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沫若回国 8月2日清晨，潘汉年打电话来，要我下午3时到“老地方”等 他。所谓“老地方”,指的就是上两次和他见面的大光明咖啡馆。 我如期赶到，他已经等在门口。 我们就叫了一辆汽车，他边上车边 对我说：“一个老朋友回来了，就是郭沫若，你和他熟吧?” 我说：“见 过面，但不熟。” 他说：“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我觉得有点奇怪。中日两国已经打起来了，日本人怎么会放他走呢? 潘汉年大概已经料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就说：“这当然是冒险，他太太和孩子们都还留在日本。” 郭沫若住在法租界高乃依路的一家捷克人开的公寓里。汉年 和我走进他的房间，沫若正在和阿英谈话。我和他握手时，他已经不认得我了，汉年赶快做了介绍，他再一次紧紧地和我握手。 我 说：“1923年我们在博多见过，十多年不见了。” 坐下来寒暄了一阵 之后，潘汉年说：“这儿比住旅馆安静一些，但不知道伙食合不合你 的口味?” 沫若只回答了前一个问题，他说：“安静，又意味着寂寞，好在 我流亡了十年，已经寂寞惯了。” 没等他说完，汉年说：“不会，要见你的人太多了，我正在发愁， 怕你太劳累。” “这次我回来，不是易地疗养，也不是图安逸，一个人住在这个 大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会感到孤独…… ” “所以，我把夏衍找来了。关于上海文艺界，特别是文化界救 亡协会的事，你可以问问他，至于日常生活方面的事，已经和林林 他们讲好了，每天会有人来替你料理的…… ” 十四年前，我到博多去看他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豪放和爽朗。 现在呢?经过了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十年的流亡生活， 尽管豪情未减，但是人到中年(那一年他四十六岁),言谈举止之间 似乎有点凝重和感伤的味道了。 我把上海“文救”组成的经过，目 前实际负责人的情况，扼要地对他作了介绍，最后我说：“假如这一 次国共两党在庐山的谈判成功，那么,这个组织也可能成为统一战 线的团体，国民党方面的人可能会参加进来。” 这时，潘汉年加了一句：“这种可能，前两天已经谈过了。” 沫若反应很快地说：“这些人我倒不怕，怕的是十年前的老朋 友，现在他们是红是黑，是好是坏，我都弄不清了。” 汉年笑着说：“在西安，恩来同志还去看了蒋介石，蒋介石还叫 了一声恩来'同志’呢。今后，夏衍每天都会来，他可以给你当参 谋，那些你真正不愿意见的人，也可以要夏衍替你挡一下。” 这件事汉年事前没有和我谈过，我听着，就了解到这是组织上 决定的新任务了。我想了一下，指着阿英说：“这一类事，杏邮也可以帮忙。” 阿英接上来说：“你们来之前，我正在讲，与其让他们一个一个 地来拜访，不如由'文救’出面，开一个欢迎会，集体见见面，看来国 民党也不敢下禁令的。” “对，也可以壮壮声势，你们先去和振铎、愈之他们商量一下。” 有点使我觉得不解的是沫若讲得很少。冒着险回到祖国，渴 望了多年的抗战终于实现了，这不是他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候么? 为什么会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惆怅的神色呢?我想，他一定是牵挂 着现在滞留日本的安娜和几个孩子吧! 为了使气氛轻松一点，我 们给他讲了一些可能会使他高兴的事，如西安事变中华清池捉蒋 的事等等，他笑了一下，回过头来对汉年说：“可是，现在我们还得 和这种人打交道呢!” 傍晚，林林、姚潜修和于立群来了，那时，汉年、我和他们都还只有一点点工作上的联系，所以汉年和我就告退出来。两个人就 在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了饭。 这时，汉年才把要我给沫若当助 手的任务交给了我。他似乎有点兴奋，话讲得很多，大意是说，郭 沫若是个大作家，而且是个战士，国内外都有影响，在这个时候回 来，对党、对抗战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但是，他究竟过了十年书斋 生活，对微妙的时局、对十年来变化很大的人事，就难免生疏了，因 此，至少在上海时期，要我当他的助手，主要是政治上的助手，至于 生活方面的事，林林他们“质文”社一帮人会来照顾的。