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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再记述一下救亡演剧队。 这是在演出《保卫卢沟桥》 的后台提出来的，在当时那种抗战热潮中，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戏 剧、电影、音乐界的响应。最初决定组织十二个队，十个队分赴各 个战场，两个队隐蔽在上海，后来因为大部分人都要求“奔赴前 方”,上海看来也不可能久守，所以留在上海的两个队就不采取演 剧队的形式；这十个救亡演剧队，可以说是“左翼十年”中在上海这 个地方积蓄、成长起来的文艺界的精英。 这只要看一下我还记得 起来的这几个队的队长名单就可以知道的。 一队正、副队长是马彦祥、宋之的， 二队是洪深、金山， 三队是郑君里、徐韬， 四队是陈鲤 庭、瞿白音， 五队是左明， 八队是刘斐章， 九队是吕复(六、七、十队 队长的名字我已经记忆不起来了)。 这十个队转战南北，到1938 年在武汉会师，改编为由政治部三厅直接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经 过三次“反共高潮”的锻炼，一直奋斗到抗战胜利或全国解放。 可是，谁能想到，这十个队战士们在“十年浩劫”中竟被诬陷为“国民党的反共别动队”! 在这段时期内，我曾和郭沫若、田汉一起，到张发奎、罗卓英部 去劳军；也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如欢迎“救国会七君子”出狱 等等。但大部分时间用于《救亡日报》的具体业务。 到10月底，潘 汉年要我到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去，正式告诉我，看形势上海不 能久守，所以恩来同志有电报来，要我在上海失守后，即到广州去 复刊《救亡日报》。 我没有办报经验，同时也有点自信可以在沦陷 区工作；同时，在这三个月内我和沫若接触中，明显地察觉到郭沫 若对他自己今后的工作，还没有打定主意，在性格上，他依旧是个 浪漫主义诗人，他为了“请缨、投笔”而“别妇抛雏”之后，在抗战激 流中，他的情绪却是不稳定的。 当他知道周扬、初梨等人去了延安 (这是潘汉年在8月初告诉他的),他就责怪汉年为什么不让他同 去。 当我和他谈到《救亡日报》经济困难，是否可以派人到南洋去 向华侨筹款的时候，他又毫不思索地说：“我去!那边我有朋友，也 可以做华侨工作。” 总的说来，他有点“前途渺茫”之感。 我把这种感觉到的情况告诉了汉年，他说：郭今后的动向，要等恩来的指示。 这件事可以由他去做工作，而《救亡日报》要由你负责在广州复刊， 则已经确定了的，所以你必须及早做好准备。 当天晚上发稿后，我 把阿英、林林、周钢鸣、叶文津等人留下，把上海失守后《救亡日报》 迁穗复刊的决定告诉了他们，我想了解一下哪些人可以和我同去 广州。 这时，除了阿英已和黄定慧、陈志皋约定，打算在沦陷后办 一家书店，出一份杂志，所以决定留在上海之外，其他的人一律表 示愿意“和《救亡日报》共存亡”,因为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支力 量，来对付国民党的干扰和破坏。 我们决定了以林林、周钢鸣、叶 文津三人为主，准备迁穗的筹备工作。 这之后，沫若的情绪似乎安定了一些，可能是汉年和他谈了恩来同志的意见和想法。有时，晚间也到大陆商场《救亡日报》编辑 部来找我们聊天。这段时间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总是于立群和姚潜 修。 有一次我问立群：“你要求去延安，我已经给你安排了，可能下 个月有机会和两位女同志一起走，行不行?” 她很快回答说：“随时可以走，连冬衣也准备了。” 这样，我就在准备去广州的先遣队的名单中，把她的名字划去了。 组织上决定了要我去广州，当然我也有不少事情要做准 备， ——我也有一个“抛雏别妇”的问题(我母亲已经在1936年8 月在杭州去世)。 一家四口，女儿沈宁已经六岁，儿子旦华则是在 “八一三”后的第二天出世的。好在我在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还有 一点版税，我走之后，还有蔡叔厚等朋友可以照料，可以说是后顾 之忧不大。 成问题的是于伶已经从汉年那儿知道了我要离开上 海，颇有一点舍不得放我远行之意。