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红军陈复生回忆历史：我抬手去打康生耳光，险些把桌子撞翻

非著名问天 202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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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直接管理我们保卫部门。

1938年3月间，延安的陕北公学里来了3名颇为与众不同的学员，一男二女，男的张醒，已是38岁的人了，身体有残，缺一支胳膊。一个女的30岁左右，虽不是十分秀美，却也很端庄，从言谈举止可看出，她的活动能力很强。另一个女的只有20岁的样子，长得很漂亮。这3人可是有点身份的。据地下党的可靠情报反映，张醒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生，是托洛斯基派山西分委书记，在山西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长；年岁大的女人原是项英同志的爱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时，由于她怀有身孕，因此将她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年轻的女人是胡宗南手下的一个宪兵队长的老婆。至于这3个人为什么一起来延安，情况就不清楚了。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情报，保安处侦察部（当时的部长是布鲁，我已到执行部担任部长了）立即逮捕了这3个人。

对于项英爱人的情况，我在这里要郑重声明一下，当时延安盛传是她出卖了瞿秋白，解放以后经过调查核实，发现这事与她无关。后来有几种谣传，传得最多的就是项英在延安得知此事，一怒之下掏枪打死了这个女人。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我的领导亲口告诉我，'项英来电，同意处决'。我们保安处所有对外联络都由领导亲自接收，我没有看到电文，更无权过问。只记得那个女人被带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我们也一句话都没有问…… 我至今也不明白，这项任务为什么会交给我们，因为我们执行部是不负责执行犯人的，而是由执行队来执行。今天，我是负责任地向组织和读者们汇报此事，这也是对其家属的真诚的交待。

布鲁在审问张醒时却出了麻烦。张醒是一言不发，一字不露，布鲁性急，用电话线给他通了电。这一下，他更是顽固对抗到底了，押了他一个月的时间，什么情况也没了解到，搞得布鲁毫无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将张犯交执行部审问。鉴于前面工作的教训，我对张犯采取了迂回的战术。用软化的方法套取口供。恰好，我保安处邮政检查科长周越华同志也是黄埔六期毕业的学生。我首先通过周越华同志摸清了黄埔六期毕业班的情况，然后有意增加与张醒接触的机会；提审他时，我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而且一概不涉及他的案情；只谈一般的情况，到延安后的看法等无关紧要的问题。为了表示对他的关心，有时我故意装成兴奋的样子，搞点菜饭给他吃。时间一长，张犯不仅放松了对我的戒备，而且急于想进一步摸清我的身份。在一次谈话中，他突然问我：

'陈部长，我过去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心中一喜：我和你周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要你先说出这句话。但我表面上装得一切了然的样子，说：'当然见过，你不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吗？你在高年级队，我年岁小，在低年级队。'

'那你老弟怎么到了这里？还混得不错呀！'张醒又试探着问我。

'老兄取笑了！我是被俘过来的。你知道四次'围剿'吗？当时我在陈时骥师长（国民党的五十九师师长）手下当一名团副。唉！那一仗太倒霉了，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全让人家吃光了，陈师长、李明师长（敌人五十二师师长）都被俘虏了，我们也一样，好在我上学时认识这边几个人，又年轻，所以过来后对我还算信任。'

说着，我又把身上藏的五十九师团副的符号给他看了一下。

我这一番绘声绘色、连蒙带骗的谈话，真地把他唬住了，他很相信我过去的经历。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要我救他。

我又给他演戏了。脸上露出非常为难的神色：

'张兄！不是我不帮忙，太难了，上头说你的案子非常大，可我也不知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说了哪算啊！'

就这样，张醒决定向我谈他的情况，并要我对天发誓，为他保密。这对我当然没什么难的，答应就是了。

于是，张犯把他的几重身份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都告诉了我，并初步讲了他们来延安的目的。

在谈到托派情况时，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这里的高级人物也参加我们的组织！'

'谁？'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康生就是。他1930年在上海让国民党逮住了，被捕后就参加了托派。'

'你这消息大概不准吧？他现在可是共产党中央的社会部长啊！'

'没错，是张慕陶亲口告诉我的。'

张慕陶当时是中国托派的头子。

张醒的话使我有点愕然了。

但我还是将信将疑。

对张醒的审理有了重大突破，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进一步审问他带来的其他特务的情况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向我的直接领导全面汇报了工作进展的情况和张醒的口供，包括他讲的有关康生的问题，我写了报告和处理意见，而且由于事关重大，建议由中央来管。我的这一做法是严格执行保卫工作纪律的，不越权，不越级，坚决服从直接上级的领导。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被全盘报给康生本人。

倒霉的当然首先是张醒。就在我向顶头上司汇报以后，张醒很快被秘密处决了。至于究竟是什么时间，由谁执行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是从张醒的两件东西确定他已被杀这一事实的。张犯有一副毛朝外的皮手套（在延安这种手套是很罕见的）和一件高级皮大衣。有一天，这两件东西却出现在我的那位领导住的窑洞外的院子里，物在人无，事情是非常明显的。后来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这个人，复电是：延安无此人。

张醒死后，康生的魔爪伸向了我的头顶。可惜，在大祸临头之际，我却毫不知晓，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康生确实不愧称一个'老'字，谋算准确，出手不凡，使我一下子掉进他设下的陷之内。