有些人要 来看他，你可以把这些人的政治态度讲一讲，让他谈话时有个底。 来看他的人一定会很多，他有各方面的朋友…… 我急于想知道他这次回来的经过，汉年不做正面回答，只说： “他是下了决心的，可是一上岸，就碰上了国民党方面的人，这可能 是驻日使馆向南京发了电报，他是27日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才知 道，把他从沧州饭店搬到这儿，知道他住在这儿的人还不多，阿英、 沈起予，还有林林他们。我已经报告了中央，这几天，你可以把其 他的事放一放，有要研究的事，打电话给我。” “这当然可以，不过我和他阔别多年，生疏了。而且，我看他似 乎有什么心事似的。是不是安娜他们出了问题?” “这是个难以两全的事情，也有可能。可是，事到如今，只能用 一切办法使他宽解。他写了几首诗，会给你看的。” 过了两天，他果然给我看了他写的诗，其中一首他步了鲁迅那 首名诗的韵：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他说：“步鲁迅韵，因为我非常喜欢鲁迅那首原诗。” 还说：“那首诗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 并且表示：“我的和作是 不成气候的。”这些话，不单表明了他对鲁迅的崇敬，而且的确也表 明了当时“别妇抛雏”的情绪。 消息一传出之后，来看他的人就多了，除了郑伯奇、张凤举、沈 尹默、沈起予，还有叶灵凤、陶亢德……等等。 我和阿英轮值，几乎 每天都去看他一次，并把他的情况随时告诉汉年。 当时的形势是： 华北打起来了，国共合作依旧在谈判中。他拒绝了要他去南京的 请求，汉年又没有和他谈今后的工作。所以，尽管林林、于立群、姚 潜修、还有郁达夫的侄女郁风等来看他时，也谈得很高兴，但是他 的那种彷徨寂寞的心情还是掩盖不住的。 这一段时间里，有几件可以一记的事。 首先是张发奎来看他， 邀他去游了嘉兴的南湖。张向华是他北伐时的老友(但在南昌起 义时他们分了手，距离此时正好也是十年)。陪他一起去的是不是 林林和姚潜修，我记不清楚了。 来探望他的还有两位女士，一位是锦江饭店的店主董竹君(她 和沫若是同乡，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大概是看到这家公寓的饭菜 不好吧，所以常常给他送来名厨烹调的四川菜，这使沫若非常高 兴。他对我们说，他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居然遇到了“漂母”。 另 一位是黄定慧，她是北伐军中的女兵，“四一二”以前是党员，南昌 起义后也曾和沫若有联系，随部队到潮汕，现在是上海名律师陈志皋的夫人。 沫若在《革命春秋》中写到过她，原来他回到上海之后， 才发觉把他的一支黑色的派克笔丢在日本了，所以定慧特地送了 他一支派克真空笔。前面引用过的诗中所说的“投笔”,以及《革命 春秋》中所写的“黑色的笔”,就和这件事有关。 我还记得，黄定慧 还带了一位西装裁缝来给他做了一套西服。这两位女士都是我们 的熟人，那时的锦江饭店还是一家不大的川菜馆，在白色恐怖严重 的日子，于伶、章泯和我常常可以借她的菜馆碰头、开会、乃至“挂账”(实际上这种账是不会还的)。黄定慧和陈志皋也和进步文化 界有来往，我在《包身工余话》中所说的“C 律师”,指的就是他。 沫若回到上海大约十天后，潘汉年向沫若和我传达了恩来同 志的口信，由于当时已经考虑到《新华日报》不可能很快出版，所以 明确地决定，由上海“文救”出一张日报(这之前，救国会有一份不 定期的会刊《救亡情报》)。 于是，我们和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等 商量后，决定出一张四开的、有国民党人参加的、统一战线性质的 “文救”机关报，由郭沫若任社长。 为了争取公开合法，在得到了 “文救”的同意后，8月中旬，沫若、汉年和我三人直接去找潘公展。 在上海这个地方，这可以说是十年来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对话。 在这次会谈中，潘公展同意了发刊《救亡日报》,决定这份报纸以郭 沫若为社长，国共双方各派总编辑一人(夏衍、樊仲云),并各出五 百元作为开办经费。于是，《救亡日报》就于“八一三”之后不久的 8月24日出版。 