上海戏剧界的骨干大部分已 经走了， 一旦上海沦陷，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必然要撤离，那时他还 没有和正在重建中的江苏省委接上关系，当然会有任重道远之感。 这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孙冶方来找我，说新成立的江苏省委 由他分管文化方面的工作，所以他希望我留在上海，我告诉他，组 织上决定了我到广州去办《救亡日报》;他不同意，说这是刘晓决定 的，我只能说，请你告诉刘晓，我去广州，也是组织上的决定。 到11月中旬，战火逐渐接近上海，我们决定，派林林、周钢鸣、 叶文津、彭启一等作好先去广州的准备。同时，还去找了一次潘公 展，把郭社长“万一上海失守，《救亡日报》迁穗复刊”的意思告诉了他。 上海不能守这件事，他们肯定是早已心中有数了，所以，当我 问他：“迁到广州后报社经济怎么办”的时候，他就比较老实地和我 说：现在市政府的职员正在闹遣散费，这些事“我实在无能为力 了”。 上海是11月12日沦陷的。前两天，我已请沫若写好了一篇悲壮的《和上海市民暂别》的社论，我记得文中有：“我们只是和你们暂别，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和你们再见之时”的话。 这篇社论 发表在11月11日的报上，记得1945年日本投降，《救亡日报》(改 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之日，我又把这几句话在“复刊词”中重复了一遍。 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 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还有两位救国会的朋友谈话，我参加了 进去。 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钧儒)和韬奋，日 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 退的问题。 因此，我也补了一句，“郭沫若是从日本回来的，目标也不小。” 刘少文拿来了前一天的《新闻报》,查了一下到香港的客轮 班期，从上海去香港的船，几乎每天都有，为了保险一点，觉得法国 邮船公司的“皇后号”比较适当，这是条三万吨的豪华客轮，定于 27日启航。于是汉年立刻就决定赶快去订船票，让韬奋、沫若和 他们的陪同人员先走。 接着，汉年对沙千里和胡子婴说，救国会方 面要撤退的人，请你们两位和愈之商量，先决定名单，然后分批撤 退。 沙千里站起身来了，胡子婴忽然想起似地说，还有一位马老先 生马相伯，前几天我去看过他，他说已经决定经广西去安南，要我 顺便告诉你。 他们走了之后，我把和潘公展的谈话及我们的准备 工作告诉了他，汉年说：“沫若得先走，但让他一个人去香港也不好，你们的先遣队也赶快走吧。年轻人，坐小一点船也不要紧。” 我 问：“你们这个办事处还能……” 他笑了：“当然办不下去了，不过我 们可以'名亡实存’,今后由少文负责。” 刘少文接着说：“这个地方当然不行了，他走后，我们就般家。” 我问汉年：“我什么时候走?” 他说：“等上面决定了，我打电话给你。”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成立以来， 我只去过两次。 我回到大陆商场，林林、钢鸣、启一、文津，还有一个国民党派来的张镛正在等我。我对大家讲了一些鼓劲的话(回忆起来，当时 我也免不了有“速胜”思想),然后宣布了赴港先遣队的名单。 对于 樊仲云和汪馥泉，我说欢迎他们一起去广州，当然这还得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余不能去广州的人，已和救国会方面联系，都可由“文 救”安排工作。 大家情绪很高，当晚就把一部分有用的物资和文稿 清理好，装了两个麻袋，由阿英设法保存。然后由钢鸣领头高唱 《义勇军进行曲》,离开了大陆商场。 对于上海沦陷后的工作，我记得“文救”还开过一次理事会，郭 沫若、胡愈之、张志让、郑振铎、阿英、萨空了……都参加了。 郭沫 若对《救亡日报》决定迁穗的事作了简单的报告，我作了补充，说明 这份报纸尽管移到广东去复刊，但仍拟在报头上标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字样，社长仍由郭先生担任，国共双方的总编辑不变，这张报纸必须坚持团结、民主、进步的方针。 