶爵献尸，相应地，宾长用杯形散爵献尸；小国夫人用斗形足爵献尸，相应地，宾长用斗形繶爵献尸。 那么，此前我为士虞礼等4种典礼上的三献用爵而提供的列表，就可以补充两项内容了:天子及大国之君、王后及大国夫人及宾长的献尸用爵以及小国之君、夫人、宾长的献尸用爵。即如表四:
表四最下两行“小国”与“大国、天子”的祭祀用爵，就是本文增补的部分。此表显示，上述典礼中只有斗形爵与筒形爵被使用着，仍没有三足爵侧身其间。 应该说明，若仅依《祭统》，则对“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一语，本可以向两个方向推论:除了推论这个夫人是小国之君的夫人，也可以推论玉爵、瑶爵、散爵都是斗形爵。然而把表四中的酒爵等级分布全部收入视野，前一推论就明显居优了。筒形的“五爵”高于斗形的“废、足、繶”三爵，“五爵”中一升之爵最贵，五升之散者最贱。所以主人献尸，在士虞礼中用废爵，在特牲馈食礼中用四升之角，在少牢馈食礼以下用一升之爵，依身份高下而异；主妇、宾长等而下之，仍使用斗形的足爵、繶爵。既然玉爵最贵，它就应该是容量一升的杯形爵，而非斗形爵。 对玉爵容量一升，注疏家无异说；对瑶爵、散爵、璧角、璧散的容量，注疏家有异说。孔疏、贾疏认为瑶爵就是璧角、璧散，角容四升、散容五升，则瑶爵有四升、五升两种容量。在崔灵恩看来，瑶爵应为一升，散爵应为五升，用于加爵的璧角四升、璧散五升。方悫看来是支持崔灵恩的:“玉爵、瑶爵，正谓一升之爵尔。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不过这些异说容量，对表四中的爵形分布，无大影响。 旁置或绕过了上公、侯伯、子男这些“五等爵”概念，转用大国、小国之辞，就等于是转向史学视角了。在《周礼》体系中，各种礼数严格依照九命、五等爵。《春官·典命》说上公九命，礼数皆以九为节，七命侯伯、五命子男，其礼数以七、以五为节。《秋官·大行人》记飨礼，上公九献、侯伯七献、子男五献，分三等。然而近年研究显示，公、侯、伯、子、男等等名号，大约是在进入春秋之后，才因外交频繁，而逐渐形成为“五等爵”的。至于“九命”之制，我认为是《周礼》虚构，《左传》中最多只能看到三命。同时在《左传》中，大国、次国、小国构成了又一个三等之差: 《左传·成公三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 杜预注:春秋时以强弱为大小，故卫虽侯爵，犹为小国。 孔颖达疏:春秋之世，强陵弱、大吞小，爵虽不能自改，地则以力升降。诸侯聚会，强者为雄；史书时事，大小为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齐侯之下，许男在曹伯之上，不复计爵之尊卑。故卫虽侯爵，犹为小国，以地狭小故也……其为次国者，当齐、秦乎？ 礼书中的天子上公、侯伯、子男三等之差，是礼制概念；《左传》中的大国、次国、小国三等之差，是政治概念。传统学者已指出这两个三等之差并不一致:五等爵定型后就一成不变了，大国、次国、小国则“以力升降”，因时而异。春秋之时，一方面礼制本身得到了长足发展，大为精致繁密了，所以九献、七献、五献、三献之类礼数清晰而整齐；另一方面霸主、权臣的随意僭越，又往往而有之。大国、小国对举，在《左传》中时时而有。具体到饮酒器礼制上，大约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国妄自尊大，不惮礼制奢僭，夫人献尸用杯形瑶爵；小国拘谨守旧，夫人献尸仍然用斗形足爵。
四、史学视角中的诸玉爵 在使用大国、小国概念时，本文已参用史学视角了。下面继续从史学视角，观察礼书所记载、礼家所阐释的饮酒器礼制，在多大程度上合乎生活实际。 从史学视角看，跟本文相关的史料约有两类:礼书本身，其他先秦文献与考古实物。礼书本身当然也有史料意义，但这时候，就有必要区分礼书的不同“书法”了。《仪礼》最早成篇，其内容大致可以看成实录。《礼记》之《曲礼》《少仪》《杂记》等篇，记有大量细微枝末的仪节，多非后人所能凭空虚构，应出自礼乐人员的世世传述。然而在“实然”性质的叙述之外，“应然”性质的文字，在《礼记》中又明显多了起来，“礼意”宏论、礼制宏图往往而有。《周礼》的建构色彩最浓厚。此书虽也充分利用了古今礼制素材，但各种礼数都围绕伟大光荣的周天子铺陈罗列。这座“天子之礼”金字塔，同东周王廷的破败卑微不成正比。 