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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的悲哀里 10月中旬的一天，《中国呼声》的主编格莱尼契突然告诉我， 鲁迅病情严重。 格莱尼契是美国进步新闻记者，他办事慎重细致， 讲话不多，当他要我们写文章，或者要修改我写的文稿时，却总是 用商量或征求意见的态度。我认识他，最早是杨潮给我介绍的。 那一次的见面，也是在霞飞路杨潮家里。他和我讲到鲁迅病情的 时候，嗓音嘶哑，几乎流了眼泪，他是一位真正热爱中国的国际友 人。他两眼凝视着我，要我把这一不祥的消息告诉所有的中国革 命作家。他把“所有的”这几个字重复了两遍。他的心情，我当然是能够理解而又感到惭憾的。 当天我就去找周扬，但只有苏灵扬 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因为当时我想只有沙汀 也许可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 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我告诉他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 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 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 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 去了。 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我都不能去， 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是否还有叶以群、何家槐，我记不清了)代表我们去向遗体致哀。 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 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 沙千里还告诉我们，从鲁迅去 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 丧事。所以，他要我们特别保持警惕。 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 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分别联系，大家的 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 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 都不敢捣乱。 但是，鲁迅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所以从他去世以 后，外国记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几家日文报馆 的记者，就一直赖在鲁迅寓所的门口不走，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到 虹桥公墓，还有一大段路，假如在出殡路上有反动分子出来捣乱， 问题就难办了；加上送殡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看热闹”的人一 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 于是一方面由孙 夫人以治丧委员会名义要求工部局维持秩序，同时，通过“文委”所 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 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 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 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 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 这是一次“四一 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 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 鲁迅 逝世以及出殡前后的情况，当时，上海中外大小报纸上都有很详细 的报道，但其中也不免有不实和杜撰之词。 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 生》中有一段详细的叙述： 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 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 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 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 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 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 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在宋庆龄帮助下，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包括蔡元培、 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萧三、胡风、周 作人、周建人等。 在商定名单时，冯雪峰提了毛泽东的名字，宋庆 龄也表示同意，但当时一般报纸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 日新闻》在这一报道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会委 员。 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对革命人民来说，这也成了一次最有力的革命大检阅。 这儿还得补写一笔，就是21日我到电影界去组织 送殡群众时，要求参加的人比我们设想的要多得多。特别是程步高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上次请马莱爵士和古久列吃饭，忘记带个 摄影机，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大场面拍下来。”张石川欣然同意，并慷 慨地给了两盒胶片。 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放映的那部短纪录 片就是他和王士珍拍下来的。 鲁迅去世那一天，《光明》十一月号已经截稿待发，洪深和沙汀 商量后，决定立即组织稿件，增加了悼念特辑。我也写了一篇悼文 《在大的悲哀里》。 西安事变 全上海、全中国“在大的悲哀里”;也正在这个时候，在遥远的 中国西北角，正酝酿着一件覆地翻天、扭转乾坤的大事件 西安 事变。 谈到西安事变，很自然地会想到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 但事实上，为了粉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国民 党内各阶层和军队的争取工作，应该说在“八一宣言”发表后就开 始了。 