1938年7月28日，即在我审完张醒案件的一个月后，康生突然大驾亲临，来到保安处，亲自找我和黄赤波、汪孝忠向他汇报工作。这是我和康生第一次见面，因他刚从苏联回到延安(1937年11月）。过去，我从未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实在不知道这位'马王爷的三只眼'。可是，他对我的情况却了如指掌。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汇报'是在保安处的一间大窑洞里进行的，只有黄赤波、汪孝忠和我在场。稍微寒暄几句以后，谈话即进入了正题。但都不是我们向康生汇报，而是他对我们进行审问式的询问，当然一开始态度还是颇为'和善'的。

'湖生同志，听说你长征前就到保卫局工作了？成绩不小嘛！好啊！'

我微微一愣，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把我的简历向他简单讲了一下。

'现在工作怎么样啊？听说你们不太安心保安处的工作，要求调走？'

'小辫子'抓得很准，我们确实有这种想法。说实话，我们对顶头上司的领导作风和水平不怎么服气，与他合作得也不太好。除了有工作向他汇报之外，平时很少到他那里去。另外，从个人利益考虑，在保安处提拔的机会太少。基于这两种考虑，我和黄赤波都要求过调出保安处，汪孝忠可能也提过这种要求。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承认：'是！我是想调出去。'

'这就不好了嘛！都是老同志了，怎能不以革命利益为重，搞小集团活动呢？'

从不安心工作一下子升到'小集团活动'，康生实在是善于'上纲上线'的老手。我的火儿腾地升了起来：

'首长，我们要求调动工作是事实，可没有什么小集团活动啊！'

康生的态度也严厉起来：

'你们几个不服从领导，一起要求调动，还一块打麻将、赌博，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是小集团是什么？!'

看来，有人告了我们的状，而且到了非常'详细'的地步。确实，我们在休息时确实打过麻将，谁输了就拿津贴费到街上买个西瓜大家吃，连这点事康生都知道了，并作为'小集团活动'的证据拿了出来，我当时气得脸都变色了。但我不知道，这正是康生所希望的。

'好了，这件事不用说了，你们交待一下贩卖大烟的违法活动吧！'康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我们扣上了'小集团'的帽子，马上又端起了一顶更大、更可怕的帽子。这一下，我简直气疯了。

贩卖大烟确有其事，之前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了。当时，为了侦察工作的需要，保安处在延安城里设了几个联络点：一是在延安大街西南处开设一个修表店，还有一家照相馆，都由王化开同志负责，再就是开办了陕北饭店，由杨厚珍同志负责，开办饭店的钱是处领导从公家银行借的。因主要精力用于侦察工作，加之缺乏经验，管理不善，使饭店赔了本，无法还银行的借款，因此，保安处负责人擅自批准用特别费派人到陕西、三边地区去买大烟，回到延安地区卖，这时我还在抗大学习，没到保安处。

1937年4月，仍是这个领导又指使杨厚珍派人跑第二趟，我5月份到保安处，派的人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回来。结果在延安出售时，被延安市政府发现，追查此事，追查到了陕北饭店。当时，我已经在侦察部负责，所以成了陕北饭店的直接上级，保安处这个领导害怕承担责任，就往我身上推。由于事情的前因后果大家都清楚，而且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斗争情况下，在经济条件极端艰苦的形势下，大家一致认为，这么做是为了工作，加上延安市政府追查后也没对我们怎么样，所以我对此事既没承认是我决定做的，但也没把真相都向别人讲清楚。

这一点当事人心里自然清楚，可现在康生却把这件事拿出来。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串通起来要陷害于我，是找'茬儿'来了：怪不得康生第一次找我们谈话，我们的负责人却不参加。

我强压着怒火回答康生说：'我没有贩大烟！'

'这么说，是我没调查研究喽？'

'这是有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几乎是喊起来了。

'拍'的一声，康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叫到：'陈湖生，你有错不认，还反赖别人，你这是反政府、反党、反领导！'

我一看他这副样子，身不由己地也把胳膊抬了起来，可我的手没拍到桌子上却从空中拍向了他的脸部。当然，并没有打着他，只是险些把桌子撞翻。

我确实太莽撞了，太年轻了，太受不得委屈了。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康生给我扣的帽子提供了'最真实的罪状'，而且罪加一等，殴打领导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两个小时以后，即下午1时，我、黄赤波、汪孝忠全被拘捕了。

【陈复生(1911-2013），原名陈湖生，1911年6月生于江西省泰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0月在江西赣州曾参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运动。1929年任泰和县罗汉州乡少先队队长、游击队队长。1930年5月，游击队正式编入红军三军团，陈复生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独立营二连连长、总指挥部特务营排长、连长。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2月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长，1934年4月调红三军团任五师特派员，并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查科科长、西北保卫局红军工作科科长，1937年1月在抗大第一期一队学习。同年8月任延安保安处侦查部部长、执行科科长。1945年9月，调热河军区工作，任热河军区政治部侦查科科长。1946年11月起历任热河军区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冀热察军区供给部副政委。1981年7月，陈复生同志任公安部劳动改造工作管理局顾问，1982年12月离职休养，1991年6月被公安部政治部授予“人民一级金盾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