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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纸诏书，竟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样致命？当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被清廷骤然废除，这场看似「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却意外撕裂了帝国最隐秘的脆弱线。白营与贾瑞雪（2016）在Econometrica上的研究揭示：科举废除后，人均名额越多的地区革命参与率飙升越猛，曾经的「学霸摇篮」集体倒戈，用枪炮为千年帝制奏响挽歌。科举制远非一场考试，它是帝制中国精密运转的「精英循环泵」——寒门子弟十年寒窗可跃龙门，地方士绅借功名维系权威，朝廷则通过定期「人才输血」巩固统治。但1905年的改革一刀切断这条流动命脉：数百万读书人瞬间失去「体制内」晋升通道，地方精英网络遭遇釜底抽薪。清廷或许未曾料到，当年裁撤的科举名额，最终化作射向自己的子弹。历史总是充满黑色幽默：曾被利玛窦盛赞「哲学家治国」的科举制，其消亡恰恰印证了制度断裂的破坏力。当朝廷未能建立替代性晋升通道，精英阶层便从稳定器变为火药桶。这种「国家—精英契约」的崩塌警示后人：摧毁旧秩序只需一道政令，但驯服愤怒的精英需要更精密的制度设计。从范进中举的癫狂到辛亥志士的决绝，科举幽灵始终在叩问——当笔墨让位于枪炮，我们该如何重建精英与时代的契约？ 研究领域：政策终结  明辰｜导读 鸣条｜审校   题目：精英选拔与政治稳定：中国科举制废除的影响 期刊：Econometrica 时间：2016.3.21 作者：白营与贾瑞雪 机构：香港大学，中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 DOI：10.3982/ECTA13448 1.研究背景 2.研究设计 · 科举考试与名额分配 · 科举制的废除 · 革命党人与早期起义 · 其他府级特征 · 质性证据 3.因果效应 · 科举名额与革命参与 · 安慰剂检验 · 其他历史事件 · 工具变量法 4.因果机制 · 精英资格 · 精英抵制 · 现代人力资本 · 国家能力 5.结论与讨论 · 研究贡献 #POLISCI编辑评论    在超过1300年的时间里，中国运用科举考试（civil service exam）来选拔其精英阶层，其中包括高级国家官僚以及更为庞大的非官方士绅群体。科举制度不仅影响了官僚体系的执政能力，也影响了精英的流动、人才的分配以及普通民众对于社会流动性的观感。然而，在1905年9月，科举制度被骤然废除，中国帝制晚期选拔精英的主要方法也随之变为一种透明度较低的体系。科举制度的废除是由内部需求和外部冲击共同驱动的。伴随着废除科举，清廷试图转向西方式的教育体系。然而，政府资源不足，无法为那些已经或当时正在为科举考试投入精力的大量人口提供有效的替代途径。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曾推测，科举制度的废除加速了紧随其后的王朝崩溃。因此，研究重点关注科举废除如何助长了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涌现的革命组织的参与。选择此焦点的理由是：（1）将中国从帝制转变为共和制的革命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变革；（2）在这样一个非民主社会中，叛乱和革命是普通民众表达不满或利益再分配的主要手段。 作为第一篇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对共和革命产生影响的论文，研究为傅兰克（Franke, 1970）和罗兹曼（Rozman, 1982）等学者的历史论点提供了经验证据。  科举考试与名额分配 清朝的科举制度，包含三个考试阶段：
由于院考决定了个人能否进入士绅阶层，构成了研究的重点。原则上，科举考试向所有社会经济背景的男性开放。由于科举制度的开放性和相对积极的公众认知，每次府级考试至少有两百万人报名——约占清朝中期15至49岁男性人口的2.5%——每次考试的总录取名额约为3万人。 各级考试的录取人数由名额制度（quota system）控制，其中府级考试的名额在府级（prefecture level）分配，而更高级别考试的名额则在省级（province level）分配。 一个府的名额由两部分组成：该府下辖的每个县获得一定的名额，并且整个府还会获得一个可在各县间共享的额外名额。府级名额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式，其分配方式有两个特点：
研究侧重于府级人均名额（quotas per capita）的变异。为了衡量较低层级精英（即秀才和举人）的晋升前景，收集了进士的籍贯信息，以及所有关键官员（key officials）的籍贯信息。进士的数量由省级名额控制。在整个清朝期间，全部112次国家级考试（会试和殿试）共产生了约26000名进士，其数量受到省级名额的内在制约。与此同时，在约4200名关键官员中，超过90%的人拥有进士功名。     科举制的废除 在中国于一系列对西方战争中失败后，科举考试过时的内容和目的引来了批评，政府尝试改革科举制度。在1905年9月2日，慈禧太后突然批准了一份奏折，下令废除所有层级的科举考试制度。促成此次废除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是日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中战胜了俄国。这场战争是近代史上亚洲强权首次在大型军事冲突中战胜欧洲强权。日本的成功被归因于其明治维新和现代化（Meiji Restoration and Modernization），这为清朝树立了榜样。 伴随着科举的废除，清廷试图转向西方式的教育体系，这种现代教育体系更加有利于现有的精英阶层：
