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名思义，书斋应当是读书的地方。古人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好、追求，以斋名表明自己的志趣。如“潜揅堂”“知不足斋”等。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了三年书。当时北大学生们习惯于个人单独活动，宿舍里只有几平方米左右的地盘，也往往用布幔隔开，互不来往。我在北大西斋住了几年，也有一个单独活动的小天地。“九一八”以后，日本军阀连年生事，北平成了边城，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西斋那一间宿舍已被日本兵占去，书籍也全部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随学校迁到昆明，开始是当研究生，住集体宿舍，没有自己的书斋。后来留在学校教书，我有了一间书斋，在昆明翠湖边一条小巷子里，住在第三层楼上，面对着西山。在一间斗室里过了七八年——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彤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1941年后，陈先生赴英国讲学，我也毕业，搬进了陈先生住过的那一间斗室。西山的朝晖夕阴，云出没，读书倦了，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许多。那时生活穷，物价涨，“躲进小楼成一统”，倒也读了不少书。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有“潜斋笔记”多卷，“文化大革命”中，毁于火。 侵华日军战败投降，1946年北大迁回北平原址。这时内战已开始，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在沙滩红楼有一间住房兼书房，有书也读不下去。这几年间教授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哲学，所研究的内容与现实脱节，这个矛盾无力解决，心情比较苦闷，直到1949年才好转。1952年，北京大学由城内迁往城外，我住在中关园，自己又有了一间书斋。有机会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眼界比过去开阔了，对社会历史与思想的关系看得比过去清楚多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对中国古典经籍不大感兴趣，古籍容易收集。我的书斋藏书比过去充实了。又适逢政治清明，物价稳定，又有马列主义为指导，这十年间对我来说，是个读书及研究的好时机。50年代末开始，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后来又上山下乡，劳动加运动，知识分子不遑宁处。从干校回来，“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国遭难，书房取消了，我已没有书斋，只好睡在书箱叠成的“床”上，右眼失明，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勉强从事写作。 1977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住了二十多年的中关园，搬进了城内，我又有了一个书斋。在这里，给研究生讲课，与学术界的朋友们讨论问题。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比，恍如隔世。《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这几部集体编写的书，都是在这个书斋里开始的。 要做的事还很多，深感力不从心，只好一步一步地前进。在昆明时，书斋为“潜斋”，回到北京，50年代北大的书斋没有名称，通讯地址写作北大中关园宿舍，取其谐音似可称为“中关虚舍”，因为一半虚度了。现在又遇到政清人和的好时光，本可以多做些事，以弥补十年动乱失去的时间，偏偏眼疾缠身，遵医嘱，为保持目力，夜间不看书、不写字，这个书斋姑命之为“眼科病房”，因近年来不再像从前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似病房也。 （据《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原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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