参加的人，除振铎和阿英已决定留在上海之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将陆续撤离，所以 沫若建议，“上海文救”今后在上海的工作，请郑、钱两位和各爱国 救亡团体联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有必要时也可以改换名称，分 散作战。 这时，我记不清哪一位激奋地高呼：“上海沦陷了，但是人心不死，我们一定要筑起一条精神上的防线!” 这句话对我这个即 将离沪的人印象很深，后来我写了一个以“孤岛”文化人对敌斗争 为题材的剧本《心防》,可能与这一悲壮的呼号有一点关系。 11月12日起，上海大小中文报纸一律停止出版，中央社早已 逃之夭夭，中国人办的电台也噤口如蝉。当然，日文报不必说，英 文报也照样出版，但能看外文报的人，究竟是少数。 于是日本人、 汉奸、亲日派就大造谣言，说什么抗战必败，日本政府已经在和国 民党内的主和派对话等等，引起了上海的人心浮动。上海本来有 数十家大小报馆，街道上有数以千计的报摊，——大街小巷叫喊着 卖报的“报童”还未计算在内，中文报纸一下子停刊，必然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失业。 大约在11月底，梅益(当时他叫梅雨，左联盟 员，已和刘晓主持的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和姜椿芳(他原来是中 共东北局的宣传部长，1936年到上海，是通过我接上了组织关系 的)和我谈起了这件事，他们说，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没有一 张报总不行啊，尽管上海周围被日本人占领了，但是租界还是依 旧，看看有没有办法冲破它? 我忽然想起，租界当局不让中文报出 版，主要是怕中文报纸登载对日本不利的消息和文章，事实上，英 文报纸上还不断在发表战事新闻，甚至还在发表世界各国对中日 战争的评论。是不是可以办一张只登外国电讯和外文评论的小报 呢?梅益、椿芳对我这个想法很感兴趣。 事有凑巧，也正在这个时 候，电通公司管总务的赵邦铢有一位替《大公报》招揽广告的朋友 丁君甸，他正为报纸停刊、广告商失业而感到困窘，据说，《大公报》 停刊，印刷厂工人全部失业，于是，这几件事偶然地联系起来，我们 这几个人想出了一个出一张《译报》的计划。那就是由丁君匈拉广 告，可以得到一笔广告费，利用《大公报》停用了的机器，让工人有 活可干。 我们呢，从外国报纸上翻译有关中日战争和世界舆论的 文章，以“为新闻而新闻”的姿态，出一张中文的“述而不作”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纸。这个构想居然得到了文化、新闻界许多人的 同情，《译报》居然很快出版了。 当时的分工是：赵邦锑管总务，丁君甸负责广告，编辑部则是一个集体，姜椿芳译俄文，于伶协助；梅益译英文；我也译一点短稿，另外还有一位姓江的同志译法文，办 公的地方就在《大公报》楼下。 这批“乌合之众”的编辑，大家不约 而同地午后在《大公报》集合。梅益常常早到，先在几份英文报上 把可以译用的消息和文章做一个记号，然后这些“志愿译意”来了 就译，译完了就走。 《救亡日报》停了，郭沫若及林林带领的先遣队 也已经走了，我没有事，就做些画版样、凑补白等等的打杂工作，要 记住这是抗战初期，所以除了印刷工人有一点很低的工资，丁君甸的广告部可能有一点回扣之外，译文章、跑腿，一律都是义务，不仅 没有稿费，连买外国报刊的钱也由各人自掏腰包。 因为这是上海 沦陷后唯一的一张中文报纸，所以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 迎，不仅销路好，而且广告也多。可惜的是正当我们办得高兴的时 候，工部局受到日本人的压迫，不久就被封了。 那时期，上海秩序 大乱，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我一天到晚不知忙了些什么,加上随时 还要等汉年的电话，所以忙忙碌碌、昏昏沉沉，连《译报》哪一天出 版，哪一天被封，现在也记不起来了。但办《译报》是我在上海的最 后一战，这是不会忘记的。 记不起具体日子，大约是12月十六七日，汉年突然把一张赴 香港的船票交给我，并说到了香港，会有认识你的人在码头接你。 一看船票，那是一条名叫“凡提伯爵号”的法国大邮船，还是二等 舱，启航日期就在拿到船票之后的第三天。 