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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是明治天皇（1852—1912年）继位的第二年（明治元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迅速发展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1900年前后，在甲午海战、日俄战争获胜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二三十年代，在一批狂热的少壮派军人的操纵下，日本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走上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道路。在此期间，日本在华的间谍组织及活动起了推波助澜和急先锋的作用。  （接上期） （一）特高课的形成与演变 上文我们说了特高课的演变与日本在华的最早女谍河原操子的故事，下来再简单介绍一下特高课在华的早期间谍头目。 特高课在华第一代间谍头子叫青木宣纯（1859—1923），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他1884年就受日本参谋本部派遣来华活动，参加了1894年甲午海战的情报搜集工作，后任驻华公使馆武官。曾任袁世凯督练新军的教官，与袁世凯交好。 1904年日俄战争时，青木宣纯是日本特高课谍报头子，河原操子等人的间谍工作就是由他组织、安排的。包括开战前切断北京到恰克图及东北各地俄军的的联络电线；开战后破坏西伯利亚腹地及东北地区的铁路公路桥，切断俄军兵力运输等。 因其情报工作得力，职衔不断晋升，最高达中将衔，一度曾担任旅顺要塞司令及袁世凯、黎元洪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  特高课第二代特务头子坂西利八郎（1870—1950）也是陆军中将。他1909年以善于钻研中国问题调入日本参谋本部，旋即派往北京，在青木手下收集情报。 1911年辛亥革命后，接替青木任公使馆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馆”为代号的特务机关。在随后十数年间，从袁世凯直到段祺瑞执政府的七任总统，坂西或公开或幕后，始终为当权者所重用，号称“七代兴亡的不倒翁”。他对华政策一贯强硬，主张为了日本利益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1927年坂西利八郎奉调回国。1937年侵华战争后，又被参谋本部起用，来华拉拢北洋系旧人徐世昌、吴佩孚、靳云鹏等，怂恿他们出山担任伪职，结果“无功而返”。日本第三代间谍头目如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均出自他的门下。  土肥原贤二（1883－1948），可以说是“中国通”，他会说带北京口音的流利汉语及多种中国地方方言。他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书籍，是日本侵华的头号间谍，被西方称为“东方劳伦斯”。 1913年，土肥原贤二即以日本参谋本部部员身份来到北京，在“坂西公馆”担任间谍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助理，开始其特务生涯。他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利用这层关系建立所谓的“日阎亲善友好”。 随后，他利用军阀混战之际，配合日本关东军，协助及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东北及北京政权，并出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搜集奉军情报。  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担任中华民国“陆海军总司令”的张作霖渐渐支撑不住，败势已现，决意退守关外。 此时，日本人认为过去几年给张作霖提供了大量“帮助”，便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 张作霖和日本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从他当土匪时，就与日本人分分合合，时好时坏。张作霖的一贯原则是“有奶便是娘”，他与日本人交往，“互相利用”的成份更多一些，“卖国”的底线，张作霖还是明白的。于是，日本人认为这位奉军统帅“偏离了轨道”，越来越“不听话”了，便计划除掉他。  （二）为祸东北的关东军 关东军素有“日军之花”之称，它是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将中国东北的“关东州”（辽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日本则派遣2个师4万人组成以护路及维持治安为主的一支军队。 1919年，为对中国推行武力扩张政策，日本撤销都督府，改设关东厅，成立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口，直接隶属天皇领导，首任司令为立花小一郎中将（后期兵力最多时达一百二十万人，1943年起陆续南下，规模缩减至约七十万人，1945年8月，被进入东北的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一举击溃）。  从1926年起，日本关东军开始加强兵力及间谍活动，曾任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的河本大作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负责搜集情报。 到了1928年张作霖兵败关内之际，由于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方面的要求，这使日本政府不能容忍，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炸车案。 为使计划更隐蔽，不被人怀疑，他们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然后嫁祸于他人。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少帅张学良“临危受命“，他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反而“举旗易帜”归顺了南京政府，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 而裕仁天皇同意掩盖“皇姑屯事件”真相的做法，最终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使得关东军更加有恃无恐地以武力推行“满蒙分离政策”，三年后又制造了更加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致使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相较于“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是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日本间谍头子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等人积极策划，由关东军实施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而此时担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的正是土肥原贤二。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然后摆上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布置一个假现场嫁祸于中国军队，借此炮轰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驻地，而东北军第七旅奉命“不准抵抗”，退到沈阳东山嘴子，造成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次日，日军侵占沈阳，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关东军司令部迁至长春，其司令官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 从此，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残酷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疯狂掠夺粮食和矿产资源，把中国东北建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战略基地，奴役东北三千万民众长达十四年之久。  在此过程中，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日本第三代特高课的间谍头子们，以及川岛芳子、河村菊子等一大批知名间谍们都“粉墨登场”，他们不仅在东北，触角逐步延伸到华北、江浙沪、中原及南方各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未完待续） 本作品图文无侵权意图，如有雷同，告知删除。感谢您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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