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丙号券” （7） 前文讲了伪满洲中央银行“丙号券”十元纸币，咱再接着讲百元纸币。 一、“丙号券”百元纸币有啥特点？ 1、纸币面值大，发行周期长。 通常情况下，新政权发一套货币，并非一次性发完，而是先发小钱，后发大钱。 伪满洲中央银行亦如此，“甲号券”首枚是最小面值的五角纸币。  时隔7个多月，最大面值“百元券”才面市。  “乙号券”百元纸币发行较晚，距最早发行“五角券”，约有两年半时间。 “丙号券”中最大面值的“百元券”，发行得更晚。在第一枚“五角券”发行三年后，才开始发行。  显然，“丙号券”百元纸币是“甲乙丙”三套纸币中发行最晚、周期最长的一张纸币。 2、“丙号券“百元正面图案与“乙号券”相同。 如果对比“乙号券”和“丙号券”百元纸币，你会发现其正面图案几乎一样。  区别在于整体色调变深。其中，票面中心“凤凰”暗影部分，颜色变化较明显，由“绿色”变成“淡青色”。  还有，底部“兰花”图案也有改变，颜色由“淡灰色”变成“浅褐色”。  “丙号券”百元正面“印版”没变，仅在套色印刷时改变了颜色。 3、“丙号券”百元背面“换版”了。 “丙号券”百元背面图案与“乙号券”相比，完全变了。  不仅票面颜色变了，设计图案也变了，说明这张纸币背面换了“印版”。 二、“丙号券”百元纸币为啥延续“乙号券”正面图案？ 前面文章介绍过“乙号券”百元正面图案，左侧为“哈尔滨文庙”，右侧是“孔子像”。  我认为，伪满洲中央银行所有纸币，“乙号券”正面图案设计最完美。理由如下： 1、“甲号券”图案设计“不接地气”。 下图是“甲号券”五种纸币正面图案，除“五角券”外；其余基本雷同。  尤其是“一元券”和“十元券”，不仅图案相同，连票面颜色都几乎一样。 要知道，货币流通中两种不同面值纸币“顺色”，是钱币设计大忌，人们很容易花错钱。 例如，第三套人民币“背绿”一角，就曾出现这一问题。 1962年版一角纸币，背面图案花卉边缘为绿色，与同期发行“二角券”背面图案“顺色”了。  流通中发现，该纸币经常与“二角券”混淆。为此，人民银行又重新发行新版“棕色”一角券予以收兑。 所以，这种背面绿色“一角券”流通时间很短，存世量非常少，市场价格也是一路走高。 正是这种一角纸币稀缺性，使之得了一个雅号“背绿一角”。 2、“乙号券”正面图案设计合理。 “乙号券”设计，一改“甲号券”图案单调和“顺色”的毛病，以不同人物和色彩，区分各种面值的纸币。 为防止一元券与十元券“顺色”，将原“一元券”票面的黄色改印成绿色。 “一元券”和“百元券”中心部分都是“绿色”，也“顺色”了。 但因二者图案、尺寸差异很大，不存在混淆问题。 3、“丙号券”正面图案仅为“乙号券”的延续。 “丙号券”五种纸币正面图案均没有创新，与“乙号券”相同。 仅在套色印刷时，“丙号券”票面颜色略有变化，不仔细看，没啥区别。 例如：拿一张“百元券”，看正面图案都是文庙和孔子，你很难分清是“乙号券”，还是“丙号券”。 只能依据背面图案是“牧羊图”，还是“粮仓”加以区分。 我猜测，从1935年发行“乙号券”至1945年伪满洲国倒台，伪满洲中央银行没再更换“乙号券”设计的正面“印版”，就是源于“乙号券”的完美设计。 三、百元券“孔子像”为啥与一元券上的不一样？ “丙号券”纸币人物头像有三位：孔子、孟子和财神，都是中国人熟悉的历史名人。可见，日本设计师也在揣摩伪满洲国民众心理。 如果我不讲，大家能分辨出上图四位人物头像都是谁吗？ 你兴许能猜到“五角券”和“五元券”人物，“一元券”和“百元券”可就不一定了。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五角券”上“财神爷”刻印得最像。 “五元券”上人物图案，也比较符合人们熟悉的“孟子”形象。 “一元券”和“百元券”上人物比较难认，据专家考证，两位都是“孔子”。 若非有凭有据，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两个白胡子老头儿就是“孔子”。 难怪多年以来，这两种纸币人物头像考证困难，争议颇多。 令人好奇的是，两张纸币上“孔子”形象居然还不一样，除白胡子外，其余都不像。 这是咋回事儿？据我分析，主要是日本钱币设计雕刻师加藤仓吉对中国历史人物“孔子”认识偏差所致。 康德二年（1935年）设计“乙号券”五角纸币时，加藤仓吉觉得“财神爷”头顶“双翅纱帽”，很讨人喜欢。 他在康德四年（1937年）设计“一元券”和“五元券”时发现，“孟子”也常戴一顶“士人帽”，学名“章甫之冠”（即商代流传下来一种礼帽），显得非常绅士。 于是，他顺势给“一元券”上的“孔子”也扣了顶“帽子”。 可能是“一元券”发行后，反馈的信息是，各庙宇供奉的“孔子像”都不戴“帽子”。没办法，只好等机会补救。 康德五年（1938年）设计“百元券”时，这位设计师就把“孔子”那顶“帽子”摘了，将免冠“孔子像”刻印在百元纸币上。 有朋友会问，孔子和孟子同处战国时期，相差不到180年，又都是山东“士子”，为啥“孔子”不戴帽子，而“孟子”却顶着一个“礼帽”呢？ 当年以“孔子”的“士子”身份，也应该戴顶“礼帽”。 