革命党人与早期起义 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地下反清团体，在流亡海外的中国革命者支持下，开始尝试推翻清朝统治。1900年至1906年间存在六个主要革命团体，尽管这些革命党人发动了许多小规模起义，但直到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的武昌起义（Wuchang Uprising）成功，才扭转了局势。这场革命最终以末代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而结束，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统治的终结和共和时代的开始。 研究不假设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恢复科举制度。更合理的想法是，一旦科举这条晋升通道被摧毁，那些原本寄望于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人（exam hopefuls）被动员起来，加入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反清革命团体，以寻求不同的人生发展道路。 研究追踪了1304名在册参与者的籍贯，并构建了一个涵盖1900~1906年间全国范围的府级革命党人数据集。既检验了革命参与者是否存在，也检验了他们的数量。 武昌起义成功后迅速席卷全国的起义受到了日本报纸的密切关注。研究测量某个特定的府在1911年是否发生了起义。由于这些信息只包含了早期起义，因此可以合理地将其视为对武昌起义的即时响应（immediate echo），这是当时已经存在的革命党人发起的一次短暂爆发（short burst），而非一场运动的缓慢扩散（slow diffusion）。因此，如果一个府内有更多的革命党人，其响应起义的可能性就应该更高。这些起义数据也帮助我们进一步检验革命党人数据的可靠性：起义的发生与来自各府的革命党人数量高度相关。 对于最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研究掌握了成员确切的参与日期，能够利用月度数据来检验是否存在事前趋势，部分记录还提供了革命党人的年龄信息。 研究考察了在1911年4月一次有详细文献记载的起义——黄花岗起义（Yellow Flower Mound revolt）——中牺牲的86名革命党人的背景，找到其中32人的教育背景以及家庭背景信息。大多数烈士来自能够负担一定教育费用、但并非出身于上层士绅（upper gentry）的家庭，且那些曾留学日本的革命者通常来自相对更为富裕的家庭。 其他府级特征 基准控制变量（baseline controls）纳入四组府级特征：
作用机制（mechanism）分析中，通过以下指标来测量一个府的重要性：
人均名额与一个府的繁荣程度和重要性呈正相关。 质性证据 科举制度废除的决定很快就传到了普通民众耳中，1905年的报纸报道和个人日记都印证了这一点。革命领袖也认识到科举制度废除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辛亥革命成功后成为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胡汉民曾说过：「如果没有废除科举，谁还会追随革命呢？」甚至连清政府中主张废除科举的主要官员张之洞，后来也对科举制度的废除表示后悔。 鉴于这些轶事证据，中国学界推测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清朝的灭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弗兰克（1970）指出，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现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瓦解」，因此，对于随后不久的传统制度的最终崩溃而言，这一措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罗兹曼（1982）强调，科举制度的废除开启了政府最主要的制度基础的变化，即「授予社会精英地位和配备行政官员的方式」。艾尔曼（2009）认为，当清政府「失去对教育系统的控制」时，清朝的灭亡就已经注定了。 科举名额与革命参与 为了确定革命参与是否受到科举制度废除的影响，研究考察了废除前后科举名额的影响。基准估计基于1900年~1906年间262个府的数据。 虚拟变量 平均而言，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科举名额对数增加一个标准差（0.57）意味着革命参与的可能性大约高出6%，这大约是平均概率（16%）的 40%，此外还增加了革命者的数量。 研究逐年考察科举名额与革命参与之间的联系，观察在科举废除之前，不同科举名额的府是否存在不同的趋势。在高名额和低名额的府的事前趋势没有显著差异，而名额的积极影响发生在 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之时，大小在1905年和1906年约为0.13。 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广东92个县的县级面板数据，可以追溯到1894年的革命者。早在 1900 年之前，就有相当多的县参与了革命。考虑到各县仍然可以在府城竞争一些名额，分析中还控制了府级特定趋势 1905年的革命参与主要是由最后几个月的活动推动的。根据中国同盟会成员确切的加入日期信息，主要是7至12月期间加入者的月度信息。研究发现：
