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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史 韩松《艾滋病，一种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的“乌/恶托邦” 文 / 曾佩婷 中国的科幻故事由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开始，直至韩松所想象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又名：2066年之西行漫记）》（2000），都贯穿着富政治倾向的“乌托邦”（Utopia）主题。然而，刘慈欣的网络小说《中国2185》（1989）作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开山之作[1]，却对“乌托邦”有更复杂的思考，呈现出一幅“乌托邦”与“恶托邦”（Dystopia）交织的想象图。而这种《乌托邦的变奏》，同样也展现于韩松的作品中。本文尝试透过韩松《艾滋病，一种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2002），来探讨中国科幻新浪潮小说中的“乌托邦”与“恶托邦”的辩证关系，以及其中对全球科技高速发展的反思。  《新中国未来记》  《火星照耀美国》 韩松在2016年至2018年间出版了《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展示出他对医/病这五四以来的母题的兴趣，王德威甚至认为韩松透过离不开医院的主人公，是“写出另类鲁迅式'铁屋子’的寓言”[2]，这一铁屋子更是宇宙层级的。韩松对医/病主题的兴趣由来已久，曾写过不少有关瘟疫的科幻故事[3]，如《非典幸存者联谊会》《艾滋病：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青岛之旅》，而其中《艾滋病，一种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下文简称《艾滋病》），則写了另一大型“铁屋子”——艾滋病横行的地球。如果说《医院》三部曲中所展现的是“整个宇宙都是医院”[4]，人人都有（或被认为有）病，但有医院“救活人，更救死人”[5]，建构出一个凡病可医的“乌托邦”，又是被医疗科技控制的“恶托邦”；那么《艾滋病》透过想象改变艾滋病传播的方式——主要由体液传播变为空气传播，所展现的则是整个地球都是病，人人都有（或即将有）艾滋病，却没有拯救，从而建构出一个平等而狂欢的“乌托邦”，又同时是不平等而暴虐的“恶托邦”。  韩松《医院》三部曲 一、平等而狂欢的“乌托邦” 自从1981年，于美国洛杉矶发现艾滋病的“零号病人”（patient zero）是性生活活跃的男同性恋者，并陆续发现更多男同性恋者的病例后，艾滋病一度被西方媒体标签为“男同性恋瘟疫”（gay plague）[6]，患者亦受到多方面的歧视。在西方宗教观念的影响下，艾滋病轻易地被刻上与男同性恋相同的道德烙印——“耻辱与罪相连”[1]，甚至被认为是来自上帝对罪人的审判[2]。另一方面，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为性接触，因而使性的意义从交配与愉悦等意义中剥离，却被视为传播链的关键。因此，艾滋病的出现，使得性被附加更严格的道德及“规范”意义，似乎要把性限制于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之中。除此以外的性，都被视为不正常的，他们的血与性液都被认为是受污染且致命的[3]。  当时媒体有关“男同性恋瘟疫”的报道 然而，在韩松的科幻想象中，艾滋病病毒的基因在抗艾滋病药物的长期压抑下产生了突变，不但抗药性极强，生命力也同样极强，并能依附在支气管的分泌物中，透过空气传播和扩散。艾滋病因而由性病变为流行性感冒般的疾病（仍是致命的绝症），其后更迅速发展成全球性的瘟疫。这使艾滋病从“小众”的病变成“大众”的病，甚至是一种“平等”的病：感染不分国籍、种族、阶级、性取向，艾滋病前人人平等。艾滋病患者因而能从道德隐喻的审判中释放出来，以致消解了歧视的屏障。就如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在染病前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志愿者，却一直得不到女友的理解，更吵着闹分手，直至女友都感染上艾滋病，他们俩不但因而和好，感情更日益加深，以致男主人公直言“虽然不幸罹患了绝症，心头却也有一番喜悦”[4]。他这种“喜悦”的因果辩证在这个绝症横行的空间中，难免召唤出一种诡异的天下大同的“乌托邦”想象。  另一方面，艾滋病的道德隐喻因“平等”感染而被全面剥落，不但消弭了对男同性恋者的歧视，同时也解除了对人的性放纵的限制。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感染艾滋病后，立刻进行了他们第一次的性爱。而社会上更有许多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男性，把所有存款都用作嫖妓，“反正现在也不用怕得艾滋病了”[5]。