毛泽东早就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 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他还严肃 地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联名发表了《致东北军全 体将士书》,申明党的主张，表示愿意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 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其实在东北军中要求抗日的情绪是非常 深切的。除这以前的马占山、李杜等人之外，早在长征以前，在中 央苏区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率二十六军一万 余人在江西起义就是一个例子。) 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与各路地方 军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而当时在西北“剿共”最前线的却正好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过去与冯玉祥有过关系的杨虎城领导的西 北军。这两支部队在与红军作战中屡受挫折，特别是吴起镇一仗 对张学良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同时，历次作战中我军的优待、释放 俘虏政策，在这两个军队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特别 是中下级军官目睹日军席卷华北五省，而蒋介石还要驱使他们与 红军作战，所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口号在张、杨部下已经传 播得很广。 由于上述情况，张、杨两军的中下层军官早在“八一宣 言”以前，就不断有人经过曲折的途径要求与我党建立联系。杨虎 城本人在大革命时期已结识过一批共产党人，受到过一定的革命 思想影响。 我党中央就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派遣了一些干部如王 炳南、汪锋、李克农、刘鼎等，分别和张、杨两军将领有联系的进步 人士进行联络。 杨虎城部队和我们的联系比东北军还早一些，例 如1935年秋，我方代表南汉宸已派人把“八一宣言”送给了杨虎 城，并得到了杨的赞同。 同年冬，毛泽东还派汪锋带了他给杨虎 城、邓宝珊、杜斌丞的亲笔信到西安与杨虎城、杜斌丞等作过多次 会谈。从这以后，事实上西北军与红军之间已在暗中达成了互不 侵犯的默契。 1936年3月，李克农奉命到洛川与张学良和他的亲 信王以哲会面，和东北军也初步达成了互不作战的口头协定。 在这里，还该说明一下，“八一宣言”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 从莫斯科发出的，当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不会不感觉到事态的 严重。 因此，1935年秋，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曾不 止一次向我驻国际代表团进行过试探。这样，中共中央就派当时 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到南京和国民党直接谈判。 这是蒋介石惯用 的一种外交权术。他这样做，一方面给苏联以一个国共有可能合 作抗日的印象；另一方面是向美国暗示，他正在准备抗日，以期获 得更多的援助。 由于这是一幕毫无诚意、故弄玄虚的丑剧，因此潘 汉年与陈立夫在南京的谈判很快就破裂了。与此相反，为了团结抗日，争取国共第二次合作，“八一宣言”之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 系列真诚而果敢的措施： 1936年1月，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3月，中央派李克农到洛川会见张学良，传达了中共愿意和东 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 4月9日，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亲自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 制下的延安，和张学良进行了诚恳的会谈，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 势，谈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有迫使蒋介石参加抗战的 可能； 八九月间，经张、杨两方的同意，叶剑英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作 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疏解张、杨之间的某些矛盾，并帮助他们培 养军政干部。 这样，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 取得了胜利。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民族 统一战线，开始建立了起来。 当然，这种敏感的局势蒋介石是不会不知道的。只是由于 1936年的夏秋之间他正处在一个十分头痛的困境之中，一时还腾 不出手来对付就是了。 “一二九”之后，全国各界救亡运动风起云 涌，势不可挡；在1936年的六七月间又出现了所谓“两广事变”,迫 使他把主要的嫡系部队南调；加上8月间西安的国民党省党部逮 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派兵包围了 省党部，搜缴了国民党特务所有的秘密档案，然后，再电告蒋介石 “自请处分”,蒋也只能批了一个“应免置议”的复电。 直到蒋采用 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传统伎俩平息了“两广事变”之后，他于 10月、12月两次亲自飞到西安，妄图以他的权威和兵力消灭使他 寝食不安的西北的抗日力量。 张学良、杨虎城虽已下定了联共抗 日的决心，但对蒋介石还存有一些幻想，对于如何逼蒋抗日的方针、政策也还没有认真考虑。而蒋介石两次到西安却自认为已经 有了解决张、杨两军的充分把握。 因为“两广事变”解决以后，他就 把调到南方去的嫡系精锐部队(约计三十个师)陆续调回到平汉线 至郑州一带。所以蒋介石一到西安，就向张、杨正面摊牌。他提出 了两个方案，逼迫张、杨选择。 第一个方案是要张、杨服从“剿共” 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 第 二个方案是：如他们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驻 福建、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表示 绝对不能接受这两个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张、杨已被迫到 除了“逼上梁山”之外，再无其他选择的境地。 张学良下定决心向蒋表示，他们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 北。 但是由于张、杨思想上的局限性，因此他们一方面表示要坚决 抗日，而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则采取了“苦谏”乃至“泣谏”的方法。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进行了一次“涕泣陈 辞”,他想以“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慷慨陈辞，声泪俱下，其 结果却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训斥”。 “劝谏”毫无结果。正在这个 时刻，又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七君 子”(原定还有陶行知，因陶已出国未遭逮捕),引起了全国救亡运 动的进一步高涨； 二是12月9日，在党的地下组织和当地进步人 士领导下，西安市一万五千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爱国请愿运动，这支队伍立刻遭到了国民党宪 警、特务开枪射击，不少学生受伤。 