我匆匆忙忙地跑到书 店，结算了一百几十元版税，作为安家之用。倒霉的是在公共汽车 上一不小心，被扒手割破衣袋，偷走了六十元，这是我在上海第一 次遇窃，偏偏又在关键性时刻(当时大米是七元一担，六十元不是 小数)。 回到家里，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开明书店的章锡琛、夏万尊 先生，告诉他们，我不日离沪，家属仍留上海，必要时请赐酌情照 顾。我把行期告诉了妻子，她没有意见，两个小孩，当然被蒙在鼓 里。 第二天，我一早出门去买了一点出远门必备的日用品，到内山 书店去还了一笔书债。正在这时，偶然碰上了鹿地亘夫妇。他们扭住了我不放，因为在北四川路一带，日本人都知道他们是反战的 亲华分子，房东怕出事，他们不敢再在日本人区域住下去了，加上 穷，没有钱租房子，要我给他想办法，而且要住在可靠的地方，这真 是太棘手了。 在中日已经全面爆发战争的时候，愤怒的老百姓见了日本人就要打，有谁肯、或敢收容一对日本人夫妇呢?加上我要走了，没有时间替他想办法，幸亏内山提醒了我，说你有没有外国 朋友可以帮助他们? 这时史沫特莱早已北上，有一位波兰共产党 人汉斯 ·希伯和我很熟，但他本人也是工部局监视对象。于是，不 管三七二十一，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们夫妇带到法租界《中国呼 声》格莱尼契的家里。知道了他们的困境之后，格莱尼契和他的胖 夫人二话没说，很慷慨地说：“那就在我们这里住下来吧。”鹿地、池田流着眼泪和我告别。 这一天晚上，忽然想起了于伶，因为他是反对我离开上海的， 于是去向他告别。我们两人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边走边谈，当然，要讲的话是很多的。在阴暗的路灯下，走到午夜才分手。 在一个寒风刺面的日子，大概是12月19日或20日，我一早 起来，收拾了带走的行李，对妻子吩咐了要注意的事情，又轻轻地 在熟睡中的沈宁、旦华额上吻了一下，就直奔公和祥码头。那艘漂 亮的“伯爵号”大邮船装满了急于要离开上海的“难民”(能上得了 这条邮船的，即使是三等舱，都是富商巨贾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家属，按身份都不能用“难民”这个名词来称呼的)。 汽笛发出了钝重的声音，船慢慢离开了码头。黄浑的江面上， 有几艘挂着太阳旗的兵舰，两岸几乎没有行人。出了吴淞口，想上 甲板上去看看，太高兴了，原来潘汉年也在这条船上。我是1927 年5月从日本到上海的，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候，我在这里耽了 十年零七个月。 这十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开创时期，这十年，也是年轻 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粉碎了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时期。 到今年，参 加了筹组“左联”的十二个人，幸存下来的很少，连“左联”的发起 人，在世的也为数不多了，我们算是参加这场斗争的幸存者。我说 不出在这场斗争中牺牲了的殉难者的人名，他们之中有人留下了 姓名，有人连姓名也不被人知道，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的则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不计成败，用血、汗、泪和生命， 和中外反动派作了殊死的斗争，这些青年人走过弯路，也犯过错 误，但是也正是他们，打退了30年代的文化围剿，也就是他们，埋 下了四五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的种子。 毛泽东同志给这些人作了 一个结论：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成(文 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 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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