这短短的几天，真可以说是风云激荡的时刻： 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抗日战争； 8月14日，蒋介石发表“自卫宣言”,同日，国民政府同意工农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1日，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拖延已两个月的“中共中央 为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从1935 年8月1日中共提出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主张算起，历时两年又 一月二十三日，总算才达到了目的。 这之后，我把“救国会”和“文救”方面的日常工作交给了阿英， 替郭沫若当助手的事，也和编《救亡日报》的事联系起来了。 “八一 三”以后，高乃依路郭沫若的寓所门庭若市，其中有许多人是他北伐时期的旧友。 值得一提的是，陈诚从前线派了一个过去认识郭 沫若的参谋来访，代表陈诚请郭沫若给他组织三个战地服务队，分 别到陈诚总部和张发奎、罗卓英部队负责宣传服务工作；每队三四 十人，人选一律由郭决定，生活费及服装均由军部供应。 对这件突 如其来的事，沫若开始有点踌躇，后来说，他到上海不久，情况不 熟，要求让他考虑两天再做答复。 当天晚上，他约了汉年和我商 量，汉年说：这件事是恩来同志在庐山和陈诚谈起过，但由于另一 个问题而没有落实；这就是国共双方有一个口头协定，即一方不在 对方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 现在既然陈诚提出来了，我们就可以 同意，组织一批爱国的革命青年到国民党部队去工作，不仅可以在 战地群众中做些宣传、组织、服务工作，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也 可以交些朋友，加强团结救亡的教育。 这样，再由汉年和我约了刚 从苏州释放出来的杜国庠、左洪涛和钱亦石、阿英等人开了一个小 会，由于“八一三”之后不久，戏剧界已经由于伶、张庚负责，组织了 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到后方去进行宣传工作，文学、戏剧、音乐方面 的骨干大部已陆续或即将离开上海，所以，这次组织战地服务队， 主要要从过去和“社联”、工会、青年团有关方面物色人选。 钱亦石 自告奋勇地要求参加，并说：单从“职救”、“教救”和难民救济会这 几方面，招一二百人没有问题，要紧的是防止坏人混入这支队伍。 当时决定，这件事由杜国庠、钱亦石和我三人负责。 事实上我因 《救亡日报》的事情太忙，工作做得不多。最初拟由我们三个人分 别担任三个队的队长，后来也因为我离不开《救亡日报》,而另由左 洪涛担任了队长。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要求参加的人十分踊跃，我 们有了从政治上进行挑选的可能。当时前线战局紧张，这三个队 组成后，郭沫若把队长和队员的名单交给了陈诚的参谋。这时正 是外国报纸所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时期”,所以这位参谋 接过名单看也不看，就把一笔筹备费交给了沫若，急急忙忙地问哪一天可以出发。 为此，我们在大陆商场楼上由郭沫若主持，开了一 次动员大会，沫若作了形势报告，并根据他过去当过北伐军政治部 主任的经验，对队员们提了一些组织纪律方面的要求。 散会之后， 当天晚上潘汉年又约了三个队长(杜、钱、左)和我开会，宣布了一 条纪律，就是前面讲到过的国共谈判时两党之间有一项默契，双方 都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党员。所以，战地服务队虽则不算正规军， 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三个服务队中的党员不公开党的身份， 不发展党员，也不和所在地方的地下党发生联系。 当时还没有“隐 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但是这种 策略，汉年讲话中是交代了的。 这三支队伍到1938年因杜国庠参 加了政治部第三厅、钱亦石病逝，两个队进行了改组，只有在张发 奎部的左洪涛那一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参加服务队的，除三 位队长都是党员外，我记得起来的党员也还不少，如刘田夫、陈国 栋、杨应彬、何家槐、孙慎、林默涵……等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