1911年早期起义的发生率从定义上来说是横截面信息， 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关于科举名额可能反映其他府级特征影响的担忧，如较高名额地区政治倾向或亲冲突情绪的差异。 研究使用1899~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安慰剂。尽管这场叛乱的准民族主义和反外国动机与意识形态以及一个府的冲突倾向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它与科举制几乎无关。研究数据来源是《辛丑条约》（1901年）的附录，其中列出了义和团活动并杀害外国人的府和县，分析中将其用作衡量叛乱发生率的虚拟变量。研究发现，与科举名额对1911年革命的影响相反，科举名额与义和团运动根本不相关。 另一个与潜在意识形态差异相关的检验是考察革命成功后的政党认同。与其他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相比，国民党（KMT，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被认为更为激进。研究考察了1912年议会成员的政党认同，没有发现人均科举名额对政党认同有任何显著影响，且人均科举名额对国民党和其他政党的党员身份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潜在的意识形态差异不太可能解释科举名额的影响。 其他历史事件 除了废除科举制度之外，科举名额可能还捕捉到了其他同时发生的政策冲击，这些冲击加剧了普遍的革命动荡。研究考察了其他可能引发一些革命动荡的重要历史事件是否表现出与废除科举制度类似的影响。 主要考虑3个历史事件：
工具变量法 鉴于政府在废除后仍然选拔官员，这种选拔很可能受到与科举名额正相关的遗漏变量（例如政治网络）的影响。其在废除后精英招募中的作用可能变得更重要，降低了革命参与的可能性，如此双重差分估计很可能存在向下偏差。因此，研究使用了两个科举名额的工具变量。 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小河流数量（给定河流总长度）：县通常围绕河流形成，且由于行政成本高昂，在一个县内拥有多条河流效率不高。这导致河流数量与县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为了考虑河流对发展的潜在混淆影响，研究排除了主要河流，并使用了小河流数量除以河流总长度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思想是，在给定河流长度的情况下，河流的形状影响了县的数量。研究发现：该工具变量与科举名额的变化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而科举名额的变化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不应由地理因素解释。 研究还进行四组检验，以检查工具变量是否会影响科举名额以外的其他方面：
第二个工具变量是配额制度之前的极短期内的成绩变化。配额制度最初是在1425~1436年间引入的，1425年以前的考试成绩以进士人数衡量，它影响了随后的配额分配。然而，它反映了可能产生长期影响的府级特定因素。 与成绩水平相比，这个工具变量有两个优势：
研究将1425年之前的时期分为两个长度相似的子时期（1368~1398 年和 1399~1425 年）。考察这个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以及它是否影响了配额以外的其他因素。 使用两个工具变量的估计值约为使用双重差分法得到的估计值的两倍。这种差异与关于遗漏变量的担忧一致。另一种解释是，工具变量的估计值提供了特定于这两个工具变量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任何能够解释主要发现的因素都需要满足两个标准：
基于当时社会的主要参与者，研究提出了4个假设：
精英资格 潜在精英可能会受到科举制度废除的两种主要影响：
研究利用府级科举制度回报的异质性，如果前景渠道占主导地位，预计会看到放大效应，但如果机会成本渠道占主导地位，则不会出现这种效应。 为考察科举名额是否对向上流动的机会至关重要，研究将每个府的科举名额与清朝（1644~1904 年）的进士人数和重要官员人数联系起来，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为考察科举制度废除前后科举名额影响的变化，研究考察了科举名额与政治新秀出身地的联系。在废除前，政治新秀是指通过国家考试并有可能被选拔为高级官员的进士。废除后，政府选拔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人，并授予他们准进士的学位。结果表明，科举名额在决定新秀人数方面的重要性在废除后显著下降。这一量化证据与大量关于科举制度在社会流动中作用的历史文献相一致，这些文献倾向于认为 40~60%的成功候选人没有官员家庭背景，而他们80%的后代在孙子辈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政治选拔中科举名额作用的减弱意味着通过科举名额制度成为精英的前景受到了负面影响。 科举制府级回报的一个自然代理变量是该府废除前享有很高声望和权力的重要官员人数。如果前景在我们的主要发现中起主导作用，预计会看到 前景驱动说得到了支持。此外，1905年在任的官员数量越多，科举名额在制度废除后对革命的促进作用越弱。这是因为这些在任官员作为现有精英，他们可能并未因科举废除而失去什么，甚至可能因为阻止了平民通过科举晋升而受益。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可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支持革命。 鉴于关于前景的两组证据，研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革命参与模型，突出向上流动前景的作用。结果表明：
