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子玉 预防宦官之祸是朱元璋个人的主观意志，但明朝的宦官政治却是一个自然形成、壮大到最终失控的过程。这和大明皇帝素质递降、政治失衡直接相关，皇帝需要发展内朝、打造强大的宫廷政治以制衡外朝形成新的政治平衡。 朱元璋在建立大明之后，为了防止历史上女主干政、外戚专权和宦官之祸的痼疾影响大明政治、缩短大明周期，于是就做了各种制度设计进行预防，尤其是针对宦官。 洪武十年（1377）夏五月，有一个在宫中已经服务多年的内侍从容谈起了政事，此事立刻就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警觉，随即就将此人斥遣回乡，并以上谕的方式向大臣们强调：“朕立法寺人不许预政事，今决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因此，明初的宦官数量相当有限，最初也就百余人，而且宦官是归吏部管理的。 为了彻底杜绝宦官干预政事的可能，朱元璋还于洪武十七年（1384）在宫门口立了一块铁牌，在其上刻了“内臣不得预政事，预者斩”的字。 在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是常态化敲打宦官，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将杜绝宦官干政刻入大明的基因。 但大明存在一个问题，在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之后，皇帝的工作量是非常之大，几乎超过了正常人的承受极限，我们以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时间的工作量为例，在这个时间区间，内外各司的奏章一共有1660份，包含3391件事。 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使得一直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的朱元璋也疲于应对，感叹道：“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一周遍，苟政事有失宜...将为四海之忧。” 你想，如此高强度工作就连朱元璋这种强人都应对吃力，何况他那些长于深宫之中的子孙们呢，就算后来发展了内阁，但一个“批红”也足以让他们疲于应对。因此，明朝的皇帝就必然会寻找帮手，而他们所能信任的又只有身边的宦官，于是，司礼监的宦官因为“批红”权自然就成为明朝政治的一部分。 但这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宦官没有文化，不能承担此重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宣宗就不得不在宫内办学，培养能够承担政治任务的宦官，据《明宫史》记载：“自宣德年间创建，始命大学士陈山教授之，后以词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 内书堂，就是宣宗所设的教授宦官文化知识的场所。 你想，宦官长期在宫中这个政治江湖中浸泡，受环境影响早就成为人精，如今又有了文化知识的加持，这些人就必然深度影响大明政治。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之后，明朝诸帝需要以宦官代理皇权以制衡外朝。再详述这一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朱元璋时期的政治。 洪武时期，由于事务的冗杂，朱元璋虽然严厉禁止宦官干预政治，但有时候还是不得不对近身宦官分配一些工作，甚至涵盖了外交、经济、军事、政治等各个层面。 先说外交：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以宦官金丽渊出使高丽；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命中官陈能前往越南祭祀已故越南国王；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派遣中官送占城、真腊使者返国；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派宦官赵达、朱福等人出使暹罗。 经济层面，朱元璋曾派宦官去买马。军事层面，朱元璋曾于洪武十一年（1378）派遣宦官吴诚、吕玉前往贵州总兵官杨仲名行营犒军。政治层面，朱元璋曾于洪武十二年（1379）派遣宦官陈景前往西南靖江王朱守谦处宣读谕旨。 由此可见，在朱元璋时代，宦官就已经开始参与大明政治。不过呢，这一时期，宦官的差使都是临时性的，主要还是从事服务工作。至于朱元璋为何会允许宦官参与政治又是因为，他所了解、信任的人有时候就只有身边的宦官。 只能说，相比防止女主干政，预防宦官之祸只是朱元璋的一厢情愿。 等到了朱棣时代，宦官就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由于朱棣在靖难过程中，部分宦官对其提供了巨大帮助，且有人甚至立有军功，所以朱棣在即位之后就自然对这些人进行政治分红，据《明史》记载：“内臣都逃入其（燕王）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委任。” 