在性放纵解禁的“乌托邦”中，“在全人类面临灭绝的最后关头”[6]进行最后一场的性爱狂欢，使得世界成为一个“性爱乌托邦”。 二、不平等与暴虐的“恶托邦” 纵然在韩松笔下，艾滋病变成一种具有平等感染机率的疾病，然而文中西方的富人们，能动用私人财富来购买昂贵的太空服，甚至有财力（和人脉）找NASA的专家来设计全密封的房屋，不但减低感染艾滋病的机率，增加生存机会，还可在不戴防护面具下自由地正常生活。这种因贫富悬殊而构成的不平等的生存机率，显然是要揭穿透过空气“平等”地感染艾滋病的“乌托邦”假象。虽然艾滋病的道德隐喻因其传播途径改变而被剥落，瓦解了过往患者被歧视的情况，使“'歧视’这个词永远从艾滋病字典里消失”[7]，世界俨如一个全球平等的“乌托邦”。 但实际上，艾滋病在富人的生存率较高，以及扩散速度不一的情况下，构成了新的歧视：“如今，只有那些还没有感染上病毒的人，才会遭到人们的白眼”[1]，不但暴露了天下大同的“乌托邦”想象的虚妄性，还剑指着全球贫穷悬殊的问题，使世界在感染机率平等的“乌托邦”与生存机率不平等的“恶托邦”之间构成强烈的反差。 再者，由于大部分人都平等地感染了艾滋病，曾经被众多道德与公共卫生的枷锁捆绑着的性空间一下子被开放了。然而，伴随着性空间的开放，还有许多过往被道德与法律所压抑的、束缚的力量，都在这狂欢的“乌托邦”中破壁而出，各种罪恶与人性的黑暗面都在这解禁的空间中狂暴而动，打砸抢烧、奸淫掳掠，甚至警察们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明火执仗的强盗”[2]，在这个个人与全人类的末日中，构成一幅狂欢的“乌托邦”与暴虐的“恶托邦”交织的图景。 三、全球科技发展的隐忧 在地球这间“铁屋子”中，有识之士不间断地发明新科技来解决问题，但这些新科技却同时创造着新的问题。就如小说中人发明抗艾滋病药来抑制病情，却遭到病毒的反扑，变种成超级病毒，致使人类面临灭族灭种的危机。尽管小说中的艾滋病发生了基因突变，但其潜伏期长的特征仍保留着。在“没有几年好活”[3]的病发与死亡威胁恐惧的折磨下，有人选择在性爱中狂欢，有人选择在罪恶中放纵，有人选择提早与全世界的人同归于尽。正如小说中一个叫“末世”的恐怖主义组织，计划用核武毁灭世界，透过“死在自己创造的先进科技手段上”[4]，来在艾滋病横行的“铁屋子”中获得战胜艾滋病的“精神胜利”感，从中不难发现一百年前的那个阿Q的身影，“儿子打老子”胜利的呐喊言犹在耳，在这艾滋病的“铁屋子”中回荡着。   然而，“铁屋子”中仍有一些有识之士心怀希望，尝试利用医学、基因改造和人工芯片来“救救孩子”。小说中的有识之士拿新生婴儿作实验，除了让婴儿服用抗艾滋病药物（讽刺地，这是让艾滋病病毒变种的原因），还在大脑中植入芯片，使他们迅速发育和学习，期望他们在夭折前繁衍后代，延续人类这个物种，甚至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但有识之士的实验终归失败，在人类新的科技应用下，艾滋病的基因衍生出新的突变，潜伏期大大缩短，发病的速率也加快，以致被用作实验品的婴儿在出生两个月便死亡。换句话说，“救救孩子”的计划却变成了“杀害孩子”的实验。鲁迅一百年前在《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呐喊，不但变得“空空洞洞” [5]，还在韩松笔下变成“自以为本人已经得到了拯救或者从来就不需要别人来拯救而唯靠他才能拯救别人”[6]的人高傲的“斗胆放言”[7]。而这些在“铁屋子”中呐喊要救人的生物学家更被作者嘲讽为“邪教首领” [8]，从而讽刺人类依靠科技就如迷信邪教一样，何况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1]，还害死了无数婴儿，藉此暴露有识之士与科技不僅救不了人类，更苦害、扼杀了全球人类的未來。  小说最后却留下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人类发射了一艘宇宙飞船，到太阳系外去寻找救兵。可是，诚如鲁迅《狂人日记》的结局是写在小说的开首，若回到韩松《艾滋病》的开首句，“艾滋病被发现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的那一年，跟日本宇航员首次进入太空是同一年”[2]，便能知道这个寻找救兵的期许与“救救孩子”的盼望，都同样会落空在无垠的宇宙中。而这新航天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甚或成为下一轮的施害者。 结 语 鲁迅与韩松的作品隔着一个世纪的银河遥遥呼应着，鲁迅透过华小栓的病与药，来在“铁屋子”中呐喊几声，试图唤醒其中几个昏睡的人，透过揭示病因来疗救他们的灵魂。韩松也透过全球的病与基因工程对人类的改造，来在全球瘟疫的“铁屋子”中呐喊，尝试透过揭破科技“乌托邦”的面具，来警示科技发展失控的末日景象。然而，鲁迅和韩松都有相同的反思，在救人的美好愿景下，掩映着害人的身影，诚如“乌托邦”与“恶托邦”的辩证关系。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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