据《礼记·儒行》：鲁国君哀公曾询问“儒服”问题，孔子应对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 ，冠章甫之冠。” “逢掖”是古代读书人穿的袖子宽大衣服；“章甫”为古人戴的一种礼帽。“逢掖之衣”与“章甫之冠”合在一起，“逢掖章甫”即古代儒生穿着代名词。 孔子对鲁哀公说自己“长居宋 ，冠章甫之冠。” 可见孔子原本是戴“帽子”的，只是为了谦和亲民而坚持不戴这顶“礼帽”。 岂不知，古代也“以帽取人”，这位没戴“章甫之冠”的孔子，曾被围困在陈蔡之地达七天之久，差点被饿死。 当下也一样，戴顶“帽子”，别人会嫉妒你，凭啥比我强；没有“帽子”，人家又笑话你，混的不如我。“气人有，笑人无”，唉，人难做呀！ 这么说，孟子平时也可能像先师孔子一样，不戴这顶“礼帽”。 仅在周游列国、四处游说等正式场合，才戴上“章甫之冠”。 我觉着，日本设计师加藤仓吉是被五角券“财神爷”头上那顶“帽子”带沟里了，被动地设计出两个不一样的“孔子像”。 四、“丙号券”百元纸币背面为啥换成“粮仓”图案？ 康德五年（1938年）发行的“乙号券”百元纸币，背面图案是“牧羊图”。 可是，康德十一年（1944年）换版发行“丙号券”时，原来“乙号券”背面的“一群羊”换成了“粮仓”。 这一变化，应为“满洲中央银行”顺应社会形势的一项重要举措。 1、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上民族文字是“满文”还是“蒙文“？ 在这儿说纸币民族文字，与“丙号券”百元纸币更换背面图案有关系吗？ 你别说，还真有点关系。前年，有位微友与我探讨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上民族文字问题。 我原以为纸币印的是满文，《百度》AI也说“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上的文字是满文，而不是蒙文”。 这位微友告诉我，纸币上民族文字是蒙文，而不是满文。 我不懂满文和蒙文，就把印有蒙文“蒙疆银行”纸币与“满洲中央银行”纸币放一起比对，发现两种纸币虽然民族文字字体不同，字形则高度一致。 由此推断，二者是同一种文字，微友说法是对的。 对于微友提出伪满洲国是“满族名义的地盘，为什么不用前清的文字”问题，我回复如下： 与微友交流使我获益匪浅，特别是弄清楚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印制蒙文一事，终于解开我的心中之谜。 2、“乙号券”百元纸币为啥印制“牧羊图”？ 在《伪满洲中央银行那些事儿//货币（十四）》一文中，我曾对“乙号券”百元纸币“牧羊图”做过如下分析： 一是日伪当局期望东北百姓如绵羊一样温顺；二是用羊群图案彰显伪满洲国畜牧业发展成就；三是出于“滿蒙一体化”需要，把“牧羊图”印在了“乙号券”百元纸币背面。 “乙号券”百元纸币背面印上蒙文，再搭配蒙古高原“牧羊图”，日本意欲“满蒙一体化”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从钱币设计角度看，“乙号券”百元纸币正面“孔子像”与供奉孔子“文庙”搭配，合情合理；背面蒙古文字与“牧羊图”搭配，也顺理成章。 3、“丙号券”百元券背面图案为啥改为“粮仓”？ 由前几篇文章可知，“丙号券”正面保留了“乙号券”图案；背面图案由“牧羊图”改换为“粮仓”。 对于“粮仓”，我并不陌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随家下乡至榆树县秀水公社治江八队，屯里人称“老龙岗”。 为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生产队就在“场院”修建“战备粮仓”，俗称“粮囤子”。 修建方法是：先用谷草裹着黄泥编织“围筒”；再用长木杆、柳树条或高粱杆搭圆屋顶架子；最后将谷草并排苫在屋架顶部，四周抹上黄泥，安上门窗，齐活！ 有意思的是，当年“四害之一”麻雀（俗称“家贼”），冬天就躲在这些“粮仓”屋檐下。大我六岁的哥哥，时常带着我到“场院”里的“粮仓”打鸟。 天黑后，拿手电筒往“粮仓”屋檐上晃，麻雀见光便一动不动。此时，我哥便用“弹弓”把它射下来，拿回家放进灶坑一烤，吃着那叫一个香啊！ 有点扯远了，咱接着讲“丙号券”百元纸币背面图案为啥选择“粮仓”？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华战线拉长，对粮食需求日益紧迫，日伪当局视粮食保障为第一要务。 为此，伪满洲国开始组建“农事合作社”（后改组为“兴农合作社”），以掌控农产品储藏、加工及销售、“粮仓”建设及农村金融等农村经济命脉。 1938年，即“丙号券”百元纸币发行那一年，伪满洲国开始经济统制，统筹粮食购销。 1939年起，实行“粮谷出荷”，对粮食进行强制性收购。 1940年3月，伪满洲国公布《兴农合作社法》，将“农事合作社”与“金融合作社”合并为“满洲兴农合作社”，以进一步加强对农产品统制与掠夺。 伪满洲中央银行把“粮仓”印在“丙号券”百元纸币背面，说明保障粮食供给已然成为头等大事。同时，也预示着伪满洲国末日来了。 就写到这里吧，下一篇接着说伪满洲中央银行那些事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