比如，永乐元年（1403），内官监李兴奉敕出使暹罗国；三年（1405），派遣太监郑和率领舟师下西洋；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址；十八年（1420），置东厂，令敕事。  宦官政治始于成祖时期 图源/剧照 这里多说一点，在靖难战争期间，宦官之所以大批逃往燕王军营，一个是因为朱棣的主动拉拢，最主要原因还是朱允炆对宦官的管理比较严格，造成了宦官在关键时刻站队燕王。 由此可见，宦官已经由洪武年间的临时性差使进一步发展为地方常驻官员。对此，《明史》也说得非常明白：“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当然，朱棣重用宦官还有别的原因，比如：其在南京没有根基；其皇位是通过发动靖难战争从建文帝手里所夺取，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地方官的信任；藩王逐渐被边缘化。 为了控制天下，朱棣就只能重用比较了解又经过考验的宦官，将宦官作为皇权的延伸。 因为靖难战争，宦官群体快进式的切入大明政治，这是由特殊情况所导致的，而宦官此后成为主角又和大明的政治失衡有关。 大明初期的政治是藩王、勋贵和文官三驾马车的并驾齐驱，相互制衡，在朱棣赢得靖难之役即位称帝之后为了防止藩王复制自己的行为，于是就将藩王边缘化，大明政治成为勋贵和文官的相互制衡。等到土木堡之变勋贵基本被团灭之后，文官就瞬间一家独大，皇权的压力骤增。 这里多说一点，王振之所以能够绑架英宗就是因为明朝皇帝在成长的过程中宦官是对其陪伴最多的人，由此造成他们不仅在感情上极度依赖宦官，甚至价值观都是被宦官所塑造。为什么大明总是量产荒唐皇帝，就是因为，像英宗、武宗、神宗、熹宗这些皇帝都是被太监带大的，素质自然高不到哪去。 也就是说，明朝初年是皇权压制宦官，明朝中后期是宦官反向塑造、控制皇帝。 当皇帝的综合素质不能应对冗杂的政务时，自然就对他们小时候的玩伴委以重任，这就是王振之所以能左右英宗意志的核心原因。 在失去勋贵的制衡，文官一家独大的现实面前，大明皇帝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内朝以制衡外朝，而明朝皇帝发展内朝也只能以宦官为援手。 可见，明朝的宦官政治本质上是由靖难之役和土木堡之变这两场战争催生出来的。 当皇帝以宦官为主力打内朝这张牌时，宦官的权力比重就再次被加重，甚至被委以顾命大臣的重任，比如，英宗朝的司礼太监牛玉、孝宗朝的司礼太监戴义，穆宗在遗诏中正式任命张居正与宦官冯保同为顾命大臣。为什么神宗对冯保比较畏惧，就是因为对方顾命大臣的身份。 同时，宦官还有了军权。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命司礼太监与兵部同掌京营军务，为什么宦官曹吉祥能够联合石亨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复位，就是因为，其在景泰中分掌京营。 成化以后，司礼太监提督京营就已经成为定制，其中，京营中的四个卫就直接为御马监所掌控，以保卫皇城。  明朝的宦官是有军权的 图源/剧照 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御马监作以介绍。御马监掌控皇城警卫的要害部门，既掌兵符令箭，与外廷兵部相关，又掌四卫勇士，与外廷都督府相关，还分管草场、皇庄，既是内府管军队的，又是管内府财务收支的，设掌印、监督、提督各一员。 同时，东西长、内行长这些机构也为宦官所控制，宦官由此有了侦察刑讯的权力。 也就是说，批红权、兵权、侦察刑讯权，由顾命大臣所形成的威望使宦官群体成为大明皇帝制衡外朝的内朝，属于皇权的延伸。 只要外朝和内朝保持平衡，那么大明皇帝就完全可以实现垂拱而治躲在深宫之中享乐，这就是明朝中后期为什么总是出现不问政事的皇帝的核心原因。 等到双方的平衡被打破之后，内外朝博弈所造成的持续内耗又将大明拖入泥潭之中，无药可救，这是后话。 总之，宦官政治是大明皇帝在政治失衡的情况下为了制衡外朝而打造的内朝，属于皇权的延伸。 当然，人际关系是由双方地位所决定的，宦官也因为权力比重的不断加重其在人际关系中也逐渐成为主角，据史书记载，永乐年间，宦官到五府六部办事去的时候，在距离府部官一丈远的时候就作揖行礼，在路上遇见公侯驸马的时候也要下马立于道旁。但在万历天启年间，宦官却已经能够随意驱使府、部官，公侯驸马在遇见他们时，不仅要回避还要称对方为翁父。大臣呢，甚至要跪拜宦官。宦官权势之隆由此可见。 为什么明朝末年会出现魏忠贤，原因就在这里。 最终，大明也因为宦官的一家独大导致政治严重失衡，文官和宦官的长期博弈所造成的内耗不断腐蚀着大明根基，使得大明在内忧外患中轰然倒塌。 由此可见，朱元璋虽然在建立大明之初就对宦官政治是严防死守，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宦官成为大明政治的主角。 大明的宦官之祸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属于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 宦官问题，最终还要等到清朝进行彻底解决。 写文不易，看完记得点个“赞”。谢谢！ / 推荐阅读： /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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