所谓“天子之礼”，或含有儒生对“大一统天子”的想象，但《礼记·明堂位》说鲁国藏有三代礼器，享先公使用琖形玉爵，尚属情理中事。《左传·昭公十七年》:“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杜预注:“瓘，珪也。斝，玉爵也。”杜预把“瓘斝”释为玉爵，王国维有异议:“瓘当作灌，灌斝即瓘尊。”查《说文解字》:“瓘，玉也。”这“瓘斝”之“瓘”应是修饰斝字的，表示斝的质料，跟“玉瓒”一词中的“玉”功能相同。较之王国维之说，杜注更优。这件瓘斝也是玉爵之属。它用于禳火，系祭祀礼器。又前文提到的《礼记·曲礼》“饮玉爵者弗挥”那一条，极其细微枝末，只有礼乐人员才会把那“弗挥”的规矩口口相传，后儒不可能悬拟其事。这条史料可以证明，春秋典礼上确实有玉爵被使用着。 《仪礼·士虞礼》中的废爵、足爵、繶爵，器名非常冷僻，后儒编不出来。沈文倬认为，《仪礼》十七篇“成书虽在鲁哀公以后，仍能保持西周的原形”。对《士虞礼》中的废爵、足爵、繶爵，亦可作如是观，其爵名爵形都是西周传下来的。 又《礼记·祭统》“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这一条也相当具体，只有身临其境、躬亲其事者方知其详。由此可以推测，《祭统》篇的作者是一位专业人员。那么，与《祭统》此条处于同一段落的“尸饮五”“尸饮七”“尸饮九”之文，其可信度也连带上升。进而，以主人的献宾用爵反推此前的献尸用爵以及把《士虞礼》与《祭统》联系起来，论定“废、足、繶”三爵是有柄斗形爵，即便从史学视角看，也可成一说。 礼家云天子及上公九献，侯伯七献，子男五献。对这种礼制规划应如何认识呢？首先，九献、七献、五献、三献本身，在春秋飨礼上有案可稽。祭礼以主人的爵位为等差，飨礼则以客人的爵位为等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郑公享楚子，“楚子入享于郑，九献”。杜预注:“用上公之礼，九献酒而礼毕。”孔疏:“楚实子爵，以霸主自许，故郑以极礼待之。”楚君位在子爵，郑国享楚君以九献“极礼”，就“子爵”而言事属“非礼”。《国语·晋语四》:晋公子重耳如楚，“楚成王以周礼享之，九献”。韦昭注:“非礼敌，而设之如人君也。”待公子如人君，无疑也破格越礼了。《左传·昭公元年》郑伯享晋国卿大夫赵孟:“及享，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 ”杜预注:“朝聘之制，大国之卿五献。”然而孔疏说这个“五献”是“乱世之法”，杨伯峻亦云:“又《春官·典命》，公侯伯之卿皆三献。杜注此云'朝聘之制，大国之卿五献’，不知何据。”这次“五献”也有“非礼”之嫌。春秋礼制的繁密清晰，反而可供僭越者上下其手，实现政治目的。又《左传·昭公六年》晋侯享季孙宿，季孙宿有“得贶不过三献”之辞，恪守卿大夫三献。遂知随心所欲、突破古制者也有，不忘初心、恪守旧礼者也有。外交场合的飨礼如此，国内祭祖礼上也会有类似现象吧:大国妄自尊大、不惮礼制奢僭，夫人献尸用杯形瑶爵，小国拘谨守旧，夫人献尸用斗形足爵。 总的看来，本文为献尸用爵提供的表格，在史学意义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还有，孔颖达疏说玉爵“或以玉为之，或饰之以玉”，对这一点，也不妨参诸实物史料。从出土实物看，通体玉质的玉杯的出现是较晚的。参看图二:
上图包含三种形制的玉质饮酒器。第1件双耳玉杯是觚形器，第2，3件是卮形器，第4、5、6、7件是高柄杯。从器形说，这些玉杯倒是都可以称爵的，然而它们都是战国后期及秦汉时的器物，时代过晚。杨建芳已指出，高柄玉杯是战国晚期才出现于墓葬之中的，而且都有楚文化的特征。那么，春秋典礼与东周礼书中的玉爵，就不大可能是这种通体玉质的酒爵。 至如带有嵌饰的漆木饮酒器，由考古资料所见，出现颇早。图三就是几个例子:
以上5例都是漆木杯。除了第2件，其余都是觚形杯。第1件系我国已知最早的嵌玉漆器，在其杯体与圈足接合部，镶嵌有一圈玉粒。同一遗址还发现了不少朱红色漆皮和200余颗用于镶嵌的玉粒。第2件是筒形杯，其口沿与杯体上都镶嵌着玉粒。第3件觚出自大甸子墓地，此觚虽然未见镶嵌物，但同一遗址还有很多觚的漆膜残屑，伴随松石片一同出土。第4件觚出自琉璃河墓地，镶嵌绿松石。第5件是琉璃河墓地另一件觚的复原品，嵌有螺钿。 早在新石器时代，带有嵌饰的筒形漆器就出现了。从商周到战国秦汉，漆器镶嵌都是常见工艺。其镶嵌物多种多样，包括蚌片、蚌泡、绿松石、牙、骨、龟甲、石片、角片、金属箔片、玉片、玛瑙、水晶、琥珀、料器、珍珠等等。春秋以来的漆木礼器转以彩绘为主了，但镶嵌之事仍不绝如缕。礼书中还能看到“象觚”“象觯”，据说是饰以象骨的觚、觯。那么漆木爵以玉为嵌饰、进而以“玉爵”为称，便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在此应向郑玄致敬:在那么多个世纪之后，他依然知道春秋典礼、东周礼书中的诸玉爵并非通体玉质，仅仅是饰玉的木爵而已。对早期礼乐传统之延绵性，看来还要评估得更高一些。 郑玄还说璧散、璧角是“以璧饰其口”的。从字面上，这可以理解为玉饰的位置集中在杯口的附近。这说法根据何在呢？在先秦考古发现中，倒是有一些漆木豆、漆木盒的实物或残片，恰好口沿下部有一圈嵌饰，以蚌泡为多。至于漆木饮器，笔者无力遍检，只看到一例而已，即图三2那个筒形杯，其口沿下环绕着一圈玉粒，然而此器早在史前了。而且，《礼记·明堂位》孔疏在阐释璧散、璧角时称:“璧是玉之形制。”又《周礼·司尊彝》贾疏亦云:“以瑶玉为璧形，以饰角、散。”二疏都说“瑶”指质料，“璧”指形状。那么这个“璧”是那种扁平中空的环形玉璧吗？可是，用那种环形玉璧装饰杯口，从情理说不便饮酒，从实物看未见其物。
五、圭瓒、璋瓒与“废、足、繶”三爵:同形异名 由前所见，天子祭祖九献的一献、二献，分别是天子初祼、王后亚祼。据《周礼》所云，周天子初祼用圭瓒，王后亚祼用璋瓒。圭瓒、璋瓒，也是两种饰玉饮酒器。我在《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一文中，揭举了周代饮酒礼器的“命名策略”论题。当时的礼乐人员为了行礼便利，形成了若干实用化的酒器称谓，如，依容量而定器名、依容物而定器名、因容酒状态而定器名，等等。下面由圭瓒、璋瓒与“废、足、繶”三爵的关系，再补充一条“依场合而定器名”的命名策略。 瓒之形制，郑玄有记。《礼记·祭统》“君执圭瓒裸尸，大宗执璋瓒亚裸”郑玄注:“圭瓒、璋瓒，祼器也。圭、璋为柄。”（大宗亚祼，是夫人因故不能到场，由大宗代理）又《明堂位》“灌用玉瓒大圭”郑玄注:.瓒，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为柄，是谓圭瓒。”孔颖达疏:“以玉饰瓒，故曰玉瓒也。”则所谓玉瓒，只是以玉为柄或以玉为饰的容器，跟诸玉爵一样，也不是通体玉质的。 圭瓒、璋瓒的图像，最早见于聂崇义《三礼图》，参看图四1圭瓒。璋瓒与圭瓒同形，都作斗勺之形。前引《左传·昭公十七年》“若我用瓘斝、玉瓒”一句，杜预注谓“瓒，勺也”。这类容器的考古实物，有青铜的，有漆木的，有陶质的，也有玉质的。可参看图四中的相关例子。1976年，宝鸡市扶风县云塘出土了两件斗形酒器，属西周晚期，器主是伯公父。参看图四4。因伯公父器自名为“爵”，不少学者便认为，这种斗勺形器也是一种爵，它构成了三足爵之外的第二种爵，即斗形爵。当然又有学者提出，伯公父器应该称“瓒”，它自名的那个字，应是“瓒”字而非“爵”字。 对于“瓒”与“祼”之关系，学界已有很多研究了。若从文献看，这种斗形器在用为祼器时，是可以称“爵”的。证以《礼记·王制》“诸侯……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郑玄注:“圭瓒，鬯爵也。”“爵”可以是饮酒器的泛称。在古人的概念中，广义的“爵”可以把“瓒”包含在内。 《仪礼·士虞礼》中的废爵、足爵、繶爵三爵，分别被主人、主妇及宾长用来献尸。如前所述，我通过《礼记·祭统》中“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一语，证明了“废、足、繶”三爵都是有柄斗形爵。也就是说，“废、足、繶”三爵与瓒同形，三爵实物形态，也是图四中那些器物的样子。“尸酢夫人执柄”的那个“柄”，就是图四中那些容器的那种柄；“夫人受尸执足”的“足”，就是图四3、4、6、8、9器物底部的那种圈足。繶爵的“足”也是这种足。废爵无足，图四2、5、7所见无足斗形器，便是废爵的大致外观。 聂崇义《三礼图》中的圭瓒、璋瓒图像，也是无足的。无足的圭瓒、璋瓒用于天子、王后祼尸，这跟“废、足、繶”三爵中无足的废爵最贵一点，恰好吻合。可见这类斗形器在用于典礼之时，无足者最贵。