这时，学生群众决定步行到五 十里以外的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闻讯惊恐万状，电 令张学良派兵弹压。 张学良赶到十里铺，站在土台上向群众讲话， 他说：“我张学良讲话是负责任的，一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 这 句话感动了学生，但也激怒了蒋介石。至此，张、杨感到慷慨陈词、 委婉劝说都已经不能动摇蒋介石的“剿共”决心，于是他们就被迫做出了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决定。 这样，从12月12日起，到12月25日，从“捉蒋”到“放蒋”,中 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史剧“西安事变”开始了。 西安事变是一出情节复杂的传奇，国共之间、日本与英美之 间、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一切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西安。在这儿 我没有可能和必要记述事变的经过，我只能说一下我们在上海突 然碰到这一冲击波之后各方面的反应。 蒋介石在西安被捕这一消息，我是在13日上午才知道的。我 从钱亦石家里出来，埋头疾行，忽然迎面而来的一个人紧紧把我抱 住，使我大吃一惊。 这个人原来是石辟澜，他两手发抖，嘴里一直 在说：“好极了，真痛快!” 我怕引起路人的注意，把他拉到一边，问： “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 他用发亮的眼睛盯着我，以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你还不知道? 蒋介石抓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 “一个可靠的朋友说的。今早上外国电台都广播了。” 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我来不及和他详谈，就打电话问了胡愈之 和蔡叔厚，他们都说这是事实。 我花一块钱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赶 到福煦路绍敦公司去找蔡叔厚，他正在卧室里用日本话打电话，好 像是在谈一桩代装发电机的生意。 等他挂上电话，我问：“这件事 你从哪个来源知道的?” 他看了看表，似乎怪我耳目不灵，说：“从今 天一早起，所有外国电台都广播了。不过，报道的内容很不一致， 有的说蒋受伤后被捕，有的说红军已经到了西安。” 我乍听到这一 消息的时候，真有点不敢相信，经他再三说明后，又觉得兴奋到不 能克制自己，认为这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蒋介石的末日终于到 来。 而蔡叔厚却比我沉着得多，他关上了门，然后说：“大家都很高 兴，可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真相还不清楚，外电所说有些话也互相矛盾。究竟是张学良、杨虎城干的，还是我们也参加了?” 我说： “那我去找找史沫特莱，她可能知道得多一些。” 蔡叔厚又笑了：“你 怎么的?史沫特莱早已经到西安去了。这一次可真给她碰上了。” 我们俩人相对无言，因为“怪西人”事件以后，蔡也和他的上级断了 关系。 我生来不会喝酒，从来也没有喝醉的经验，可是这一天，真有 点像喝醉了酒的感觉。从绍敦公司出来，无目的地向东走，去找了 叶以群、王尘无，他们都和我一样，毫无所知。已经近中午了，尘无 还躺在床上。我把消息带给了他们，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现在 想想，那时的确是兴奋过度，只为蒋介石被捕而高兴，根本没有想 到这样一件大事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在以群家里吃了 饭，在回家的路上看看市面上毫无变动，又怀疑自己是在作梦。 下 午，施谊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说：“闹翻天了，你还坐在家里!快 来!一起谈谈!” 我急忙赶到萨波赛路，我一上楼，施谊就吩咐他的 女佣人不论什么人来，就说我们都出去了。蓝兰殷勤地给我倒了 一杯咖啡。说：“你们谈，我给你们放风。”就出去了。 施谊用沉重 的口吻对我说：“西安的事，你一定已经知道了，可是，现在出了一 件怪事”,我茫然不解。 他接着说：“方才苏联塔斯社发了一条消 息，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受了日本的策动而干出来的，这实在太奇 怪了。” 他讲话时脸都涨红了，似乎有一肚子气。我也不相信自己 的耳朵。 施谊拿出一张记录的纸条，补充说：“这条电讯一开头就 说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还说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 里暗藏着一些日本特务，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这个口号， 制造中国的混乱，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 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故苏联决不为这种阴谋所 利用，也不会给予任何支持。” 他把这张纸条递给我，一边说：“这完 全是胡说，八九月间的两广事变，苏联也说是日本煽起的，现在又来这一套，究竟用心何在。” 我把这份记录看了一遍，说：“也可能是 一种表态吧!说明张、杨此举与苏联和中共无关。” 施谊不以为然， “第三国际提出要我们搞统一战线，我们搞了，又反过来说这是日 本特务搞的阴谋，这不是替南京亲日派打气吗?” 我们沉默了好久， 然后施谊说：“你考虑一下，你们是否要表个态，支持张、杨，不同意 塔斯社的讲法。” 这件事我当然不能决定，第二天(14日),我去找 了钱亦石和章汉夫(当时我的工作完全是在救国会和它所属的群 众团体，主要是为“七君子”事件而奔走，文艺方面的事除偶然写儿 篇短文外，几乎完全没有管),相互汇报了所听到的情况外，三个人 都像猜谜一样地研究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 钱亦石说：“这件事已 经传开了，章乃器、王造时系统的人都大惑不解，他们还说：'毛泽 东九月间托人转给章乃器和陶行知等人的亲笔信还说他们支持 张、杨反蒋抗日，那么现在对苏联塔斯社的讲法究竟怎样来判断 呢?从毛泽东的来信可以看出，中共和张、杨之间是已经有了联系 的，这怎么能说是日本挑动的呢?'” 由于章汉夫在美国工作过，知 道一些共产国际和它所属支部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推他去向救 国会的领导人做一些必要的解释。 当时，我们的确处于一种很困 难的地位，既要支持救国会的争取张、杨抗日的主张，又不能否定 塔斯社电讯的说法。 章汉夫和我一起去找了胡子婴和张志让，只 能说我们还不了解西安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坚决主张和张、杨 联合抗日；有些年轻人要到塔斯社分社去提抗议，我们还是劝他们 暂时不去为好，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共方面一定会发表他们的 意见的。 这时，上海的进步青年完全像发了疯一样，有人在墙上写 “杀蒋介石以谢天下”的标语，我们也未能制止他们去向塔斯社分 社提抗议。 后来，据胡子婴说，有一批青年学生把抗议书交给了塔 斯社分社的一个女负责人，她也只说：“我们只发消息，是奉命办 事。” 这个哑谜，谁也不能解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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