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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是明治天皇（1852—1912年）继位的第二年（明治元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迅速发展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1900年前后，在甲午海战、日俄战争获胜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二三十年代，在一批狂热的少壮派军人的操纵下，日本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走上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道路。在此期间，日本在华的间谍组织及活动起了推波助澜和急先锋的作用。  （接上期） （三）特高课间谍组织的延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高课开始向中国的华北及江南布局，以期尽快实现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内陆的扩张。 早在1931年3月，日本正式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由土肥原贤二任特务机关长。他曾利用亲日的石友三，并拉拢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山西军阀阎锡山，准备将中国的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一并“日本化”，但未能得逞。随后便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战争，并在半年内侵占了整个东北地区。  日本在上海的间谍活动，要追溯到清末甲午战争前，日本参谋本部派遣间谍荒原精潜至上海，利用日商经营的“乐善堂”进行刺探情报。并相继在上海设立了“东洋学馆”、“东亚同文书院”等学校，进行暗中的间谍活动。 “九·一八事变“及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膨胀的日本少壮派军人更加“忘乎所以”，特高课特务机关派遣了大量的间谍和日本浪人潜入内陆收集情报，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 大家熟知的著名女谍川岛芳子就是这时被土肥原贤二派到上海，策划所谓的“紫色行动”， 其目的就是在上海制造暴乱，挑起事端，以期转移国人和国际方面对东北局势的关注。  川岛芳子 于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间谍武官田中隆吉少佐与川岛芳子等人便策划了“日僧事件”混淆是非，这也成为“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的导火索。 1932年1月18日，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唆使在上海的日本佛教团体“日莲宗社”的僧人，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闹事”。 而事前川岛芳子早已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制造混乱，冲突中致日方僧人一死一重伤，日方指控攻击事件为工厂的工人纠察队所为。  1月20日凌晨，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总厂，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 当日下午，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又煽动1200余名日本侨民举行示威游行，并前往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其出面干涉。游行途中日本侨民开始制造骚乱，袭击临街的华人商店。四川路上的五洲大药房被砸个粉碎，将11名店员五花大绑。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于21日强硬要求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缉拿“凶手”，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即市长进行公开道歉；逮捕和处罚作案者；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声明，若日方得不到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他们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借口，调动兵力，加强海上部署。 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嫁祸是中国人所为，进行“火上浇油”。 紧接着，日本特务机关又于1月27日午夜，派遣三名水手炸毁停靠在虬江码头的日本长江舰队的“出云”舰，并散发印有“炸毁出云舰，打倒日本强盗”，署名“上海抗日义勇军”的传单蛊惑人心。 2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前对四项无理要求进行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行动。  然而，蒋介石的一贯要求是：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采取和缓态度，万不能发生冲突。因此，上海市长吴铁城乃于28日下午回复村井：全部接受日方要求。 日方则于1月28日夜回信称：对上海当局接受日方要求表示"满意"，但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守卫上海的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必须撤出闸北。 此时，日方显然已“背信弃义”，不等中方答复，日本海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就指挥日本海军陆战队于当夜11时30分，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的我军驻地，我英勇的第十九路军驻守官兵随即奋起反击，壮烈的“一·二八淞沪会战“就此拉开序幕。  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 在随后的战斗中，日方不断增加兵力（最多时日本军方调集了海、陆军达九万人，中方地面部队为五万人），并出动飞机，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 蒋光鼐将军指挥的第十九路军与张治中将军增援的第五军将士奋力迎敌，在闸北、江湾、吴淞、浏河一带，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战役，日军先后发动了四次总攻，又四次更换主帅，付出了死伤近万人的代价，均没有打败顽强的中国守军（中方伤亡一万四千多人，有战略性后退），双方处于僵持态势。  一二八淞沪会战阻击部队 随后，在驻上海的英、美、法、意、德等国的出面调停（牵扯其在华利益）及国际联盟的斡旋下，中日双方经过多轮谈判，最终于1932年5月5日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日军随即陆续撤出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以外地区，使得上海又恢复到“一·二八事变”之前的原状。 “一·二八”淞沪会战，虽然延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步伐，但也暴露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委曲求全”的丑恶嘴脸，使日本间谍机构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华北及江南地区进行活动，大肆搜集情报，以期协助日本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仅在上海设立的间谍特务机关就有： （1）日本大使馆情报部：成立于1932年10月，该部直接受日本外务省领导，专门负责政治情报，其活动不受大使馆干涉。 （2）军事特务机关：设在上海日本大使馆内，由大使馆武官担任机关长，有间谍50余人，以调查中国长江流域的各种设施、驻军情况和英美法各国在长江流域的军事活动为主要任务。 （3）新闻报馆：实际为日本特务机关的“喉舌”，接受日军军部的津贴，如“日日新闻社”、“大晚报社”及“中联报社”等。还有如“国际通讯总社”、“日本电通社”等，也和日本“情报部”关系密切。 另外，还有由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日谍冒充记者成立的“谍报联合侦察所”，以及在上海的各商业团体等都有情报人员的渗入。  包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的北平、天津、汉口、太原等地，都有日本特高课谍报机构特务人员暗中活动的身影。 即使是戒备森严的“帝都”南京，日本特高课的间谍活动也是无孔不入。例如1929年南造云子化名“廖雅权”，打入南京国防部汤山温泉招待所充当招待员，窃取重要军事情报；1934年，日谍从“伪满洲国”派遣徐冠九到南京发展谍报网，组建地下武装；川岛芳子安插于南京中华门外板桥火车站刺探军情以及“色诱”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获取高级情报等。 （未完待续） 本作品图文无侵权意图，如有雷同，告知删除。感谢您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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