 又，聂氏《三礼图》为圭瓒提供的尺寸，是“口径八寸，深二寸”。这些信息，在聂氏所依据的六种旧图——包括郑玄礼图——之中，应一脉相承，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汉初叔孙通那里去。《周礼·春官·典瑞》郑玄注引叔孙通《汉礼器制度》:“瓒槃大五升，口径八寸。”聂氏《三礼图》的“口径八寸”之文，恰与《汉礼器制度》吻合。图四3、5、6、7都是漆木器。其5、7可以当废爵，其3、6可以当足爵、繶爵。它们表明，礼书中的圭瓒、璋瓒及废爵、足爵、繶爵，也可以是漆木器。我甚至猜想，春秋典礼上所用的圭瓒、璋瓒，实际就是漆木器。至迟东周以来，人们转而爱好高贵精巧的漆木礼器了。《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当作觯）三升。”梓人是木工，他造的爵、觯，都是削木而成的。孔子有“削觚”之辞:“削觚而志有所念觥，不时成。”《庄子·天地》:“百年之木，破为牺樽，青黄而文之。”《韩非子·十过》:“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新语·资质》:木材“大者治罇，小者治觞，饰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备大牢，春秋礼庠”。在礼学辞典、礼书注释中被释为青铜器的许多礼器，都不妨重新推敲，酌情改释漆木器。 图四9是通体玉质的玉瓒，大约出自战国后期，而通体玉质的玉杯也是这时候出现的。看来到了战国后期，通体玉质的饮酒器开始被崇尚了。 伯公父器上的“用献，用酌，用享，用孝”铭文，显然是对器物用途的说明。“用酌”，学者释为酌酒，这时它的功能同于斗、勺之类酌酒器。“用献”，应包括祼礼献尸，即用作圭瓒、璋瓒以及在士虞礼等典礼上用于献尸，即用作废爵、足爵、繶爵之类。而这就意味着，同一种有柄斗形爵，用于酌酒则称“斗”、称“勺”，用于祼礼献尸则称“瓒”，用于士虞礼等典礼献尸则称“爵”。有柄斗形器亦瓒亦爵，“因使用场合而定器名”，便构成了又一个实用主义的命名策略。陈晓明在讨论祼礼之时，已触及这种“因使用场合而定器名”的命名策略了。 其实，对于瓒与勺、斗，我们大可不必强为之别。在周代，当某此日常事物被用于宗庙祭祀的时候，通常被赋子新的名称。《礼记·曲礼下》载:“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脯曰尹祭，槁鱼曰商祭，鲜鱼曰脡祭，水曰清涤，酒曰清酌，黍曰芗合，粱曰芗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丰本，盐曰咸鹾，玉曰嘉玉，币曰量币。”由此推断，则勺、斗被用于祭祀场合，当作赞助祼礼的器具，则可能被冠以特殊之名一一“瓒”。 沈薇、李修松也赞成这个论点。同一件物事，若用于祭祀场合，则称谓有异，这个论点颇有见地。伯公父器自名所用的那个字，究竟是“爵”还是“瓒”，还有待于更多的同形器物自名被发现，由古文字、古器物研究者辨析。但有一点已很明确了:斗形器在用为礼器时，是既可称勺、称斗，也可以称“瓒”，甚至称“爵”的，视场合而定，是因为“因场合而定器名”。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注释从略。 郑重声明 据反映和编辑部发现：近期有不法机构和个人盗用《史学月刊》编辑部名义，向作者发放稿件录用证明文件，并收取相关费用等。在此郑重声明：本刊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行出版，发表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凡以我刊名义收费者，均系假冒诈骗行为。再次提醒作者，谨防上当受骗。 另，作者来稿，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具体请参照本刊投稿须知（本刊官网与“shixueyuekan”公众号有详细说明）。 敬请广大读者和作者相互转告周知，感谢您的支持和厚爱。 《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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