社会资本可以解释为衡量革命参与协调的难易程度或群体认同感的强弱。较高的社会资本可以增加革命的预期收益或降低被政府举报的可能性。社会资本的一个反向指标是民族语言分裂文献探讨的语言多样性。研究计算了民族语言分裂指数（ELF），并借鉴了民族冲突文献中的极化指数（PI）。 为了检验科举名额的影响是否因社会资本而增强，考察了人均科举名额对数、废除时间虚拟变量以及语言分裂或极化程度衡量指标的三重交互效应。在社会资本较低的府，科举制度废除后科举名额的影响较小，这与社会资本能够增强科举名额影响的观点相一致。 精英抵制 现有精英可能受到科举制度废除的影响，并以两种方式促成革命：
对于现有精英的前景。研究使用 PresentedScholar/Quota 和 Offificial/PresentedScholar 来衡量现有精英的前景。结果表明并无影响，这意味着关键在于入门级的科举名额，这可能因为现有精英数量有限且可以轻松适应新制度。 对于精英提供公共物品的重要性。研究需要衡量公共物品的重要性。可以合理地假设，在遭受旱涝灾害更频繁的地区，当地乡绅提供的公共物品的贡献更为重要。因此，使用一个长期的天气波动指标来代理一个府的脆弱性，即19世纪（1800~1899 年）天气指标的标准差以及短期的天气冲击。结果表明这两者都不能解释主要发现。 因此，现有精英的前景和公共物品的重要性都不能解释我们的主要发现。 现代人力资本 由于人均科举名额较高的府也可能拥有丰富的现代人力资本，研究希望检验人均科举名额的影响是否主要反映了现代人力资本的作用。研究构建了两个衡量现代人力资本的指标：1900 年至1906年间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人数，以及 1900年至1906年间现代企业的数量。这也可能缓解废除科举制度对革命的影响，因为它们代表了替代的流动渠道。研究只能评估净效应。 研究考察这两个代理变量是否随着科举名额和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变化，然后检验它们是否能解释我们的主要发现。结果表明：
国家能力 科举制度的废除可能预示着或是由国家能力的急剧恶化所驱动的。如果信号传递是主要的动态，那么该时期其他能够传递这种恶化信号的历史事件也会对革命参与产生类似的影响。然而，这些事件并没有产生这种影响。研究进一步考察了与国家作用相关的另外两个指标——税收收入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性——是否能够解释我们的结果。 使用税收收入信息：
考察政治控制的重要性：如果国家能力的恶化是我们发现的主要驱动因素，预计在政治控制更为重要的地区会看到更大的影响。通过多种方式衡量政治控制的重要性：
即使在王朝的最后十年国家能力不断恶化，主要发现不太可能由1905年国家能力的突然变化所解释。 研究考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其作为精英招募系统对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人均科举名额越高，在科举制度废除后参与革命的可能性就越高。这种经验模式最符合这样一种解释：废除科举制度对潜在精英的激励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了他们参与革命活动的决定。 研究贡献
作为一篇量化历史研究，该研究发现了「准精英晋升预期受挫驱动叛乱」的核心机制，揭示了1905年科举制废除如何通过阻断精英流动通道，催化了清末革命浪潮。这不仅为制度史提供了崭新的实证视角，更以政策突变为切口，为当代政策终结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参照。 相较于对科举制本身的发现而言，此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浩瀚史料与经典理论相结合的典范，通过以自然实验为特征的古代政策演变为场景，融入当今学界所关注的宏大理论叙事，辅以历史数据的整合分析，将彼时彼地的研究发现引入理论发展与理论拓展的脉络中来，从而实现经验研究的价值升华。 然而，尽管该研究开创性地量化了科举废除的政治后果，仍有拓展空间：其一，仍然为单一案例场景的研究，其结论的普适性在推向更丰富的空间与时间场景中仍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其二，仍然停留于简单的史料数据层面，未能从大数据层面更细致地揭示科举废除的微观机制。 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史中，类似科举制这般的自然实验不胜枚举，但能否发现每个自然实验的独特案例价值，则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洞察力。从一个更超脱的视角来看，未来的研究应当突破这种「单案例研究」的局限性，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策」之得失，而是尽可能地汇聚某个议题的全案例乃至所有议题，如此方能进一步拔高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与深度。诚然，如此研究的工作量不容小觑，但也更为扎实与具有价值。此外，因果推断的诸多工具虽然是研究者认识事物因果关系的重要工具，但其不应该凌驾于研究的理论价值本身，如果研究本身便已重要，那么因果推断也仅是锦上添花而已。一言以蔽之，研究者需要持续增强自身的理论素养，如此，则无论古今中外，不过是应用场景的转换，自然皆能游刃有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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